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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


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   

--作者:丁帆

   

年前的一次聚会上听现任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兄说,朝内的大院要拆了,不由得心间悸动了一下,三十年前的许多往事涌上了心头。

1984年冬至1985年夏,我随叶子铭先生前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茅盾全集》文论十卷的编纂工作,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倒不是那个院子有多么气派(那院落与人民出版社共有,甚至显得有些寒酸、狭小与破落),而是见到了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和文学家,心中十分感佩。虽然各个编辑部就挤在进门右手的那栋在80年代尚不显得陈旧的大楼里,但人气还是很旺的,真是往来无白丁,行走的都是有来头的文学家。在二楼的“茅编室”往下看,每一个出入人文社的人都可尽收眼底,我的办公桌就在窗前,头一伸便可看见院子里的一切,于是这里就成为我观看人文社风景的一个“窗口”。

“茅编室”

因为茅盾在中国文化与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中共中央决定追认他的党籍从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算起,所以《茅盾全集》编委会的阵容是十分壮观的,主任委员是周扬,副主任委员是孔罗荪。按姓氏笔画排名的委员里有丁玲、巴金、韦君宜、戈宝权、王瑶、王仰晨、叶子铭、叶圣陶、冯牧、冰心、孙中田、刘白羽、艾芜、许觉民、阳翰笙、张天翼、张光年、沙汀、邵伯周、陈学昭、陈荒煤、周而复、周扬、孙罗荪、欧阳山、姚雪垠、胡愈之、唐弢、夏衍、郭绍虞、梅益、曹靖华、黄源、楼适夷、臧克家。其实这个班子里一开始管事的是孔罗荪,编委会开过几次,主要事务是专家学者过问多一些,而官员人物中,时常会做一些指示的人恐怕就是黄源同志了。组建的“茅编室”是由叶子铭担任编辑部主任,早期加入的几位茅盾研究专家和学者是孙中田、邵伯周、查国华、吴福辉、王中忱,后来又调了内蒙古包头师专的丁尔刚。社里后来又调进了张小鼎和瞿勃(瞿秋白侄儿)参与《茅盾全集》的工作。那时人文社又进了一批7778级的毕业生,其中有两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李昕和刘拙松也一并入社,其中一个分配到“总编室”,一个分配到“茅编室”,进“茅编室”的就是刘拙松。当时还有两个临时帮忙的年轻人,他们专管跑资料,后来因调进了牛汉的女儿史佳,也就辞退了两个年轻人,外调资料的重担就交由我与刘拙松了,当然,拙松跑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时候更多,往往一出去就是一天,午饭都没法正常吃。

那时我们正年轻,也能吃苦,整天没日没夜地看稿一点不觉得辛苦,记得有一次让我突击编辑校勘《走上岗位》,拿到手的稿子是茅公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手稿,我几乎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兴奋中完成了校勘与编辑的,因为我的兴奋点都集中在那种无穷的窥探欲之中,就是透过台灯的灯光来琢磨、推敲、甄别、判断手稿所书写的原来的字句,这也成为我校勘所有十卷文论时的癖好,几个版本不同时期的修改,真是可写一部学术专著了,可惜的是,那些校勘稿我没有留下备份,几年后想操刀著述,却无从下笔了。我想,大约所有做编辑工作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嗜好吧,当年刘拙松也就是一个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但我常常看见他就着灯光翻来覆去地勘验,也就会心一笑了。

我在“茅编室”把文论十卷本校完编好就离京回原单位工作了,吴福辉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王中忱调往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社,孙中田和邵伯周先生基本上不驻京,而叶子铭先生则是半年驻在人文社,半年在南大工作,而常驻在人文社的是查国华与丁尔刚两位先生,随着《茅盾全集》逐步完成,非社人员逐渐退出,最后退出者大概是丁尔刚先生吧,他最后去了山东省社科院,刘拙松后来也回了湖南老家,供职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其“茅编室”日常工作和扫尾工作均由张小鼎先生担任,直至“茅编室”撤销。

当时社里抓“茅编”工作的领导是张伯海总编,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为人厚道,工作勤勉,那时的组织观念甚强,我虽为编外的编辑人员,进社工作时张伯海先生还是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无非就是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勉励年轻人的一些话,直到大半年后我要离开人文社的时候,他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也无非是感谢、表扬、鼓励之类的话,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从书柜里拿出了一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另外几部社里出版的世界名著赠送给我,留做纪念,我便匆匆结束了谈话,兴奋地溜出了办公室翻书去了。后来他调离了人文社,去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出版印刷的大专院校。

在我一生当中,最害怕接触的就是那种不苟言笑的前辈,起初我见叶子铭老师时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似乎不易近人,但是经过长久的交往,你才能感觉出他人格的热度。而王仰晨先生也是我最敬重的老编辑,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总是有一种距离感,虽然他的勤勉与严谨赢得了人文社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交口称赞,然而,我对他还是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感。当时他兼顾着三部全集的编纂工作,一是未了的《鲁迅全集》,二是正在编纂中的《巴金全集》,三是上马不久的《茅盾全集》,其精力投入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默默地扛下来了,毫无怨言。我每每向他交稿时,心中都很忐忑惴惴,生怕出错,他不多言,我也很少与他交谈,偶尔他也下楼来嘱咐几句,总是极简约的三言两语,指出勘误亦似乎是漫不经心,但你仔细回看却会时时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那种不着一句就让你一世谨记的人格力量吧。直到我离开人文社时,他也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却给我递上了一封信,虽然也是一些表扬勉励的话,但是由于形式的不同,其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深度也就有所不同。离开人文社以后也就断了音信,但是1991629日他给我来过一封信,主要内容竟然是请我帮助查一下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第49期是1976年哪月出版的,接信后我就立即查阅回复了他,我仍然像他的一个下属那样尽量快速圆满地完成任务。我永远记得他在信中写的最后一句话:“年轻多么好!愿你永远年轻!”当前些年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想起了他的这句话,不禁热泪长流,是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对青春的消费是毫无感觉的,只有他进入暮年时才会体味到年轻的可贵。当我今天走向暮年时,我才能体味到王仰晨先生这句话的分量,我只能祝愿我敬重的前辈们在天堂里青春永驻。

“茅编室”遇到的最大一次危机则是人文社的《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回忆录时将茅公在1928年脱党后,也就是写完《蚀》三部曲和短篇集《野蔷薇》后坐轮船去日本,在船上与胡风遭遇的情景描写公布于众了。那时最紧张的是叶子铭老师和茅盾之子韦韬,记得是一个有着月光的春夜,在水银泻地的人文社小院里,他俩影影绰绰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墙角的拐弯处闪现,一直谈到下半夜。其实,今天看来,那段在“革命加恋爱”的史实当中,正是我们解读茅盾许多作品的钥匙,那“混合物”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文学的开山巨制,谁说不是和这丰富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呢?而那时却是伟人之讳,今天看来是可笑之事,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岁月里人们的道德是没有想象的翅膀的。

遭遇作家

《当代》编辑部就在“茅编室”的旁边,那时的老编辑如今都已经退休或作古了,刚刚故去的刘瑛也是那时的中青年编辑,而那时刚刚进编辑部的G君,还是乳臭未干的小年青呢,他对《当代》的贡献很大,却也英年早逝了。

那年时常看见一些被称作年轻作家的人来人文社改稿,如果说是改长篇小说来与编辑部沟通,还有一个说头,而那时候一个中篇小说,甚至一个短篇小说都时常将作者从外地调进京来改稿,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出版社就是这么任性,而被呼来改稿的作家们非但没有任何怨言,而且还将此作为一种神圣荣耀和资本,向世人摆谱炫耀,真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是也,我是没有见到大客,倒是见到了那些后来变成了大客的作家。

常常在食堂里看到在改《活鬼》的河南作家张宇,他很是健谈,把修改的路数一一和盘托出,因为当时我正在从事乡土小说的研究,想起了30年代彭家煌的那个短篇《活鬼》,便建议其中书写原始人性的东西可以参照。又常常看见甘肃作家邵振国穿着一双圆口布鞋蹲在院子里发愁,愁的是他那个《麦客》怎么“开镰”。我就是那时认识的这位诚朴忠厚的西北作家的,近三十年后,我们在兰州重逢,真是感慨万千,尽管我们时而还保持着通讯联系,但是,见面回忆起往事,更是唏嘘不已。贾平凹那时已经算是不大不小的“客”了,因为我1980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贾的文章,与之过从甚密,因为我要写评论稿,平凹就把“鸡窝洼人家”系列中篇的手稿先交与我看,哪知道《当代》的某一个编辑打上门来不容我看完原稿就毫不客气地讨要,那种颐指气使的口吻真是令人发指,她还以为自己真是个人物呢,倘若不是碍着平凹的面子,我真懒得理她,这就是自以为靠着店大可以欺客的小人编辑的行状。当然,遇到大客,还是要精心伺候的,那时“当代组”的编辑夏锦乾兄正在重新编路翎的集子,而他每天都往路翎家里跑,不厌其烦地与之沟通,回来后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描述路翎的生存惨状,因为路翎刚刚出狱不久,人已经几乎呈痴呆状了,生活得一塌糊涂,每每在食堂里听到锦乾兄谈及交往中的细节,真是感慨万端,一代风流竟落得个如此境遇,悲哉。

最有意思的是蒋锡金来了!那天蒋先生从东北来,并且与我同住一个屋,这是我在人文社那段光阴中活得最精彩的一天一夜。王中忱兄本是与我住一个宿舍,因为那时他夫人已经调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所以家也就落在那里,平时他就住在家里,他在人文社的宿舍床是空的,于是平时我就独霸一个宿舍了。王中忱本来就与蒋锡金同为东北师大同事,因此让他来人文社住一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况且蒋老与人文社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那天,他是来见好友丁玲的,下午到了“茅编室”的宿舍就开始与我聊天,奇怪的是,他不喝我给他倒的茶,却从包里掏出一瓶烈酒,以酒代茶,对酒当谈起来。当然,聊天的内容无非就是两个主题:一是与丁玲的交往,以及由此而辐射到的许许多多人和事;二是谈东北作家群。在1984年,能够亲耳聆听到许多鲜为人知的老作家逸闻趣事,你想是多么的刺激啊,就像观赏情色影片一样,满足了我对作家隐私的窥视欲望。一直听他说书似的谈到晚饭时分,我要请他去食堂用餐,他坚辞不肯,说他不吃饭只喝酒。我只得到食堂打了两个馒头便匆匆赶回,继续听他开讲。一直聊到夜里12点多钟,他竟然将一瓶500克装的烈酒喝光了。他亦不讲究,草草收拾就蒙头呼将起来了,我却一直沉静回味在他那支离破碎的名人故事逸闻之中而久久不能入眠。寐至凌晨三点多钟,老蒋,不,蒋老!翻身下床,摸索着开了电灯,径直走到对门,不断敲打和拍打门板,我吓坏了,对门是一个带着婴儿的小媳妇,其丈夫是人文社的校对,恰好出差去了。俄尔,拍门声将息,少顷,敲门声又起,如此再三,声渐止,便听得哗啦啦一阵,尔后便飘过了一阵阵腥臊恶臭之味。我赶紧呼唤:蒋先生、蒋先生……未料他进得门来,倒床便又呼将起来。我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是在梦游之中呢。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又去丁玲处了,而他留下的那泡尿的气味与话题却在人文社里飘荡了好几天呢。

有趣有味的蒋先生的面影多少年来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

买书、禁书与毁书

1985年人文社处理一批在“十七年”当中出版文学作品和资料,价格相当便宜,规定每一个职工都可以购买,那天,在会计室窗口,大家争先恐后地排队购买诸如“三红一创”之类的书籍,我也购买了一大堆包括系列作品选集、资料和重版的30年代的作家作品,兴奋了一天。

更使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时任人文社社长的韦君宜决定出版的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上、中、下三卷本)即将面世,那些天这个话题让许多人奔走相告,据说能够印刷这样的“内部作品”还是由上面某一个大领导拍板的呢,作品冠以“中国小说史料丛书”出版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实在不行,那就说是“供研究和批判用”的呗。如今打开这部书,尚可见戴鸿森在1980年时所写的“校点说明”,而版权页上写的却是19855月第1版,印数是10000套,定价是12元。可见从戴氏校点完毕到“内部出版”供批判用,整整花了五年的时间,足见其中所经历的层层讨论和逐级审查是多么的艰难困苦,而印数10000套是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人民大众”之需求的,我以为即便是一百万套也是会告罄的,但当时的防扩散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于是规定只有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购买权。好在“茅编室”如我这样的普通编辑人员也同样享受了非高级知识分子优惠的购买权,于是,那天我拿到书以后如获至宝,连夜阅读。没几天,坊间就有了私下买卖被删节的油印文字本了,记得要好几块钱。戴鸿森先生在“校点说明”的第三部分的“删节”中的第一段如是说:“书中大量的淫秽描写,实是明代中末叶这一淫风炽盛的特定时代的消极产物,自来为世人所诟病。对正常人来说,只觉其秽心污目,不堪卒读。至于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污染社会的心理卫生,尤不待言。兹概行删除。具体办法是:只删字,不增字,删处分别所删字数。这样做,为的是免致研究工作者迷惑;文情语势间有不甚衔接处,亦易为读者所谅解。全书合计删去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当时我看到这里,不由得对这位冬烘先生忿忿不平起来,噢,你看过就不怕“秽心污目”,还假惺惺地“不忍卒读”,我倒是想“秽心污目”呢,为什么不给机会,我“可忍卒读”,你为什么不给条件。当然,这只是笑谈,戴先生也是无奈之辞,一切由不得他做主,此乃言不由衷、掩人耳目之辞也。殊不知,这种行为后来竟然成为名作家贾平凹在创作《废都》时运用的一种文体形式了,以此来构建一种故事的悬念,以至于达到一种商业化的宣传效应。虽为后话,却也是从中得到某种阅读的启迪。

作为我阅读中国小说的第一部色情作品,固然受益颇多,它使我懂得了文学与情色的关系,以及其描写的尺度应该如何把握的真谛。所谓“禁书”真的是与时代的观念思想密不可分的: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情色文学,其“度”是随之而膨胀收缩的。

情色作品如此,而意识形态作品也是如此,那年,人文社接到上峰的指令,将一本即将发行的《曲有源诗歌选》拦腰切断,小刘从“当代组”觅得几本,也送给我一本,被搞资料的Z君看到了,他在编辑部里转悠了整整半天,嘴里不停喃喃自语:这都是珍贵的资料,这都是珍贵的资料啊!……我翻阅诗集,似乎看不出什么有违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来,而先前我对这个诗人也知之甚少,只记得他有一篇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歌《关于入党动机》获得过80年代初的全国诗歌奖,也许就是他的诗歌涉及到了敏感的话题禁区吧,从此这个诗人以后也似乎就无声无息了,这就是那时一本书毁掉一个诗人的例证,所以我也就知晓了一个道理:即便是国家出版社,你再牛也得遵守出版界的法则。

一晃30年过去了,昔日“茅编室”的窗口即将不在,但我穿越30年的时光隧道,分明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在行进中的一束束金色阳光和一抹抹血色晚霞。

201412月至2015317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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