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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李鼎铭先生”--相识周原

“李鼎铭先生”
 
                   --相识周原
   
作者:陈四益
   
1972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转入湖南临湘县一个山沟里的工厂。
   
离开上海的原因是1966年以后,上海和全国一样,一会儿造反了,一会儿夺权了,一会儿“炮打”了,一会儿“清理阶级队伍”了,一会儿自然是批斗了。听不惯强凶霸道的怒吼,看不惯趾高气扬的嘴脸,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誓将去汝”了。
   
理由很堂皇:夫妻两地分居。既然她进不了上海,只有我离开了。当然,走之前我找了系里革委会的负责人:到“干校”也一年多了,先前的隔离、批判,以及诸多大字报揭发的“问题”,该有个说法,或曰“结论”了。不然,把那些真真假假、上纲上线的材料转到新单位,尽管是山沟里,怕也永世不得安宁了。可是,那位负责人说:群众运动嘛,有什么结论!
   
“那么,那些‘材料’转不转呢?”
   
负责人说:“不转。”
   
这就是“群众运动”的好处。闹腾了一通,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最后,什么事都没有--你不能怨天,不能怨地,这叫正确对待。不比司法机关,抓了、判了、错了,还得平反,还得道歉,还得赔偿。
   
临湘县有个云溪镇--名字真好听。镇旁是黄茅山。山不大,但也沟岔纵横。我要去的工厂就在这一道道山沟里,每条沟一座厂,合起来是一座大型石油化工总厂。当时,正在建设中,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亦称“总后勤部第2348工程指挥部”。任务是要生产涤纶、锦纶、腈纶,“为亲人解放军换装”。
   
妻子在03厂(也就是涤纶厂),我自然也到这个厂报到。因为学的是中文系的教师,干不了技术活儿,便到了政工处。
   
到了这里,才知道这山沟里真是人才济济。光是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就有一千多人。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整建制搬来这里。部队来的也不少,多为总后勤部所属机关、工厂的干部。
   
到后不久,就听小年青说,厂里有位“李鼎铭先生”。那时“老三篇”是人人都要“天天读”的,“李鼎铭”是当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非党人士,提过“精兵简政”的建议--“老三篇”里有的。但这位山沟里的“李鼎铭”究竟是谁呢?后来见到,才知他叫周原,厂办公室主任。再一打听,说这周原就是写焦裕禄那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这令我大吃一惊。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轰动一时。当时的署名是三位:穆青、冯健和周原。所以,听到周原竟在这条山沟,就在这个厂里,还是位“李鼎铭”先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才渐渐知道,他在1965年采写焦裕禄时,是经过四年劳动改造又回到新华社的“摘帽右派”。那时,穆青是新华社副社长,冯健是国内部主任,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记者。虽然在新华社是他最早发现了焦裕禄这个典型并向来到分社的穆青、冯健介绍;虽然他是第一个去兰考采访并执笔完成了通讯第一稿的记者,但署名时只能屈居最后,而能够署名最后,已是新华社的宽容了。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事情是“右派”做的,做好了不准具名;做坏了“罪该万死”。至于后来--很久以后,怎么会一说《焦裕禄》就只说穆青,不及他人,是我始终没弄明白的。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周原一字未曾向我提及。
   
更令我吃惊的是,我从工厂党委书记那里听到这样一件事情:周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曾“断三指以明志”!断三指,是用血表明自己“一爱我的党;二爱我的事业;三爱我的兰妻”。我震撼了,十指连心啊!一个不惜斩断自己三根手指以表明矢志不渝的人,怎么会反对自己如此珍爱的党和如此向往的社会主义事业?我偷偷注意了他的手指,果然!从此我深信他的无辜,也钦佩他的坚贞。
   
等我后来到了新华社,才渐渐知道,在那个狂风巨浪的年代,他并没有什么“向党进攻”的言行,只是履行新华社记者的职责,写了“内参”,揭露了三门峡水库修建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不良风气,由此得罪了当时河南省委的大员。“反右”一起,记恨的领导就乘机“算账”,一定要把周原打成“右派”。按说,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中央的说法,只要求对事实负责。至于对这事实作何分析处置,是中央领导的事。这个说法是公允的,记者只需尊重事实。至于这事实在全局的考量中是主流、是支流,是个别现象?应当如何处理?只有统揽全局的人才好判断。但新华社的分社受总社和省委双重领导。在有些大权在握的“诸侯”看来,你向上反映事实,就是告我的状。平时不好发作,时机一到,便下手整治“刁民”。这时,新华社想保也保不住了。周原就是这样被整成“右派”的。及至近世,某些主管领导竟提出新华社内参“要注意导向”,那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内参是供上面参考的,有什么就要秉笔直书才有参考价值。无论是要记者去“导”领导的“向”,或是要记者按照领导的“向”去“导”,岂不都是胡闹!此系后话,按下不表。
   
当形势变化的时候,好一些的领导会抓住时机为那些受了冤屈的下属甄别、平反。周原也在那时摘去了“帽子”,但开除的党籍、降低的级别却不曾恢复。“摘帽”,是宽大为怀,你得感谢。若是要追根究底、非要辩个你是我非,只怕不但摘不了“帽子”,还会加重处分。周原对这些不曾计较,也无法计较。他只要能够继续他钟爱的事业,就额手称庆了。
   
一回到新华社,他就一杆子扎到河南农村,跑了七个月。那时,中原大地经历了那场“跃进”后,哀鸿遍野,民生凋敝。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那个一心一意为让老百姓不再逃荒要饭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自然心绪难平。共产党不能让老百姓挨饿受穷。在穆青、冯健的支持下,他再次到兰考采访,然后用一天一夜写出了那篇曾经感动中国的通讯第一稿。
   
好景不长。周原得以继续他新闻事业不到两年,老百姓还没吃上饱饭,一场“大折腾”又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周原又被“赶出了”新华社。《焦裕禄》那篇通讯红遍全国时,那些人只讲穆青,以剥夺周原的功绩;到了“文革”,忽然又声讨《焦裕禄》是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典型”。这时,一切又都是周原炮制“大毒草”的“罪行”了。
   
被赶出“新华社”的周原夫妇,也来到了云溪山沟。于是,山沟里便有了这位“李鼎铭先生”。这些详情,小年青们当然不会知道。
   
周原毕竟是大记者,即便在山沟里,他也总会关注到一些有个性的人物和有冲突的事件。他曾同我讲起对时任局长的李冰,时任厂长的高富荣的观察,讲得那么生动,神采飞扬。同样生活在那个环境中的我却对这些全无所感。只可惜他那时已没有采写通讯的可能,而那个企业,因为在“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方针“指引下”,一直到他离开也没有能真正开工投产。
   
大记者来到山沟里的小厂,不免有虎落平阳的境遇。他是写大文章的人,但这个尚未投产的小工厂里,能有什么大文章可写!有一回,大概是厂里布置的任务,他为厂里年度设备检查动员会替领导写了个讲稿。不想会前半个多小时,党委书记把我拉到一边,为难地说:“你赶快给改改吧。”我看了讲稿,总共几百字,却写得气势磅礴,鼓动性极强。我说:“蛮好啊,改什么?”他说:“这稿子口气太大了。咱一个小厂,小干部,哪敢用这口气呀。”他说的“口气大”,记得是指最后两句话,是从毛泽东“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句式化出,也就难怪刚刚经受了“文革”冲击的党委书记,要战战兢兢连说“哪敢”了。后来的改动当然容易,只要把一些现成的话捏合捏合就可以了,但真是可惜了周原文采斐然的原稿。这大概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杀鸡焉用牛刀”这句俗语,也算山沟里的趣事一桩。
   
同周原相处久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了。周原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姓乔,大名乔元庆。父亲1939年便到了延安,1942年牺牲于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祖父在家乡沦陷后不甘做亡国奴而自缢身亡;堂叔祖在沦陷后的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敌人枪杀。可谓满门忠烈!他自己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17岁随中原人民解放军皮定均部突围,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来成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覆灭》的素材。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14级干部,差一点就进入了“高干”行列。没想到,“革命”后来竟这样草率地吞噬着自己的儿女。但周原依旧达观,依然满怀激情地描述他亲身参与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覆灭》的初稿就是在山沟里写成的。
   
1974年,随着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形势又有了变化。新华社已由穆青主事,他要把当年赶出去的记者重新召回。周原夫妇都在召回之列。在要离开山沟的时候,周原忽然问我:“你就想老待在这山沟里?”我苦笑道:“我不待在这山沟能去哪儿?”--离开了上海,自然很难再回去,何况上海那时正红得发紫,而我又是为了逃避这“发紫”才到山沟里的。
   
周原问:“你想不想去新华社?”这突兀的问话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含含糊糊地说,“能去新华社当然好。”我离开上海时,虽然已经在复旦中文系当了10年教师,但一年学生工作,一年“四清”,一年留学生汉语教学后,“史无前例”便来到了。因此对于改行并不觉得为难。何况,周原只是这么说,未必便能成。所以,周原走后,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想,到了1975年,山沟里的工厂一直未能投产,原来的“换装”计划,也因化纤原料并不适宜做军装而告吹。于是,石化总厂便一股脑儿由湖南省接收。部队干部纷纷撤离。
   
就在这交接之际,新华社湖南分社经湖南省委同意,到山沟沟要人来了。后来知道,是周原回新华社之后向穆青做了推荐。湖南分社闻讯,便乘着军地转交的时机,来要人了。
   
再见周原,已是六年之后。他在新华社国内部当机动记者,我从湖南分社借调到新创办的《望》月刊工作。“右派”的冤案已经平反,党籍已经恢复,机动记者的岗位,使他得以在全国各地采访、调研。听他讲起农村联产承包后的变化,听他讲起深圳、珠海,有如听一部部长篇评书。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中原大地》与《复活的幽灵》也先后出版,都是描写他熟悉的中原农村巨变的。
   
从年轻的老革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轰动一时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到山沟里的“李鼎铭先生”;从被逐出新华社,到回到他渴望的记者、作家生涯。在这样人生的大起大落中,能始终不气馁,不颓唐,保持着乐观与朝气,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韧性与定力。
   
周原终于在今年走完了人生多难的历程。他离开了--带着遗憾与满足,带着愤懑与欢乐。他终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再没有挟私报复的褊狭,再没有因嫉成仇的妒火,再没有落井下石的卑劣。那里,或将是他真正向往的乐土,他为之寻觅终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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