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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坚:那场早春的登岛斗争

那场早春的登岛斗争

--作者:沈坚
   
也是现在这样的早春天气,而北国边陲却寒冷得多,积下一冬的冰雪,到四五月份之后才会融化。3月的江岸,依旧朔风凛冽,冰封千里,皑皑一片,宁静而萧瑟。然而,身处三十八九年前的黑龙江上,则已无此闲情逸致来品赏这等诗情画意,倒是处处感受着严酷对峙和紧张的气息。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一带接连发生的血火冲突,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人们纷纷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些过去从不为人在意的远东边地荒岛,不知道这两个昔日的社会主义兄弟之间还会闹出什么大事来。毕竟,从60年代初正式拉破脸皮,公开进行所谓意识形态论战,实则争夺国际共运盟主之位以来,已经吵了差不多十年的架,此刻竟已演化为兵戎相见。

珍宝岛边境战争的硝烟,给当时正深陷“文革”泥潭的中国人究竟带来怎样的心理扰动,恐怕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正是在此时,大家的目光无一例外都从如火如荼的纷乱内斗中被突然引向了那遥远的北方边庭。对我们这些年尚十七八九、血气方刚而又无书可念、停课“闹革命”已历数载的学生娃来说,这恰恰是个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契机与理由。离开大城市,奔赴黑龙江,屯垦戍边,誓与老毛子斗争到底,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边疆,便成了那时许多青年人的狂热追求与梦想,如同“文革”时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一样,这种转换来得是那么快,那么的顺理成章,合韵合辙。1969年4月1日,我同一大批同龄人一起,从上海乘船北上,浩浩荡荡,经大连开赴黑龙江。船刚出长江口不久,随着黄海波涛的起伏摇晃,广播喇叭里就传来了中共“九大”召开的“特大喜讯”,知道了珍宝岛边防部队代表孙玉国临时被邀登上大会主席台,还听到了毛泽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呼声。于是愈加坚定,深感此去北疆,绝非苏武牧羊式的屈辱出使、吃苦受难,而是肩负着国家民族嘱托的千钧重担。那时流行的一首红色歌曲塑造的便是这么一尊形象,“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

今天的人们当然是无法想象甚至理解当年那一代的,那是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特殊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记得大约1963、1964年中苏论战发表“九评”时起,也就是从我们十二三岁起,就在年年、月月、天天接受这样的精神洗礼了。每当晚间8:30中央电台播完当天的新闻、特别是论战中我方的长篇大论或致苏方的公开信(多半是由夏青、林如这样的一流播音员宣读的,他们那铿锵有力、富于磁性的语言魅力,绝对远在今日的各色娱乐明星之上)后,广播中响起豪迈激越的《国际歌》声时,就会情不自禁激动得热血奔涌,仿佛真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共产主义的宏图伟业、反修防修的拯世重任都一并落于吾身了。迄今翻看自己当年留下的文字,依然会慨叹不已,半是苦笑,半是悲涩。直至后来很晚时才渐渐体悟到,其实人类历史的某些特定场景里,也曾不乏类似的精神涤化和型塑现象的。

很快,珍宝岛的战事、我们的下乡将近一年了,由报上得知中苏副外长级谈判也已开展一段时日了。由于身居边防第一线,又是所谓的热点地区,自然就格外关注内外动向。

1970年早春的一天晚上,大约3月十几号,我下乡所在呼玛县金山公社的武装部长马义门、武装民兵连长何立芳(皆为退伍军人),突然奉命召集了一次武装民兵动员大会,首次告知众人,有关方面准备在珍宝岛事件一周年之际发动一次大范围的登岛斗争。这就是在整个黑龙江、乌苏里江中苏边境沿线的600多个争议岛中选择若干个岛,于3月16日清晨开始,组织我方民兵以平民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名义,同时登上这些争议岛,以向苏方宣示主权。我们公社的具体任务是在所辖区域内登占上江岛。该岛位于我插队落户的新街基村和察哈彦村之间马斯鲁卡大沟外侧,北距新街基20多里。当然我们还被告知,也要作好届时苏方可能进行强力干涉,并由此引发一场新的流血冲突的准备。

作为亲历者,我直接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整个过程,当时不少“插兄”朋友也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其间。我本人和其他当事人对现场记忆的印象,还有事后于3月19日写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并留存至今的信以及笔记片断,都有助于还原那一特定事件的情境。信上对此事件的记述,既有来自官方的宣讲基调,也夹杂着一些自己当时的分析和推想。

对于高层如何策划这场登岛斗争的内幕,在有关档案解密之前,我们自然是无从知晓的。只是依据当时下达的宣传口径,得悉这一计划是“经过中央直接部署”,黑龙江省军区具体指挥,军分区、县武装部逐级布置的,目的在于配合谈判桌上的外交斗争。就是试图通过在边境全线采取的统一行动,对苏联方面“施加压力”,给它“一个沉重的打击”,用我们的主动发起,进行战略牵制,打乱其企图对中国实施突然入侵的部署,“使它顾东不顾西,手足无措”,陷入一种“被动的处境”。我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是这样来给这场登岛斗争定位的,说它“决不仅限于争几个岛屿的领土主权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未来战争(那时真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决定性问题”,看来这些话语多少也体现了当时对上面意图的一种“领会”。

临战前夜的年轻人,总是特别亢奋。马义门、何立芳布置的具体任务是,依据上江岛一带地形,将队伍分成三个梯队。一梯队由十人组成,以砍伐树木、从事正常生产之名直接登岛,如苏方军人也登岛,则一梯队成员须与他们正面交涉,展开说理斗争;如苏军动武,可与他们展开白刃格斗。但登岛者每人手中只准带一柄砍树的斧子,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以免被对方寻到口实,而一旦动起手来,只能以斧子作武器。记得当时曾有人问领导,可不可以在身上私藏匕首之类冷兵器,以备万不得已时使用,回答是否定的。二、三梯队则全副武装,分别埋伏于江岸边低洼地的柳树丛(当地人称柳茆子)中和后侧方的一座小山头上,以便能形成上下交叉火力,在必要时接应和掩护一梯队未携武器的登岛者。他们的装备就是当时武装民兵的全副家当:7.62毫米口径53式步骑枪、7.62毫米德普型53式转盘轻机枪,外加班排长的几支56式冲锋枪等,没有任何重型武器,也没有特别补充更多的弹药。

我被指派参加的是第一梯队,为十名登岛者中的一个,分工领受的任务,主要是展开对敌说理斗争,大概不外乎痛斥新沙皇侵我疆土,责令其立即退出云云。只是至今仍纳闷,我根本不懂俄语,我们这群人里似乎也没有谁会讲俄语,以何种语言方式交涉,凭什么让人家听明白我的话而乖乖走人,都是不清楚的。想来或许仅须做愤怒状,用汉语慷慨陈词足矣,管他懂不懂。偌大的北部国境线,对苏交涉者甚多,只怕不少都是像我一样的“俄语盲”,别人扛得,为何我就不能?

将如此艰巨而光荣的重任交托给自己,除了兴奋、激动,视为组织的极大信任以外,还能想什么呢?欣然领命后,便也像其他人一样庄重递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根据事后的追忆和信件的记述,第一梯队的成员,下乡知青和当地青年各占一半;八人是武装民兵,两人为基干民兵(由于那时父亲尚处靠边状态,未获“解放”,我遂与武装民兵无缘,仅得列名于基干民兵);平均年龄二十二三岁,而我还不到二十。临战前那一刻,当时我们满腔充溢的似乎只有参与的冲动、兴奋和期待,却没有新兵初战前夕难免的迟疑、紧张或恐惧感,甚至全然未觉其险,有可能是会以命相搏的。

一宿仿佛没怎么睡,3月16日凌晨2点多钟,队伍就借着夜幕的掩护,踏着早春的积雪,分两批出发了。为在天亮前从新街基行抵20多里外的设伏地点,不被对岸苏方哨所发觉,必须赶个大早。二、三梯队的人肩扛武器装备,因隐蔽之需不得不先行一步;一梯队的则可稍晚启程,而无须避人耳目,还能乘坐一张马爬犁(雪橇),生产工具斧子之类都堆在爬犁上,不用自扛。漫漫山道上,大家闷头赶路,无人说话,只闻马蹄和脚下棉胶鞋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咔嚓”声,举头可望幽暗天空中的一弯残月,几粒疏星。

及至天明时分,我们终于赶至马斯鲁卡沟口,从山坡上远远便可望见雪白大江映衬下黧黑的上江岛的廓影。该岛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早先由三个小岛组成。因1958年黑龙江洪水的冲刷,才形成后来所见的五个岛屿。据了解,早在伪满统治时期,中国边境新街基居民滕显振(1970年尚健在)等人,即已经常到上江岛砍伐树木,从事生产。每逢冬春季节,江面封冻,新街基的村民利用车马爬犁上岛,通常都是经由岛屿外侧江道的。1945年东北光复后,苏联方面利用其对东北实行暂时的军事管制,趁机把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边界线划到中国一侧的岸边,从而将应该属于中国的诸多岛屿及相应水域划入了苏联地图或苏军警戒区,对进入这些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居民予以阻挠、干涉和武力驱逐。因此,上江岛遂亦同被苏方视作己有,中国村民的车马爬犁也就不再许可走外江道了。但直至1958年前,中国居民仍还时常上岛生产。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双方矛盾还不大,漫长边境地带各自的居民依照传统习惯互相就近利用或登上对方岛屿进行捕鱼、砍伐、开荒、打草之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常有的事,并不斤斤计较。但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以后,才变得愈益水火互不相容,形成日趋严重的领土纠纷。上江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列入所谓争议岛的,宣示主权也就成了出于当时特定政治需要的一项行动。

二、三梯队依照事先计划进入指定地点后,就开始在雪地里端枪潜伏,严密监视目标。早春的清晨,寒气逼人,潜伏者一趴就是几个小时,不能随意活动。我们第一梯队却比较自在,由于是正常生产的名义,可堂而皇之公开亮相,赶着马爬犁穿越了隔开陆地和岛屿的百来米宽的江汊子,登上岛去。当时没有步话机之类的通讯设施,按预先布置,岛上岛下的徒步联络任务,交由常年巡查线路、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公社邮电所职工田永春(退伍兵)来担当。岛上杂草丛生,靠江岸边,生长着大片直径半米左右的高大榆树和相对低矮的密密柳树。我们的生产活动就是象征性的砍伐榆树,不看结果,只重过程,旨在引起对岸苏方的注意,看其有何反应。

在黑龙江的上江岛对面苏联岸侧,恰巧坐落着一个叫做新因诺肯切夫卡的村落,江边一座苏联边防军的铁架岗楼矗立着,我们在岛上的所有行动自然都在人家的眼皮底下,是刻意做给他们看的。随着钢斧挥舞,木屑迸飞,一棵又一棵大榆树很快就被伐倒了。为着强化这样的戏剧性效果,每当一次次树木侧倒发出轰然巨响时,我们按照山里伐木人的习惯,故意高声呼喊:“顺江倒!”“满江倒!”还燃起一堆篝火,烧得浓烟滚滚,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番,扰得寂静的江面上时不时地掀起阵阵喧哗。给人印象颇深的是,王维庆家的一条大花狗,当时也从村里跟着我们一路奔来上了岛。大花狗满不在乎地独自跑到大江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冰面上卧着,似给我们放哨,又像是在悠然观风景。那天它主人还真惦着大花狗别一高兴蹿过边境线,惹出点什么事端来呢。

结果,倒还平静。我们在上江岛上呼号折腾了半天,总共逗留约两个多小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内意外之事,算是顺利完成登岛任务,然后兴高采烈地乘着爬犁返回。在全部过程中,苏方的哨兵始终未在岗楼外面露面,仅有一架军用直升机作过一次沿江侦察飞行,掠过岛屿侧上方,此外并无任何特殊反应。

看来,那天整个边境沿线恐怕都接到了中国方面“招摇”行动的同样报告,俄国人客观上或许是难以兼顾,而主观上怕也未必有兴趣进一步扩大边境事态,最恰当的办法当然是不予理睬,也是以静制动。

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作为当时整个中苏关系大棋局中的一个侧翼,一个阶段性步骤,我们亲历的这一登岛行动,或许可以看作此前1969年一系列事件的延伸。且不说3月份的两次珍宝岛冲突、7月的八岔岛冲突,即使是为了报8月新疆塔城地区的突袭及其后拟议中的核恐吓的一箭之仇,似乎也该回敬一下老毛子,挣回点面子来的。尽管此次没有酿成新的流血冲突,但事后看来,这种试探性设想还是带有相当冒险性的,组织工作的仓促、粗率,兵力弹药配备的疏漏,还有完全缺乏如今所谓的“应急预案”一类的后续性考虑,都预示着一旦摊牌将可能出现怎样的结局。众多青春个体的热情和生命,与作为“大局”的政治“面子”相较,往往处在次要而脆弱的下方。

至于保持当时中苏边境局势一定的紧张状态,是否也出自那时某种程度的内部需要的考量,如林彪所言,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亦即握有更多同“四人帮”和其他势力讨价还价的筹码,则非本文所论之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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