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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星星:乡村风景(二题)

乡村风景(二题)

--作者:毕星星

乡村的树

再没有树,更能见证乡村的变迁了。
   
土地归家户的时候,大田里没有树。地里长树,庄稼就歇住了,不好。路上也不种树,大路村里叫官路,官路上的树当然是官有,没人愿意在大路上植树。巷子里的树,栽在房前屋后。田野里的树,栽在井台边。牲口拉水车,蹄子踩出一个圆圈,树就围着井道,栽成一个圆圈。地是自家的,井台是自家的,树永远是自家的,树就长得高大。买了卖了,树可以随地走,就一直留着。井台一周的树,得水近,长得好。地主也不急着砍树,它就一直长。井台的大树,柳树,榆树,都一抱粗细。也栽点杏树,孩子淘气了,吃个新鲜。
   
树围着井台,田野上看,就是一点一点的绿。一点一丛树,没有直行,也没有连片。平原上没有河滩,没有滩地的林子。树就这样一点一点撒在原野,漫不经心的。
   
槐树榆树长得慢,柳树长得快,柳树就比槐树榆树高大。在一丛树里,柳树经常是最高的。不是城里公园里的垂柳,那太柔曼。就是一般的馒头柳,枝叶短,纷披着,倒像今天的披头士。
   
巷子里大树老树更多。老院子,几十年几百年传下来,树伴随着人,一辈一辈过来了。大巷里,一揽粗的大树多的是。民国时期教书的师傅门口,上马圪台边上一棵老槐树,树身早已空了,狗钻进钻出的,猫钻进空洞爬上去,枝杈上露出小猫头来。枝干都枯干了,每年零星抽几条细细的嫩枝新芽,一副老树着花样子,这树总有几百年了。
   
合作化土地财产归公,村里有人宰杀牲口,各地都严打过,当成刑事犯罪。其实同时,砍树也成风,好像没有处罚。在心里,人们还是惜命,驴马都是一条命么。没有人怜惜树。树难道不是命吗?
   
入社在树是一劫,从此村子难见大树。
   
农业社也栽树。土地大路都是社里的,社里就在大路两旁栽树。规划整齐,一行一行的。这个时候最大的变化,树成了行。沿着马路,延伸到远方,那是社会主义的林荫道。
   
栽什么树呢?最流行的是钻天杨。发木快,直溜溜往上长,三五年就成材。还有泡桐,七八年就能解板材。毕竟刚共了产,大家都在担心归公。谁能想那么长久,几年后还不知道是谁的,你还敢思谋几十年的大树?
   
从此田野成了钻天杨的一统天下。以前村头的楸树呢,池塘边的大杨树呢,烂园子里的构桃树呢,统统让位给新兴的统治者。白杨独霸天下,好像土地的新主人,榆树柳树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家常伙伴冷落了。更不用说桃杏树,那是经济林,有资本主义嫌疑,孩子们想偷嘴都没个地方了。
   
可树这个家伙和人一样,天生是杂居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杨柳榆槐,各呈奇妙。大家一起,各长各的,才叫日子。天下要只留一种东西好过,这东西肯定活不成。没过几年,一场大规模的树种瘟疫,很快席卷了各地白杨树。杨树树身上头长出一个肿包,黑黢黢的虚松起来,仿佛脖子长出一个瘿,枝叶干死。过一段往下再串出一个瘿,树身就一节一节朝下死。没治,像癌变。杨树成片病死,村民连忙砍伐。不分青壮年少,田野躺满了杨树白森森的尸体,大多属于未成年。其实预防的办法简单得很,有几棵榆树槐树隔开,就像打了隔离带,传不过去了。一大二公规划的时候,只想到整齐划一,没想到一律好了也容易一律坏。
   
留下的泡桐,也不容它们长粗了。生产队穷得干打干,没钱分红了,队长就说:掘几棵树去!粮食低产, 口就不错了,分红就靠卖几棵树。谁上台当队长,都盯着,那树根本长不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分地,皆大欢喜。树,却是又迎来了一轮劫难。分地分牲口,树也要分。共产风心有余悸,凡到手的树,大多砍了改成板材,堆放在家里。大地白茫茫一片,好似坚壁清野,大家于是放心。
   
十多年后,迎来了又一轮大植树。粮食越来越不值钱,种地无利可取,乡民开始把目光投向果树。邻村栽种了,卖了好价钱。不用发文件号召,坡地带头栽了果树。不几年,平川也跟着学。一展平的好地,都不种粮食了,一律换了梨树苹果树。百里沃野,连片果林。阡陌在树行里穿越。田野一片绿,五月花,十月果,好景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造林运动。绿了坡地,绿了平川。树的家族,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树大约很骄傲。自以为招摇天下,十年百年永享厚祚,指望榛莽参天。树太天真。这是一轮经济林运动,人们栽树为了卖钱,怎样挣钱怎样来。果树不能长大,长大不好授粉,不好采摘。人们欢迎果树低矮化,大地上列队站满了树家族的侏儒。为了结果子,多结果子,果树像马戏团的动物一样,也得接收驯化。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果农全身披挂,七天喷一次农药,消灭了钻心虫,也顺带消灭了所有的蝴蝶蚂蚱蛐蛐儿。土壤施肥根本等不及,各种化工原料齐上阵,树上挂满了吊针瓶子。你要上颜色吗,挂这个液体。你要甜吗,你要脆吗?分别有液瓶等着。果皮很艳,果肉不过是各种化学试剂通过枝叶合成。从树林子经过,各种输液瓶叮叮当当挂满枝头,微风吹来如鸣佩环。一棵棵树,像蛋鸡,像肉牛,像填鸭,不过是换票子的机器。人瞪着血红的眼睛,胳膊粗细的小树就开始思谋牟利,那是觊觎乳猪上笼,残害未成年的童工。如此大规模的奴役压迫动植物,亘古未有。
   
果树冲着商品果子,更新换代在所难免。秦冠过时了,要换红星。红星过时了,嫁接了红富士。你刚换成最新的嘎啦,有人的冬枣暴利,呼啦啦掘了满地树根,一园子苹果换成枣树。今年山楂火得很,隔明年推广大个儿番石榴。农家的果树,十几年间轮回了一个遍。树根摆满大路,好似根雕艺术大展。挖树栽树,好像还没有休止的意思。
   
本来,田野里再折腾,村巷里是安宁的。官路上的大树没了,门前的树还在。谁也料不到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高潮来了。平地,扩巷子,迁移,铺上炉渣,抹上水泥。铺路整街,前任村长要取直,继任村长要拓宽,再换一任索性动迁。蓝图几番描绘,终于彻底消灭了最后的几棵老树大树。到乡村去,太阳底下白花花的,整个一个光芒万丈。这大概就是那个孤零零的崭新的新世界吧。
   
我的村子的老树,现在就留下我家院子里的那棵。六十来年树龄,因为长在院子里,没人管,也就没人命令砍倒,它得以幸存。这棵树,村里人叫“出”树,就是臭椿。查一查字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樗”,老乡亲至今保留着这个古老的发音。树以无用而保全,3000年前如此,至今如此。
   
公有化以来,是树逃不脱早殇的命运。人手握生杀大权,敛之常不待其熟。
   
大树是静物。大树在,好似老树精微笑着慈祥地告诉你,60年来,虽然不免风雪,毕竟没有刀斧,它的日子可说安然。
   
一个地方能长成大树,证明了此地起码享有几十年的请勿打扰。
   
那么一个折腾的时代呢?人折腾完人,当然还要折腾树。
   
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树不得安宁,是人不得安宁。人不折腾了,树也就安宁了。
   
乡野连自己的树都保不住,那肯定是受了欺负,他该有多委屈。
   
60年来,乡村风景最大的变化就是没了大树。

你家的大粪属于谁

我回村里发现了老档案,很意外。一个躺柜,塞了多少陈年古董。我伸手进去抓了一把,捞上来就有几张粪票。
   
粪票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光阴过去,它可成了稀罕物件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大家都熟悉这个民谚。早年没有化肥,上粪只有牲口粪和人粪。想得牲口粪要到官路去捡,去拾。做农民地道不地道,拾粪是一个很要紧的标准。拾粪要起得早,天色黑蒙蒙的,背起粪筐就出了门。赶大车的要赶路,一般东方不亮就套车上路了。你起来晚,粪早就轮不上你拾了。白天土路上也有碰上马粪驴粪的,不多。谁遇上了,用脚踢推成一堆,顶尖踩上两脚,表示已经有人占定,后面拾粪的就不能动了。拾粪也有行业道德的。
   
合作化了,土地归了公,牲口归了公,大圈里的牲口粪当然是集体的。那么牲口拉在土路上的粪呢?社员自己还有点自留地,也要施肥。路上的驴粪蛋还能不能捡拾?牲口是集体的,牲口拉下的是不是集体的?如果设坛辩论,我看也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难以辩清。当然也没有辩论过,大家约定俗成,大圈里的牲口粪是集体的,土路上零星拉下的就谁拾了归谁。工作队曾经表扬过一个老农,土路上拾了一堆粪,双手一掬,扬到路边大田里了。他当然也可以踢踏成一堆,回去拿了粪筐来收了,下到自留地里去。他没有这样,这是热爱集体。大会表扬他爱社如家,把个人的土粪让给了集体。不过既然这属于大公无私,说明在大伙心里,土路上的粪,还是谁拾了归谁。
   
既然土路上拾粪归自家,队里使唤牲口的把式,下地时就常带着粪筐。牲口要拉粪了,停下来,使筐接了。出工时放在地头,收工了提上,撒到自留地里去。这样一来,显得和集体很生分,账算得太精细了,一堆牲口粪都要争个你的我的。可就是那样。农民自家和生产队,界限清着哩。
   
土路上拾粪归自家,那么,大田里牲口拉粪能不能拾了归自家?牲口粪能拾,马尿驴尿能不能拾?要辩论清楚,这大概又是个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大田里牲口撅起尾巴要排粪了,也确实有过驾犁驾耙的把式拿起粪筐接粪,攒了提回去。甚至也有提了小罐等着接牲口尿尿的。不过道理大不过人情,很快大家觉得,这个算账算得太苛刻了,过了,也就不那样了。
   
农民也和集体争抢人粪,这就是粪票的来历。
   
集体化了,人是社里的人,人粪当然是社里的粪。你吃集体的,拉下的不是集体的?这好像挺合乎逻辑推理。可是农家都有自留地,农民靠那一小块地吃菜,还有点别的小自由出产,过日子离不了。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很钟爱这个尾巴,有粪总要给它留着。“自留地里拼命哩,集体地里养病哩。”这是当年干活的写照。自留地肯定比集体大田庄稼好,傻瓜都知道。原因明摆着,农民有粪总要留给自留地。
   
大马房的牲口粪既然不属于自己,农民只能在自家的茅粪动脑子。
   
生产队控制茅粪的办法,一开始只是按人头,一家几个人,年终记几份大粪工。
   
很快有人提意见,人口有大口小口,食量不同,排粪量当然不同。怎么能大口小口混算?应该按出粪量,一担茅粪记一个工。到谁家挑一担茅粪,发一张粪票。这就是粪票的来历。在一个票证制度系统严密的时代,动辄要发票证,收票证,人们的票证意识空前强烈。和大粪联系,粪票的地位比较卑下。可它也抵工分的,不能小视。粪票兑换工分,属于在一个小范围内流通的有价证券。粪票是哪个年代比较极端的票证。大粪发票,是集体化时代最丢人的景观。
   
粪票流行过一阵之后,很快出现了弊端。论担收粪,就有人不停地往粪缸里灌水。生产队大粪车上门,收下的尽是清水。你收赶不上他灌,粪缸老是满的,招呼粪车来拉。拉的都是典型的水货。
   
生产队一看这样不行,有人出了主意,每月放三天茅粪假,这三天,可以往自留地送茅粪,三天以后,茅粪归集体。这三天不定期,你不知道哪天放开,就不敢随意灌水了。
   
一声“放茅粪啦--”,社员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家家出动给自留地送粪。三天过去了,知道一个月内不会再放茅粪了,他接着往粪缸里灌水。
   
这样不行。生产队下了禁令,茅粪统归集体,多会也不准往自留地送茅粪。
   
社员有的是办法。他们给院子里拉了一堆黄土,掏出茅粪,灌进土堆做成粪干。抬筐,胳膊挽着,送到自留地里去。我送脏土哩,你也不让?生产队拉去的,照样是粪水。
   
生产队严令宣布,禁止土粪出村。白天没有动静,一到晚上,小车推,人拉肩扛,粪干总要送到自家地里去。
   
我家住在巷口,晚上总有踢踢踏踏的人声脚步声。父母都能分辨出哪一家在偷粪。脚步快了,母亲说,这是你三婶。支扭扭的声音,母亲说,这是犬娃的小推车。女人们携带得少,脚步轻。男人大筐,脚步腾腾的。施肥季节,一个晚上,偷粪的队伍悄悄摸摸欢腾到黎明。日头红了,新的一天来了,打着哈欠,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大田混工分去。
   
大队看这个样子还不行,派了民兵严加看管,白天黑夜把住巷口,不让送粪的出村。
   
这下子就把社员制住啦?
   
秋天,我和五叔在一片大田锄草。五叔突然把锄把子一推,一阵风似的奔向另一块田地。我不知为啥,身旁的都笑。有人说,哈,送粪去了。我才知道,自从生产队限死了茅粪,好些人家从此不在家里拉屎尿尿了,有粪便,他们干脆到自留地去排泄。自留地里挖一个坑,几捆秫秸一斜靠,就是一个田间厕所。村里为了方便,社员自留地都分在靠村的近地,送粪很方便的。在大田干活,略为远一些,像五叔这样远远地赶过去,实在不容易。可像五叔这样宁愿跑路拉到自己地里的,大有人在。
   
我家的邻居红眼子庆和,自从茅粪归了公,他家立了规矩,谁也不准在家里大小便,一律到自家自留地去解决。他家自留地挨着庄外,夏天一片玉米地,一家大小都在玉米地上粪,那一排一排干粪横竖成行,整齐排列,如棋盘落子。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他们不懂。玉米地里施肥,他家那可叫有计划按比例有次序的样板。一块地,上工下工路过,乡里乡亲的经常打趣,他家也不在乎。那会儿谁家不是穷得顾不上颜面,有闲心笑话别人。
   
我说这些故事,也有人听了嘲笑我的乡亲。我讲到这里却只有愤怒。是谁把老百姓逼成这个样子?个人屎尿也有人管着,这是人过的日子吗?集体化这30年,是农民遭受最严格管制的30年,也是农民人权遭受严重侵害的30年。从种什么收什么到吃喝拉撒,公家统统要管着。“新社会的农民”连一泡屎尿都由不得自己,还有什么自由幸福可言?
   
日子过成这样,该取笑谁?可笑的应该是这个制度的设计人。他们把土地收归了公家,自以为施舍了人间天堂。集体化没有收成,制造的只能是人间灾难。如果没有自留地调剂,日子实难过下去。依照当时的收入,又不可能解决肥料问题。一场大粪争夺战,在所难免。把农民逼到这个程度,该控诉谁?
   
“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农民。”我看60年历史,严重的问题倒是农民教育了我们。什么叫自私?农民关心个人权益,保护个人权益叫自私吗?你使用权力剥夺农民土地,剥夺农民自由,强令农民集体生产,大锅吃饭,还要教育农民俯首帖耳顺从听命,哪有这样不讲理的。倒是农民几十年的顽强抵抗或者离心离德教育了我们,人保护自己利益的本性是永远不可改造不可教育革除的。
   
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不是好政策。我敢说,集体化30年的大粪争夺战,生产队没有打赢过一个回合,社员们总有办法把好肥使到自家的地里。小块自留地里的庄稼,多会儿也比大田长得好。绿油油的自留地,黄萎病弱的大田,你总能看出社员的偏爱。这一场争夺战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农民的选择,土地私有,归了家户,他们才有积极性。你的强制,你的教育,都不过枉费心机。
   
集体和农户争战到1980年代初,终于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农民总算种上了自家的地。尽管还不算私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也算吃了定心丸。从此以后,你愿意施肥尽管施肥吧,愿意开垦,愿意改种,尽由你,你在你的地上打滚撒欢,没人干涉。农民焕发了空前热情,土地也释放出空前的能量。几十年没有解决吃饱肚子问题,一旦分地迎刃而解。我们总算明白了,人为地制造公有制多么不得人心,这个和农民憋着劲的土地制度,终于一朝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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