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随笔》 》总第168期 2007年第1期
分类:

邵建:《晨报》纵火案

Picture 066.jpg

《晨报》纵火案
      
邵建
 
    
1925年11月29日下午五时左右,位于北京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被游行群众捣毁一空并焚烧……

事情发生在北京,但无形的火苗却从北京延伸到上海。此刻,人在上海回避北大风潮的胡适有信给也在上海的陈独秀,信中谈论的就是他们两人为北京《晨报》馆被焚而引起的冲突。胡适对陈独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却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这一问,在胡适心中激起很大波澜。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当时交锋的情形,但,我们知道,这件事过去几天了,胡适心中并没有让它过去。他索性把自己一些更完整的想法形诸笔墨,以书信的方式知会陈独秀:“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 (“胡适致陈独秀·1925年12月”,《胡适全集》卷23,第476-47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下引此信不另注)

请注意“这一点”,胡适把它看得很重。他下面分明说:“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事实上胡适一生都没有仇敌,以这样的语气说话,胡适也仅止一次。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点”,以致胡适要向十年老友发出类似绝交的警告呢?

《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办,1928年6月停刊。最初它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但在后来办报过程中,研究系背景仍在,但机关报的色彩褪去,逐步成为一个超越各党派之上的公共媒体。《晨报》当时在北京有很大影响,发行量将近一万。在每天的新闻正张之外,还有一个发表文艺与学术的附张,叫《晨报副刊》(它由鲁迅命名),这是北京知识界自由言论的一个公共平台。最初由李大钊主编,1920年7月,由孙伏园接手。1924年10月,因鲁迅讽刺徐志摩《我的失恋》在发排时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下,孙愤而辞职。直到1925年10月1日,《晨报》才请来徐志摩。可是,徐主持副刊不到两个月,《晨报》就燃发了冲天大火。这冬天里的一把火,说起来,与徐志摩的“晨副”未必就没有干系。

《晨报》被焚,《晨报》自有反省。1925年12月7日,报纸复张后,在放火的幕后指使上,该报社论认为有三种情况。一是反共产说,因《晨报》反共产言论所致。一是党派倾轧说,因《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所致。一是同业煽动说,因同业竞争所起。如果不论最后一点,当时作为进步力量的国共两党都是反对《晨报》的。还是在民初国会时,梁启超的进步党就是国民党的对头。及至现下,由于《晨报》的反苏立场,更招致年轻的共产党的反感。因此,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晨报》被焚,主要是出于前两种原因。中国青年党的“醒狮派”撰文认为这次事件是该报反对联俄而引起。在对该事的看法上,它说:在对方那里,焚毁“当然是认为应该的,而在我们看来,虽《晨报》的主张,在根本上与我们大有不同,但以这种杀人放火的毒辣手段对付敌党,是万恶军阀所不敢为的。”(转引吕芳上《学生运动与运动学生》注释155,第244-24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是的,至少到1925年底,有着礼让文人传统的北洋军阀虽然封过言论,但从未有过光天化日焚烧报馆之举。烧报馆的却是民间自己,是民间持不同时见的群众和组织。至少这也是一件咄咄怪事。

既然这咄咄怪事的缘由之一是《晨报》的反俄倾向,那么,就要看看刚上任的徐志摩到底在“晨副”做了些什么。

徐志摩是在《晨报》总编辑陈博生的再三邀请下,于1925年10月1日在《晨报副刊》亮相的。他用以亮相的文字是一篇长长的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徐志摩到底想怎么办这个几易其手的副刊呢?“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了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这个“他”,就是陈博生,徐志摩好像预料到什么,预先和陈博生打招呼。因为,徐志摩坦承:“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里(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来了之后的徐志摩,用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副刊上连续展开苏俄问题大讨论。

《晨报副刊》每周一、三、四、日出刊,一周四张,由徐志摩负责。除此之外,每周还改出三个周刊,分别是《社会周刊》《国际周刊》和《教育周刊》,三刊则由《晨报》其他人负责。10月6日,由刘勉己负责的《社会周刊》刊登了北大教授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10月8日,徐志摩的副刊就有了回应,这就是清华教授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以这两篇文章为发端,《晨报副刊》包括它的《社会周刊》和《国际周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主战场就是“晨副”,主持人就是徐志摩(以及刘勉己)。仅10月份,徐志摩就推出了两个讨论专辑“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而且徐都撰写了前言。在不到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晨副”及其周刊刊发了讨论文章五十来篇(次),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本来讨论可以继续下去,但11月29日的一把火,烧坏了《晨报》馆,也烧掉了这次讨论。

徐志摩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讨论苏俄呢?不妨看他自己怎么说:“中国对苏俄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 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志摩《又从苏俄回讲到副刊》,《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因此,“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这是一个诗人的洞察。与之相比,此时胡适在苏俄问题上则不免短见。徐志摩始终以诗人名世,他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东漂西荡的浮浅才子。其实,他的诗才未若他的学才,前者穷尽发挥,不过尔尔。而后者,因他自己弃学从文,未能尽展。但他毕竟读过哥伦比亚的政治学系,毕竟师从过拉斯基,又毕竟与罗素有过从;因此,偶涉时局,即见身手。这方面的感觉简直好于诗的感觉。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也可惜徐本人未必知道自己真正的长处在哪里,更可惜他之这一面,不幸被他自己、也被后人遮蔽了。

陈启修的文章本是为苏联辩诬,因为自1922年以来,苏联在中国大地上成功点燃了反帝运动的熊熊怒火。反帝声浪在国内舆论呈压倒之势。但也有人指苏俄为帝国主义,相对英美白色帝国主义而言,它是赤色帝国主义。陈文是要解构这个概念,其立论出发点:苏联尽管是赤,但不是帝国主义。然而,他的题目和立论却对不上号。“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答曰:有。或,没有。然而,无论有否,都无从导向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位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北大教授,年虚四十,其修辞水平,实在不然。至于文章的逻辑,则是教条式地从概念到概念,不究事实,只作推理。比如,苏俄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的现代特征,是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本。苏俄恰恰资本匮乏,因此,称它为帝国主义,“简直可以说牛头不对马嘴了”。它的另一个逻辑更奇怪:“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即或不认苏联为友,也不应该因为不认其为友而失掉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假如认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那就恰恰中了帝国主义者转移目标之计……”(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晨报·社会周刊》第1号1925年10月6日。)一言以蔽,因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所以苏俄不是帝国主义。这个因果,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形式逻辑?

因徐志摩之邀,张奚若已经在“晨副”上发表了《副刊殃》,正准备写《大学灾》。他忧愤于副刊和大学对青年学生在舆论和思想上的误导,很想正本清源,把“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拉出认知的迷津。读罢陈文,他搁起了《大学灾》,因为陈文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现成的误导之例。在行文中,张奚若绕开了苏俄是否为帝国主义,转从事实角度,判断它是中国之友还是中国之敌。此后,这场讨论便主要不在帝国主义的概念上兜圈,而是集中到“赤白仇友”这个问题上来。关于苏俄,张的言论过于犀利,这里不引。但不得不引的是有关他对《晨报》发表陈文的态度。这番话是张奚若对《晨报》说的:“一个报对于社会上的重大问题总要有一种一贯的主张,若是今日说东,明日说西,那就近于儿戏了。”以对苏俄为例,“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你们敢明目张胆的出来反对,不管你们的特别原因如何(或者是因为要反对你们老对头国民党),只那不为卢布所诱,不为俗见所屈的地方,已经令人非常可佩。”往下话头一转,“但我劝你们……”,“不要使敌人的宣传品乘机混入”。因为,“萧伯纳说‘打仗要打到敌人的营盘里面去',陈先生于此言可谓得其三昧了。”  (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张的意思是,《晨报》应该保持立场,不该刊发陈启修那种“敌人的宣传品”。
    奚若差矣!固然,张奚若和徐志摩都是哥伦比亚的留学生,包括没有卷入这次论战的胡适之。但,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看来对三个人还是不一样。张奚若仿佛忘了老伏尔泰的话: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晨报》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比如它的社论。但,《晨报》又是一个公共平台,社论之外,还必须给各种观点提供平等的言论空间。编发陈启修稿子的刘勉己,在价值取向上为反苏,他并不同意陈文的观点和结论。但,针对张奚若的批评,他这样说:“……晨报是社会报,不是党报,也不是营业报;他不必像党报一样,排斥一切异己的言论,所以他在正张上,广辟时论一栏,博征一切有价值的论著。”(勉己《应怎样对苏俄?》,《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0日。)徐志摩也是这样,他无法同意张奚若,他甚至表示,“我以做副刊记者的资格,也以我个人的资格,得在这里声明几句话”,“我第一要声明的是本副刊……决不是任何党派的宣传机关”。另外,在选稿标准上,徐志摩说:“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2日。)而我们知道,徐志摩的个人倾向也是坚定的反俄。然而,在他手上,照样编发友俄和学俄的稿子。对此,拥俄派的陈启修也承认:“在大家起来讨论友仇问题这一点上,觉得中国现在言论界还没有被党派的成见完全闭锢着”。

( 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月27日。)在《晨报》人的努力下,《晨报》本身,于不同党派之间,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一个媒体。

然而,正是由于苏俄讨论,《晨报》遭受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火劫。讨论开始后,刘勉己约请梁启超做文字,谁知梁开头就说了一段笑话:

晚明的智识阶级最会拌嘴,那时讲“良知”正是最时髦的名词,有人说良知即“赤子之心”,有人说良知像一张白纸,于是发生“良知赤白问题”。朱舜水集里头有句话:“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就是由此而来。良知赤白没闹得清楚,满洲人却已经进关了。(11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晨报·社会周刊》第4号,1925年10月27日。)

苏俄赤白也没闹清,一把火就烧到了大门口。

点燃这把火的是国民党,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学生群众所举行的“首都革命”。这个革命集中在两天,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它的领导人是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朱所领导的两天革命,除了分别在神武门、天安门游行集会外,就是放了两把火。一是28日的一把火,烧了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家。第二天,再接再厉,又一把火烧掉了《晨报》馆。

章士钊事后就自己家中28日的变故写过《寒家再毁记》。谓其“再毁”,乃是5月7日学生已经毁过一次,被毁的多是字画、碑帖和书籍,尤以书籍为最。此次再毁,又是何种情形?下午五时许,千余众团团围住章宅,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其处理诸物,先肆其力而捣之,次尽其量而攫之,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章士钊《寒家再毁记》,《甲寅周刊》1卷21号,1925年12月5日。)好一节文言笔力(谁说文言不如白话,白话能有如此精彩?),“捣”“攫”“火”,活画出一幕“文革”原型。

第二天,厄运即降临《晨报》。章家被捣后,人在北京的任鸿隽“和志摩说笑,《晨报》馆恐怕不免”,谁知第二天,就“居然应验了”。这是任鸿隽11月30日给胡适的信,向他报告京中这两天的情形,他的慨叹是“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 “任鸿隽致胡适·1925年11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29日这一天,下午先在天安门广场召集国民大会,与会学生和群众约五万人。会上,朱家骅和陈启修都有发言和演说。会后照例示威游行,但因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激烈内讧,无以调解,不得已,朱家骅便宣告游行解散。已而不得的是,其中一支队伍径往“晨报”馆而去。这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语,遂蜂拥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拆毁破损甚多……”(转引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7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两把大火,胡适都不在北京,他是为脱离北大政潮而赴沪治病的。但北京情形,他都知道,除了报纸,还有朋友来信。这是汤尔和给胡适的信,亦可见知识界部分人对国民党这两把火的态度:“京中状况狞恶可怖,白昼纵火烧报馆,此是何等景象?章行严纵犯弥天大罪,亦不应放火烧之。”说及这两日的领袖人物朱家骅,汤的评价是:“朱骝先平时破谨饬,亦中风狂。是足见非稍稍读书,有相当修养者,无不从风而靡,人心如此,可畏哉。”(“汤尔和致胡适·1925年1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8页。)最后,汤还庆幸胡适此刻不在京中。

插:朱家骅后来尝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朱家骅也坐上了当年章士钊的位子;教育部长。1947年,京津一带,学潮风起云涌,朱家骅从首都南京前去视察。我们可以在胡颂平为他编撰的年谱中看到这样一幕:“先生(指朱家骅,笔者注)在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欢迎茶会之后正要出门时,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涌了进来三百多人。先生对学生说话之后,胡适先生接着说话了。他说:‘朱部长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客人,你们师大的学生到我们北大来亏待我们的客人,我们是不应许的。你们这种下流的行为,简直是无耻。'”据胡所言,“胡适先生很严厉的责备了他们一番,最后才散去。”(胡颂平《朱家骅年谱》,第65-66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然而,学生围攻朱家骅的场面,以及这个场面紧接着在清华大学的重演,胡颂平隐而不扬了。只是,这一幕朱家骅不应该陌生。北平学生用来对付他的,不正类似他当年以学生运动的名义运动学生时的作为?

现在,可以把话题回到当时人都不在北京的胡适和陈独秀。

这把火该不该烧?在陈独秀那里,简单到一个字“该”,甚至“活该”!自“晨副”讨论赤白友仇一个月下来,报馆收到的稿件不可谓少,但,发出来的,十九都是反俄。徐志摩的解释是拥俄的稿件大都是不连贯的议论。这样,“晨副”虽有两方面的声音,但声音不成比例,这本身也就呈现了报纸自己的倾向。这样的倾向陈独秀当然不能容忍。因为在那个时代,对苏俄的态度,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它表明你是进步还是反动。这个问题在陈独秀自己那里当然不言而喻,但,《晨报》居然还作为问题讨论,讨论下来,结果反俄还占了上风。这种落后反动的报纸为什么不该烧?烧报纸的逻辑乃是陈独秀当年不准《新青年》发表反对白话文的继续。因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语)。《新青年》是自己的,说不发就不发。《晨报》是异己的,必不容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烧。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游行群众是高呼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来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馆的。事实上是,朱家骅们此刻正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论的自由。怪异在于,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却不准别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报》的自由在哪里?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者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胡适的声音可谓掷地,但胡适的意见还可商榷。胡适是在异同是非的语境中谈自由的,可是自由却偏偏不能在这个语境中谈。胡适主张容忍异己,是因为自己未必真是,而对方未必真非。和争自由却不懂自由的陈独秀相比,胡适登堂。可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并非胡适以上的理由,因为言论自由与是非无关。言论自由的意义仅在于言论本身,而不在言论是非。就此一认识而言,堂奥其中的倒是诗人徐志摩,正如他上面的态度:“我天天抓紧了拳头问这时代要的只是忠实的思想,不问它是任何的倾向。”只问思想,不问倾向;只问言论,不问是非:这才是争自由的唯一原理。

这就是说,即使众人之所非为非,非,亦有其言论自由,这是它的权利。是不能以是剥夺,更不能以暴力夺之。像《晨报》纵火案,分明是国民党及其同谋还未执政时就先行施展的“文化法西斯”。这种以非民主的方式求民主、以反自由的方式争自由,结果只剩下蛊惑人心的口号,民主自由却越去越远。甚至,按照它的逻辑,失去自由的不仅是对方,同时也是自己。当对方认为自己是,并以相同的方式回敬时,自由便再也没有可能。自由不是负负得正,而是相减为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向陈独秀亮出了他作为底线的“这一点”,即“容忍”。

容忍是20世纪中国最稀缺的价值资源,它给现代中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胡适在20世纪早期就鼎力张扬,这使得这封信在20世纪书信史乃至思想史上占有无以忽视的一席。在胡适看来,容忍不仅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容忍便没有自由;而且,胡适更预见容忍的缺席,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因此,胡适踩住容忍的底线向陈独秀告警,甚至不惜以“仇敌”声色俱厉。可是,这一切几乎是与夏虫语冰,一贯以己为是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因此,胡适把话说到最后,禁不住有些悲情: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胡适的话,不幸应验。

文章版权归《随笔》所有,转载请与《随笔》编辑部联系
(Email:
suibi2005@163.com 

文史 独立思考讲真话 定价:人民币8元
目录
总第221期 2015年第6期
总第220期 2015年第5期
总第219期 2015年第4期
总第218期 2015年第3期
总第217期 2015年第2期
总第216期 2015年第1期
总第212期 2014年第3期
总第211期 2014年第2期
总第210期 2014年第1期
总第209期 2013年第6期
总第208期 2013年第5期
总第207期 2013年第4期
总第206期 2013年第3期
总第205期 2013年第2期
总第204期 2013年第1期
总第203期 2012年第6期
总第202期 2012年第5期
总第201期 2012年第4期
总第200期 2012年第3期
总第199期 2012年第2期
总第198期 2012年第1期
总第197期 2011年第6期
总第196期 2011年第5期
总第195期 2011年第4期
总第194期 2011年第3期
总第193期 2011年第2期
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
总第191期 2010年第6期
总第190期 2010年第5期
总第189期 2010年第4期
总第188期 2010年第3期
总第187期 2010年第2期
总第186期 2010年第1期
总第185期 2009年第6期
总第183期 2009年第4期
总第182期 2009年第3期
总第181期 2009年第2期
总第180期 2009年第1期
总第179期 2008年第6期
总第178期 2008年第5期
总第177期 2008年第4期
总第176期 2008年第3期
总第175期 2008年第2期
总第174期 2008年第1期
总第173期 2007年第6期
总第172期 2007年第5期
总第171期 2007年第4期
总第170期 2007年第3期
总第169期 2007年第2期
总第168期 2007年第1期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