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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父亲的赎罪

父亲的赎罪
   
--作者:张鸣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就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一次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闹长毛的时候,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没准是拐了长毛的银器发了财,也说不定。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的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一名少校军需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样,做了俘虏。解放军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异常的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连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他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就烧不热。垒炉灶,修火墙,做窗户上的棉罩。更重要的,家里从做饭到取暖的燃料,都要从山上和沟里去搞来,打柴或者打草。这样的活儿,别人家都是父亲做,只有我们家,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做。妈妈是个标准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阵风。一阵风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毛笔字写得好,但有用得着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制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些了不起的技艺。所以,父亲总是很忙,有段时间,他既是农场的统计,又是会计。同时,农场的这些烂事,又都来找他。都是替别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当他的面,把功劳抢走,他笑笑,一声不响。干砸了,当面挨骂,也是笑笑,一声不响。那么些年,他替领导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劳他一丁点份儿都没有,但有了差错,全都承担。这样的人,即使是反动军官出身,也没法让领导不喜欢。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的烧死人,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文革”前,父亲陪总局和农垦部的领导去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视察,在那里,他居然见到了他在新六军时的老团长。身为劳改犯的团长,在地下捡烟头。父亲见了,不避嫌疑,过去把自己身上的烟还有钱都塞给了他的老长官。由于是跟着大人物来的,看守们,也没有拦着父亲。回来之后,父亲唏嘘不已,工作,更加卖力了。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中国政治,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1962年刚刚有个缓冲,马上就开始社会主义教育,四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论领导用着怎样合适,父亲在总局机关是待不下去了。正好,总局的畜牧处长,一个留学日本的专家,也在总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也把父亲带了去。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而我父亲,也一直待着那个小小的畜牧场,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这个反动军官,在那个人地两生的小地方,显得特别的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进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当年在俘虏营糟一万倍。北大荒的人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恶劣过,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没来由的高度。一个小地方,一个国民党王牌军的少校,一个在忠义救国军干过的人,当然是个最凶恶的敌人。不仅父亲进了牛棚,连累母亲也进了去。我们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在这个破房子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电台。抄来抄去,抄不出电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条什么的主意。要父亲交代,以争取人民的宽大。但这东西跟电台一样,真的没有。
   
几年之后,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受过很重的伤,尾椎骨被打裂,没有治,自己扛过来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问,才知道是烧砖的时候,从未及冷却的砖窑里抢砖烫伤的结果。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能活着出来,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从牛棚出来,下放到农场连队(当时已经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劳动改造。父亲,依旧是那样玩命,像牛一样干活。
   
其实,父亲不会干农活,不仅不会干农活,农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会。后来听说的好些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轶事,在父亲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来我回父亲的老家,听老辈人讲,父亲当年,很喜欢挽起裤腿跟长工们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听妈妈讲,在怀我大哥的时候,她想吃点酸的,让父亲上街去买醋,父亲拎着瓶子,转了一大圈,硬是没买到。其实,那时在镇江,中国的南方醋都,满大街都是卖醋的。在农场的时候,很难吃到大米,妈妈一次好不容易弄了点大米,父亲自告奋勇要煮饭,发现米似乎多了一点,把碗里的米又倒了回去,结果,倒进了白面的袋子。更神奇的是,这样的事,父亲一连干了两次。关于做饭,他只会把米煮熟,其他的,连面条都不会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只能把萝卜或者土豆煮熟了,蘸酱油吃。可见,他干农活,尤其是定量的农活,会干成什么样。但他一直在拼命地干,数九寒天,汗水每每湿透棉袄。回家的时候,冻得邦邦硬。后来,妈妈只好在棉袄的背面,缝上一块羊皮。
   
我们家里的事儿,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妈妈说了算。多数情况下,父亲连表示赞同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家长学期末都会查看孩子的成绩册,但我们家没这样的事。妈妈从来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不会有问题。既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寒暑假的作业,从来没有大人来督促过,爱做不做。这都是妈妈的意思,但父亲对此十二分的赞同,妈妈不问我们的成绩,他也不问。所以,每到快开学那几天,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天天赶做作业,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误了妈妈交代的家务活,还是要挨骂。
   
说良心话,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学习也不错。比较起来,在全家五个子女之中,父亲最喜欢我。标志性事件有三个。第一个,在虎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5岁,父亲出差,我缠着不让走。父亲没辙儿,掏出两元钱塞给了我。我很高兴,哥哥们更高兴,那时候两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虽然上街买什么,其实都是哥哥们说了算,但钱毕竟得从我这里拿,让我感觉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这钱给了我,父亲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钱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学算盘。可能在他心目中,这点手艺,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盘,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一个和孩子很少见面的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要教儿子算盘,这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可惜,我却无从体会他的苦心。当然,我不学,他也只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当年的我,自我感觉是要做大事的,具体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跟算盘不会有一点关系。
   
第三件事,跟一次老师的家访有关。那年,我跳了一级,本该读三年级的下半学期,直接进入到四年级读下半学期。班主任老师,是个男的,有口音,好像是河南人。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但这个老师不知为何,就是不喜欢我。记得好像是一次我们班出去劳动,给附近的生产队铲地。半截休息期间,我和一个同学发生了争执。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年龄小,个子小,在班上受欺负很正常,争着争着,就打起来了。这时候老师过来了,明明看着是我吃亏,而且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不怨我,可他却批评我。我当然不服,就跟他争了起来,他发脾气,我就甩手走人。然后他就一路跟着我回到家,兴师问罪。那年月,我们那儿的规矩是,只要老师来找,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会把自家的孩子揍一顿。显然,我们的班主任,也有这样充分的期待。没想到,很少在家的父亲,恰好在家,大概是回家取什么东西。而经常在家的母亲,却没有在。父亲平静地听完老师的告状之后,居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小鸣,怎么啦?”气得老师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后来“文革”期间,我这个出身不错的班主任,成了学校的红人,为了报这一箭之仇,接二连三地发动同学批判我,重点就是要我交代怎样受反动家庭毒害的。交代不满意,下次再斗。一次,我到牛棚给父亲送东西,看守们闲着没事,拿我们这些犯人家属逗瞌睡。非叫我谈谈对父亲罪行的认识,我一声不响,双方较劲儿,整整憋了一下午。还好,他们居然没有揍我,却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反动态度,反馈给了学校。而当时学校当家的,恰好是我的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学校开除了。直到一年以后,这位班主任老师被人查出,当年反右的时候,他被划为中右,也垮了台,我才重回学校读书。那时候,有个大人跟我说,你跟你爸爸太不一样了。你爸爸人家怎么整他,打他,折磨他,他都一声不吭,全然顺从。可是你,却总是反抗,哪怕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要跟人对打。
   
尽管父亲在他所在农场,是挨整最厉害的人。在牛棚是挨打,差点被打死。后来下放劳改,从汽车上摔到水泥晒场上,口鼻流血,昏迷不醒。没有人管,妈妈拖着他,拦了一辆顺道的汽车,送到医院,才算是从阎王爷那里又转回来了。但他对整他的组织,真的一丁点怨气也没有。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个做过反动军官的人,在新社会是个罪人。无论人家怎么整他,都是应该的。他一直都相信组织,相信群众,一次又一次地交代自己的所有问题。不仅交待自己的问题,连自己妹妹小时候上庙里烧香扶乩,做扶乩童子的事也说了出来,害得我姑姑被所在单位整,非说她是一贯道。“文革”后期,我无意中看了他写给我三伯父(也被划为右派)的一封信,在信里说,我们现在是在做狗,但我们要争取做成人。其实,他不知道,在那个社会格局中,他一辈子也都变不了人。别说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一个国民党军官,就算是他的儿子我,也一个样,只能做狗,不,狗崽子。“文革”前,就算是父亲很受重用的年月,学习成绩很好的大姐,也不能考大学,只好选择上了中师。
   
“文革”结束后,牛棚的看守和打手,被作为替罪羊,当所谓的三种人来整。上面要父亲检举都是谁打了他。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都忘了,记不得。他非常清楚当年主导整人的都是哪个,前面打人的都干了些什么,但他一个都不打算追究,也没有追究的兴趣。我从来没见过他这辈子埋怨抱怨过任何人,整他,打他的,他不追究。帮了人家,人家反过来抱怨他,骂他,也无所谓,他甚至连申辩都懒得说一句。活儿再忙,再累,只要有一点空隙,哪怕5分钟,他倒下就可以睡得着。我真的不知道,他的心能有多大。
   
妈妈晚年老是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你们几个都长不大。凭你爸爸,根本养不活你们。别的不讲了,每个月的工资,开了之后马上就会被借走。因为你爸爸是个滥好人,不管谁来跟他诉苦,他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然后就把钱借给人家。的确,小时候我亲眼所见,有人来借钱,当时妈妈不在家,爸爸刚好发了工资,就都借给人家了。回来妈妈问他借给谁了,他想了半晌,说不认识。从那以后,妈妈到父亲的单位,强调了一项纪律:以后开支,由妈妈来领。
   
退休之后,父亲一直在编写场史。那一阵儿,全国各个县,各个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修完场史之后,他又去编写黑龙江国营农场志,写完初稿,带着稿子去佳木斯,半道整个包被偷走。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稿子,都是手写的。搁在别人身上,上百万字的稿子丢了,死的心都有,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回来重新开始。这本很厚的书,最后出版了。总编是农场总局的宣传部长,父亲是副主编。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铅印的出版物上。虽然妈妈告诉我,其实你爸爸以前也投过好些的稿,发表了不少。但问妈妈发表在哪里?妈妈说不清,问父亲,父亲笑笑,一言不发。
   
那些年,黑龙江农场效益不好,一年一年的不发工资。只有离休人员才能按时给钱,别的退休人员,只能发点粮食和油,让你活着。当时,所谓离休和退休的标准是这样的,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之后参加工作的,算退休。妈妈说,你从俘虏营出来,被批准参加工作,是在这个杠杠之前哪,你应该算离休,去找他们。父亲摇了摇头说,我是俘虏。俘虏,哪里会有离休的资格。
   
当然,父母亲当时没有生活之忧,毕竟他们还有几个在外面工作的儿子。但是我知道,即使没有儿子的接济,父亲也不会去要求离休待遇。他的内心里,依旧认为自己是新中国的罪人,反动军官。人家把他抗战那段抹掉了,他自己也抹掉了。尽管他作为军人参与内战,只是前一段投身抗战的自然延续,但是,他却在内心认同他就是一个反动军官,永远也赎不完罪的反动军官。
   
农场志写完之后,父亲不知怎么,迷上了中医按摩。《黄帝内经》和《针灸甲乙经》这两本中医经典,被他翻烂了。他一辈子对我唯一的请求,就是给他买一套中医经典,我尽我之所能,能搜罗到的,都买给他了。自学中医按摩,感觉学出了一点名堂之后,父亲就开始帮人按摩。一来二去,竟然有了点名声。周围四里八乡的人,都来找他。他从不收费,一按摩,短则一小时,长则数小时。后来,我按他教我的方式,给周围人试过手,才知道按摩一小时要付出多大的辛劳。来找他的人,有认识的,更多的素不相识。他也不问来者何人,略问一下病状,上手就按。完事就让人离开,连感谢都懒得听。有些人这回有病来看,下次还来,不仅自己来,还拉着亲戚来,连句好听的都不说。但也有些人会偷偷地搁下一只鸡,一瓶酒,一小袋的米。事后发现了,父亲也不知道是谁搁下的,自然没法子退,也就算了。
   
再后来,父母亲岁数都大了,我们将他们接到北京。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人。绝大多数,我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他们都说,受过父亲的惠,有几个老人,还说他们的腰间盘突出的顽疾,都被父亲医好了。我当时根本不信,姑妄听之而已。
   
晚年的最后岁月,父母亲过得都不太顺。先后都摔断了腿,接上之后,行动也不大方便。父亲的状况好一点,也是一瘸一瘸的。但只要感觉好一点,就要求我们给他打个广告,免费按摩。我说,在北京不比乡下,什么人都有,如果有个差池,人家缠上你打官司,受不了的。父亲没办法,只好把他的本事,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成天给妈妈按摩。母亲也是遭了一辈子罪的人,浑身都是病,90岁上摔断了腿,状况更差,后来能又多活了好几年,多亏了父亲。最后岁月的母亲,神智有点不清醒,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叫起父亲给她按摩,别人,谁也替代不了,经常白天黑夜父亲都得不到休息。等到母亲去了,父亲的身体也垮了。但尽管如此,母亲死后,他还是央求我们,能不能让他给周围人按摩,哪怕就是我们的熟人就行。得到我们决然的回答之后,他就开始写书,把他按摩的经验,都写在了一本十多万字的书里,让我找地方出版。父亲的这个心愿,我当然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书出版不久,父亲就被查出了晚期胃癌,没有挺多长时间,就故去了。临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妈叫我去了,再晚了,下辈子就做不成夫妻了。
   
晚年的父亲,也知道他的儿子写了好些东西,看中医书,给母亲按摩之余,会把我在报上发的豆腐块文章,一个一个地剪下来,收集起来。后来文章太多了,根本收不过来,他也照样剪。但他好像并不太明白我说的一些道理,而我忙,也想过跟他聊聊,谈谈心,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像样地谈过。
   
我知道,直到死,父亲心里的“罪”,也并没有赎完。抗战胜利50周年,当局没有人对父亲这样的抗战老兵有点表示;60周年,当局也依然没有表示;70周年,父亲没有等到。哪怕只有一个纪念章,一个粗糙的纪念章,也算是一种安慰。可是,父亲和比父亲境遇还差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却永远也等不到这一日。他们依旧是人民的敌人,至少是曾经的敌人。民族主义,现今似乎很时髦了,但意识形态的价值,永远都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鸿沟,依旧深不可测。然而,像父亲这样的人,无论他的儿子怎么说,他都解不开自己的结,自己的那个反动军官的结。其实,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原本就没有意识形态的那根弦,跟谁走,原本不是问题。从来没有想过在国共之间站边。仅仅因为国破家亡,才成了国军的一员。有谁知道,这个抉择,最后却进了反动阵营。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人在进入一个新世界之后,很快就接受了新世界对历史的所有解释。别的人无论怎么重说历史,包括他的亲儿子,实际上都无济于事。唯一能解开他们这个结的,是政府,政府哪怕不承认他们抗战的功劳,仅仅说一句,你的罪已经赎完了,都多少是一种人道的宽慰,可是,连这样的话都没有。在“文革”后期,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辈子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吗?父亲想了一下说,有。那是我刚当兵的时候,在连里做文书,司务长卷款逃跑,我恰好有事找他,结果,惊动了上司,派人把他抓了回来,枪毙了。除此之外,就是走错了路,一辈子都赎不回来,连累你们也跟着受苦。
   
父亲已经故去一年多了,他至死还背负的包袱,还压在我的身上。这个包袱,不是他一直在乎的“罪”,而是他对这个所谓罪的在乎。这些年来,我见过了好些台湾的学者和名流,他们几乎都是去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代。我们和他们,有这样相似的出身,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境遇和心境。过去这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有着这么多的人,国共都握手言和了,他们却依然在意识形态的漩涡里挣扎,不是他们想挣扎,而是漩涡还在,他们出不来。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对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感觉。落到这边之后,很多人却在后来的政治漩涡中,身心都中箭受伤。即使是有幸善终之辈,像我的父亲,心里依旧有着沉沉的痛,人走了,伤口还在流血。
   
自打抗战投军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多少次问他,他都说不忙。到后来岁数大了,行动不便,也就算了。每次,我去上虞,拍些照片拿回来给他看,他都看了又看,但对叶落归根这件事,却从不表态。我知道,尽管含垢忍辱大半辈子了,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他不愿意这个样子去见祖坟,见家乡的父老。只好,做一辈子的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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