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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柳荫:最后的“晋察冀诗人”


柳荫:最后的“晋察冀诗人”

--作者:邵燕祥

大家都知道柳荫为人淡泊,从不伸手讨要什么,晚年退居家中,日常生活,他也从无所求。亲人已经习惯,他除了到街头散步,往往从早到晚窗前独坐,读书,沉思,再就是在稿纸和便笺上写着他一位老友取笑的“中学生的蝇头小楷”,这表明他视力不弱,下笔认真,更证明他是在用他“心灵的脚步”逡巡着,漫游着,追索着。
    
家人和朋友都知道他总在写着什么,但并不确知他在写诗。
    
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柳荫诗稿,发现曾经注明的最早写作日期是1978年。那已经是“文革”以后,他到了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压了他几十年的,他孜孜以赴却又曾招致“罪名”的工作责任,开始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
    
回首平生,他想到的是时间和生命。
    
他在《时光》一诗里这样写道:
    
你比我们居住的世界要古老,你比天上的星辰都要年迈,你的阅历不知有哪个能相比。可是,你的心胸永远年轻、热情又率直。
    
你把人们带到尘寰,又送来清晨,送来黄昏。每个清晨都给人一次/新的生活希望,而每个黄昏又启迪人/把希望寄托又一个清晨。
   
 ……
    
无论古圣先贤,还是当今智者,还不见哪个能改变这个常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你那里,也不曾有过去时/两个同样的清晨,同样的黄昏。
    
在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岁月里,柳荫几乎是以他暮年的全身心,伴随时光倒溯难以磨灭的记忆。记忆是一个人生命的家园,也是诗的渊薮。
    
他出生在吉林扶余的农家,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他十几岁流亡关内,像比他略长几岁的孙犁那样,先是在北平古城蹲图书馆,卖稿,求职,扩大了生活和文学的视野,学会从政治上盱衡抗日救亡的全局,找到了组织关系就奔向延安。
    
柳荫惜墨如金,他没有在暮年诗作中写下关于延安后方的记忆,却一首又一首地恋念着他在晋察冀边区投身山地游击战的日子里共患难同战斗的人们。连续几个夜晚,跟敌人穿插行军,寻找战机的路上,多少次在村庄外,山弯路口,都会遇到黑影幢幢里闪出的民兵,指引着他们绕开地雷小心前进,于是一声轻轻的“辛苦了,同志!”换来同样轻声的乡音:“你们也辛苦了,同志!”(《相遇》)这两句成了终生难忘的话语。也还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月夜,游击队员们费力地撬起一块巨大的磐石,覆盖在一位他们同龄的女卫生员阴冷幽暗的墓穴上:“生前,没能从敌人手中将她夺回,死后就让她安安稳稳躺在这里吧。”(《在那有一块大石板的地方》)
    
我们读过留在《晋察冀诗抄》中那些当时的诗作,这些四十多年后追忆往事的长歌与短章依然清晰地复原了现场的情绪和氛围,就以这样质朴无华的叙事,倾诉了并非仅仅是怀旧的情愫。这些作品比当年的现场之作,有所不同的是加重了时间的分量,如《我的一个青年战友》中有这样几句:“他的战斗历程太短暂!但我相信:他所爆发的生命的光芒/足够使那些专为自己猎取私利,夸饰个人声誉的羞愧难当。”这是当时不可能产生的感慨,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作的道德谴责。
    
但所有涉及抗日战争的作品,都记录了侵略者的暴行。《昨天的故事》写了一个十四岁的“报信少年”被日本人残酷地剁掉了右手食指,为的是不让他再有扳动枪机的可能;而《两界岭下》追念的是一位不止一次在看场屋里热情接待他往来留宿的满仓大爷,是为全村看管粮仓的一位孤老,一次战役后重过旧地时,场屋已成废墟,人们告诉他,老人被日本兵投入烈火烧死了。许多年后,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当地的后生,问起原地为老汉埋骨的坟茔,回答的是支支吾吾……
    
柳荫深情眷念着晋察冀的死者与生者,他在六十年代上半期不止一次表示过极想回到抗日老根据地探望那生死与共的老乡们,那舍生忘死掩护过他们的老房东,现在能吃得饱吗?但种种原因所限,似乎始终没能成行,成了永远的遗憾。他常想起为了把生路让给乡亲和战友而把敌人的火力吸引向自身的年轻战友,脱险后来不及打听他的下落,就进入新的战斗,这位战友只能以传说的形式存在着(《每个人都有一度大好年华》)。他还常常想起,在一次战斗的间隙,他走过战场,路旁山坡草地上躺着一位战士装束的年轻人,像在小憩,却是身卧血泊中(《纪念碑》)。柳荫想,烈士们并没有默默地离开我们,“在山区,过去的战场,有数不尽的奇峰峻岭,都是直接参战者,目击者,它们将亘古长存”,他期待着这些巍巍群山成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无名战士、忠贞儿女的“纪念碑”。
    
那是柳荫在事过四十年后的朴素愿望;至今已近七十年,我们面对柳荫的诗稿,如同面对一方纸上的纪念碑。
    
柳荫在晚年缅怀青春时,也写下了《风暴间的宁静--战地生活偶忆》这样珍惜和平生活的温煦的画面:
    
战地生活,也伴随有宁静的时分。
当敌机投下的炸弹,风暴般扫过,
山村气息,如同岩边小河水波粼粼
顿时恢复了自在、安详,有韵律地
继续向前缓缓流淌。时近黄昏
炊烟绕上山腰,家家生火做饭。
一连声悠长、低沉、喑哑的吆呼
“牛回来喽!”牧人跟在牛群后面
看着它们到村口兴冲冲地四下散开,
朝向各自熟悉的柴门、栏圈归去……
就这样同村人一起,镇定而坚毅
迎送战火会随时烧来的日日夜夜。
    
一只母鸡兴奋的咯答咯答地叫着。
隐藏在秋阳山阴下,一排茅舍,
村人清早离家下田抢收庄稼去了,
携带着镰耙、瓦罐,户户门窗紧闭。
一个子弟兵路过井台给战马饮水,
唿地,惊起道旁悄悄觅食的鸟雀。
十里外,昨夜不断地传来枪弹声,
人们习惯了在战斗中生活、劳动,
没谁顾上来向战士询问火线敌情,
唯有那只母鸡咯答咯答不歇啼叫,
回荡在淡淡秋阳下的山峦河谷间,
打破这硝烟漫空的小小村落的寂静。
    
这里战斗间歇片刻宁静,烘托出敌后军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和平的向往,不惜与敌拼死战斗、争取和平生活的决心。
    
更有《久没有听见红枣的赞歌了》那样的激情之章,反复轮唱着“大红枣啊,甜又甜……”“哦,甜甜的大红枣啊……”那丰收季节的喜悦之情,那子弟兵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欢欣鼓舞,共渡难关抗战到底的同仇敌忾信心百倍,真的叫“一条心”,这是历史的机缘。亲历者是幸福的。
    
柳荫在抒写晋察冀这个第二故乡的同时,也几度梦回远在风雪迷漫中的关外故乡的童年。他写《故乡的风》,写《带露的草径》,写《冬晨,在我出生的地方》,写《春天,忆童年》,又写春夏秋冬四季的《故乡风采》,他忆念故乡山里人夜间执着艾蒿绳点火上路,又惦着老家集市上的繁华的吆喝声,这是日本入侵前的印象了。老年柳荫在诗里说:“即便是颗顶小的种子,对自己的乡土/也怀抱一个铺满茂草繁花的梦。”
    
柳荫是独子,故乡已无亲人。但他后来一直没有回乡一温童年的旧梦,也许是跟没能重返晋察冀山村一样是平生的遗憾吧,但他如果回去了,他又会说些什么,写些什么呢?
   
如果从1978年算起,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柳荫浸沉在对晋察冀战斗岁月的回忆中,他的诗思总是在山地行军、接火、休整中的战友和老百姓身边萦绕,却不是慷慨激昂的倾诉,而是抱着悼亡和怀旧之情,记起这样那样难忘的瞬间,温情脉脉地絮语衷肠。就像他的《风暴间的宁静》让我们想起孙犁笔下白洋淀姑娘媳妇们在月下编苇席,柳荫更多的诗让我们想起孙犁《山地记忆》等篇章。
    
现在的年轻读者,了解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在充分肯定了正面战场的生死决战的同时,对敌后游击战争在牵制日寇方面的作用往往不屑一顾,又由于“文革”期间大量电影禁演,反复上映《地雷战》《地道战》激起的逆反心理,以致对日寇封锁、扫荡下抗日军民的冒死抗争,也相应地持冷漠的态度: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所谓矫枉过正吧。据我当时身在沦陷区有限的了解,日伪当局仅在华北发动的几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矛头所向直指不堪忍受亡国奴的命运,而奋起抗日救亡的所有中国人,特别是这些穷乡僻壤的农民处于多方的劣势,但不甘束手就死,为了保命、保家,而千方百计抵御外侮,包括可能条件下利用地雷、地道与敌周旋,打麻雀战,骚扰敌人,有胜有负,有先胜后负,小胜大负,一旦败于敌手,难逃被屈辱、遭屠戮的厄运;敌军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一而足。当然,在敌后的屠杀,一般以村为单位,卷入的人数无法与正面战场尤其是大会战造成我方军民的伤亡相比,然而,试想,同样死于日本入侵者枪下的中国军民,即使只有一个人,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背后是一个有老有小的家庭。何况罹难者是你一起日夜转战的弟兄,是你寄其篱下为你做饭打掩护的房东一家和邻里乡亲!
    
柳荫终于把他对那些年代同甘共苦的生者与死者的忆念,都留在纸上了。
    
最初写作始于“文革”结束,不排除对“文革”中反“党内民主派”等倒行逆施的抗议和辩诬的驱动,但决不仅限于此;与此同时,柳荫间也写诗谴责革命营垒中进行政治投机的小人,不排除“文革”中的世相使他有不能已于言者,但他的写作动机也决不仅限于此。他是以历经磨难而终未泯灭的良知,把生活中可见的善恶,化为诗中的美丑,这就有了普遍的意义。
    
如他写的《外套》(这个标题叫人想起果戈里的同名小说,是偶合吗):
    
他的外套,里和面/可以翻转着穿。
今天这家办喜事,他穿红的衣面赴宴。
明天那家办丧事,他翻穿黑的衣里吊唁。
不管什么气候/都是“适合时宜”的人;
要红就红,要黑就黑,脸色都不需变一变。
    
这是比较含蓄的,另如《沉默与喧嚷》虽是借“知了”作寓言,却忍不住“卒章显其志”:
    
“知了,知了!”/喧嚷,沉默,一切服从气候。谁能知道它们究竟悟到了/什么样深奥的“哲理”。
    
在《历史会说得清的》和《诚实》二诗中,作者也都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如后者:
    
一颗诚实的心,有时也会受辱、蒙难,敢于面对这样的命运,才能做个诚实的人。
    
这是柳荫为人的自律,也是他为文为诗的准绳。完全契合中国的传统道德。章学诚说:“修辞立其诚。”经过“文革”这十年把“瞒”和“骗”集其大成而登峰造极的磨炼,柳荫在重新执笔的时候,选择了从教条和官话回归良知与初心。
    
我们看到的,柳荫最后的诗,是从1995年至1997年的《淡笔散句》到1998年、1999两年的《八四拾句》《八五拾句》,共三百五十余首,作者称之为若干则。
    
这三百余则“散句”写得十分自由。长者达数百字,短的只有一行,如《笼》:“一只鸟笼,一部囚歌。”有的略呈格律化,但不拘绳墨,有的却是道地的散文诗。柳荫一九九五年在卷首写过几句“题外语”来解题:“淡笔,淡话的别写;散句,非文非诗的拟名。顾其所云,思维陈旧,且不合章法格律。草草记下,借与师友略通心息,不足为外人道。”
    
他在这里说的“心息”,乃自铸新词,却表明他的心态已经完全放开,只求表达如意。看来,他随时在沉思中有所得,已不暇仔细雕琢,只求把稍纵即逝的思绪、意念捉住,让它鸿爪留痕,所谓“不足为外人道”,犹如钱锺书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之事,或切磋,或推敲,或无言默契,或相与一笑而罢。
    
柳荫也曾把这些散墨题作“涓思录”“忘言草”“岁忘草”等,总之他已从写作感性的诗走向反思的诗,从抒情言志进而向知性倾斜;这是我们在其他称为“晋察冀诗人”的笔下没有看到的,一是那些当年入选《晋察冀诗抄》的作者,主要活跃于青春,于战时,如陈辉且早已牺牲,田间、红杨树(魏巍)、曼晴以至孙犁等或虽仍写诗而别有关注,或已弃诗从“文”(小说,散文)乃至从政,还有一些人则中途搁笔。这样,经历了战后的极端年代,直到晚年,回首以诗笔总结人生的,我以为,来自晋察冀的老人,其唯柳荫乎!在临近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2014年、2015年之际,他可以作为最后一位也是终身的“晋察冀诗人”进入现代诗史。
    
我说过,由于种种机缘,我有“晋察冀情结”,但我对当年边区文艺界活动和文学创作没有系统的研究,不得其详。对柳荫,我也仅知他似只有作为《晋察冀日报》记者职务写作的报道性稿件见报。不知他当年曾否发表过诗作。以他晚年写诗一入手就显示了诗艺纯熟,则年轻时打游击、当记者时,必定曾写过诗,然因限于战时条件,也因他一向低调,或只藏于背包,或偶与战友分享,几经战乱,恐怕多已失散了。这是殊为可惜的。
    
但他晚年勤奋笔耕所存的数百首诗(我是把他的“淡笔散句”,视同泰戈尔式的短诗的),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他的这些作品,也为一代晋察冀诗人填充了在二战后写作的空白,而且,我们跟着柳荫的诗笔一路走来,可以见证直至二十世纪末,这位晋察冀老战士的痛定思痛,与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这原是当年晋察冀诗人们和投身敌后抗战的知识分子们的灵魂之所在吧。
    
也许柳荫自己并没有充分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笔之于书。但他越到后来,对这些作品的珍视,越是远超他对平生从事新闻广播的功业的重视,纵然他未必像另一位老延安曾彦修,把几十年(除去反右划入另类后二十年)从事宣传、出版领导工作,归结为一句话“办公而已”;但柳荫显然如他在致友人书中说的,对那些纠结多年的功过,早已淡然。他后来四分之一的生命,实际是专注于写他自己这些长期秘而不宣的分行或连行的文字了。
    
我想,柳荫晚年反复甄选、抄存这些作品,不是工匠对自己制作的器物和饰品的把玩,他是在不断审视他写给自己亲人,子女,更是写给历史,写给一代代离他的时代越来越远的后人的遗嘱啊。

2015年是柳荫诞辰一百周年。让我们领会柳荫晚年这不曾明说出来的一片深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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