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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Picture 015.jpg1925年北大脱离教育部
         
--作者: 邵建


1925年8月26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致信胡适,云:“昨报载反清大同盟驱逐先生出京,阅之愤惋。此次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心地均不坦白,而一方面又拉先生为领袖,遂致反对者集矢于先生。我的意思以为先生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未知先生肯见听否?”(“顾颉刚致胡适·1925年8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4页)在整个女师大风潮中,胡适没有说过一句话,尤其五卅之后,胡适的心思都用在学生的长期罢课上。但,胡适以前可以不说话,现在却不能了,因为风潮已经被引进了北大。

插:风潮由女师大而北大,许广平有过一段表述:“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的一个学校的事情。因为女师大的国文系,也就是我选课的一系,六位教员都是在北大国文系任教的,且又多是反对胡适的,所以斗争又牵涉到北京大学内部。”(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二卷,第215页)

如果说女师大风潮是学生与校长斗法,转至北大,则是教授与教授斗法。前者是用革命党特有的运动的方式,后者主要是在程序上或通过程序针锋相对。毕竟相对的双方都是有身份的教授,同时大都受过欧风(如李煜瀛留法)美雨(如胡适留美)的沐浴。8月18日,当章士钊准备用武力挟持女师大20多名学生出校前夕,北大这边由北大教务长顾孟余召集一次教授评议会。此刻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回乡探亲,校务由顾代拆代行。这次评议会,顾未曾声明事由,以至有些评议员到场才知道会议是为了女师大抗章而要北大脱离教育部。这个议案由李煜瀛提出,理由是章士钊如此对待女师大,实为教育界罪人。当时北大教授王世杰等就表示反对,于是教授们展开讨论:是否因为女师大的问题而北大一定要对教育部有所表示。双方议论不下,便诉诸投票,结果赞成与反对是6:6(有两教授退席未参加投票),这时担任主席的国民党籍的顾孟余投下了赞成票,该议案由此成立。下面,按照程序进行第二轮投票,正式表决北大应否脱离教育部。投票前持反对态度的皮宗石教授退席,王世杰、王星拱两位教授声明评议会对此案没有表决权,这么重大的问题应交全体教授大会决定。但“二王”的提议没通过,主持会议的顾孟余坚持表决。表决的结果是,赞成与反对7:6。于是北大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授章签署的文件。

在北大脱离案的事件终了后,胡适、王世杰等20位北大教授(以留学英美为主)发表了一篇《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语称“抗议”,可见失败。但,回溯这个过程,却又饶有意味。这里,不妨根据该始末的叙述,用以廓清事件本身。

胡适不是本届评议员,没有参加评议会,但会后他就知道了会上的情形。次日,胡适、陈西滢、陶孟和等五位教授向评议会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抗议会议“不合手续”。胡适为什么就手续抗议呢?在“始末”中,胡适等回溯了1925年3月14日北大评议会反对当时教育总长王九龄的议案。当时开会,事先亦未说明开会事由,所以出席者不及半数。与会后,方才知道是议决北大脱离教育部事。事后,胡适等即向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质问,蒋遂于3月18日召集评议会与教务会的联席会议,做出一个表决:“议决:关于王九龄长教部事,维持十四年三月十四日的评议会原案;以后进行,随时由本联席会议决行之。”(胡适《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第124页)实际上,蒋作了个折衷,既维持了评议会的议决,又表示下次改革,类似的事情不独由评议会独裁,而交与两会联席议决。可是,刚刚过去几个月,北大评议会故伎重演,又搞突然袭击,让部分评议教授措手不及。这就是胡适所谓的不合手续。在胡适看来不合手续的还有,评议会后,顾孟余未曾电告蒋梦麟校长有关评议结果,即令北大文牍课退回教育部公事三件,又在蒋返校的前一天,发公函与财政部,声明北大已与教育部脱离,以后经费请财政部直接拨与北大。而胡适认为,根据上次联席会议的议决,北大即使脱离,在评议会后,还须通过两会再表决。所以,蒋梦麟回校后,8月23日,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皮宗石等14位教授联名致信蒋,要求根据上次联席会议的议决,就北大脱离事进行复议。

胡、陈、王等要复议,顾孟余、李煜瀛、马裕藻等人当然反复议,而另一拨教授朱家骅、张凤举等试图居中调和,但没有效果。收信后,蒋梦麟表示26日举行评议和教务的联席会议,但到8月25日仍没有开会消息。是夜,胡适等人(除上次14名外,又增加2名)再次具名上书,要求蒋明示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蒋26日下午通知28日上午召集联席会议。与此同时,李煜瀛那边也相应行动起来,他们8位评议员亦致信蒋,声称联席会议无复议之权,如果召集也只能是一次谈话会。27日,有爱国大同盟代表多人往各评议员家中访问,要求不要推翻评议会原案。就在28日开会前,又有北大学生会代表要求列席。

双方你来我往,紧锣密鼓,都在程序上做文章。看起来是程序之争,但又不仅是程序。程序之后,乃是政治。这是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教授之争。这两拨教授,一边是“法日派”,一边是“英美派”,他们长期合不拢来。查胡适本年1月17日日记,胡适晚上回家时路遇陈西滢,两人一同步行到胡适家中,相谈甚久。日记最后写道:“通伯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此辈者,李石曾、顾孟余、沈尹默一班人也。”(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4,第202页)胡适如此不屑法日派,是否仅仅出于意气和派系呢?至少就这次反对脱离教育部而言,胡适的态度和立场是一贯的,并非有多少意气的成分。因为事情很明显,从女师大的风潮,到北大的脱离,事态是向政潮发展。即使旁观,也不难看出这一点。胡适的朋友、人在外地的朱经农就此事致信胡适等,信中的表述很明确:“这一次北大脱离教部关系,实在没有道理。李石曾的政治行动,令吾人失望。女师大风潮久延不决,愈闹笑话愈多。杨荫榆脑筋固然太旧,女学生的举动也未免太新奇了。现在北京教育界太没有主持公论的人,Demogogue(这字或者拼错,应作Demagogue,煽动者)利用青年,连马友(幼渔)老先生也起了做女师大校长的心,可笑亦可叹。我想此时除解(改)组外,似亦无他法矣。你们这一次出来反对评议会,我极以为然,所以写一信向你们表同情。”(“朱经农致胡适、陶孟和、沈性仁等·1925年9月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6-347页)

旁观者清。朱经农的两句话(“李石曾的政治行动”和“煽动者利用学生”)都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后者,是以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而没有老师在后撑腰,20多个学生是维持不下去的。至于前者,国民党背景的法日派就是要把事情做大,以北大脱离教育部带动其他国立大学跟进。事态如此,胡适为什么要唱反调呢?一言以蔽之:使学校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

这样一个思想于胡适是由来已久,这个思想是出于他对五四和五四之后学运的观察,更在于他发现有政党在利用和操纵学运乃至学校,所以,他希望学校自己能从政潮脱离出来而回到原来的学术轨道。当然,对于政治黑暗,胡适并不反对教师的反对,但这种反对应当是个人的,亦即教师应以个人的名义活动而不要拖累学校。还是在1923年蔡元培校长不与北洋政府合作,宣布辞职北大校长时,胡适就公开发表意见,一则坚决支持蔡元培,一则表示:每个人“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转引胡适《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第124页)这是胡适的一贯的主张,就这次脱离事件,如果法日派反对章士钊,那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却没有权力把整个北大也拖进去。女师大与北大何干?如果北大脱离教育部,北洋财政部以此为借口不拨经费怎么办?这分明是连累全校的事。因此,评议会后,因为抗议无效,胡适等人于8月21日发表《致北大同事公函》,公函中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很明确:“我们认学校为教学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对于章士钊,“我们尽可用个人的资格或私人团体的资格去攻击他或反对他,不应该轻用学校机关的名义;就令学校机关万不能不有所表示,亦不当轻用妨害学校进行的手段。因为学校里大部分的教员学生究竟是做学问事业的;少数人的活动,如果牵动学校全体,便可以妨害多数人教学的机会,实际上便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叫嚣哄闹的风气造成之后,多数的教员学生虽欲专心教学,也就不能了。”因此,胡适等最后提出下列三条:
      
(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
(二)本校同仁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
(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胡适等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胡适全集》卷23,第470-471页)
    
8月28日上午,在北大代校长蒋梦麟的主持下,北大评议会和教务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马裕藻等教授坚持此会为谈话会,声称联席会并无法律上的根据。胡适一方不愿固执己见,同意让步改此会为谈话会,但认为谈话会仍可以投票表决,并且表决案只取建议书的形式,对学校无约束力。但,马裕藻、李煜瀛、沈尹默等坚持认为谈话会没有表决权。双方争执既久,胡适声称,既然不许我们说话,我们只好退席。说毕起身欲退,但被众人挽留下来。这时对方也退了一步,李煜瀛等始承认可用个人签名的方式提出建议书。胡适一方接受了。会上,胡适和王世杰各自提出建议书一件。胡适的建议书是:“同人建议于校长请其对本月十八日评议会议议决案斟酌情形停止执行。”(“胡适等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胡适全集》卷23,第470-471页)包括胡适在内,签名者有12人。王世杰的建议书是:“同人愿建议评议会请求议定:评议会凡对于政治问题,以及其他与本校无直接关系之重大问题,倘有所议决,须经评议会之二度议决;或经由评议会与教务会议联席会议之复决;或经由教授大会之复决;方能执行。”(引同上)连同王世杰,签名者凡22人。此会于下午一时半散会。

这次联席会议最终以胡适一方失败为告终。9月初,蒋梦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蒋梦麟启事》:“本校同人公鉴:梦麟对于十八日评议会议决案,斟酌情形,不得不继续执行,其理由如下。”蒋提出两条理由,第一条理由是针对胡适的,“(一)二十八日评教联席会到会会员之建议案,签名者十二人,未签名者十二人。是对于停止执行之建议,赞否各半,使麟难于适从。故以仍旧执行,较有根据。”(胡适《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第128页)可以看到,蒋梦麟有投票权却没有投票,他有他自己所说的“苦衷”。北大脱离教育部,固不知蒋的内心想法;但他属于国民党,不像胡适无党派;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受组织牵制,也只有他自己知道。蒋氏启事的第二点针对的是王世杰:“同日同会会员二十人签名提交评议会之建议案,已经三十一日之评议会依照原案精神修改后通过。是将来对于同样举动,必须慎密之手续后,始能发生效力。”(蒋梦麟《蒋梦麟启事》,转引自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第16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当然,这里的“慎密之手续”依然在程序上含混不清。到底如何慎密,必须诉诸可操作的步骤,否则,还会发生类似这次“手续”上的争执。

女师大风潮逐渐消歇,北大也终于暂时脱离了教育部。国民党的易培基先出任女师大校长,后又执掌教育部。北方国民党在1925年的教育界大获全胜。到年底,国民党左右派再接再厉又连续策划了带有“首都革命”性质的大游行,游行中发生了火烧《晨报》馆的事件。1926年3月,国民党更有效地利用一次外交危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事件。几十名学生喋血执政府,血却染红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拿学生的生命革命,逼北洋开枪,使它声名扫地:这乃是学潮之后的政治图谋,也是胡适为什么坚持要学校避入政潮的缘由之一。胡适试图防止这一切,却无能左右这一切。甚至他的学生都不能理解,反而破口大骂。不妨看看一位老北大几十年后对胡适的控诉:“1922年夏,我毕业于江苏海州中学,到北京升学,考进北大甲部(理科)预科学习。入学考试的国文题是‘救国莫忘读书'。这个题目是胡适出的,反映了他那时所倡导的要使青年学生脱离爱国运动、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反‘五四'精神的思想。……文化败类、帝国主义的走卒兼政客胡适,奉迎曹吴意旨,高唱‘好人政府主义'、‘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学生应多读书,少搞运动'等谬论。入学考试的国文题就是对新来北京应试的青年的一个当头棒,企图使他们在思想上先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入学之后,必须做一个读死书、不问世事的规矩学生,和革命运动绝缘。”(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北大旧事》,第256页,三联书店,1998)
    
北大独立后,程序失败的一方接受了这个结果。胡适们既没有怨言、也没有攻讦,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写了份抗争始末,公之于众,并回过头来,试图修补程序。“始末”最后,他们做了这样的检讨:“我们这一回为了一个主张出来抗争,起初即声明完全以学校为前提,毫无固执个人成见之意。我们对于这回本校脱离教部的事件竟不能挽救,我们很惭愧。”然后,又提出了这样的希望:“现在本校对于这一类的事件既议决了一层保障,以后本校同人若能严格的尊重该项议决的精神,充分运用这点点保障,使本校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回向内部改革上多做一番努力,那末,我们这回所受的种种诬蔑与毁谤,也就很值得了。”(胡适《这回为本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128-129页)胡适念兹在兹的还是这一点:让学校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

然而,事实上是,北大学生(包括北京学界)并没有脱离学潮和政潮,反而越卷越深、越演越烈;倒是胡适自己因此事件而离开北京,继而又脱离北大。1925年9月,胡适因武昌大学邀请,赴鄂讲演,后来短暂回京,旋又赴上海疗疾,一呆就是好几个月。这期间他作出一个决定:脱离北大,专门从事著述。11月时,胡适从上海写信给蒋梦麟校长,正式请求辞职。辞职的原因固多,但胡适多少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我这回决定脱离北大,于上回争独立事件绝无关系,全不是闹意气,实在是我的自动的决心,这个决心的来源,虽不起于今日,而这回的南游确与此事大有关系。”胡适语辞恳切:“这一次请你务必准我辞职,并请你把此信发表在日刊上,免得引起误会的揣测。”(“胡适致蒋梦麟·1925年11月10日”,《胡适全集》卷23,第475页)不必揣测胡适,当时北大风传的是什么呢?不妨参看1926年秋刚考上北大的一位学生(后来的著名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叙述:“北大那时已经不是‘五四'当年的旧样子了,蔡元培挂冠而去,陈独秀早就离开北京,以全力从事共产党工作,胡适之据说与校中的国民党系教授(李石曾、顾孟余等)闹意见,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4-15页,东方出版社,2004)从告假到辞职,后来胡适又被挑选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成员,不但在国内各地为庚款如何使用听取意见,接着还要准备赴欧洲会议。虽然形式上没脱离北大(蒋梦麟校长未批),但事实上已经和北大没有关系了。从1917年回国到1925年底声明脱离,胡适在北大时间长达八年。这是胡适一生和北大过从时间最长的一次,等他下一次进北大,则要等到五年后的19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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