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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结实而粗糙的惊喜——走进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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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实而粗糙的惊喜——走进80年代

--作者:杨小彦

题记

突然,人们都在谈论上世纪的80年代。这当然和查建英的一本访谈录有关。在所有谈论80年代的言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崔卫平的一句话,她说,要关注80年代的精神漏洞。请注意“精神漏洞”这四个字。她发觉在这场谈论背后,潜藏着一场关于“成功与否”的叙述,包括由谁、什么东西,以及怎么样来“代表”那个开始显得模糊,但据说充满了“理想”的80年代。针对这样一种语境,崔卫平强调,要关注失败者或不为人知者的思考和命运,因为,那很可能是80年代的常态。

我大概属于那些不为人知者中的一员,也有自己的80年代。在我看来,谈论那个年代,的确和“成功”,甚至和“理想”无关。我们那样生活过来,也是那样重新走回去的。对我来说,那个年代,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充满了惊喜,虽然,用今天的标准看,那是一种粗糙的惊喜,但却很结实,甚至很饱满。

1978

对于我来说,80年代是提前来到的。至少在1978年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踏在80年代的时间轴上了。
那一年年头我还在农村,春节一过,就成为大学生中的一员了。

我下乡的地方叫民乐茶场,在广州郊区从化县。小小的丘陵上长着参差不齐的云南大叶茶。入春采茶,入冬剪枝,平时深耕、施肥、铲草。剪枝后把枝叶收拾起来,送到茶厂加工成茶砖。刚来茶场时就听说了,茶砖专门送少数民族地区,让他们在吃了过多的肥肉以后,用来“消滞”(广东话“去油”的意思)。曾几何时,这茶砖居然变成了“普洱”,在市场上被爆炒起来。当年我们可是谁也不会在意这茶砖的。

单调乏味的知青生活终于完结,最惊喜的事情莫过于走进大学。那一年的惊喜,真是前所未有。

那可是“文革”后全国第一届的大学生。

今天,连博士都几乎满街都是。

现在我们知道,高考是突然恢复的。邓小平一声令下,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在前一年,也就是1977年,像一阵风刮向全国,也刮向我们这个小小的茶场。1978年,知青们早就没有了革命热情。尤其我们这些在知青运动的中间才下乡的广州知青,下乡的地方又挨着广州,哪有什么“扎根”(“扎根农村干革命”是“文革”期间知青当中的一场运动的目标,动员城市青年不仅下到农村,而且还要在农村成家,一辈子不再回城。当时,只有“先进”的知青才有资格担当此名誉。)的概念。那阵子广州就像避难所,动不动就跑回去,好离开可怜的茶山。就算是一两天,也是令人兴奋的。

惊喜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反应。回忆那个年代,我最为感激的就是居然自己热爱绘画。在农村几年,常常以“画家”自居,虽然和专业画家相比差距甚大,但在众知青中,这种“自居”让我有了与众不同的感觉,有了一种特殊性。当我的同伴对青山绿水一肚子抱怨,说自己是在“修补地球”时,我却沉浸在描绘风景的遐想之中,通过色彩歌颂“千里河山”。我的苦恼不是刺眼的阳光和炎热的气候,而是自己的画笔不好,画不出我所以为的“优美”。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年的这种喜悦是从事专业绘画的画家所难以理解的,也是他们所无法享受的。当中的惊喜,尽管初级,却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充实感。学习绘画的另一个好处是逃避劳动。当其他人在茶山上铲草修枝时,我躲在阴影下画大幅的宣传画,或者出墙报。反正这活得干上个十天半月的。

此前的惊喜是突然找到一本破旧的小书,叫《回忆列维坦》。列维坦是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的风景画家,也是“文革”前被中国油画家们神话了的人物。那本书对我来说,重要性肯定超过了“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我每天都读着它,恨不能从字里行间寻找出能够成为风景大师的秘诀。书里介绍说列维坦热爱自然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也不许有人为的移动。这种“一片叶子精神”(姑且名之)至今难忘,虽然在现实中这样做会让人不可理喻。比如,满山的茶树在我心目中就从来没有这样的地位。几乎全体知青都对做不完的茶山活感到愤怒和无奈,因为那是一种修补地球的无望挣扎。

书是别人的,别人也一如我那样,珍视的程度只能有增无减。所以还书是必然结果,而永远占有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整本书抄下来。我想,今天的人听说要抄书,大概会觉得不可理喻。可当年我就真的是一字一画地抄写。可惜抄本已经丢失,否则,今天找出来看看,一定会获得另一次的惊喜。

至今我还记得考美院的情形。人很多,其中有好几个在“文革”期间已经大出其名,他们的神情颇自信,连微笑也让人绝望。色彩自然是桔子,素描则是人像。将近三十年了,今天考美院仍然要画桔子和人像。考生大多都经过多次预考,更有不少人经过“高考班”的突击训练,掌握了一套可以获取高分的画法。可以想见,他们在考试时毫无新鲜的感觉,也不敢有这种感觉,而是按照一种莫名其妙的“考美院”的模式,“拷贝”平时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东西。那时我们可没有这么优越,不管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都在认真地寻找“感觉”,出来还彼此议论,打赌看谁的分高,谁的分低。

结果真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那些连微笑都让人绝望的高手居然考不上,考上的是我,以及和我那样,紧张得不行的初学者。等到进了美院以后,学了几年绘画,才知道那时的老师最不喜欢的就是画得过度熟练的人,他们喜欢生手,说生手的手势还没有学坏,可以调教。

考美院自然有语文。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出的题目是“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我写得很顺利,以父亲为对象,用一种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革命修辞法来形容“解放”。这篇作文今天不会有人记得,连我自己都不再翻阅。但我的作文却由此得了满分,“轰动”美院,成为当年考试的一段佳话,足足伴随我度过一年级惶恐的岁月。

我告别了我的知青朋友,他们也羡慕万分地送别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要呆在农场继续修补地球,直到知青大规模回城时才得以重返广州。送别我的小圈子中有知青干部,当中有一个女的,红得不行,是农场党委委员,标准的“扎根派”,却正在被突如其来的“爱情”弄得不知所措。她白天开会听报告,或者召集知青开大会讲先进事迹,一派慷慨激昂的样子,到了晚上却和她的手下,一个小队的男队长彻夜“谈心”。那是一个只能用窃语来传布流言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不知羞耻才能谈情说爱的时代。知青干部是榜样,尤其是女干部,怎么也无法把她们和“爱情”混为一谈。所以她的事到处传扬,打听的人多得终于连她都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多次在我眼皮底下卿卿我我,已经到了忘我程度(当然和现在的“开放”不能比,尽管结实,但尚粗糙)。到美院后,一种无法说清的好奇总让我寻找机会去了解她的故事。后来,这故事有了惊人的结果:组织上为了帮助她,把她调离原农场,到另一个农场做工作队队长,然后,在一个深夜,她潜进一个有妇之夫的家,接着被人当场捉奸。

当我听到这故事时,惊讶得不可思议。

我走进美术界,然后几乎脱离开绝大部分的知青农友,她更是远离我而去。今天,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竟然无法重组绝大部分的细节。
总之,我提前两年走进80年代,在另一个场所,艺术的场所,延续和发展所有可能的、旧的或新的惊喜,直到这惊喜变得精致为止。

写生与争论

美院读书,写生的经历令人难忘,也是学画当中的快乐时光。每年课程一定会有创作课,创作课也就意味着下乡写生。今天,美术学院的创作课早就成了旅游项目,同学们拿着数码相机,东晃西逛,然后回来“自我表现”去了。那个年头我相信所有美院学生都觉得写生很重要,也很快乐,学生们背着沉重的画夹,提着油画箱,四处寻找创作的“灵感”。

一年级时,去汕头南澳岛。三年级时,去长江三峡。四年级因毕业创作需要,全班分成不同小组。我去了珠三角的大沙田,临末还去了趟开平,在一座古老的碉楼里住了两个晚上。此外,二年级暑假时,我和其他系的几个同学去了广东惠州的港口。那是一个渔港,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刚刚开始的海上走私的繁忙景象,至今仍然难忘其中的细节。三年级暑假时,我约上几个同学,沿着黄河,从郑州走到风陵渡,然后进入陕西韩城。中间还匆忙登上了华山。上华山的第二天,黎明时分,五点不到,我身穿一件单衣,夹在一群用军棉袄包裹身体的众人的惊讶眼光下,看华山日出。那是我平生体会最冷的时刻,反倒对日出没有任何印象。接着下山,在风陵渡街头过夜,次日凌晨坐车去山西运城,看永乐宫壁画。到达时浑身散了架,累得一动也不动,坐在门槛上,只想着睡觉。

写生过程充满了故事。

去长江时,为了节省用钱,全体同学除了画具,还带上行李。不仅有衣服,还有被子、席子、枕头等等。一路上我们为了这些讨厌的行李,演出了一幕幕事后好笑当时狼狈的故事。比如,全班同学到达奉节,然后往回走。当时长江水不大,从码头走到船上要经过长长的木板道。一个农民担着挑子一横,任何人也就不可能绕过他前行,所以上得很慢。麻烦就在这里,因为有行李,所以得走两趟才能把东西拿到船上,而又因为停船有时间限制,所以上船就成了打架。往巴东去时,全班同学十七件大行李第一趟送到船上,然后再走第二趟。我走前头,快到船边时,发现船已开始驶离,于是本能地跳上船去,再回过头来看时,才发现后面的同学已经无法上来,只好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招手。我顿时陷入困境,不知道如何面对十七件沉重的行李,况且,全体同学的船票还在我身上。当时,长江客船每天一班,同学们要赶过来,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等第二天。之后我一人在巴东过夜的事就不必讲述了,反正狼狈。

和几个同学一起沿黄河写生,我吸取了长江行的经验,不带行李,只带一床席子,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席子一放,躺下就睡,恰如广州话“搂席”所言。现在回想,恐怕当年我们几个和叫化子差不了多少,唯一不同的是画具,以及脸上的精神。

汕头南澳岛不大,对开一百多海里是台湾高雄,长期就是个“战备岛”。岛上居民不多,却有一个加强团驻防。美院油画班进岛,算是南澳岛开放的第一件大事。记得我们请老人出来做模特时,老人居然说我们是“朝廷”派来的,让我们不胜惊讶。去画部队战士时,他们在海防炮前做好战斗姿势,一动不动,让我们画他们的“英武形象”,现在想来真令人惊喜。在奉节,码头长长的阶梯吸引了全班人的注意。大概所有同学都画过那阶梯,那么长,那么多人,吵吵嚷嚷,好不热闹。上到顶时,是一门楼。我登时想起读过的《红岩》,说江姐的先生,也是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处死后把头割下来,挂在那里。

在巴东,留下的印象是贫穷,贫穷得不成样子。在半山里画风景时,见到衣不蔽体的女人,彼此惊讶,女的匆忙逃逸而去。住旅馆时,有一小孩,八岁左右,天天给我们倒洗脚水,还弯腰叫“老爷”。码头上多是乞丐,有从安徽过来的,有从河南过来的。反正,贫穷,实在的贫穷。

对巴东还有另一个印象。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挑夫们就开始工作。山城巴东的绝大部分供应,山城巴东的绝大部分输出,全靠这些人的双肩,一五一十地,一步一步地,从船上,再经过长长的阶梯,抬上来,抬下去。有一个人扛的,有几十个人共同抬的,不管是谁,都会一齐唱号子,震天响,全把我们惊醒。那就是原始的川江号子,粗糙,结实,饱满,节奏感强。

其实,写生以及写生当中的故事是次要的。那个年头印象最深的是和老师争论,不断地争论,围绕着创作,从构思到题目再到形象塑造,几乎每一件事都在争论。所有这些争论,说得好听,叫审美争论,说得实在,叫意识形态争论,说得不好听,叫“艺术工具论”和“艺术非工具论”争论。

在南澳岛时,老师不断巡视同学们的创作草图。我记得当年构思的是一幅叫《盼归》的作品,画渔妇和孩子,不无伤感孤独地伫立在沙滩上,翘首以盼远在海洋上捕鱼的老公。这构思受法国小说《冰岛渔夫》影响,也受苏联一些绘画的影响。老师来了,看了草图,说立意不错,但太冷清,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渔港的繁忙景象,要改。说着就动起手来,首先把渔妇画成满脸笑容,然后在身后加上巨大的起重机,以及一筐筐吊起来的鱼。老师还把码头画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今天来看,伤感和孤独也不是什么绝活,就审美层次来说实在粗糙不堪。可当年最受不了的就是“繁忙景象”。结果争论由此而起,全体同学结成统一战线,坚持和老师辩论,竟然把老师弄得哭泣起来。还好,那个年代,同学们的做法没有被看成是“文革”初期“整老师”的翻版。

到了巴东,满眼尽是贫穷,老师一来就拉脸,说全班马上开拔,前往宜昌葛洲坝。那时葛洲坝正准备合龙,工地繁忙,雄伟壮观。老师说那才叫社会主义建设,巴东这地方,他几十年前来过,居然没有任何变化,仍然贫穷,不符合我们的“创作原则”。结果争论再起,一方说“要反映正面形象”,一方说只画眼下“真实”,相持的结果是女同学跟老师而去,男同学大部分留了下来。

没有了老师,有一种自由感,一种暗中的惊喜。第二天我独自一人站在长江边上,想起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还真有点苍茫怅惘的感觉。说来,这也不过是一种小资情调,灰色,不精致,还有点单调。过去它受到抑制,受到批判,受到敌视,然后,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岁月中,便迅速泛滥起来。正所谓“沉渣泛起”,不由人不跟随。

毕业创作争论就更大了,全集中在形式问题上。班上有一个同学风格近似高更,颜色纯度比较高,非议马上起来。另一个女同学画一粗壮农夫,平躺在地上,颇为“性感”,也受批评。想来广州美院油画系的创作过于形式主义,不如四川美院那么“社会化”,也不如中央美院那么“古典化”,是个中间的东西。但这也居然惊动学院当局,高层要开会,讨论在毕业创作中暴露出来的“阴暗思想”,要严肃处理,等等。

所有这些争论都贻笑大方,都无法重新端上台面,都不值得做“理论疏理”,不管正方反方,都粗糙得很。但所有这些争论都形塑了我们,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自己,形塑了80年代,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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