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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星星: 一家地主子女的人生悲歌

 

一家地主子女的人生悲歌

      --乡村档案之二

作者:毕星星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主任要登记家庭成分,让我们全班同学自报,他站在讲台上,拿着花名册登记。“贫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班上同学一个一个挨着报告。我报了自家,看到隔着一个座位那个女生趴在桌子上,捂着脸不肯抬起头来,一边肩膀哆嗦着,嘤嘤地哭。

旁边有同学替她报了:她家是地主。

我就这样认识了南火闪。

运城那一带给孩子取名,经常有看出生那天的天气的。“吼雷火闪,猛雨大点”,是老家形容雷暴雨的说法,火闪应该出生在这样一个天气,父亲就给她随便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足见他的父亲也没有什么文化,一个乡村的土财主罢了。

等到我上初中,一天在学校黑板报看到一篇范文,那是学校推荐给全校学生的,这个高中大同学署名叫“南 ”,那时我们都不认识这个“ ”字,不知道这就是“南岳”的异体字。只觉得这个老大哥挺神秘。能取这样的名字,作文肯定错不了。

回村里一说“南 ”,村里知道他的就笑了,“你说的就是随锁么。”

随锁是村里叫的小名,他是火闪的哥哥。

他们的父亲,我从小看到他,就是低眉顺眼,不敢正眼看人。1960年代开始以后,经常看到上大会批判斗争。下了会,担茅粪,扫大巷,到水利工地出公差。苦活脏活都是他的,还经常白干,叫做义务工。

这个地主,村里都叫他己卯。己卯是个干支年号,农村取名字经常这样,比方戊寅、乙未、甲辰等等。从名字看,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一个祖辈务庄稼的农民而已。

几十年以后我接触村里档案,才知道己卯这个地主,土改前家里有70亩地,22间房屋。可见撑死了他也就是个小地主。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像样的乡事。在阎锡山时代,他当过闾长,村副,不过管理几十户人家。他进过当时的“防共自卫团”,但历史记录也没有什么恶行。

我不知道老家土改怎样划定成分的,看土地证房窑证,我家22亩地,24间房子,房子间数和己卯差不多,我家是中农。可见土地多少很重要。我的邻居提起划成分,每每捶胸顿足,“我家80亩地,划了富农。我爸和我大爹(伯父)就不分家,要是分了,一人40亩,哪里够得上地主富农?遭这些年的大罪!”划成分如果这样随便,轻而易举就毁了一个家,那也太儿戏了。

自从土改以后,农村的地主富农这一个人群就成为政治贱民,“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是阶级路线,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农村的打击目标越来越明确,一有风吹草动,村民都知道拿地主富农开刀。19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天地,批判斗争地主富农更加成为家常便饭。己卯在村里,拉上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会。乡村的斗争,村民不讲政策,经常使用一些残忍的折磨手段。打骂是免不了的,我村里常常看到一种自创的刑罚,就是一条凳子顶上再架起一条凳子,让被斗人站上去,大家发言,呼口号,趁着凳子上的“坏人”不防备,主持人一脚蹬倒凳子,高高在上的那个倒霉鬼便连人带凳子摔倒在地,经常跌得鼻青眼肿。这样的会,己卯参加过多次,以后再开会,大家高呼“上凳子”,己卯就吓得尿到裤裆里。

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残酷斗争,当然株连到他们的子女。除了连带批判,政治上的侮辱歧视也是压得你抬不起头。入党提干招工这些好事和他们无缘,稍微不注意,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就扣上了。平时,他们也是铁定的落后分子,批评敲打那是客气的。

己卯知道在乡下当农民,就把孩子捂死了。他千方百计努断筋骨要供儿子上学。随锁的学习成绩也还遂人意。1950年代,农家孩子上学的还很少,己卯决意供随锁在本村读了小学,又到东三里村读了完小。完小毕业,随锁考到舜帝庙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随锁考进远近闻名的运城康杰中学。在我们那里康杰中学鼎鼎大名,考进康中,几乎就叫做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随锁康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1964年上半年,他在临猗县中学补习复读,这就是我和这位大校友的一段短暂交集。复读大半年,随锁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这就只有死了心回家当农民。

几十年以后我看到随锁的档案,才知道他没有考上大学,也曾经悲观失望,认为这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影响了自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随锁的怀疑不无道理。到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再绷紧,突出政治突出再突出,农村的地富子女是很难被大学录取的。我上高中时,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每当填表,好多都小心翼翼填上“地改”“富改”,那是摘了帽子的地主富农的意思。像己卯这样还戴着地主分子帽子,他的儿子要想进大学,那是难于上青天。

随锁一回村,立刻尝到了地主子女的滋味。

那时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很少,像随锁这样的名牌中学毕业的更少。而队长都是些一字不识的粗人笨人,有时难免起点争辩。于是随锁的档案里就记载了这样的评价:“高傲自满,目中无人,看不起贫下中农,不服从队干的领导。”

和队长有争吵,就是“辱骂污蔑革命干部”。

社员也不放过他,有人私下揭发,随锁给大队菜地浇园时,偷吃菜地的洋柿子(西红柿)黄瓜。

随锁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大闺女都不愿意嫁给成分不好的。经人介绍,随锁只好找了一个二婚。

队里盖马房,媳妇要回娘家,随锁给队长请假一晌。下午没回来,队长立刻让随锁去叫,天黑了也要叫回来。

最危险的是,凡地富子女出点事情,一概以思想反动来推论。大事小事或者本来不是什么事情,都上纲到十分可怕的程度。

生产队开会,随锁随意在一张纸上乱写人名,写的是一批近代历史名人,可巧,里头有蒋介石,这还了得,有人看到了,随锁吓得立刻找到工作队坦白。

那时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干完活全队讨论谁该得多少工分。有一个贫农社员上工没有带毛选,队干主张评得低一些。随锁随口说:北大有一个美国教授,思想反动,国家还给他高薪呢。这也遭到大队小队驳斥,最后的结论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反动教授和贫下中农类比,影响极坏。

随锁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地主老子。1964年他提出和己卯分家另过,己卯早年就死了老婆,全指望和儿女在一起,这会儿最小的儿子闹分家,己卯气得吐了血。但是有什么办法,为了孩子的前途,己卯答应了。从此这个家就是己卯一人住一人起火做饭,随锁和火闪兄妹相依为命。一个完整浑全的家,分成两个小家。村人无不叹息。

随锁为了表示自己彻底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向大队表决心:

“他气得吐血,我也不给他看病。”

“我结婚,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置办,不要他管。借债也不要他还。”

“我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我给他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父亲。他也说,我不靠你,你不靠我,生不养,死不葬。”

随锁的决绝,现在看来太没人情人性。换到那一个阶级成分决定人生前途的岁月,我们应当能够理解这个地主儿子的残忍和无奈。他要过正常生活,他不要歧视侮辱,他就必须舍弃亲情,残酷地和生身父母一刀两断。他要表现,给社会看,给领导看。这个表现也许有点过分,在全国一片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在那个沾上地富成分就终生不得翻身的岁月,他下手有些狠,我们还是要原谅他的幼稚莽撞才是。而己卯,他自己再受苦,只要孩子从此和自己这个地主脱了粘连,他还计较什么呢。

随锁这些义举有用吗?虽然那时也喊“重在表现”,地富子女的表现却是没有什么分量的。除了树立几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装装门面,绝大部分地富子女依然生活在祖辈的巨大阴影之下。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摘帽地富仍然是地富分子。划清了界限又怎样?他还不是你的老子?生在地主富农家里,这是你的原罪。大队专政指挥部让随锁填表,“家庭成分”这一栏,随锁还不是只能填上“地主”。无论怎样卖力洗雪,无论怎样出格表现,甚至亲手把老子推上祭坛,做出一些当政者鼓励的禽兽之举,换来的仍然是怀疑和敌视。1960年代一直到“文革”,多少地富分子的家庭,都演出过这样的绝情悲剧,都曾经被阶级斗争这只巨大的手撕得粉碎。革命的大熔炉,正在加温燃烧。为了救赎自己,地富子女不惜向亲人施暴,以换取进入革命队伍的准入证。如此这般,能够脱胎换骨吗?斗争毁灭了亲情,在祖国的巨大版图上,高头村这一角,不过随风起舞,人狂我狂。

大队将随锁内定为专政对象,指定随锁做出检查交代。随锁交代了自己不服从领导,不安心农业生产,想当小教,说反动话,偷吃队里黄瓜西红柿等等罪行。最后向全村保证:

以上都是自己对党、对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大的犯罪,对不起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自己的精心培养,辜负了贫下中农对自己的期望。我还很年轻,毛主席、党和人民绝不会将自己放到社会主义大门外的。我也绝不会执迷不悟。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保证:

一:坚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二:坚决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革命干部的话,服从领导,坚决站在贫下中农一边。

三:在劳动中绝不挑肥拣瘦避重就轻,一定服从分配,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四:遵守法纪,绝不容许偷盗和违犯党的一切利益的事情发生。

五:以上由广大贫下中农监督,争取重新做人。

随锁这样检查,看得出,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村里,他的日子已经十分难过。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乡村早婚,火闪也到了嫁人的年龄。不敢挑拣,在邻村申村找了个对象,小伙子叫刘丰年,也是成分高。人家不挑剔她就谢天谢地,她就这样匆匆嫁了人。

兄妹俩没有想到,1968年,才是他们的噩运。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到这年5月,全国掀起了“群众专政”高潮。“群众专政”是1968年的热词,指的是把专政对象交给人民群众。过去,对地富反坏的专政,都是通过专政机关进行。逮捕判刑关押戴帽子,要通过公检法审查,刑拘也只有公检法有权行使。“群众专政”了,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专政权,在村里,也就是由贫下中农和全村社员行使专政。这实际上是公开号召在底层滥施刑罚。在乡村,一场大规模的非法拘禁、私刑、拷打甚至残杀由此掀起狂潮。对付农村四类分子的惨无人道的肉刑多发生在这一时段,肉体消灭也是常见的事情。湖南、广西等地农村肆意残害四类分子,造成和平年代的大批无辜杀戮,几十年后终于大白于天下,让人们领略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和血腥。高头村,也在狂风中颤栗发抖。

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小队社员揭发,说己卯家里藏着枪支手榴弹。

戴帽地主,家里私藏武器,当然十分危险。公社大队非常警惕,几次找己卯谈话,己卯不承认有枪。一群人到己卯家里搜查,就那么几间房子翻了个遍,搜不出来。大队又找随锁,动员随锁配合。全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告敌情。随锁在大会上保证,三天交出枪来。回到家里,随锁白天黑夜动员说服,讲明只有交枪才是唯一出路,无奈己卯一直说没有藏什么枪。随锁给大队治保再做汇报,说己卯“狡猾抵赖,死不承认”,要求把他“交给大队处理”。

大队把有嫌疑的四类分子集合到关帝庙,集中拷问己卯的藏枪。审问在关帝庙大殿进行。大殿的大梁上,一根粗绳子穿过,一头五花大绑捆了己卯。“说,枪藏在哪里?”不说?那头绳子一拉,呼啦啦己卯就吊上了屋梁。吊起,放下,再问,还是没有。呼啦啦再吊起。关帝庙的大殿,呵斥和惨叫声响成一片。

悬空吊起时间长了,己卯的两条胳膊疼痛难忍,实在支撑不住了。他乞求,能不能落落地,让我的胳膊歇缓一下?

大队干部拿过一杆红缨枪,咔嚓朝地上一插,矛头的木杆正好栽在己卯的肛门附近,他说:坐上,歇歇吧!

己卯就这样,肛门顶着木杆,胳膊总算能吊得轻些。

那人狞笑着问:怎么样?这会儿觉得合适了吧?

己卯认真想了一下,回答说:嗯,好像比将将捏个强一些些。

这是当地的一句方言,好像比刚才稍微强一些些的意思。

有一根尖细的木头橛子顶一顶,已经是享受,是恩惠。人要痛苦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换一种刑罚感恩不尽?

己卯的这一句名言,从此传遍全村。

这是高头村的一个著名典故。每当人们需要用一种残酷的手段缓解痛苦的时候,会学着己卯的声调,说:嗯,好像比将将捏个强一些些。

己卯受不了刑罚,隔天放出,在村南一口井跳井自杀。

那是他的地,土改前就是他的地,土改后再分,还是他的地。井也是他家的老井。他被自家的财产要了命,是在196864日。

村人把己卯打捞上来,连忙给火闪报丧,火闪赶来,跪在尸体前大哭。大队干部在一边训斥:

己卯与人民为敌,死了活该。你还哭?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

火闪止不住哭,一边抽泣一边诉说:我造了啥孽,怎么托生到这样一个家啊!我是哭我哩,我哪是哭他哩啊!

火闪是哭她爸?还是哭自己?这父女二人的命运,哪一个,不值得善良的人们痛哭一场!

村人招呼随锁兄弟把老人埋葬了。随锁害怕大队,推脱说自己已经“划清界限”,不能埋葬这个地主分子。架不过村里人劝说,还是出面把父亲埋葬了。

己卯死了,批判己卯的声浪却是没有止息。大队做了个纸扎人,一张纸条子写上“地主分子南己卯”,贴在纸人身上,继续声讨批判。同时,不断给随锁施压,要他交代那些私藏的武器。随锁无奈,几次找到大队为自己辩屈,又一次义正词严给大队写了保证:

我向广大的革命干部,向广大的贫下中农保证,我绝没有也绝不敢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自从革命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出南光荣隐藏枪支弹药后,我问了他好几次他都不承认,我也知道党的政策的宽大,交出来无罪,我也下决心把它搞出来,只要有就非搞出来不可。所以在红卫兵大会上我向大家保证三天交出枪支,当天晚上回来就没有睡觉给他讲政策说服,只有交出来才是唯一出路。不交出来死路一条。他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那天早起,我就对大队干部说了,大队说你回去再好好动员。我回来接着给他讲道理,讲政策,他一直顽抗,死不承认。第三天我找到大队,请交给大队处理,大队答应了。这次他畏罪自杀,是带着花岗岩脑袋进坟墓,是应得的后果。请广大的革命干部贫下中农相信我,我没有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党培养了我十几年,我也知道党的政策的宽大,我是绝不敢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的。请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监督我吧,我绝没有隐瞒南光荣的枪支弹药。

随锁一口一个南光荣,南光荣是谁?不知道己卯的大名,谁能看出他是在指说自己的生身父亲?“文革”时期逼迫地富子女和家庭“划清界限”,这中间一个个不认亲戚朋友,不认生身父母的悲惨故事,把一个民族的人伦关系毁灭到极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千千万万个家庭,正是那个时代的彰明昭著的恶行。

几十年以后回忆,高头人说,己卯哪里有什么枪支弹药?那些都是谣传。如果有,己卯怎么会跳井自杀也交不出来,大队反复搜查也搜不出来。己卯拼着一死,只能说明他没有什么枪,也没有什么弹药。几十年来,己卯的老院基几经迁建,挖地丈深,谁曾见过枪支弹药?凭借一句谣传,严刑拷打逼人致死,这是“文革”年代最为惨无人道的革命壮举。像己卯这样的地主,即使在民国时代有过剥削,土改已经斗争,至“文革”20多年的屈服改造也算还了孽债。然而在出身论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农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地富分子,也只能又一次拉来祭旗再做牺牲。五月专政的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多少无辜的底层贱民惨遭打杀,天地永远记着这个畸形岁月发生的悲惨的故事。

19685月,高头村还有一个四类分子跳井自杀。在村里,他小名叫染儿。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乘着全国的大势东风,随锁兄妹找到公社县里,要求落实政策,给父亲的死有一个交代。几番奔跑,1978年,临猗县革命委员会以临落复字第221号文件形式,给己卯的案子作了答复:

关于南光荣死亡问题的结论

南光荣,男,死年58岁,地主出身,戴帽地主分子。本县李汉公社高头大队人。解放前曾充任伪闾长、村副、自卫队长并参加过阎匪暗杀团等。文化革命中,在审查其历史问题期间,于196864日投井自杀。

这个落实政策的结论好没道理。谁个不知道南光荣是投井自尽?问题是他为什么投井?好端端的他会投井?他担任过闾长村副等,按政策够不上历史反革命。所谓防共自卫队,也没见有什么行为。他这样的人,死得活该吗?

曾经和好多历史学者探讨过“文革”平反问题,大家都说,最冤枉的要数农村的所谓四类分子。走资派错整了,右派错划了,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农村的地富反坏,却是整了就整了,没见谁给你平反,没见谁领过补助。国家赔偿远远没有覆盖这个人群。农民,说到底,还在下等公民之列。平时受尽侮辱,死了命也不值钱。

随锁兄妹的出头之日,是在隔年的1979年。这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文件,给农村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地富子女呼吁公正待遇。那个文件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文件认为,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改造,绝大多数地富分子都改造好,应该统统摘掉帽子。至于地富子女,以后不再和地富家庭出身挂钩,他们的身份一律认定为“人民公社社员”,“在入学、招工、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表现,不得歧视”。与这个文件配套,公安部也同时发文,要求迅速贯彻中央决定,“要把群众评议,报县革委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得很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情办好。”可以看出,最高领导急于处理好这一个群体的国民待遇问题。从顶层到全体国民,我们意识到对于这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欠了账。从上到下急吼吼地落实政策,解放这些几十年屈身为奴隶的人们,你能感到国家的某种歉意,能感到对于30年政策偏颇的深层思考。

掀开千斤巨石,洗去政治烙印,屈辱和猥琐一扫而光,随锁和火闪兄妹,迅速投身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土地承包了自家种自家收,不用再看队长的脸色了。农民也能做生意了,长途贩运不叫投机倒把了,雇工也不叫剥削了。随锁、火闪刘丰年两口,立即动手,操持办厂。火闪丰年在村里办了个手套厂,制作皮手套,给外贸加工出口。厂子很是红火,雇了20来个人,车间几十台工业缝纫机嚓嚓嚓响着,加工厂的工人统一作息吃饭,一时蛮像样子。两口子不甘心小打小闹,接着又搞药用南瓜粉加工,包地收南瓜,加工成一种治糖尿病的原料,一时也很畅销。火闪夫妻和村民签合同收南瓜,大队几十亩地连片,南瓜产地有些规模。夫妻俩在村子里,也是踩得山摇地动。

商品经营当然有风险。随锁在东北伐木料,尝尽艰难困苦。隔年又和儿子承包汽车跑运输,终于因为不熟悉车况,赔了本。车子拍卖,还账了事。

随锁跑车,村里用老戏台子抵押贷的款。这个时候,乡信用社追着还款,不还款就拆房子。随锁远在东北,千山万水之外写来了求告信:“我今年苦干加巧干,一定还账。至于房子,就别拆了。拆了也卖不了几个钱。盖,可是要脱几层皮的。”当年的创业艰难和起步风险,随锁和火闪兄妹都是写照。

1980年代初期,改革呼唤出头鸟。像随锁火闪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他们有能耐,也有气魄。一旦摆脱了政治重负,他们的能量立刻像火山爆发喷涌出来。他们大功不成,村里有人笑话他们,更多的人们投去的却是敬佩的目光。八十年代,改天换地的八十年代,新时期号召放开手脚,大部分农民却还是不敢动弹。那时乡里村里上门动员办厂办企业,只要你答应,立刻提供贷款。可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谁敢要这笔钱?公社干部和村干部常常因为放不出贷款犯愁。随锁火闪丰年他们,就是那一批敢于出头的人。在乡下,他们是第一个动手吃螃蟹的敢于冒险的闯将。这需要见识,也需要魄力。也是长期被压在底层,让他们有改变地位的强烈愿望,有豁出去拼一把的勇气。这时,长期遭受压迫一转成了地富子女的优势。这一个人群八十年代初期的大胆出动,至今依然是历史上空的一抹亮色。

火闪丰年的南瓜粉厂,也遇到难关,南瓜烂在地里没人收,厂子破产,丰年躲债不见了踪影。

厂子履行破产手续后,火闪和丰年离了婚,嫁到了运城。这个男人有工作,她从此住到了城里。

火闪不藏不掖,高调走完了自己的离婚结婚程序。依照乡俗,她在娘家高头村请了十几桌亲戚朋友,宣布人生第二春开始。

火闪离婚再嫁,村里多说火闪的不是。依我说,这是火闪的自主选择。这也是面对人生重大问题,地主女儿南火闪的第一次自主抉择。在那个“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一个地主女儿,怎样生活,怎样言行,由得了她吗?稍微越雷池一步,各方面的打击干涉就纷至沓来。你只能在社会的监视下低眉顺眼循规蹈矩。这一次,火闪终于放开手脚给自己做了一回主。既然每个人的人生选择都未必尽善尽美,我们为什么要求火闪举手投足闪闪发光?她不过为自己打算,碍着谁了?她乐意尽可随她。

火闪丰年和随锁这两家的最后一次合作,是给小学生印刷作业本贩卖。丰年不懂经营业务,只是憨胆大,放任在外营销的业务员吃回扣。这一回,厂子可是赔塌了,彻底拔锅倒灶。随锁也在外推销,丰年指责随锁收账不交钱,由此闹了意见,断了亲戚,一家人反目成仇。

这一年高头村正月二十五古庙会,刘丰年也来了。他不为赶会为闹事。在高头村村委会门口,他张贴了一张大字报:

众位乡亲听我言,我是申村刘丰年。

随锁和我是亲戚,互不说话好几年。

劝我办厂他牵头,一心给我跑外头。

他今富得流了油,我的光景到了头。

生意赔了我认栽,不该收账不还钱。

随锁是个什么人,大家替我多宣传。

从这个大字报看,他们已经闹得很僵。至于其中的衷曲,谁又能说得清。村里人说,这就是把两家的丑事摊给大家看,把随锁损了一顿。两家从此交恶,随锁兄妹也从此断了来往。

丰年死在九十年代,随锁死在前几年。他们死后,他们的儿子颇得先祖家风,生意做得风风火火。随锁的儿子在晋北开熟食店,在太原买了房子,已经定居省城。火闪的儿子在运城开着一个灯具店,做霓虹灯灯箱,在运城置办了两栋小楼,一栋住家,一栋办厂。他们都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城市移民。两代人的接力,终于填平了上一辈的政治陷坑,现在,后人骄傲地面对新生活,从他们眼里看出的,是平等和自信。

关于地主南光荣,他们都知道得很少。毕竟他们是孙子一辈了。

在运城找到火闪,她住在城中一栋小楼里。一层摆满了长长短短的铝合金条子,有机玻璃构件,那都是制作霓虹灯的加工原料。她也68岁了,和孩子住一起。

刚开春的时候,她回过一次村里,娘家给大嫂过周年,随锁的儿子也回去了。

他们见了面,没说话。

随锁儿子说,我姑就不理我。

火闪说,我是他姑哩,他不叫我,我能叫他?

看来这两家的恩怨,还延续到了下一代。从饱受欺凌到扬眉吐气,从相依为命到形同陌路,50多年来,这一家地主兄妹,走过了坎坷曲折的人生之路。品味一下,让人五味杂陈,感叹不止。从凄风苦雨的艰难时世扶携着走出来,又在发家致富的大潮里结了怨。此时暮云四合,星垂平野,看得出,火闪,心有千千结。

曾经的岁月有温暖,却是血泪相合流。今日,他们早已不再困在一洼涸辙,他们的天地无比广阔。展望辽阔的海域鸢飞鱼跃,那又何必俯首低回,怀念苦难。或许人生动如参商不相见,毕竟他们是在各自的水域尽情地遨游,理解他们吧,今天终于有能力相忘于江湖。

(作者说明:文内引用文字均来源于高头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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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68期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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