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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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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

--作者:傅国涌

穆藕初生于1876年6月18日,上海浦东人,世代以种棉花为业。到他父亲这一辈开了经营棉花的花行,曾经远近闻名、盛极一时,不过到他少年时,家道已中落,他只进过私塾,13岁就进一家花行当了学徒,时在1889年,这一呆就是11年,深知民生艰苦、世道炎凉,对中国棉纱业的弊病有深入骨髓的认识。甲午战败令19岁的少年痛苦无比,决心从“求西学”入手,自强自救。穆藕初1897年起上夜校读英文,1900年考入上海海关当办事员,很想出国学习,研究经济学,因为学费无着难以实现。1902年,他读了《天演论》,一心“从自强不息中,锻炼出新吾来”。1903年冬天他调到镇江海关,带去几百种新书,开办“阅书报社”,“同志云集”,让清当局神经紧张,暗中查访,才被迫散了。1904年夏天,他和黄炎培、马相伯一起组织“沪学会”,不仅办“体育会”,请李叔同办“音乐会”,还办了一所招收贫寒子弟的义务学校、一所研究新剧、演出文明新戏的戏剧学校(通鉴学校)。1905年抗议美国虐待华工运动中,他起而响应,组织海关邮政华工集会抗议,受到美籍副税务司的忌恨,愤然辞职,前往龙门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兼学监。因为这些活动,他受到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注意和赏识,被任命为江苏铁路公司的苏路警察长。1907年夏天到北方调查路警时,到过不少地方,最初产生了振兴实业的念头。

1909年,他已经34岁(结婚已有9年),他太太典当了首饰,再借了一千元,踏上自费留学美国的路途。他怀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在美国进过几家大学,学的都是农业。期间虽获得了官费生资格,但生活艰苦,常以清水面包过日子。1913年在伊立诺伊大学毕业,获农科学士学位。再进得克萨斯农工专科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夏天获农学硕士学位。

自1914年留美归国到1920年,他抱着服务社会的大愿,快刀直入,所向无前,不过短短六七年间,就创办了三个新式的纺织工厂德大、厚生(1916)和郑州的豫丰,1920年办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六次连任理事长。1921年集资办起中华劝工银行。致使用脑过度,体力透支。他积极改良技术产品,注重员工福利,实行三八制,推动科学管理,经营出色,被上海人誉为“棉纱大王”。三厂资本达到500万两银子,有纱锭10万、拈线机11000台、布机600台,创造了辉煌一时的业绩。这确实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美国人艾萨克·玛可逊如此评价:“在自己本身和工业上建设性的进步方面,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大王能够超出这个纪录,都是值得怀疑的。”(他的纱厂“居上海各纱厂之冠”,直到1923年起遇到困境。)

他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国际大背景,正是各国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他顾,给了中国新兴纺织业全面崛起的大好机会。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的文人胡兰成在《山河岁月》中有一番话:“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分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却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

穆藕初被年轻的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代表,在那一代实业家中他并不孤立,和他同样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还有卢作孚、范旭东、李烛尘、杜重远等许多人。他是有抱负的实业家,更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要实现共和,非普及真正的国民教育不可。他平时生活特别俭朴,布衣素食,衣服破了也难得添新衣。可他是中华职业学校最热心的校董,长期捐款提供经费,他也是1917年职教社成立宣言18位签名人之一。有一次捐款,每个校董捐400元,他签了一张800元的支票,帮另一位有困难的朋友那一份也交了,并交代不必让其本人知道。还说,如果免费生多,费用不足,还可以去找他。希望办校要体会黄炎培等创立这一学校的苦心,不要让精神受物质的影响而稍有减色。有几次捐款,他个人处境很困难,竟是以个人名义从银行借的款。他生平还资助创办过位育小学、位育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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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藕初出巨款捐助优秀学子留学的佳话更是有口皆碑,他的助学大手笔是在1920年,一下子帮助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到欧美留学。他在《藕初五十自述》中说,那年元旦,在江苏省教育会和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人聚餐,他问钱财应该如何使用,对于国家社会最为有益,大家一致认为那只有用于教育,他很赞同。之后,他决定捐出5万两银子的巨款,派学生出国,不限省份,不限科目,只要是男生,道德、能力、学问都好,日后可以做各界领袖的就可以。他请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这件事,蒋梦麟、胡适、马寅初辅助,当年所派学生都是一时之选,都受过“五四”洗礼,他深感欣慰。那年他和蒋梦麟一起,在北京一个喇嘛庙无意中求签,签诗有句:“家道丰腴自饱温,也须肚里立乾坤。”这位曾受美国科学教育的实业家禁不住感叹:“宇宙之间一切处所,无往不为万灵所寄托。”北京《晨报》当时以“实业家提倡学术之创举”为题做过详细报道。

以后,他还资助过方显廷、张纯明、江绍原等多人出国留学,前后至少有20多人。方显廷本是厚生纱厂一名学徒工,少年失学却好学上进,在他资助下,从南洋模范中学一路读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1年到1923年方留美之初,他按月给80美元的生活费。后因纱厂事业受挫,他无力继续支持,方依靠勤工俭学,终于在1928年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最终归国旅费无着,也是他设法解决的)。方显廷后来成为与何廉、马寅初、刘大钧等齐名的经济学家,与何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

1937年6月,方显廷、罗家伦、周炳琳等10位受他资助、学有所成的知名人物集资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作为永久纪念,也是效法他的义举。1940年11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则消息:“‘穆藕初先生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一名中大刘有成、理科一名联大杨振宁、经济一名联大周大晶。”

穆藕初与盘踞杭州的军阀孙传芳有过接触,但不是攀附权势,而是为故乡江苏的民生执言,其实孙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辖有江苏等五省,他写信给孙,再三建言,倡导在满目疮痍的时刻要以建设为重,与民更始,给民以发展事业的机会。他上书其他军阀政客也无不是为民执言,为发展实业说话,从不为一己之私。他一再强调“若不从地方自治入手,政治决无清明之望”。他认为商业不振的原因在于政治不良,自民国以来政争不息、祸乱相寻,教化不修,商业道德日见堕落。1923年面对贿选总统的闹剧,他代表的上海新商人力量有过一鸣惊人的表现,在上海成立了“商人政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

曹锟通过贿选上台,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各方质疑。带有喜剧和悲剧色彩的“商人政府”就是这个时候在上海出现的。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员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不承认曹政权有代表国家的资格,宣布上海独立,这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上海商界的思路是建立一个民治委员会,由70名委员组成,其中一半是由上海总商会的会董担任,商人要直接掌握政权。

舆论对“商人政府”的反应各不相同,徐谦评论:“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

杨杏佛评论:“迄今为止,我们的商人都缺乏政治素养。……他们摸索前进,做着蠢事,而且彻底地错了:上海商人政府仅仅是一小群人的冒险。这种政府只能应付商会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

不过远在广州的青年毛泽东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7月11日的《向导》(第一集第31、32期合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称赞“上海总商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初先生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他说,“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表示”,“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没有武力为后盾的“商人政府”到月份就结束了,如同海市蜃楼、昙花一现。

但毫无疑问,穆藕初代表的新一代实业家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与那些只会消费各种娱乐、锦衣玉食的官僚、军阀、富翁不同,他们是文明的增量,是引入新因子,添加新东西,而不是消耗。

1928年后,他做过国民政府的工商部常务次长,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等,始终以实业报国为本,七七棉纱机就是他改良发明的。从1928年的“救护伤兵协济会”到1932年支持“一二八”抗战的军需,他对公益的捐助向来不犹豫。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上海半淞园举办斗黄头鸟的赛会,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提倡正当的娱乐。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此举却有着深远的意义。比赛前,他做了一次演说:“斗黄头,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娱乐,现在我们重新来提倡这种古旧的娱乐,乃是希望大家在此国难日深的时候,应当摒弃赌博、烟酒、跳舞等不良嗜好,学习黄头鸟的合群、团结和战斗精神,以共赴国难。这次比赛,胜的败的,都可以获得奖品,没有赌博的意味在内。只是希望你们看一看这种鸟类,当两者交锋的时候,拼命战斗,绝不中途妥协,更不会见到对方气势稍壮,就退缩不前,喊‘不抵抗’。看了鸟,还应该再来反省反省自己。”

1933年,穆藕初在回答《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时写了一段话:“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30年代初上海各界精英推进宪政的活动,他几乎都参与了。这在做着“宪政报国”梦的法学家张耀曾日记中留下了痕迹。1932年4月,国民党将在洛阳开“国难会议”,他也应邀参加。月日,上海实业、金融等各界名流65人联名致电洛阳,说明不赴会理由,主张以合作为本旨,消除杜绝合作的党治,实现全民协力的宪政。4月5日张日记说:“实业家仍不署名者颇多,盖歌电发后,实业家受人挑唆,不愿再进行,任之及藕初均觉无法约其签名。中国人畏首畏尾,余固早知也。而同人中必欲此等人签名,方可满足,亦未免太重视财阀,而轻视自己力量。”不过4月10日,再次致“国难会议”的电文上签名的人还是达到了62人,除了黄炎培、穆藕初、张耀曾,还有张公权、虞洽卿、史量才、杜月笙等。4月5日他们就计划组织一个“民宪协进会”筹备会,推动宪政,以学者、实业家、自由职业者为发起人。6月28日,在银行公会举行民宪协进会筹备会成立会,到会约40人。穆不仅参与发起,而且负责筹款。7月6日晚,穆藕初约张耀曾、熊秉三等在家里便饭,都是民宪协进会的人。张日记说:“藕初家中西书籍尚不少,可见其尚知好学也。饭后,穆报告民宪筹款,已约杜月笙、张啸林商量,允为设法云云。余心中叫苦,而又不便反对。此系出余意料事。”

穆藕初廉洁自持,平常写私人信笺,连公家的邮票信封都不用。他生平办事,公私款项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组织纱厂之初,他就拿定主意,凡是账房、栈房、物料等涉及钱物的部门,一概请股东选派妥当的人来主管,他自己则立于监督地位,可以决定这些人的去留。如此办法果然有效,这是他引以自豪的。他在美国学的是农工,常以“读了书不种田,种田的不读书”为忧,力倡“种田要读书,读书仍种田”。他不仅亲自开辟一片穆氏植棉实验场,而且利用专业知识写了《改良植棉浅说》小册子,用最通俗、最浅白的文字,向农民介绍改进种棉的方法,印了数万册,免费送给棉农,在上海附近农村流传很久,造福深远。他率先将科学管理法引入中国企业,1914年就亲自翻译了泰罗(Taylor)《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方法》(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理解,10年只卖出800册,其中有100册还是他自己买了送人的。他太超前了。1942年他还在重庆连续七次演讲“科学管理”。这一切注定都要载入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史册。

1943年9月19日,67岁的穆藕初病故,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对实业家、棉纱巨子穆藕初评价至高。《新华日报》9月21日在头版发表悼文说,“穆先生一生奋斗的历史,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认为他的去世“是我国民族工业界的一个损失”,其实又何止是民族工业界的损失,他的助学、办学,他为保存昆曲这一独特戏曲文化的贡献同样都令人肃然起敬。他热爱昆曲,即使是在办三个纱厂,忙得不可开交时,也坚持每天中午研习曲艺一小时,数年不曾间断。这是爱好,但决非一般的娱乐。他联合江浙曲界的名流成立“昆曲保存社”,组织研习昆曲的曲社“粟社”,为创设“昆剧传习所”募集基金组织义演,1920年,他花高价请法商百代公司为昆曲大家、号称“江南曲圣”的俞粟庐灌制唱片三张,刊行《度曲一隅》一书,保存了国宝级的戏曲文化遗产。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文化志趣来。1921年,当他惨淡经营出资5万元在苏州办“昆剧传习所”,正是昆剧面临最危机的时刻,他以发扬光大昆曲为使命,以文明的新法办学,培养了一代演员,到1925年第一次在杭州正式公演,赢得好评。昆曲艺术自清末以来日渐衰微,这一剧种的一脉星火得以延续与他的鼎力提倡是绝对分不开的。在昆曲史乃至戏剧史上,都应该有“穆藕初”这个名字,不能忘记他为保存昆曲艺术的心力。

虽然穆藕初在五十自述的自序中感慨“一生事业,几等浮云;半世精神,悉成幻影”,然17年后,当他谢世,挽联如云,国共两党,社会各界,无不众口一词对他生平事业、精神给予好评。最贴切简明的恐怕还是冯玉祥送的这一副挽联:

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
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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