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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随笔》 》总第210期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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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星星:人鼠之间

人鼠之间
   
--作者:毕星星
   
 一     
  
我的青少年时代在乡下度过,1950年代1960年代,乡下的老鼠太多了,除了人,要说和动物共处,感受最深的就是老鼠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人鼠共处的时代。
   
乡下农村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墙都是土墙。个别的财主,以前留下一些砖墙,土改以后也毁得差不多了。垒砌土墙,上面架起木架构,村里叫“墙搭厦”,常见。砌一个砖腿子,撑着大梁檩条,打好晒干的土坯垒墙,那就是好房子。讲究一些的,在墙根表一层青砖,二三尺高,多是为了好看。不管怎么说,泥土房子,是那时住房最确切的叫法。
   
土墙土脚底,那就是老鼠的天堂。老鼠打洞太容易了。墙根经常见到一个洞口,洞外一摊黄土,老鼠打洞刨出来的。一个房间,至少有一个老鼠洞。你堵住,没有用,老鼠立刻会在附近打出另一个出口。土墙以里,老鼠窝四通八达。有时你会感到,你的整个家院就是一个老鼠家族的互联网。大白天,老鼠偶尔也会从洞口溜出来,沿着墙根哧溜溜进入另一个洞口,让你莫可奈何。老鼠天生会打地道战。你家没有吃的了,它会沿着墙洞,串联到另一家。那时候全村的住户,也就构成了一个硕大的老鼠家族地下流动网。说谁穷,人们常说,家里饿得老鼠也不来。这话对。你家有没有吃的,老鼠的判断比干部比报纸准确可靠多了。
  
1970年代我进了城,即使在北京住单元楼,老鼠还是难以隔绝的恶邻。我奇怪老鼠藏在哪里,同事告我,老鼠就栖居在一楼一楼的垃圾洞里。那时的宿舍楼高有限,四层五层,每一层都留着一个倒垃圾的洞口,撞开挡板倒了,垃圾会飘落到一层集中,隔十来八天统一铲出运走。老鼠们也就以此为家。这样一个垂直的空间,我想象老鼠很难以家庭为单位活动,可能过起五户十户一组的集体化生活。没人的时候,我曾经隔着自家门上玻璃,看一只老鼠越出垃圾洞口,沿着楼梯,一跃一个台阶,盘上盘下,找寻遗落的食物。听到动静,三跳两跳立刻窜回洞里。你只能感叹老鼠的适应能力。你住楼,它也能上楼,多么恶劣的环境,无奈的群居,它都能扎根落户,定居下来。
  

人把动物分为害虫益虫,那是人类的视角。其实无论哪一类物种,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无所谓有害有益。老鼠也是这样。黄永玉的漫画有一只小老鼠说:我丑,我妈喜欢。一点不错。人不喜欢罢了。
   
人类厌恶老鼠,历史悠久。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最初说的都是老鼠偷吃粮食。后来汉语里凡涉及到老鼠的成语,鼠窃狗偷,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没有一句好话。偷偷摸摸,眼睛细小,成为丑相,这已经由利害转化为审美。总的说,古代人们厌恶老鼠,也还只是讨厌而已。
   
老鼠制造的恐惧,是在近代,人明白了老鼠传染鼠疫以后。
   
依照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鼠疫很早就侵入人类,相随相伴。古代医书记载的瘟疫,依据病状,很多可以判定为鼠疫。人类意识到这种大规模死亡的传染病和老鼠有关,那是很晚的事情了。大致在清代乾隆年间,民间开始注意到鼠疫传播期间出现大量的自毙鼠。到晚清光绪年间,明确出现了“鼠疫”一词,作为一种恶疾记载入史。
   
鼠疫带给人类的毁灭性打击,至今提起,惊心动魄。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造成欧洲大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最低限也在四分之一。鼠疫由海陆两路传入,疫情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相对于乡村,城市的人口死亡更加触目惊心。英法意大利,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都在40%-60%。大规模流行以后,鼠疫以散在的方式持续了大约300年。“1665年7月,伦敦大约每一个星期死亡2000人,大多数房屋关闭,街道空无一人。到处都能看见熊熊大火,人们用燃烧来净化空气。除了赶着马车和棺材去取尸体的人,一个活着的动物也看不见。”欧洲文明遭遇横祸,疫病休止,才得以崛起。
   
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东北鼠疫大流行,至今还是我们民族的惊魂未定的灾难记忆。
   
东北鼠疫,公认和捕猎呼伦贝尔草原的旱獭有关。瘟疫起自满洲里,沿着铁路线迅速传到哈尔滨,又由哈尔滨向外辐射。哈尔滨当时是东北巨大的粮食交易中心,四里八乡的农民赶着马车来运粮,很快把疫情由城市带到乡村。疫情渐次传染到长春。末代皇族任命伍连德医生为总指挥,指挥扑灭东北的疫情。伍连德在东北,强行隔离病人,送进鼠疫医院。各区居民佩戴不同标志,禁止随便出入。关闭学校、旅馆、车站,征用做防疫办公室、检查站、隔离室。租借来120节火车车厢,作为观察收容站。果断火化无法掩埋的尸体等等。伍连德的手段已属先进,东北的清末鼠疫,依然死亡39000多人。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东北鼠疫再度爆发,伍连德再度出马,组织实施就更加得力有效。疫死人数大大减少。
   
东北阻击鼠疫成功,伍连德成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天使。医界称他为中国的鼠疫防治之父。1911年他在东北成功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防治研讨会,伍连德的名字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传说他几次走近诺贝尔医学奖,证明伍连德的不世功勋,业已载入史册。他造福华人,也造福全人类。
   
1920年代前后,与东北鼠疫相随的,晋西北到陕北一带也曾经大面积爆发鼠疫。其中,山西由于较快较利落地扑灭了1918年的疫情,得到高度评价。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蔓延8县,导致2667人死亡,仅仅74天以后,旋即被扑灭。此次防疫行动,阎锡山主持的山西军政府功不可没。山西把抵御疫病传入当作一场战争来打。实行了全民动员。首先调动军队严防死守,隔断交通,禁绝由绥蒙疫区商人平民进入晋省。正值年末岁尾,关外山西人返乡过年,络绎不绝。军队不敷分派,动用警察一并投入。在山西境内实施行政动员民众动员,组织中外医生,看护检疫。成立省级防疫机构和晋北防疫事务所,阎锡山亲自督查各县执事,如有办理不力,立即撤查惩戒。对于民众,发文告,发传单,全省宣讲,所有村庄,务必周知。阎锡山根据西医之说,确定鼠疫“有防无治”,这样一来,山西当时实施了最严厉的隔离措施,“父病不让子侍,夫病不令妻侍”,“宁牺牲一人,不能牺牲一家,宁牺牲一家,不能牺牲一村”。这样一种违背传统伦理的举措,民间也不见有什么反感。
   
1918年的山西防疫,是山西的一场保卫家园的人民战争。当时的北洋政府,已经开始把公共卫生列入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开始介入流行病带来的公共卫生灾难。烈性的传染病,成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从那时起就确立的观念转变。1918年山西防堵鼠疫,在国家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
   
作为山西人,我在汾阳调查过地方文史,知道当时的美国人万德生。1918年,万德生是汾阳县医院院长,他曾经亲赴防疫现场,事后写了报告,详述见闻。王家坪乔家沟等四个村庄疫死92人,晋西偏僻,村庄人口稀少,92口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在王家坪村,万德生考察传染源,做病理切片,曾经怀疑是禽流感传入。1919年临县再度爆发鼠疫,万德生医生再度进入疫区,在兔坂村工作。当地9个村庄共有220人死于鼠疫。至此,万德生确定临县的疫情为腺鼠疫。
   
万德生医生是庚子事变以后从美国教会过来的。1900年庚子事变,山西民教冲突激烈。太谷汾阳两地的传教士全部遭到杀害。事变平复之后,美国人利用山西赔款,在太谷汾阳设立了教会幼儿园学校医院等,从事慈善事业。万德生负责医疗这一块。
   
从1920年的《汾州》杂志可以看出,万德生一行此行,遥远艰难。“这是临县的一个小山区发生瘟疫的第三个年头。它位于汾州西北,紧靠黄河。瘟疫爆发于每年的秋收季节。这时老鼠身上的跳蚤可以把疾病传到很多地方。瘟疫蔓延到的村庄,很少能够摆脱这种危险,还是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居民被夺去生命。有时,死亡人数会低,约五分之一左右,但经常这个数字会升到二分之一或偶尔五分之三。”“我们到达一个村庄的第一天,那里已经有80人死亡。患者中只有4人康复。”“后来,这个村庄在这几个月内死亡率是60%,感染上这种病的死亡率高于95%。”
   
晋西北生活的穷困落后,万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医疗队住的这一家,“主人和他的妻子都三十出头。我们问了一些关于他们孩子的问题,回答是:一个也没有了。故事是这样的:三个孩子在一年内都走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死于痢疾;一个四岁的孩子得了湿疹,显然是伤口不干净,最后被病毒感染,导致死亡;一个六岁的男孩死于猩红热。”
   
母亲很温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她准备好麦子要磨面,第二天,她把面磨好,并筛过面粉。我们想尽办法要给她照一张工作照。当相机准备好时,她总是悄悄地消失了。一天是中国节日,我们给她准备了节日食物。尽管我们做了每件事去说服她,但她没有动那些食物,最后东西仍在那儿放着。她的丈夫不久出现,她把这些食物给了他,尽管我们给他也准备了食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医院的麻醉师说道:“这些山区妇女太无私了。她们不会动任何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而是把它留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
   
近100年过去了,一个外国人的描述,还是让我们泪眼模糊。变了的是山河,不变的是吕梁山母亲。
   
这些美国人,当然不能理解贫困山区的中国母亲,对家庭和孩子的舍命养育。不过,他们看到了中国妇女震撼人心的无私。
   
万德生医生极其刻板负责。为了争取医疗队有一个秘书会计名额,他和山西省民政厅据理力争,以至于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万德生还亲自找到阎锡山,邀请了一位省政府顾问团的“曹上校”随行,这位曾经的军人,对于疏通上下关系,了解疫区民风民情,至关重要。
   
日本入侵以后,美国人全部撤离。汾阳的教会、学校、医院,全部停办。
   
这一隔绝,就是40年。
   
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汾阳中学追寻历史,和美国的卡尔顿大学建立了互访关系。万德生的孙女,终于得以重访汾阳。
   
万德生是一个美国医生,伍连德虽是华裔,却是生在国外,留学国外,人生背景有浓厚的西方底色。一旦爆发瘟疫,中国政府立刻聘请他们出马。医疗队尊重西医,引进外国专家,授以重权,那时的当局,并不保守,并不刻意封闭。
  
一直到1947年,东北再次爆发鼠疫,忙于战事的中共东北局,腾不出手来。立刻请了一个苏联医疗队帮助救灾。也是这样。
  

1958年,正是大跃进高潮风起云涌的岁月。我的老家相邻的山西稷山县,出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的模范典型太阳村。太阳村的典型事迹核心就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除害灭病,提高卫生健康水平。全体村民动员,党支部带领全村扫街除害,铲除杂草,填埋污水,捕老鼠,灭臭虫,熏蚊子,挖蛹,打苍蝇,具体做法有“七扫”“八挖”“十四清除”等等,就是把清洁卫生落实到农家每一个犄角旮旯。厕所要三无,无蝇,无蛆,无臭气,粪堆无害化,畜圈整洁化。公共食堂不吃生饭、剩饭,腐烂食物。幼儿园,托儿所讲究饭菜营养,清洁卫生习惯。社员们做到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勤剪指甲,不喝生水,不吃生冷不吃腐烂食物,用流水冲洗碗筷,刷锅等等。太阳村,给人一个卫生文明的崭新形象。
   
这一整套举措,中心是除害灭病,据当地的宣传,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已经基本绝迹,传染病大大减少。
   
在除四害讲卫生的大运动中,稷山县当年涌现出一批模范人物。英名传遍天下。老农民薛回义,打麻雀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春夏秋冬转村打麻雀,创造过一枪打下37只的纪录。1956年,他一人消灭老鼠960只,麻雀1000多只。1957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灭苍蝇43万多只,重2.8公斤,在田鼠洞里挖出300多斤粮食,人们称他为除四害老英雄。1958年,薛回义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省委授予“除四害英雄”的勋章。
   
稷山还有个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1958年才7岁,也随着大人灭鼠灭雀。筛子扣,抽屉扣,拌药毒杀,他带领低年级小伙伴,组成突击队,一月消灭麻雀321只,灭鼠156只,稷山县召开讨伐四害万人誓师大会,他受到领导表扬,光荣出席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除四害小英雄焦蛋娃》一书,发行全国。
   
全国召开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薛回义和焦蛋娃都是先进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
   
新华社、《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太阳村的先进事迹,全国都在“学太阳,赶太阳,超太阳”。关于太阳村的通讯、新闻、人物报道,各地报纸广播连篇累牍。稷山县太阳村,成为全国卫生工作的一面旗帜。
   
1959年11月12日,国家卫生部在稷山召开全国卫生工作现场会,推广稷山经验。卫生部长李德全到会,颁发了国务院的奖状、卫生部的锦旗。全国各省市卫生厅长带队参会,学习取经。
   
稷山县,太阳村无疑受到极大鼓舞。会后,稷山县向全国各县倡议开展除害灭病友谊竞赛,宣称:要在1960年春节前,消灭居民区及耕作区内的残余麻雀,七一前消灭居民区及周围的蚊蝇,国庆节前消灭居民区的老鼠,实现无雀,无鼠、无蝇、无蚊、无虱、无蚤、无臭虫、无白蛉子的“八无”县。
   
太阳村在现场会,向全国各地的农村生产大队提出友谊竞赛倡议书,提出:在巩固现有“八无”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三清除”“十改良”工作,彻底消灭一切四害滋生条件,并做到见害就灭,永不让四害复生。
   
太阳村名扬四海。好几位中央领导到太阳村参观。1960年5月13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稷山视察,参观了太阳村。运城方面请首长题词留念。胡耀邦同志略加思索,在一块红缎子上写下了通俗易懂的诗句:
   
天上有个太阳星,/地上有个太阳村。/天上太阳照人脸,/地上太阳暖人心。/人心热腾腾,/四害一扫清。/人心红又亮,/身体强又壮。/勤劳勇敢,/毛泽东时代人民,/要把时代变个样。
   
稷山县太阳村消灭四害的成果如何?时光已经流转几十年,历史见证了一切。回视当年的作为,洞若观火。稷山县的无雀无鼠无蝇无蚊,至今也不过还是一个宏伟计划写在纸上,不能去较真。大凡大跃进时代的奇迹,总归都会涂抹上浮夸虚饰的浓厚底色,我不知道当年的统计数字有多少水分。那位捕鼠老英雄,一年消灭苍蝇43万只,我不知道是怎样一只一只数出来的。这些苍蝇共重2.8公斤,每次打了苍蝇,都要过秤计数吗?苍蝇过秤,精确到克,得用天平吧。不知道怎样复杂的统计计数才能推演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纪录。每年1700只麻雀,960只老鼠,他不干农活了吗?
   
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当然是好事。不过除害灭病也有一个科学举措的问题。前年刚刚大张旗鼓全民动员消灭麻雀,老英雄一年消灭麻雀1700多只,庆祝锣鼓还响在耳边,中央1960年发文,明确麻雀不属四害,这让创造了无雀无鼠纪录的稷山人情何以堪?全民动员大造声势,家里诱杀,地里扑杀,田野上到处是挖坑扑打的人群。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制止鼠疫传播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断绝人鼠接触。西北地区1920年代的鼠疫传播,就与旱灾无收,农民挖掘鼠洞搜寻粮食有关。千方百计去寻找老鼠,无限扩大了和老鼠的接触机会,那是找着感染疾病。多亏稷山县不是鼠疫的疫源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山西全省都在大学太阳村。小学中学,都下达了灭鼠灭蝇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少年儿童身上。你打了多少苍蝇?你打了多少老鼠?我恨不得到处都肮脏无比,一拍子下去能打100只苍蝇。为了计数,消灭麻雀要交两条腿,消灭老鼠要交老鼠尾巴。这大概还是沿袭了土匪杀人点耳朵计数的传统。看书看到两头蛇双尾蝎九尾狐狸,我就恨不得老鼠都长出10条尾巴,也好举一反三,以一当十。不灭四害,食堂不给打饭。领饭带上战果,炊事员一手接收死苍蝇,一手给你打饭打菜,回想起来,恶心无比。
   
1959年1960年的大饥荒,稷山县同样不能幸免。这个时候,一个村子饿着肚子讲卫生,当地的话,那叫典型的穷讲究。野有饿殍,家无存粮,每天为填饱肚子犯愁,饿得前胸贴后背。太阳村向全国的倡议书,提议“要普遍做到人人手脸衣被干净,进一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和刷牙漱口。保持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勤洗澡,勤剪指甲等良好卫生习惯”,这是无视灾难的疯人呓语。你号召村民忌食生冷,忌食剩饭,听来简直可笑。谁家有饭可剩?他饿得钻进玉米地见了生穗子就啃,你拉住劝他“忌食生冷”?所谓的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一派丰衣足食,清洁光鲜,也不过是做给人看的。不出三年,统统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参观了,宣传了,也就罢了。
   
自民国以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大凡出现突出的公共卫生比如防疫问题,政府有责任组织扑灭。至于稷山太阳村的除四害讲卫生,说到底,还是一个社区的卫生问题,并不涉及国家的卫生安全。社员家庭及个人卫生,一般情况下,属于个人的生活私域,权力不应抵达干涉。一个人究竟讲究不讲究个人卫生,说到底是个人生活习惯。即使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要求,也只能培养不能强制。我们的大政府习惯包揽一切,厘清权力的边界,十分重要。事实也证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包揽解决此类个人卫生问题。就一个随地吐痰,几十年后,依然是令国人蒙羞的陋习。
  
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里说:从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大跃进的年代,需要大跃进的精神面貌。一个手脸干净,衣着整洁的群体,很给新社会争面子。1958年,稷山太阳村的“人造卫生”,既然是表皮光鲜,注定不能长久。很快,一阵风就过去了。1986年胡耀邦同志再次路过稷山,还向当地干部打听太阳村。不过此时的太阳村,早已寂寂无名,当年的除四害老英雄,小英雄呢,早已泯然众人矣。
  

瘟疫经常和贫穷落后相伴而行。某种程度上讲,瘟疫不仅是一种传染病,简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鼠疫也不例外。
   
东三省扑灭鼠疫的报告指出:
   
三省居住多矮小逼仄之房屋,火炕已占其屋之半,上用杆秫制棚,糊以浆线,以供鼠族之生息。又占其屋之容积十之三,每炕少者卧三四人,多者五六人、七八人不等。一屋之内,寝食于斯,烹饪于斯,杂作于斯,又懒于扫除其污秽,更不待言。时至冬令,窗纸密糊不通针孔,几与空气隔绝。即无疫疠发生,亦甚危险。
   
东北的房屋土炕,还可以说是民俗。当时东北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呢?报告也有记载:
   
小民所穿衣服,皆积垢累月,不一洗濯。皮肤脏秽更易麇集毒菌,且堆叠卑湿之处,恶气熏人,亦不取向日光暴晒--无论腐鱼败肉,及病死之猪羊驴牛肉等,亦甘食不顾。即疫户所遗之米面菜蔬,不洁食品,亦不忍弃掷。
   
这里说的肮脏,根子都是贫穷。谁不愿意住宽敞明亮的广厦?谁不愿意食用新鲜食品,蔬菜瓜果?终年食不果腹,即使感染过病菌的米面,哪里舍得扔掉。家里伙盖一床被子,春夏秋冬一共没几件衣服,哪里谈得上及时换洗?
   
1920年代的山西,境况和东北大体相似。赴临县防疫的赵儒珍医生,称临县“民贫而浊,惯性不易革除”--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土瘠民贫,谋生不易,就中以西山一带尤为艰困。人民穴山以居,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一家数口,恒住一窑,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秽气污浊,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是以数年之间,该处屡次发生瘟疫,虽经派医防治,终不能铲除净尽者,良以此故。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显。我的青少年时代,人鼠共处,其实时光流逝,风景依旧。不止东北,不止山西,各地农村,大同小异。吃住一处,人畜共处的情况很多。居住脏乱污秽,蚊蝇老鼠滋生,是常见的景观。终年填不饱肚子,生产队死了牛驴,大家欢天喜地,不过为了分吃那一斤瘟死的肉。偶然分得一块米猪肉(含猪绦虫卵),明告社员猪肉有病,上了年纪的也会悄悄地煮熟吃掉。他们宽慰自己说,听说30年以后才犯病,30年以后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其实不要说农村,即便在城市,中国的城市的冬季洗澡问题,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获得解决。至于吃肉难,食用病死的猪牛羊驴肉,贫困地区至今屡见不鲜。2005年,四川中部的猪链球菌感染,死亡多人,还不是舍不得抛弃病猪肉造成的!
   
马克思说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没错。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才有可能解决与之而来的健康卫生等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了才能谈得上清洁整齐。住房宽敞,吃喝不愁,此时的衣着光鲜,容光焕发才有意义。贫穷落后自然谈不上卫生文明,脱离开生产活动生活水平空谈什么讲究卫生,也实在是奢侈无用。生活富裕和讲究卫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共生过程。远不是紧急动员,打一场人民战争能够奏效。
   
文明一定和富裕相伴。
   
贫困时代侈谈文明,那一定是装样子。
   
西班牙作家的笔下有一个破落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三天两头断顿,他还是喜欢穿起西装,站在闹市的高处,拿一根稻草秆儿剔牙。
   
作家说,其实他的牙缝里根本没有食物可剔,就是家里可供剔牙的稻草秆儿也不多。
  
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讲卫生,有类于饿着肚子剔牙给人看。
  

作家池莉有一部小说《霍乱之乱》,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由四川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六所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研组,于一九七四年集体编写出版。
   
这本教材在总论的第一页里这么告诉我们广大学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力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虱传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病。其他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老师说:“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作家写的是小说,其中这些材料和描写,那可是非常真实。
   
“文革”中高调宣传我国已经消灭了世界三大烈性传染病,我们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还是在近来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20年间,云南曾经多次爆发过大范围的鼠疫流行病。
   
云南自1982年鼠疫初起,就在个别县流行。1992年到1995年,迅速增长。1996年是一个转折年份,差不多整个云南南部,全部面临鼠疫威胁,疫情大有全面爆发之势。1996年至2000年,疫情一直在高危运行,每年发病的县数都在18个以上。至2001年,云南从南到北,合计44个县发病,疫点1392个,云南全省除了北部少数县市,全部笼罩在鼠疫淫威之下。地域扩大,疫点分布广密,足见形势极其严峻危急。云南专家称,已经构成对于“云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威胁”。
   
依着民国年间对鼠疫的紧急应对,云南早应该成为全国的防堵一线区。但是没有。云南鼠疫,基本上是云南方面的自卫战,有关报道也没有强调疫情爆发和传播的危险性。全国人民安之若素,依然优哉游哉度过自己的幸福日子,全然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就潜伏在身边随时可能引爆。
   
“家丑不可外扬”,天大的事关起门来解决。1950年代,经历了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曾经骄傲地宣称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恶性流行病。此时鼠疫又起,岂非自打嘴巴?还是悄悄压灭的好。199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形势见好,鼠疫岂非给自己抹黑?到了新世纪初期,更加不能张扬,举国举办奥运,鼠疫流行,谁还敢来?所有这些,都让云南的鼠疫流行屏蔽了下来,就云南当地自己解决吧。
   
近代以来的流行病,天花、霍乱、鼠疫,并列为三大烈性传染病。发生这样的疫情,都是特大险情。拉响警报,告知全国并不过分。民国时期的传统政府尚且调动全国力量全力以赴,现代政府具有更加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有效地调动全国的社会资源,迅速扑灭灾情,是职能也是责任。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不会大规模扩散威胁其他地区,此类疫情当然属于“地方的公共卫生”。像鼠疫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一旦爆发,从来都是“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件。云南一地的鼠疫事件,实际上是一种跨地方的危机,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政府出面组织扑灭,是完全应该的。
   
我们呢,全国谁也没有张扬,生活照常生活,旅游照常旅游,云南照常进出。云南鼠疫,从酝酿爆发到扑灭,一直悄悄默默进行,小范围内传达研究,非专业人士不得其详。直到世纪之初,一场大危机终于缓解静息下来。生活波澜不惊,发展照样发展,发财照样发财。奥运千禧年喜上加喜。一场鼠疫从中国身边走过,竟然没有惊动什么。
   
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掉以轻心是正确的。云南方面总结这次鼠疫大流行平稳度过,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时说:“庆幸的是云南家鼠型鼠疫菌的内毒素比较低,染疫后出现重症病例的机会少,没有肺鼠疫病例。否则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鼠疫菌内毒素高,病死率将达到80%、90%。如果爆发肺鼠疫,死亡率几近100%。云南全省立刻成为全球最大的疫病区。封堵交通,检查进出,军队警察大规模调援,职工放假停产,全省加满病床紧急监控。火车汽车飞机穿梭进出云南,各地人人自危,必然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我们掉以轻心是没有道理的。
   
危机过去了,奥运也喜庆过了。想起来,人们才后怕,竟然在那么一场危机紧逼的环境里,若无其事地度过了奇灾大难。
   
我们却是要学会回头看。为了所谓面子,为了所谓千禧,为了申办奥运,以侥幸心理走过危局,这个赌局是不是也下得太轻率太冒险了些?如果我们应对不慎,疫情失控怎么办?这样大意轻敌,实在让人后怕。
   
云南鼠疫疫情不久,2002年SARS病毒来袭,中央政府下决心撤换了隐瞒疫病的高官,公开信息,公告危局,每日公布发现疫点,收治人数,死亡人数,让全国都知道。这些都显示了社会管理的进步,显示了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全新手段。只是我觉得,这些,无论如何,都和刚刚走出云南鼠疫的巨大阴影有关。不能再走那条路--从上到下,由上一次危机达成了共识。可以说,没有云南鼠疫的后怕,就没有SARS的全民应对,科学防范。
   
云南鼠疫,一个民族的大意和后怕换来的教训,我们谁也不应忘记。
  
疫病专家警告我们:人类远没有到高调宣布消灭鼠疫的时候。有关鼠疫的疫源地不可知之处太多。历史的轮回常有出人意料之处,或许现在,我们不过处在一个鼠疫的相对静息期。过早地宣布消灭鼠疫,那是自吹自擂,很不明智的。

无论如何,数十年间,老鼠还是少多了。
   
仔细想一想,老鼠明显少了,不见了,已经有10多年。
   
静悄悄的,谁也没注意,老鼠远离了我们。
   
到农村去打问乡亲们:还有老鼠吗?乡亲们仿佛也是恍然大悟,是呀,不见老鼠了啊,老鼠哪里去了呢?
   
30年前农村分地,没几年,农民就吃饱了肚子。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就大米白面放开吃。九十年代初,农村再盖房子,讲究“一砖到顶”,不用土墙了。再往后,钢筋混凝土,圈梁,新房全成了砖混结构。世纪之初,乡亲们开始盖小楼,正房两层,偏房一层,水泥打了脚底,漫了院子。近几年,村里家户小楼全成了两层半。大路街巷全部水泥硬化,村委会办公地点,看戏的戏场打成了方格子水泥,建成文化广场。居民区办公区,全都是水泥铺设,没有二话。
   
田野呢,我们这里过去是传统的粮棉区,大约20年以前,乡亲们纷纷改造农田,栽植果树。现在,整个一个晋南盆地,大多都已以果业为主。方圆百里,大地园林化,阡陌穿过,两侧全是果树。浇地除虫嫁接采摘,农民过的完全是别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在全国农村走了一圈,乡村的房屋结构变化,大体一致。江浙一带,一家一幢小楼,四层居多。华北农家,两层带小院。即便西北贫困地区,也都是砖瓦房,水泥地,水泥院子,集雨吃水用的。
   
和包队干部攀谈,问他为啥不见老鼠了。他说,你看看,房子院子都是水泥,老鼠到哪里打洞去?地里呢?过去有地老鼠,黄鼠,现在百分之百水浇地,隔几天一灌水,老鼠怎么打窝?不种粮食,老鼠吃什么?果树不停地打药除害,老鼠家族在这块土地没法生存。
   
也许就是这样,分明就是这样,老鼠远离了我们。
   
不用到处放置捕鼠夹子,不用冒险施放毒饵,家里没了老鼠。不用全民动员,下地挖老鼠洞,见不到田野里人和鼠追赶扑打,串起一串老鼠尸体去县乡政府报喜,包起一串老鼠尾巴去上缴任务,老鼠,逐渐消失了。
   
当然,这只是我和乡亲们的感受,更精确的统计和论证,有待各路专家的研究成果。
   
100年来,从清末民国政府,到1949年以来的新政权,一直把剿灭鼠害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20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公共卫生手段,一次一次扑灭了鼠疫疫情。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大打人民战争,开展拔鼠灭源的群众运动,虽然其中也有好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形式主义,本末倒置,面子工程等等,这一场人鼠大战却是从未止息。国家公共卫生这一传统,从萌生到发展,未曾中断。远离鼠害,国民福祉。
   
人鼠共处,鼠疫流行的过程,本质上是生态史,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社会变迁归结为环境变迁。最终,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改变了老鼠的自然环境,驱逐了老鼠。
   
从人鼠共处到人鼠分离,这是生活环境的变化。人类创造了富裕文明,随着发展建设,会出现崭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完全不适合鼠类生存的环境。而那些暂时落后的地方,也只有通过摆脱贫穷落后,才能摆脱鼠害。文明附丽于富裕。靠人工扑打老鼠事与愿违,打不出新生活,打不出那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新房新居,健康卫生,不知不觉间,鼠类,动静杳然。
   
17世纪以来,欧洲民居开始实现了砖混化,城乡都修建了下水道,土路变成了硬质路面。欧洲家鼠的消失,鼠疫的消失,基本上和城市化同步。我们的人鼠分离,也基本上和现代化同步。东北也罢,山西也罢,云南也罢,伴随着我们的山乡逐步走向进步文明,乐观一点预测,老鼠很难聚闹成灾,也就很难制造出疫病了。
  
硕鼠硕鼠,岁岁贯汝,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老鼠真的不见了吗?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引起生态危机,方圆几百里居民撤出,那里随即成为一块静寂的死地。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类,只有风流云散,一栋一栋厂房寂寞地耸立。核污染让这一块土地杳无人迹,没有了生命征象。30年过后,一批科学家重访污染区,却发现了一种动物。也只有这一种动物。形如兔子大小,也有体大如獾者,跳跃奔跑,发出吱吱的尖叫声,科学家不禁惊呼:老鼠!
   
在我的故乡,难觅大老鼠踪迹。驻队干部告诉我,近几年发现了一种微型老鼠。当地人叫“洼谷老鼠”--“洼谷”是当地的一种饭食,相当于漏面鱼鱼,两头尖,也就指头肚儿大小。这种老鼠,水泥缝里就能做窝。
   
从核污染死地,到水泥缝隙,老鼠的变异能力多么惊人。
   
看来,人鼠共处依然不可避免。
   
新的共处如何形成?未可知也。
   
(本文参阅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在此致谢。)
(本文发表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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