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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杰:亨利·诺曼眼中的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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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曼眼中的北洋海军
   
 --作者:周英杰

     

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于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器物,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则可以说是整个洋务运动的重中之重。

经过洋务派大员李鸿章等人20多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努力,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清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建立起了包括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以及广东水师在内的强大的海上力量。其中,尤其以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最为著名。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北洋海军乃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结晶式产物,代表着古老的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主要成绩。由于北洋海军在成军后多次出访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周边国家,它也成为当时的国际社会了解当时中国的一个窗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清政府的一大“形象工程”也不为过。

那么,倾注了清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海上力量呢?实际上,以当时世界海军的总体情况而论,即使是用比较苛刻的眼光来衡量,这支海军舰队也是当得起“强大”这两个字的。

首先,从硬件上说,北洋海军拥有的主战战舰几乎都是按照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标准,由英德等造船厂建造起来的。其中的“定远”和“镇远”两艘装甲巡洋舰,其吨位都在7000吨以上,舰长将近100米,主炮的口径为305毫米,堪称是航空母舰时代之前典型的“海上巨无霸”,绝对可以跨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定远”和“镇远”之外的其他主战战舰,像“致远”、“济远”、“经远”等等,也都是船坚炮利,威风八面。以高峰时北洋舰队的综合实力而论,当可排在整个世界海军的七强以内!

从软件上说,这支由清政府花费了大价钱打造起来的现代化舰队,全部采用西方的管理运作模式,其主要战舰的管带(舰长)几乎清一色是当年清政府向英美两国派出去的首批留学生,这些人自幼留学外洋,深受西方文化熏陶,外语流利,能够熟悉掌握列强海军的技术。不仅如此,北洋海军还下大力气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前后雇佣了30多名外国的海军管理和技术人员加入舰队。由于这些洋员的加盟,使得北洋海军更多地具有了“国际化”的色彩,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因古老的中国破天荒地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舰队,自鸦片战争以来吃尽列强苦头的清政府终于开始在对外交往时有了些底气。一些朝廷大员如翁同龠禾等,尽管对李鸿章兴办海军的举动多有掣肘,但当国家真的面临战争的考验时,他们还是对北洋海军的实力,抱有很多超越实际的期望。还在1886年,当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检阅海军演习活动之后,当时主管海军事务的最高领导醇亲王奕就向慈禧和光绪皇帝发出了这样的报告:“各将领文武等均能勤奋将事,官弁兵勇,步伐整齐,一律严整。枪炮雷电,施放灵捷……布阵整齐,旗语号灯,如响斯应。”(转引自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第2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面对每一次海军巡阅时战舰林立、浩浩荡荡的雄壮场面,即使是当时最了解北洋海军底细的李鸿章竟然也有些发晕,他在1891年巡阅海军后就向朝廷发出“豪语”:“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见上书第294页)

实际上,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对北洋海军有了神话般的良好感觉,朝廷上下因之而仿佛注入了强劲的“兴奋剂”一般。即使是一向不大看得起中国的西方列强,也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当时,许多西方观察家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中国已经成为列强一员的说法:“中国已经完全摆脱了东方式的死气沉沉,大胆地利用了它那巨大的国家力量,按照现代科学方式把自己武装得非常强大,因此,它终于能在世界列强中拥有一席之地。”“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大部分的政论家都把中国看作是俄罗斯在亚洲扩张的最大障碍,人们开始在外交活动中谈论英中联合。”1887年的《亚洲季刊》还刊登了题目为《中国:正在苏醒的雄狮》的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描述成一个谨慎前行的国家,但其强大起来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亨利·诺曼著,邓海平译《近代中国社会》第29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中国的北洋海军真的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强大”吗?这个国家真的可以藉这支海上力量跻身列强俱乐部吗?带着这些问题,一个名叫亨利·诺曼的英国学者于1890年来到了中国,他试图用自己在中国的亲身游历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亨利·诺曼到底是何许人也?在由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龙旗下的臣民》一书中,收有该人写作的小册子———《近代中国社会》,并有如下简单的介绍:亨利·诺曼,生卒年不详,英国著名的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其著有《真正的日本人》,两年内四次再版,畅销一时。1890年来中国旅游考察,先后游历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对中国社会、环境与政治等问题的议论较有参考价值。

了解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亨利·诺曼来华的这个年份正值甲午战争开战前夕,也正是北洋海军的神话最为有影响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亨利·诺曼来到中国可以说是正逢其时。这个英国人在中国实地接触了上自李鸿章、总税务司赫德,下至北洋海军的大量洋雇员,并且亲自登上了北洋海军的一些战舰。于是,回到英国以后,他立刻着手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便有了这本出版于1894年12月(当时黄海大海战已经发生,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之一旅顺军港已经被占领)的《近代中国社会》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问世,为西方世界,也为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保留下了许多有关北洋海军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北洋海军貌似强大的背后隐藏着的种种不容易为外人所了解的真相。

众所周知,北洋海军的提督(相当于舰队的总司令)是丁汝昌,这个人在亨利·诺曼眼中是怎样的呢?且看———
    
这个“杰出”的将军没有受过任何水兵的训练,他的北洋水师提督的职位完全是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获得的(此处有误,丁本人并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得到的这个职位,而是因为他是淮军将领,是李鸿章的人,才被委任到这个职位上,笔者自注)……事实上,他此前是一个骑兵将军,说他即使在那里也未必称职并不过分。此外,他还是那个被人发现与哨兵一起玩掷钱游戏的“著名”将军……他对海军事务根本一窍不通,只不过是李鸿章大人安插在舰队里的一个中国官员而已。(亨利·诺曼著,邓海平译《近代中国社会》第298-29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从亨利·诺曼在书中所述及的一些细节来推断,他本人到过威海或者旅顺的北洋舰队基地,而且亲自登上过北洋海军引以为骄傲的7000多吨级的“定远舰”和“镇远舰”。以下是他的亲身见闻———
    
曾经有一次,一个中国海军军官带我到中国海军最大的装甲舰之一(当是“定远舰”或者“镇远舰”,笔者自注)去参观,当时它正在巡航,状况良好。我注意到船上有一门大炮被帆布很严实地裹着。当我们经过它时,我问起这是什么。这位军官很自豪地解释说,这是一门新型的急射炮,并招呼军需官过来把盖在大炮上的帆布扯了下来。看得出来,军需官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当这门大炮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发现,原来有人把它当成储藏狗肉的地方,里面还有米饭、腌菜,筷子则横七竖八地扔在那里。(见上书第300页)
    
亨利·诺曼还引述了《佩尔·摩尔公报》记者对他讲的一个故事:一艘中国军舰开赴鸭绿江作战,但军舰上却没有大炮。原来,管带把大炮典当了,却未能按时赎回。对于这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故事,亨利·诺曼不敢加以否定,只是下了这样的断语:“在中国,这样的事并非不可能。”

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是派系林立,山头主义风行,其中尤以“闽派”军人最抢风头,大部分实权都掌握在来自福建省的海军军官手里,最后竟至尾大不掉,甚至连丁汝昌也不得不让他们一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亨利·诺曼为我们保留下了他的见闻,我们是怎么也想象不到北洋海军里任人唯亲、拉帮结伙、贪污成风的现象,竟然会是如此严重———
    
我曾经与一个在中国海军中做鱼雷教官的外国人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交谈。他告诉我,中国军官负责为他们的属下按人数领饷。因此,在调查时,他们往往让他们的亲友与仆人都穿上制服滥竽充数,以后他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亲友与仆人领饷了。当一个军官被派到一艘军舰上任职,通常都任命他的姐夫或者妹夫当水手长,安排他们的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当厨师。
    他接着告诉我,他所训练的那些士兵,在总督(疑为提督,以下同,笔者自注)来视察的时候,必须向总督“进贡”,否则就休想得到总督曾许诺过他们的奖励。与我交谈的这位教官大人,当他去衙门里接受勋章的时候,被总督府的衙役头叫住,叫他交60两白银,否则他就无法拜见总督大人。他与那个衙役头讨价还价,最后给了他45两银子。这样的体制,这位教官接着说,几乎渗透到了所有事物之中。衙门里面所有的衙役几乎都是用钱买来做的,他们要保持饭碗,必须向总督大人定期交上贡钱。一个将公款的20%中饱私囊的中国官员被同僚认为是诚实的,而超过这个比例才会被认为是贪婪的。(见上书第302页)
    
在这里,亨利·诺曼以一双“鹰眼”看到了北洋海军所存在的体制性问题,他进一步转述了一个来自海军承包代理商的故事:
    
中国派遣了一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在福摩萨(台湾,笔者自注)沿岸运输军队……这艘巡洋舰的管带不久就驾着它触了礁,巡洋舰最下面的底舱被撞穿了。此后,他将巡洋舰开到香港,请人对它进行检查,发现巡洋舰的两层底舱都注满了水。为了逃避因此而可能遭受到的惩罚,舰队司令与管带决定他们自己支付修理费用。于是他们就告诉船舶修理公司,如果修理费用不超过1.5万元的话,他们就入港。船舶公司告诉他们,根据潜水员的报告,要修好这艘巡洋舰,至少也得花费4万元。于是他们就把这艘巡洋舰开到天津,最后又停泊在旅顺港。“但是那里的船坞,”代理商继续说道,“建造得很不合理。当放水的时候,水泵房也全都淹没了,这样,他们就无法把水抽出去,因此,这艘巡洋舰就一直瘫在那里,已经锈迹斑斑了,也不知道它还要在那里停泊多久。”(见该书第302页)
    
在该书中,亨利·诺曼还披露说,事实上,在刚刚发生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所取得的不良战绩,许多人在战前都已经预见到了。李鸿章的一个外国顾问为了打破李鸿章对中国海军实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曾经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描述了万一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的处境到底会怎样”的命题,结论是“一支与中国舰队势均力敌甚至比中国舰队弱一些的敌国舰队,都可以将北洋舰队击溃,攻陷旅顺港并在那里稳稳站住脚跟”。当然,“这份报告对中国官僚们没有什么触动,这样一来,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来证明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各种批评似乎就是上天的安排了”。(见上书第306页)

 

当然,作为一个从英国来的局外者,对于这支完全按照西方标准并且由外国海军教官亲自教导而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也并没有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譬如,对于北洋海军前顾问英国人琅威理的作用,亨利·诺曼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以为“中国海军的一切优点都应归功于他。如果中日海战发生在他刚刚离职的时候,中国舰队无疑能表现得更好些。中国人普遍以为,在朗(统译为琅威理,笔者自注)上校离开之后,中国舰队马上就衰败了。”他就此认为“支付高额薪水聘请欧洲海军军官,并且,这些军官必须对中国海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是挽救北洋海军的不二法门。亨利·诺曼还引用一个外国军官的讲话,赞扬了北洋舰队年轻的下级军官,以为“真正能做事的也就是船上这些年轻人了,包括管带和各级副官,但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力”等等。(见上书第304页、299页)

但是,尽管如此,通过自己在中国所接触到的有关北洋海军的一系列直接或者间接的情报,亨利·诺曼最后做出了如下最为本质性的残酷结论:

我的观点是,中国离成为一个强国还非常遥远,它的陆军甚至不能抵挡外国军队哪怕一个星期,而它的海军,在外国舰队的第一次攻击下,就会全盘崩溃。(见上书第296页)

尽管中国能够生产所有的战争工具,也未能让中国摆脱战败的命运,这是过去25年中中国经历的最为惨痛的失败。除非中国政府能够根本变革,否则世界上所有的坚船与利炮都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见上书第304页)
    
亨利·诺曼大概不会知道,就在他为这支号称亚洲最为强大的现代化舰队的命运提前盖棺定论的时候,和他处于同一时期的他的一位英国同乡、当时的驻华公使欧格讷也发出了和他相似的声音。

1894年7月26日,也就是丰岛海战的次日,这位外交官在给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这样说道:“中国舰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自琅总兵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我深怕诸如日本目前似乎企图突然发动强有力的侵略所造成的可怕结果,害怕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1册,第287页-289页,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

事情不幸而为亨利·诺曼和他的英国同乡欧格讷所言中了。在那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时不到一年的大战中,北洋海军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最后竟然屈辱地在胶东半岛的威海卫树起白旗向日寇投降,包括“镇远舰”在内的10艘中国舰艇,由此全部易帜成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军舰!中国彻底地输掉了那场关键性的战争,被迫与自己一向瞧不起的东瀛小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国人寄予无限希望的“洋务运动”也就此偃旗息鼓。

这一系列变故不禁使人联想到李鸿章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所发过的一番著名的议论。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

的确,对于一个长期处在封闭落后的皇权专制状态而又患有严重的“自大癖”的天朝大国而言,倘若不像亨利·诺曼所说的那样,痛下决心实行“根本变革”,只是依靠李鸿章式的“裱糊匠”功夫一味去糊弄和凑合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屹立于世界强国这个大目标的,这是一条被以往的历史反复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下去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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