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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旭卿:忆周铁铮老师

忆周铁铮老师
   
            ——纪念周老师逝世30周年
   
作者:秦旭卿
   

    
周铁铮老师不幸逝世三十年了。
      
1953年我考进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一个专业基础课就是“现代汉语及实习”,是当时的讲师周铁铮先生担任教学。接着周先生又教“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一连教了我们三门课程。
   
他中等个子,单瘦,留西式头,带白边近视眼镜,声音清亮,说带长沙音的普通话。每次上课,他总是微笑着走来,一进教室就往黑板上写字,告诉学生当天上课的轮廓,然后进入正题。他的黑板字是行草,总夹有几个规范而好看的草书,如“教”、“办”(繁体)、“段”等的草写。我们常在下面照着写。下课铃一响他就停止讲课,走出教室,从不让学生留堂。除了教课,周老师还指导学生的汉语课外研究小组,10多个人,我和王大年、成克莉、黎焕华、彭庆达等同学,都是其中的成员。
   
我又是课代表,所以有机会去周老师家里。记得第一次我是跟黎焕华去的,那时他租住在麓山馆,阴暗潮湿,进去的时候,周老师正在一间大而无当的厅里吃晚饭,他的母亲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周老师一边吃饭一边同我们谈问题。
   
后来,周老师搬到老至善村5号,一个半四合院,跟他的岳父杨树达先生隔壁而门相对。有几次我刚走到门前坪里,杨先生眼睛鼓鼓地望着我进周先生门,没有打过招呼。后来想,是不是杨先生怕我耽搁他女婿的时间,所以那样地望着我?
   
周老师讲课时,经常引用列宁《哲学笔记》的话来解释语言现象,我便向他借了此书来研读,我记得周老师在扉页上题了一首七绝,只记得一句:“展卷欣逢万世师,……”把列宁尊称为万世师。此书我当时读不太懂,没有读完就送还了。
   
周老师在教学的同时,还努力研究、著述,1954年与孙良工先生联名在全国大型社科杂志《新建设》发表长篇语法论文;1957年出版了《汉字和汉字改革》、《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五十年代初期是创造性很强的好书。当时中文系的老师正式出版自己著作是很少的。
     

    
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在全国高校中文系科,现代汉语是新设的课程,没有大纲,没有教材,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依循。周老师一边教学,一边编著,1953年至1955年就完成了约50万字的《现代汉语》讲稿,陆续铅印散页发给学生;后又分三大册装订送全国各高校中文系科进行交流。那时还没有统一的现代汉语教材,这是一部创新的编著。分引论、汉语的形成、词汇、语法、修辞、句读法,还有语音和汉字另册印行,各章都有独到的见解。
   
下面仅举一例说一说。
   
周先生给修辞学下了一个定义:修辞学是研究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法则的科学。
   
这个定义在此之前没有人这么说过,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是不可动摇的。八十年代以后,有的著名的修辞学著作还借鉴了这个定义。如:周秉钧教授1981年1月出版的《古汉语纲要》说“修辞是讲加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王希杰教授1983年12月出版的《汉语修辞学》说:“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这些表述和铁铮老师给出的定义都只有个别词语的差异。我这里说的是借鉴,说明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后来居上也是必然的趋势。
   
总之,修辞学这一部分,在五十年代初期是站在时代前面的,它作为交流教材,遍及全国各高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可惜来不及加工修改,正式出版,就因作者被捕入狱,而被扼杀了。
    
 
    
周铁铮老师是杨树达先生的得意学生,又是他的爱婿。杨先生在《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中多次写到铁铮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如:
   
1945年3月6日,撰《甲骨文四方神名与风名》,说:“此文四神名皆关草木及(本是山下一个兀)、彝二字之读,皆门下周铁铮之说。周请余为文论之,余因推广其义,成此文云。”
   
1945年,3月17日:“周铁铮因余此说疑《尧典》之星鸟亦当为星,如此则与星火、星昴、星虚同指辰次。说可通也。”
   
1951年,7月14日:“周 铁铮随中央少数民族考查团到零陵……”
   
1955年1月5日:“铁铮代作一书与郭沫若,请其审查《金文余说》。”
   
1955年1月8日:“中华书局寄《古书句读释例》15册来,赠铁铮、秉钧。”
   
1955年2月9日:“文史馆送到王启湘代校《汉窥》(汉书窥管)3至7卷,增订《小学论丛》1至3卷,略翻阅,交铁铮校标点符号。”
   
1955年7月22日:“科学院语言所开会讨论汉语规范问题,请出席。余正踌躇,又得罗书,云万一天暑不能出席,请与师院商量别派一人代表出席,以湖南只邀余一人也,因与铁铮谈之。”
   
 杨树达先生1956年逝世后,周铁铮又为其整理《积微居金文说》并作校语,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杨树达先生慧眼识贤才,在世时,他曾经亲笔写信向湖南师范学院领导推荐周铁铮,并建议改善住房条件,以利于他的研究和教学。这封信的底稿,杨先生夹在自己的书中,80年代,我在师大图书馆5楼借古籍时从一本杨先生留下的书中发现并且仔细读了了一遍,原封不动放回书中。但是后来再去看时,就不知所终,殊为可惜。
    

    
修辞学界有湘派修辞学之说,周铁铮、周秉钧两老师应该是湘派修辞学的承先启后者。
   
修辞学界在讨论修辞学学派的时候,南京大学著名修辞学家王希杰教授提出了一个“从杨树达到李维琦”的命题。他论述了自杨树达《中国修辞学》、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以来湖南修辞学研究的发展情况和学风。他着重讨论了李维琦、秦旭卿、王大年、王玉堂、李运富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他说李维琦的贡献,在于他在《修辞学》一书中创建了古代汉语同义修辞学新体系;他和王玉堂、王大年、李运富则在《古汉语同义修辞学》一书中对这一新体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秦旭卿的《修辞·语法·文章》(与王希杰合著),重视修辞学传统和地域特色,“在当代修辞学家中重视地域传统他是第一人”,他有研究湖南修辞学家的系列论文,宗廷虎在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中多次引用秦先生的文章。王希杰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修辞学中有一个湖南师范大学学派(湖师大学派),或者叫做湘派修辞学。”(王希杰著《汉语修辞论》第470———473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后来又有学者写出专门论文,进一步论述湘派修辞学。
   
王希杰先生等所举的那些研究者,都是周铁铮、周秉钧两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而两周又是杨树达先生的弟子,而且是得意的弟子,他们的著作中都继承和发展了杨先生的修辞学说。他们是杨、李之间的承先启后者,他们是李、王、秦等的老师。这不是从形式上来说的,而是从实质上说的,没有二周的培养、亲传,湘派修辞学就不能形成。所以周铁铮先生、周秉钧先生是湘派修辞学的中坚力量。由于两位宗师的修辞学说淹没在他们的教材中,所以被疏忽。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所以郑重在这里提出来。
   
1958年以前,湖南师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包括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四个课程,还有方言调查,都在一起,周铁铮先生是教研室主任,他为教研室的创建和发展,是没有少操心劳力的,他的汗马功劳不能抹杀,今天文学院的历史上也应该为周铁铮先生写上一笔。
    

    
湖南省政协《湘声报》(2007年12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一根绳子,两条人命》,是写湖南师大中文系主任李祜先生夫妇在十年浩劫中自杀事件,其中有一段谈了周铁铮先生的被捕和死亡。作者李蟠教授说:
   
周铁铮被捕一案,迄今令人不解。据说此人是一个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是杨树达的得意门生,最佳的学术接班人。杨先生想将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大女儿嫌他是书呆子,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二女儿给了他。周铁铮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究,曾经追求过他的女朋友,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这本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湖南师院外语系的老师谭顺,也是其中的成员。奇怪的是谭顺并未受到任何追究,而周铁铮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956年,杨树达先生去世时,就在追悼会后,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革命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但不到一年(实际是二年多———引者注),周就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同他离了婚。……周铁铮在劳改中表现良好,提前获得释放,并在农场就业。1965年回到长沙后在一家街道工厂就业,靠磨铲子维持生活。
  
周铁铮老师服刑期间和回到长沙市街道就业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师大几乎一无所知。最近我听老同学岳麓书社编审胡渐逵先生讲了一个镜头: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在长沙市一条小街上,看到周老师在扫街,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远非当年的雄姿英发可比。但胡渐逵还是认得出来,于是走上前喊一声:“周老师!”你说周老师怎么反应?周赶快摇手说:“不,我不是老师。”胡渐逵说:“您是我的老师,我还要去看您呢!”周老师随即拒绝,说:“千万不这样。这就害了我自己一个人算了,不要害了你们!”
  
这是何等惨酷的场面,真是不敢偶语了。不堪回首啊!
   
“1978年元月2日,周铁铮老师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中,已半身不遂,在勉强用火钳夹藕煤时,不幸把破棉裤露在外面的棉花烧着了。等到被人发现时,他已被烧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了。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老师王石波教授告诉我,听说周先生的难友把他的遗体送往火葬场,往焚化炉一送,还看见他的眼睛一张。……何泽翰教授在世时也对我说过这个情况。
   
此情此景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一颗蕴藏巨大潜能的学术星辰就被摧毁了,就这样陨落了!
  
呜呼!哀哉!
    
 六
    
这里还要补一下“积微翁”。
   
积微翁何许人也?就是杨树达先生。杨先生以《荀子》“积微者箸”而把自己的书斋取名积微居,因称自己为积微翁,把自己的回忆录称为《积微翁回忆录》。
  
 前面引文说:“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革命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了。”杨老先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面子?
   
只要看看他逝世时的讣告给他加的头衔就知道了: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而且,毛主席非常崇敬他,曾三次写信致候、三次招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都打来唁电;湖南省省长程潜,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等等,都来送葬。
   
这样的学者、长者,难道面子还不大吗?
  
 所以,一直到现在,湖南师范大学还为杨先生立塑像,还把二级学院命名为树达学院。
   
但是在1957年就不讲面子了,把他的三个儿子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更把冤案加到他的爱婿、他的爱生头上了。杨先生在九泉之下能够不为他的儿子,他的爱婿、爱生周铁铮鸣冤叫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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