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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 关于苏联电影《人与兽》的记忆


关于苏联电影《人与兽》的记忆

--作者:彭小莲

   

1956214日至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于莫斯科召开的20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就是后来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因为“报告”的出笼,苏联的文学和电影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写的《解冻》重新被人重视,这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学/艺术时期的开始,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卢新华的《伤痕》一样。他们小说的标题,直接成为那个时期作品类型的代名词。

于是,在“解冻”的气候下,苏联出现了大量不同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的电影,包括我们熟悉的《第四十一个》(丘赫莱依,1956)、《静静的顿河》(格拉西莫夫,1958)、《一个人的遭遇》(邦达尔丘克,1959)、《伊凡的童年》(塔尔可夫斯基,1959),然后格拉西莫夫又拍摄了道德三部曲:《人与兽》(1962)、《记者》(1965)、《湖畔》(1970)。苏联影片就此重新为电影定义,他们开始排除阶级性对人物关系的设置,试图表达人性复杂的价值意义。于是很快,《人与兽》进入中国。那时候,我的母亲朱微明正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职俄文翻译。一天,她接到任务,去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为《人与兽》做同声翻译。对于母亲来说,这变得那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父亲的“反革命”身份让她在厂里抬不起头。虽然她只是接受一个翻译任务,可是这任务的安排,已经寓意着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组织对她的重视。因为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小礼堂放映,一般都是上面有重要人物要来,是他们在点名看片。这是属于内部放映,非同一般。

今天看来,真实的状况里,并不一定赋予它那么多“被重视”的意义。可是当母亲长期被人歧视,在翻译了70多部苏联影片以后,几乎很难在演职人员的名单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时的那份屈辱,时时提醒着她的“历史污点”,就是没有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社会,她必须为自己找到合理的生存定位。所以,下意识里,她会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来掩饰现实。一个职业性的工作安排,会让她变得快乐,我们小孩也会因此感受到家庭气氛的变化。那终日朝北没有阳光的小屋,突然有了生气,母亲开始在那里翻箱倒柜,我站在边上也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把压箱底的深蓝色全毛哔叽的列宁装拿出来了,当衣服套在她身上时,浓郁的樟脑丸味道扑鼻而来,它替代了香水味。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早就忘记了香水的意义。她穿着这身衣服,不像一个知识分子,更像党的干部。但是,她是真的快乐,于是,那双小羊皮的靴子,也被擦得锃亮。一贯严肃的母亲,这一天却对我们笑容可掬,大概是因为这身打扮,让她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或许她由衷地有一份骄傲和快乐。总之,她对着我们孩子在微笑。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在外面玩,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因为我不喜欢我们的家,家里有一种无声的压抑,黑黑的屋子,破旧的家具,那些从单位租赁来的桌子板凳,犄角上都会被打上一个小铁皮,小铁皮上写着家具的编码号。屋顶上吊着一个40瓦的灯泡,有时白天都开着灯,电线会在空中晃晃悠悠,把别人的阴影投在自己的身上。回家就要趴在那里做功课。父亲在劳改,母亲是不坐班的,所以她整日在家背对着我们,趴在她的小桌前不停地翻译;那时候她似乎有永远都翻不完的东西,因为她正偷偷地翻译着苏联小说,挣外快贴补家用。为了不让单位里的人知道,她改用了一个笔名,叫方煜,意思是“微明”,这是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所以在家里,我们是不能随意发出声音影响母亲工作的。一个被社会鄙视和唾弃的童年,不知道被人尊重是什么感觉,低人一等变得很正常。只是,母亲要去给重要的人物做同声翻译,这些事情也会让我们有一种“被抬举”的感觉。那天,我早早地回家了。母亲依然背对着我们坐着,在那里翻译,可是,从她的背上都能读到快乐,因为她没有脱下那件全毛哔叽的列宁装。妈妈问我:今天怎么那么早就放学了啊。

我问妈妈:你的同声翻译译得好吗?

她假装平淡地回答我:还行。他们都听懂了,就是我老是把野兽,念成“也”兽,开始他们不大懂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了。因为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好。

电影讲的是什么啊?

讲啊,讲的是,老虎狮子都是有兽性的;但是兔子的胆小、懦弱,也是一种兽性。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人性。

人性是什么?

人性就是有思想的,和动物不同,会想事情;是有道德和良心的标准。

好深刻啊!于是就是从这似懂非懂的一刻开始,我对格拉西莫夫充满了崇拜。后来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学校放《人与兽〉,我特别激动地到处跟同学说,这是我妈妈翻译的。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可是童年的记忆、虚荣,一直渗透在血液里,似乎这些虚荣的意识,可以颠覆我被歧视的感觉。我早早拿着小马扎到食堂里(我们的内参片都在食堂里放映)。一出来的演职员表上,我没有看见妈妈的名字,后来看片子就老觉得不踏实。影片结束,全场都在鼓掌,而我还是在滚动的字幕栏里寻找母亲的名字,最终没有看见。灯亮,一个同学走向我:没看见你妈妈的名字啊。我说:他们就没有翻译这一栏。同学又说:配音演员、配音导演的名字都在上面。

这种被人拆穿的现实,让我无地自容。《人与兽》的故事早就忘记了,似乎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片名却刻在我心里。我只能在灯光渐渐亮起来的食堂里,掩饰着自己羞辱的表情。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为什么没有她名字的缘故。但是那时,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这才明白,母亲从来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工作状态,只知道她工作努力,颇有成绩。实际上她一直瞒着我们她被人侮辱和被损害的一面,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自尊心需要安抚,还有她自身的矛盾,她年轻时追随革命,那理想主义的信仰,却在有一天毫无准备的时候,被现实撕扯得四分五裂,她战战兢兢地生活,为了抚养还未成年的五个孩子,更多的时候,她是要为自己无法解释的生活目标努力。

但是,我们的记忆是屏蔽的,我们想不明白这些事情,宁可不去想它。那纯洁得毫无瑕疵的主义,怎么会把她的身份沦为阶下囚?那时候,她总是口口声声跟我们说:相信组织!她有事,就会向组织汇报,为了党的事业,她随时准备放弃个人的一切。但是,事实上她又不是这么单纯,她始终没有跟父亲离婚,也很真诚又很有分寸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她说着报纸上的套话,不断教育我们;同时又不断地嘱咐我们,必须学会一门技术,千万不要问政治,自己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人与兽”的故事,变得如此的遥远,可是,回忆往事的时候,却让我意识到兔子的兽性,是被集权塑造而成的。即使她/他并不希望具有这样的兽性,可是她又有多少勇气和胆量去完成自己的人性?她连思想都不敢具备,甚至只是默默地将思想保留在自己脑子里,她也不敢。她后来跟我说,总有那些监督的眼睛,贴满她的全身。“文革”结束,父亲平反,母亲老了,长久不敢去思考的脑子生锈了,她还是好几次试图翻译俄罗斯小说,可是她自己都发现,她的文字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光彩。那些屈辱的岁月,不真不假地做人,最终磨蚀了她的才华和思想。

在读苏联电影史的时候,却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像这个出生在1906年的格拉西莫夫导演,他几乎经历了完整的斯大林时期,他是从戴着面具,扮演苏联忠诚公民的角色开始的。1948年成功拍摄了《青年近卫军》,纯粹的斯大林精神作品,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真诚和忠贞不渝,你会相信,这一定是发自导演内心的作品,否则即使这样主旋律的电影,怎么依然打动我们?

可是十年之后,他却同样真诚、深刻地拍摄/完成了长达三小时的《静静的顿河》。他是如何在内心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思考?即使在斯大林(1938-1941)的大恐怖时代,他活下来了。他做过告密的事情吗?他被陷害过吗?因为从19351941年,他的拍片履历是空白的。他是怎样面对当时每天的日常生活?那时候,他的良心是否被折磨或者充满恐怖?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老年?他自编自导的《湖畔》里那个长得胖胖的、一点都不好看的女孩,那是否是他自己的化身?影片描述了一个乡村姑娘爱情的迷茫。她长得很不漂亮,脸上甚至还有着雀斑,但她让周边所有的男人都为之着迷。她善良,真诚,聪明,善解人意;导演拖着我们这些观众,一起进入他的认知,深深地爱上了女孩,爱得很迷茫很犹豫。最后是女孩离开了村子。那是1970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虽然政治上是残酷的,可是,你还是会闻到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气息,那些真情之间的难分难解的痛苦。在社会主义农庄的体制下,女孩爱上了有妇之夫,她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断然地选择离开村子。在她要离开的时刻,她走向图书馆,把书还了,那个年轻的管理员很沮丧,他问她:真的就这么走了。女孩回避了管理员的目光,她看着窗外说:我会回来的,等我坚强一点的时候,我还会回来的。

于是,我们看见那无尽的盘山公路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载着女孩走了。不知道她走向哪里,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影片结束。这是一部黑白片,上下两集,导演不紧不慢地描述着那个时期村子里的细节。细腻的光影、讲究的构图、精致的摄影……看得我泪流满面。这让我想到,波兰导演波兰斯基说的:我愿意伊芙琳(他导演的美国影片《唐人街》里的女主)在最后死去,因为我认为,在这部表现腐败与不公的影片中,我们不需要充当伸张正义的人。我认为,必须让好人失败,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时仍然因不公而感到失望。我还记得在《鼠与人》(刘易斯·迈尔斯通,1939)的结尾,我是如何痛哭流涕,记得影片留给我多么根深蒂固的回忆。倘若影片结局圆满,倘若伦尼未被杀死,我就不会哭,而且无疑会在几天之后忘记这部影片……当时我十四五岁,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我对好莱坞一些成年人竟不懂得这项原则而惊讶不已!

于是,格拉西莫夫多留给我的,也是根深蒂固的记忆,或许那个女孩的迷茫,正是他自己对良心、道德的迷茫。多想知道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有时会像一面镜子,照清我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人与兽》讲的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和它有关联的东西,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

2015/2/18于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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