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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溯流与返回

溯流与返回
   
--作者:苍耳
   
被回忆

有一种回忆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被强制的,如同埋在土里的一嘟噜地瓜被连根拔起。在年底的阵阵寒流中,“皮诺切特之死引发骚乱”的新闻标题类似记忆的致幻剂,将我强行挟持到1973年9月的某一天,那是另一个时代展开的肉体和现场:在皖南山区一个叫陵阳的地方,我最早读到了“皮诺切特”这个名词。

但皮诺切特这个词进入皖南山区,跟南美的马铃薯在那儿生长不一样。它倒有点像一片罂粟,在《参考消息》的头版上随风摇动。这种报纸在当时仅限于内部发行,身为下放干部的父亲可以订阅到它。当时我在陵阳中学读初中,第一次接触它时便读出了兴趣,那里面似乎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但,“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这样的事件,对一个懵懂少年显得太过复杂,而对一个闭塞的中国村庄又显得太过遥远。军机呼啸着向总统府俯冲轰炸,爆豆般的枪声从每一个铅字下面迸出。民选总统阿连德且战且退,一直退守到无处可退的悲壮顶楼,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在曹家湾那两层老宅的天井下,我读到了这篇喷溅血腥的报道,并且想象智利那布满弹孔的总统府顶楼比这儿的天井还要高,那布满火烧云的利马的天空肯定比陵阳更炽热。但我的周围静寂得能听见井沿野草被风刮动的簌簌声,以及野雀子栖停在脏玻璃上的声音。

有一件小事不能不说。记得有一天读报时,我听见母亲在门楼叫了一声。我跑过去一看,母亲惊魂未定地说:“哎呀吓死人,一条菜花蛇从顶梁掉到膀子上,冰凉的哟。”但那蛇竟已逃之夭夭,再看顶梁上的燕窝垮塌了一角。原来它顺着柱子和梁桁爬向燕窝袭击小燕子。因为门楼的正门并不常开(大都走后院的小门),它在实施图谋时,母亲拉门闩的声响(她大约是到河边捶衣罢)惊骇了它,于是就在仓皇中掉了下来。这种事过去还真的从未发生过,但这所老宅里有不少蛇是确切无疑的。听村里人说它们以食鼠为生。我在楼上读书时,时常听见板壁内家蛇攀爬柱子时发出的咝咝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幽昧状态。它与我近在咫尺,可是彼此却看不见。但它肯定能闻见我的气味,而我能根据咝咝声的长短判断它的大小。为了反光和装饰,我们在板壁四围糊上了党报和《参考消息》,可日子一长便发黄了,室内还是昏暗如初。如果有关智利政变的那张报纸也糊上去了,那么我与蛇之间就不止隔了一层板壁,还隔着一层报纸,甚至“皮诺切特”。

被回忆有点类似逆水行舟,感觉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他向发黄的年代泅渡。那么,这足以使被回忆的图像与当下那种怀旧的蓝调区别开来吗?当窗外汹涌而来的物欲的喧嚣声将内心的声音压到最低时,被回忆如同一阵不得不来的豪雨和激流。

当然,1973年陵阳的秋天还是斑斓的、高远的、敏感的。崇山峻岭围抱着这儿,霜降来得比别的地方要早。这年秋天,我和同学拿着镐在山上找砖头,因为学校要自建食堂,要求每个学生“贡献”几立方砖石。河滩上的鹅卵石早被捡光了,有的就到河里去摸。更多的只能到山上挖了。其实,挖到的大青砖都是墓砖,谁不知道荆棘丛中的老墓都是地主富豪的祖坟?有道是“富贵陵阳镇,风流谢家村”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阴潮气和植被根部散发出来的青涩气。我们非但没有谁感到不吉利和恐惧,而且还有些喜气洋洋。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况且从灵魂深处爆发的红瓤子已长满了脑瓜子。不过,对这种大青砖,我倒很好奇。当时土窑烧出来的都是红砖,是清一色的、死蟹般的红。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无法找到那张旧报纸了,因为它所贴的那个墙壁已不复存在。很多往事沉没了,淡忘了。但皮诺切特之死却引发了智利的骚乱。据报载,皮诺切特政变后有3197人因政治原因遭到杀害,2.7万人被捕入狱。可是皮氏生前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他本人也从未表示过任何忏悔。他死在世界人权日,而我的回忆则撞在了陵阳的岩石上!被回忆是那只被吞食的小燕子,它在虚无的蛇腹里仍能继续飞翔吗?一些过去年代的老苔藓又从水中浮现,比如我想起了这样的细节:家中朝南的小院子常年见不到阳光,但有一年母亲养了一群鸭子,我每天从田间水沟捡拾螺蛳喂给它们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肥鸭们却脚瘫了,不能站立,更不能走动。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好多年母亲仍记得这件事,她说:螺蛳是寒性的,吃了过多的寒性之物,偏瘫是注定的。

气球飘飘

我在读唐·巴塞尔姆 ① (①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em)(1931.4.7—1989.7.23),当代美国著名后现代派小说家。主要作品有五部长篇小说,十部短篇小说集。他的名言是“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的形式”。) 的小说《气球》时,忽然感到气球这玩艺也是不好对付的,弄不好还会令市政官员尴尬,伤透脑筋。它的悖理行为究竟是幽默还是反讽,我一时也说不清。但作为一个信奉并实践极简主义原则的作家(这一直是他的建筑师的父亲所恪守的),“减少、简单、集中”的座右铭,已使他在小说中大量省略掉了一些内容和内情,以至于我那点可怜的判断力,只能在“充足了气的表面”“蹦蹦跳跳”并“摔倒在地”。当然,对这只“无目的性”的气球,作者还是比较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它“膨胀”的过程:那只气球从十四街的一个地方向北膨胀,在人们的酣睡中伸展到公园并横罩广场上方,第二天上午它甚至已覆盖了四十五个南北向的街区,以及东西的一片不规则地区。这只气球“大部分涂着不扎眼的深灰色和褐色,反衬以红褐色和浅黄色。……加上故意地不作最后涂饰,使它的外表显得很粗糙、不起眼;内部的重量上下波动,在很多个部位上小心地调节着,将这个庞大的变形的形体定在空中”。按作者的说法,它是“膨胀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在想,如果巴塞尔姆的气球出现在我童年的天空,说不定会吓坏我以及周围那些迷恋气球的人们。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准确地说,是从假设中引出的假设。事实上,当我偶然看到六七十年代的旧片中闪过的镜头,甚至也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构的但却坚硬无比的感觉:那些齐刷刷的手臂、林立的旗杆、攒动的人头和飘飘欲飞的气球,以及触目惊心的标语和呼啦啦的鸽子,它们是被怎样奇特的逻辑链维系起来的呢?至于我自己,一个置身其中的小小个体,是否也是在这种比我的生命强大无数倍的雄辩的推理力量中出生并长大的呢?现在看来,从那些强烈的气流漩涡中旋飞出来的气球,它们并非一戳就破,或者一松手就飘得无影无踪。它们也许收集并提炼了世界上所有隐匿与虚浮的“轻”物质,使下坠的、类似花岗岩下面的生存以及落叶,变得丑陋、肮脏、不堪忍受,以至于我在追寻仍在过去时光中飞驰的童年和少年时,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爱气球!

气球的确有许多优点:轻盈,飘逸,优美,喜气洋洋。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还具有任性的、激情飞扬的狂想式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祖母为我吹气球的时候,她的脸随着红气球逐渐膨胀而更加苍老,皱纹绽开,以至于那干瘪却又鼓起的腮帮隐于红气球后面时,我只能看见缕缕白发贴着球面颤动。每当我想到这个细节,我就触摸到那些个风起叶落的阴沉的下午。后来,我亲眼看见戴红箍儿的一群,为首的当然是居委会主任,她领着一帮人,拥到我家门口,勒令我的祖母限期离开省城。祖母站在门口,大约感到太突然,一时慌张得不知所措。我在楼道里靠墙站着,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我听见祖母嗫嚅着,似乎还在分辩什么,因为牙掉光了,吐字也不清,但迅即被异口同声的“你是富农分子,要回乡彻底劳动改造!”这句口号极响亮地镇服了。我记不起来当时我的手里是否拿着红气球,但我的脸色肯定像一块旧报纸。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复杂而压抑的矛盾心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对一个少年而言,他不可能将一种糟糕的心情维持多久。他开始沉迷于一种怎样使气球不会炸掉的奇特想法。

在随后而至的“省革委会”成立的那些狂欢的日子里,我被“丢”在长江路边上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尽情玩耍,并爬上高大的法梧鸟瞰游行的人流。有一天早晨,某个楼道里发现一个死去的女孩。一些老人和妇女蜂拥在那儿,那暗灰色的小脸和散乱的头发被我从密密的人缝里看到:那简直像从灰堆里捡出来的,正在干瘪的,灰蒙蒙的气球。人们在唏嘘,摇头,窃语,只是没有人认领,也没有警方出现在现场。可能正因为此,这么多年来,它似乎是与特定的时空无关的死亡事件,而造成这种死亡的蛛网般的细节也隐没在那个夜晚所捂紧的黑暗之中。

作为“缺席”的历史事实的现场目击者之一,我那时只是对同龄人的死亡本身感到莫名震恐。大人们都说街上有“拐子”,甚至说,不要相信那些给你气球玩的人。这显然对我摩挲气球的触觉造成了某种潜在影响:它的细腻、鲜嫩、圆润如同满月之婴的皮肤,若干年后竟让我生出阴冷潮湿的手感来。

巴塞尔姆在设计他的心爱的气球时,显然无法顾及到这种事实,并且他的气球庞大、敏感得有点过分,以至于它“以轻微之极的压力抵在大楼的一边,贴得那样紧,气球与大楼好像化为一体”,从而引来了孩子们在气球面前“蹦蹦跳跳”和“欣喜若狂”。但我却据此认为,巴塞尔姆也许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纯粹是基于一种虚无,一种饥饿,因此才将气球画得如此之大,让虚弱而又小心翼翼的人艳羡不已。将近三十年前,我们全家下放在江南的一个极为偏僻、封闭的乡村。村庄上清一色的草屋,远远低于气球飞起时所必需的高度。气球突然从我习惯的世界里消失了。这种洞开的空无也许更为真实,而光秃秃的真实也许更为可爱。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当母亲在河边剖鱼时,我看见白色的鱼鳔在水流中飘浮。我不知道能不能将它视为世界上最小的气球?它来自一个只能用腮呼吸的、小小生命的内部。也许鱼们就是借助它们来想象水流以外的事物,并决定浮游的远近深浅。除非你杀死鱼,否则你不可能拿走它。

后来,我对周围显现出来的事实感到惶恐:这儿的大肚子病、粗腿病、粗脖子病的确不少。它们在人体的不同部位膨胀、鼓突,表皮被绷得水亮又光滑,浑圆如球。它们迫使生命慢慢沉坠下去,像从果核内部烂掉的落地果一样。对乡民而言,沉坠不过是向泥土更靠近一步。反过来看,沉坠也可以说是一种飘升,它轻得叫人无法承受。毫不讳言,我所触及的软组织在时间的流逝中已成为坚硬之物,如果此刻我不是用另一种触须去抚摸它的话。

在苍黄的、闪着零星爆竹声的旧历年底,我看见杀猪佬正在桶架上,“吹”着一口肥猪。他用嘴巴对着一只蹄子吹气,腮帮子鼓得不能再鼓,眼珠子也凸得不能再凸,于是那口猪便胀大起来,栩栩如生。这时杀猪佬便抖着一根细绳,一把将蹄关节扎紧,不让气一溜烟跑掉。杀猪佬干得多么巧妙!根本用不着巴塞尔姆所谓的“把往里充氦气的唧筒藏了起来”,以及“官方不能查明入口处———也就是注入气体的地方”。吹气,看来并非仅仅气球需要,在昏暗的地面,凡需要它的都蛰伏在那儿,包括那个釉黑粗壮的吹火筒,只需一口气就可将死灰吹燃。

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放牛娃竟然将吹得滚圆的猪尿泡,拿在手上玩来玩去。看上去,那玩艺也能在空气中飘飘荡荡,似乎并不比气球逊色多少。在偏僻又封闭的旧历年底,尤其在阵阵“丰收”的锣鼓声中大队长和社员们喜气洋洋的时候,用那白色的、有点臊味的球体来庆祝一番,肯定是热烈的、极为别致的。也许巴氏会怀疑那个放牛娃有点“后现代”的味道,但我坚定地相信他是纯朴的,只是有点顽皮,并且他可能还是一个文盲。他怎么能知道,一个飘飘荡荡的猪尿泡,在民间野史中也能擦出一点意义呢?当然,那个放牛娃肯定已经长大,说不准还当上了村长什么的,但他决不会告诉我,那个可爱的“白色之球”延续了多久,它是何时爆炸的。

巴塞尔姆已经死掉了。他在写作中过量地抽烟而得了喉癌。他变得不可救药。“我们喜欢里面有大量废话的书”,他借作品中的都市小矮人如是说。他的《气球》依然飘在世上也是不可救药的,因而会令一些“持敌对态度”的人头痛和发窘是自然的。其实,“移走气球很容易,铰接式卡车拖走了瘪了气的那层皮,现在它将被储藏在西弗吉尼亚州”。他临走之前,毕竟在结尾处作了交待。而我想寻找的只是被枯枝桠扯住的干瘪的老气球皮,以及另一些爆炸后残留的碎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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