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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齐燕铭的“书生气”

齐燕铭的“书生气”
   
--作者:陈徒手
   

  
齐燕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最为得力的行政助手,数年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其间1955年曾患重病休养,逐渐在身体条件上已不堪繁重的机关管理事务。1959年底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因在大跃进运动中表现过“左”、激进而遭免职,1960年初由齐燕铭接任,从中南海中枢机关转到他原本熟悉的文化本行,其间也有适当照顾病弱身体之意。但仅仅过了三四年他却以右倾之名挨整,最终怏怏去职,被贬谪到济南当副市长。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因一出京剧《逼上梁山》被最高领袖写信夸奖,使导演兼主演齐燕铭赢得盛名,成了中共新剧革命的开创者、实验者。他以“党内专家”身份执掌文化部,被众多党内外人士认定是一时合适人选,认为他的渊博知识和丰厚才学有利于今后文化部工作的开展。从入主以后的讲话看,他确实以抱负远大、谈吐内行而给人留下印象。
   
他上任之际,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整个党内工作趋向缓和,努力减轻与各阶层的紧张关系。一向平和的齐燕铭在此时显示了善于沟通、以诚待人的本色,对几年来人祸连连的文艺战线竭力调整和平复,所说的言语大多中肯和实在,多少带有一些反思和批评之意。正是他这一段随和、无设防的讲话,构成1964年文化界整风运动挨整的主要材料之一,被扣上极其严重的政治大帽子:“在政治方面,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国家经济暂时遭到困难的时候,他攻击三面红旗,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见1964年中宣部整风办公室《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
   
从整体来看,齐燕铭的表态其实是随大流的,诸多领导人都说过此类话语,并无出奇之处,只是到了清算之时有意搜集起来就全是罪状。譬如他说1959年反右倾时,“各级党委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反右倾的结果,强迫命令更多,民主空气更少,五风助长,工业瞎指挥更厉害,这是产生缺点错误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说话的尺寸几乎是当年党内政策口径的暂时定例,齐本人并没有超常发挥。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话剧、新歌剧创作座谈会上,齐燕铭打了一个比喻说:“我们来时是阴天,回去后该天晴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晴的,但是也不要否认有阴的现象。扫除阴霾,各地区需经过很大的努力。”针对会上提到的工作缺点和怨气,他以鼓励的口吻表态:“现在条件很好,不合理的制度、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解决,有不良的现象,作家也应该出来作斗争。”“估计斗争有困难,但不要怕。”“目前条件很好,我们要起来斗争。”这些话后来在整风中就被视为“极端错误的言行”,认定是齐燕铭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也有阴暗的一面,号召文艺工作者起来向党的领导进攻。
   
齐燕铭凭着一时书生气和简单理解,此时讲话确实也有一些出格、违规之处。举一例说明,他在一次活动中兴之所至,开口就认为195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主要是找到一条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是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出来的一条道路”。他由此阐述道:“今天来讲,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可以比较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朝鲜也在这样做,他们把苏联的经验和他们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结合得很好,很有成绩,粮食已经快过关了。”1961年、1962年中国国内经济举步维艰,国际颜面难堪,他在众人面前竟少见地提及苏联建设经验和朝鲜粮食过关,材料中没有注明这是在什么场合的讲话,是否在外事活动说套话中的一时发挥。齐燕铭此言多少被视为犯忌、冒犯之意,因为这是中国党内极力避讳的敏感问题。
   
最让批判者受不了的是,齐燕铭在广州座谈会上谈到“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是在实践中取得的”问题时,竟然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由于不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造成的,“我们兄弟党苏联老大哥跟我们讲也不体会,要自己碰到才能深刻体会”。(见1964年中宣部《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在中苏两党闹僵之际,重提这些言论,简直就是把齐燕铭放在火炉上炙烤。齐本人深知其险恶,在事后检查中竭力回避谈及此事。
   
面对毛泽东两次针对文化部的严厉批示,齐燕铭及文化部党组惊慌失措,仓皇应对之下屡屡招来高层的厌恶。一开始党组还是想竭力控制知情范围,只在处级以上干部之中进行一般性的检查,不向下传达。直到1964年8月,经过中宣部批评以后,才在电影、艺术、出版三条战线上分片传达。齐燕铭在7月16日的党组会研究整风运动部署时,认为“运动全面铺开,肯定要出乱子”。在8月底又说:“今后的斗争,要掌握火候,其中大量的是学术问题。”在9月10日的党组会上,有人对党组的检查报告提出批评,他突然失态,以极为反感的口吻说:“我们是一群罪人,实在不行,只好请求中央派人来,先撤职,然后再戴罪检查。”这就让中宣部找到“抗拒发动群众,压制群众批评”的口实,给后来直接派出工作组入驻文化部制造理由。
  
齐燕铭“书生气”式的慌乱比别的副部长会更严重,焦虑之中他还无端失控发火,老是想掩饰什么问题来躲避“飞来的横祸”。已有多位知情者揭发他私下篡改已经存档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想修改原话来减轻错误程度。譬如他竟然模仿记录者的笔迹,对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稿加以修订,如把原记录中的“中央认为三面红旗是快了一点”,改成“中央认为三面红旗只是快了一点”;“各级党委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改成“有的地方也是把界线乱了一点”,稍微添加或变动几个字,来减轻原来句子的厉害成分。想不到这么细微的改动很快被下属告发,更使自己陷入了无法辩解的狼狈境地。
  

在文艺方向的问题上,齐燕铭的一系列“出格”表态被批判者紧紧抓住不放。譬如认为“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作家联系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领导”,这三点“强调过分,便产生缺点”。他曾宽泛地说,文艺服务对象可以扩大至封建阶级思想浓厚的人、资产阶级右派,“因为他们也要看戏”。此说法很自然遭到激烈围攻,齐燕铭自己在1965年2月12日文化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也被迫承认:“混淆了政治界线,错到敌我不分的程度,简直不像共产党员说的话……自己对于什么是‘服务’、什么是‘阶级斗争’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都存在着糊涂观点。”
   
齐燕铭对双百方针有“不合常规”的自己新解,也让批判者颇为恼火。他曾说,毛主席提出这个方针的根据是:“一、世界是复杂的;二、世界是变化的;三、阶级矛盾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因此,只好用‘二百’方针。”他还提出不应讲主导方向,说:“有许多东西过早地做结论,什么东西一拿出来就当做方向,这都是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成了方向,就只能往这一条路上走了。”他有时爱说一些过于抽象的言语,这本身就蕴含被人抓住把柄的可能,譬如在1962年秋季八届十中全会学习心得报告会上,避而不谈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热门话题,却用了深奥的词语去阐释人类的复杂性:“世界是很复杂的,人类是很复杂的。五千年的古国,所有的遗产都在起作用。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从本质上看是阶级关系,可以简单地这样说。但只有本质不行,不能只靠本质吃饭。”他还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马列主义也是生动活泼的,看本质只是方法。”“所以一切问题不能只靠原则、本质来解决。”这些多半被指控为同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有含沙射影之嫌,并拔到“公然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现象,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去解决文艺问题”的高度(见中宣部1964年《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
   
应该承认,1962年广州会议及前后时间,齐燕铭受形势所惑,丧失了原本中央机关工作所具备的谨慎,内部的讲话过于放松,让后来的主持整风运动者有一种罪证随处可拾的感觉。厚厚一沓“主要错误材料”中思想罪状罗列成行,搜集极为完备,让齐几无回嘴之力。譬如他说,对知识分子“不要念紧箍咒”,认为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就因为强调思想改造所致。他在关于学习十中全会心得的报告中说:“红菩萨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两天不红,专两天不要紧。”他说:“政治挂帅,联系群众,这是一般工作规律,不是艺术(工作)规律。”又说:“党应当怎样领导艺术,目前还未总结出经验。”他反对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直率地表示:“永远停留在三结合、五结合,永远是‘臭皮匠’,要攀登高峰就困难了。”这些言论如果剥离开当年特许的缓和环境,随便抽出一条“上纲上线”,都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政治性痛楚。
   
齐燕铭在1965年2月12日文化部党员大会做检查时,对于“政治上的迷失”这一点就花了不少篇幅“自我批判了断”,他说:“对政治惟恐过分,对艺术惟恐忽视,这不仅违反毛主席所指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实际的作用是用资产阶级的艺术偷换无产阶级的政治,也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挤掉无产阶级的政治。”“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说到这里,他几次用了“痛心”“痛心之至”来表达悔恨的情绪,竭力把这几字散落摆到几处关键段落。
  
“政治上的迷失”必然带来用人方面的失当,齐燕铭的恋旧和惜才的老式做派最让中宣部领导看不惯,认为他在组织路线上严重违反党的原则,给他安上的罪名为“长年累月重用遗老遗少”。齐燕铭自身有一种从小习艺带来的风范和气场,对高水平的老艺人、老学究、老票友、老秀才天然怀有尊崇爱惜之情,在职权范围内几乎有求必应,焦急地予以职位安排。譬如他曾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中宣部内部评价语)的老学究孙人和,介绍到中华书局任二级编辑。把在湖南师范学院受过批判而擅自离职的老秀才马宗霍,强行安插到中华书局任三级编辑。曾经推荐思想反动、“不食周粟”的张 彬,执意要让他到故宫当顾问。最出名的一例是,曾三番五次地推荐夏山楼主的琴师郭仲霖到中国戏校工作,当时戏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予以接受,齐燕铭为此不快,严厉批评学校领导,促使戏校最后只好录用,并向齐燕铭和郭本人作了检讨。这一系列事情揭开之后,中宣部领导反应强烈,指责为丧失政治立场,妄想“走一条单纯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的路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齐燕铭主政之时,党内习惯称之为“鬼戏、坏戏”的戏曲剧目纷纷出演的主要时期,以致毛泽东在1963年、1964年批示中愤恨地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对文化部有一种恨不得改名或撤销的怒气。作为党组书记,齐燕铭自然被认定为鬼戏、坏戏的主要推手、责任人,他的迁就和呵护“使多年不演的坏戏、鬼戏又重新在戏曲舞台上复活起来”(1964年文化部检查报告语),他的政治重压骤然暴升,连周恩来都无法在一旁暗地里援救。1962年齐燕铭暂时回国务院工作一段时间,周恩来曾建议他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再回文化部,但他执意返回。此时他陷入困境中再想到此意,已是后悔不及。
   
据齐燕铭事后检查中披露,1962年十中全会前江青曾向他指出坏戏、鬼戏大量出现,应有措施。江青自称,之所以提出此事,是花了两年时间亲自到几个地方调查的结果。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从北戴河回来,转告了周恩来、康生相类似的指示。这种微妙的预警,却被齐燕铭忽视了,他只是召开会议简单传达一下,在工作中略有布置。但还笼统地表态说,戏曲工作情况基本健康,坏戏鬼戏出现,只是个别现象。他反而认为中央可能不了解基层演出情况,艺术局为此还整理出一个材料,证明坏戏鬼戏不多了。这种变相抵触和丧失警觉,让高层人士得悉后恼怒不已。主持批判者在此定论是:“在对待文化戏曲遗产的问题上,齐燕铭同志同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些保守力量的代言人和保护者。”
   
在1964年文化部检查组整理的《关于齐燕铭同志的主要错误材料》中,有长达四五页篇幅表述了齐燕铭在坏戏鬼戏方面的重大负面作用,其中谈到他对坏戏鬼戏的呵护和推崇:
   
齐燕铭对传统戏曲,不分糟粕与精华,全盘肯定,认为“我们几百年前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还是金光灿灿的”,“对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好处”。反复强调挖掘传统,并认为“挖掘传统的剧目是带有战略意义的事情”。对于遗产,他口头上说是“先继承,后批判”,实际上是寻找各种借口,鼓吹只继承不批判,如说:“学戏就不是批判与继承同时进行。当然是先继承后批判”,“对待遗产应有西医学中医的精神,只准学习,不准批评”。甚至认为对有毒的东西也要继承,他说对于“一些封建意识很厉害的,对身心健康有害的剧目”,可以不让学生去学,但是“应由演员去学”。
   
在上报的齐燕铭错误材料中,谈及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部戏曲教材编选工作组主持编选出版的九十六种教材,包括一百二十七个剧目,其中帝王、才子佳人的剧目占80%以上,这批剧目中有不少宣传忠、孝、节、义封建道德的坏戏。材料中列举诸多事例来证明他的政治上严重不当,譬如对于《四郎探母》这出坏戏,他让中国京剧院安排四个四郎、四个公主轮流演出一场,好让名角都上台。他不顾党组书记身份的严谨,几番为鬼戏、坏戏辩护。他说:“有的地方,对有两个老婆、有鬼的戏不让演了,这样做就有问题。”“《李陵碑》取消了七郎托兆,总不易演好,就这个戏来说,托兆似乎不一定是迷信。例如《伐子都》、《李慧娘》也是出鬼的戏……这并不等于宣传迷信”。
   
材料中称,直至十中全会以后,中央已有严厉批评之举,但是齐燕铭仍不多加理会,还在为鬼戏、坏戏说话。他说:前一个时期上演鬼戏、坏戏是个别现象,“并不是不得了的事情”。又说:对鬼戏,“旧剧本里原来有的,如《铡判官》、《游西湖》,没有办法,一些不好说的话让鬼来说,同时那时又是有鬼论”。他多次称赞孟超编写的《李慧娘》,夸奖这个戏“很受欢迎”。这也触碰后来1964年整风时定下的批判红线之一,因为《李慧娘》已被整肃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戏”。
  
中宣部工作组、文化部整风检查组由此公布了二三十个坏戏的剧目,大都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中国戏校等单位挖掘而出,其中《小上坟》、《变羊记》、《打砂锅》等破例公演。齐燕铭极力支持挖掘这些“三小”(小丑、小旦、小生)戏,认为这些戏可以起供人消遣的作用。中宣部批判材料中明确认定,齐燕铭对旧戏曲的热心提倡,“使戏曲界出现了一个革命戏曲总退却,封建主义的旧戏曲嚣张一时的混乱局面”。
  

历数文化部历届部领导,齐燕铭是惟一一位看重戏曲界人情世故、体谅行业规矩的部长,这与他曾参与戏剧创作、有实际梨园生活体验相关,也与他稳重平和、善于关心人的性情有关联。他几次参加戏曲界“拜师收徒”活动,对于仪式上诸如磕头作揖的老派做法,他可以在场默认但不持非议,并在讲话中对艺术学派的发展多加勉励。这颇让正统的文化部官员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巩固和发展封建主义的旧习气旧关系”,齐燕铭居然以部长身份参与此类活动,“在群众和青年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批判者给齐燕铭安上一个吓人的政治罪名,就是“抛弃了解放以来在革命现代题材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对演现代戏十分冷淡”。最突出的一例是在1960年4月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剧目观摩演出会上,他擅自改变了中央批准的“以发展现代剧目为重点”的正确方针,提出一个没有主导方向的“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但在实际工作中,只是传统戏一者独举,还嫌传统剧目改编太少,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把齐讲话中的问题提到违规改变中央预定的工作方针,这就涉及国家长期的文化战略发展,罪名之恶之险,让齐燕铭有一种窒息一般的无望和无力。
   
1962年上半年整体经济下滑吃紧,国家已经没有实力去照顾原本承诺支持的各类剧团。为了减轻国家财政开支,国务院曾经提出将一部分国营戏曲剧团改为合作制的剧团,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为此起草了戏曲剧团改制的方案。他此次主张颇为大胆,冲击了1949年后官方努力营建的禁锢“篱笆”,力主“艺人办团,演员自由退团、自由流动”,组织上“不得故意留难”。他说:“流动演员是个体所有制性质,在剧团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有少数流动演员存在对戏曲事业并无坏处”。“解决演员盲目流动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演员压在那里,顾虑流动演员不好管是不必要的。”整风运动批判者为此愤怒地给齐扣上大帽子,大有不可饶恕之意:“否定戏曲剧团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鼓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优越性。”
   
1965年2月齐燕铭被迫检查时,深挖思想动机时也坦率地表示:“当时考虑剧种,特别是年代较久、传统较为丰富的剧种改演现代戏的困难较多,对于它们的唱、做、念、打各种程式的改革,看得过于困难,而没有认识如不改革便无法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改革就要有首先攻克最不容易突破的堡垒的勇气和决心。”他说,剧团改制使剧目管理工作不易抓紧,放任自流,再加上1962年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戏曲遗产,过分推崇旧艺人。他自己说了一句“沉重”的话:“这就使封建传统剧目更加有力地统治了戏曲的舞台。”
   
1962年、1963年剧团改制时遇到很大的压力,在两次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听到的是一片反对的声音,至少明确表示反对的就有八个省,连文化部内部都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理由之一就是这样改制会“放弃党的领导,牛鬼蛇神满天飞”。齐燕铭凭着内行人的艺术直觉和事业利弊的判断,固执地顶住反对意见,强行试点并逐步推广。但是他低估党内保守势力的影响力,在那样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得不到完善的制度支持和组织配合,根本无法把剧团改制弄得周全,出现过失也不能及时弥补,以致事后效果与初衷相距甚远。
   
改制的不理想和停滞成了齐燕铭说不出的痛楚。1964年下半年整风高潮时,部党组成员、文化部办公厅主任黄洛峰就在干部会上拿出一串增长数字指责齐燕铭:单以国家对剧团的补贴来说,1962年是二千四百万,1963年三千四百万,1964年三千六百万,1965年估计可能超过四千万。黄洛峰以责问的口吻说道:“视革命事业如儿戏,是不是仅以感情代替政策,以自己的爱好兴趣作为领导方针呢?不是。它最集中、最突出还在于以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黄还以刻薄的语气嘲讽道:“当齐燕铭同志还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那儿至多只能在举办晚会或搞点其他什么的时候,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只能在他从1957年开始主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时候,发思古之幽情。但这毕竟是有局限性的。一旦1960年到了文化部,这就不同了,这就有了适宜的土壤气候,可以大大发挥潜在的封建、资产阶级本能了。”(见1964年12月黄洛峰发言《党组是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
   
对于这种逼迫式的集体围攻,齐燕铭只有无奈的招架之力,他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被迫承认:“究根问柢,原因还在于我的兴趣和习惯上对于那种传统的戏曲形式有着深深的爱好,因而对它所表现的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内容,也竟感不到有多大抵触。”有人批评他在戏曲工作上有个人野心,他猛然间难以接受,但重压之下只能应承,还补充说:“这既是个人野心的起点,也是反党的起点。”
   
最让批判者不能接受的是,作为曾被最高领袖表扬的《逼上梁山》的主创者,居功自傲,1962年广州会议上谈及新编历史剧的不足时,他居然对《逼上梁山》提了三点批评意见,举例失措。他自己也深悟此举的“不当”,整风检查时“痛心疾首”地表示:“不顾当年毛主席给予的评价,对之妄加指摘,这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文化界一向是政治敏感区域,高层领导备加关怀,各类指示甚多。齐燕铭有时候就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但是一旦政治上出事,高层集体静默,无人出手施救。他几次在党组会满腹牢骚地表示:“文化部的发明权不多”,好些话“是有出处的”,“有些话是上边讲的”,“我把它一发展,就片面了,就错了”。言语之间透着无尽的委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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