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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实:李慎之先生

李慎之先生
   
--作者:周实
   
《书屋》发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是从他的短文发起。那是一九九六年《书屋》杂志的第四期。那时还是双月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本事”一桩》,发在“灯下随笔”栏里。文章一千五百多字,写了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得识舒芜,时相过从,舒芜转送他聂翁的诗作《北荒草》(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著名诗人、散文家。周恩来曾戏语其为“二十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其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他拜读后,感慨万分,写了两首“读后感”并由舒芜转给聂翁。聂翁读了他的“读后”又由舒芜转回一诗。三首诗都很有意味,值得在此转录一下。先看他的《题〈北荒草〉》。第一首:“绝塞穷荒百首诗(聂诗有云:谁信成诗三百首,不遇深交不给看),咸酸苦辣几人知(聂诗又云:老欲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微微爝火摇夜动(聂诗有云:斗牛光焰知何似,百宝深宵爝火光),隐隐春雷入想痴(聂《推磨诗》云:春雷隐隐全中国)。安得嚼心同嚼蜡(聂诗云:长嚼己心同嚼蜡),可堪含泪更含辞(聂诗云:狂言在口终羞说)。死生明暗去来际(聂《野草诗》云:明暗死生来去际),刺破鬼天笔一枝(《野草诗》:眨眼鬼天快亮吗)。”第二首:“越是穷愁越放歌,风流自比郑元和(聂诗有云:瓦罐长街一曲歌,风流竟似郑元和)。楚天风雨摧兰蕙,北海鲲鹏笑网罗(苏武牧羊北海,聂诗中屡见)。十九年归公老矣(聂诗有云:十九年长天下小),三千界坏佛如何(又云:但觉三千世界小)?吉诃德与拉施德,一样驴背笔胜戈。(聂《风车诗》云:吉诃德定真神勇,竟敢操戈斗巨人。他则以拉施德策疲驴,涉流沙,终传一代信史,为尤勇也)”再看聂翁的《赠李慎之》:“文思殆尽十年牢,摘句寻章能者劳。岂我诗真千里足,羡君马赏九方皋。风流人物今推李,天下英雄旧姓曹。何日病情容小可,邀君枉顾到东郊。”诗中明显有见邀之意,因此在一九七七年暮春,由舒芜引见,他谒聂翁于其新源里寓所。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得见聂翁的唯一一面。聂翁半躺在床上,身体看上去很疲弱,但是精神非常好,谈了一两个钟头,只是事情已隔多年,谈了些什么竟然完全记不得了。记不得就记不得吧,有这三首诗就行了,签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里这样想。
   
他在《书屋》所发表的第二篇就更短了,只有一千三百多字,题目是《食谱与菜单》,发表在一九九七年《书屋》杂志第三期。话题是那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的插图。插图是范曾先生画的,画的是鲁迅先生的《在酒楼上》的场景。画面酒楼的柱子上挂着一块小牌子,牌子上写有一些小字,仔细辨认最上面的可以肯定是“菜谱”二字,话题便由这“菜谱”展开。“菜谱”和“菜单”这么两个词,在李先生年轻的时候,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菜单”是可供挑选的各种菜肴的单子,“菜谱”是教你用某种原料做出某种菜的方法。然而,就是因为“菜单”在延安被写成“食谱”,于是它的影响也就由延安这个权力中心迅速扩散到老解放区,然后又至新解放区,最后竟然普及全国。在反右的运动之中,他曾因为谈及此事而被批为“反动言论”,但他觉得生活本身还是需要明确区分“菜单”与“食谱”这类事情。尤其是语言,事关到文化,它的错用和歪曲,它的准确和纯洁,它的变化和流行,就不是什么小的事情,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在我看来,一般来说,“文化”这个词在他的文章里大都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第三篇,近万字,是篇大文章,发在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的《书屋》上,标题很醒目--《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这里不妨摘抄几段,看看他是如何说的:
   
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〇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谈不上超越,而且还远远没有达到。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
   
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就是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与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进行持久的、全面的、认真的启蒙,历史不但已经重复了,而且还不是没有可能再重复,至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足以防止的保证。
   
不妨提一个不客气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理状态,深深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连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
   
文章发表后,被读者选评为该年度的读书奖,他非常高兴。于是,他又打来电话,说他想对启蒙的意义以及专制主义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我说好,企盼着,稿子很快就来了,题目是《新世纪老任务--答客问》。稿子排好后,我又寄还他,请他再次斟酌校定。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稿子未能及时发出,他曾几次来信询问:
   
周实同志:承惠诗集,俾晴窗暇日得以讽咏,曷胜感激。去年拙作《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得《书屋》读书奖,按规定可得赠书一千元,现将购书名单附后请即照此赐寄为荷!又拙作《新世纪老任务》已经贵刊同意于五月份刊出,并寄示清样矣,现不见下文……不敢相强,唯尚希赐一确息……李慎之2000.10.21
   
周实同志:承惠寄书籍,无任感篆……《新世纪老任务》一文,我本来想改用笔名……但一想是“访谈录”似亦不便用笔名,姑且拟定几个笔名“谨斋”、“虚中”,仅供参考,这都是几十年前我曾用过的名字。近作一文与舒芜讨论鲁迅、胡适与五四的,言辞稍嫌激烈,但是唯于贵刊发表最为相宜,待改定后再寄上,能用与否,悉由尊裁可也……李慎之2000.11.18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们当然未用笔名,此稿随后发表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期,这也正好呼应了他在文章开头说的“二十世纪只有到二〇〇年底才结束,二十一世纪要从二〇〇一年初才开始。须知公元是没有年的”。他在这篇文章之中进一步地鲜明指出: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世纪,是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在精神的现代化方面屡遭挫折的一个世纪。
   
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
   
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
   
总之是,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
   
还有,中国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在一八四年以前,本来无所谓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一八九八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是很不容易摆平的。再近一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他的专制政策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别忘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开头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专制主义也特别善于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
   
话再说回来,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有的,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样的大趋势是谁都不能抗拒的。全世界各处的人权也会不断普及和提高……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都只能是个人的……
   
这篇文章一万多字,从文化说到专制主义,从专制说到个人主义,从个人说到民族主义,从民族说到全球化,充满理性,饱含激情。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我又收到他在前信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他“与舒芜讨论”的“近作”--《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这是他的一篇力作,问人问己,泣血椎心,驳论迭出,精彩纷呈(为了避免文章过长,我在这里就不引了,有兴趣者自可查看),读毕,我即给他回信,说了决定采用的想法,他也马上回了一信:
   
周实同志:刚刚收到来信,不禁产生一丝欣喜,因为我那文章似乎还有发表的希望。为了增加使希望成为现实的可能,不妨把作者的署名改为李中或李执之、李持之,这倒不是我故弄狡狯,我从小的学名本来就叫李中。执之或持之都是“字以表德”之义衍生出来的,李慎之反而是我参加地下工作后用的假名。我不但非常不慎而且在某些人看来这个名字也太臭了。但愿能够……当然发不了也无所谓。即颂春节曼福。李慎之2001.1.31
   
为了文章能够发表,他又想到改换署名,于是,我又跟他说还是“李慎之”为好。文章发表后(发在二〇〇一年的《书屋》杂志第五期),编完第六期,我就调离编辑部了。两年之后,他去世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以示我对他的怀念(一转眼,到现在,已是十年过去了,已非“风雨苍黄五十年”了,而是风雨苍黄六十年了,想起他我就想起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个人主义、全球化、回归“五四”、重新启蒙、发扬民主、法治宪政等字眼,这些他在他的晚年时刻挂在嘴边的字眼,时刻写在纸上的字眼,直到他在离世之前,他一直说着这些字眼)。我的文章真的很短,至少可以说是不长:
   
与慎之先生相识,是编《书屋》。
   
与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和我和王平(周实注:《书屋》杂志的主要编辑)去看他,在医院,那次说了很多话。一次是一个新书发布座谈会,人很多,那次没说什么话。
   
其余,便是稿件来往了。
   
……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在《书屋》发表后,反响很强烈,读者极喜欢,获得年度读书奖,那是一九九九年。
   
……
   
二〇〇一年上半年,还发过先生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是先生写给舒芜的,算是一封公开信吧。此信发表后,反响也很大,看法有分歧。广州的林贤治先生寄来一封公开信,与慎之先生进行商榷。我将此信复印后,交给王平,转寄先生,请他答复,打算将两信一同发表。可惜,突然发生变故,《书屋》杂志换人编辑,慎之先生的这封回信,也就未能刊出了。现在,我将此信公开,也算是一个纪念吧。信如下:
   
周实、王平同志:
收到了你们的信,上面本来有你们的新地址的,不慎丢失了,今天电询王平同志,重新得到了你们的地址,才能写这封回信。
《书屋》全面改组,虽不出意料,但仍然令人扼腕。我上个月寄给你们的文章大概已经没有发表的可能了。
承转林贤治给我的信。他是研究鲁迅的专家,研究者果然比我们这些自以为了解鲁迅的人了解更深更广。我估计他的这封信应该还能刊布,而我则是一个文思极其滞涩的人,衰年盛暑,实在没有气力写答复的文章了。何况有许多话现在还不好说。
我对鲁迅的了解远不如林贤治,不过我的那些看法是六十年亲身经历的结果,这也是他不好体会的。至于我所谓“误导”云云,当然主要与我自己这个“接受主体”有关,是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到鲁迅头上的。林贤治先生说如果我当年确实是受了鲁迅的引导,那末,这个“导”并不见得便“误”,我也还“很可以引为光荣的”,我要说的是,四十多年前,我已经感觉到“光荣不起来”了,年纪越老,越觉得羞惭。
 自从四年以前,我提出“自由主义”这个在中国臭了半个多世纪的词以来,虽然“自由主义”因为攻击者太多,在中国还不算很香,但是也算是“恢复名誉”了。近三年来,我一直慊然于心的,是总想给被谥为“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正名,认为“自由主义”不落实到“个人主义”上就还没有落地。但是学力才力都不允许我写一篇正式的文章,只能在有些文章中提到自由主义时补上一两句为个人主义恢复名誉的话。现在林先生却把我看成是一个“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说了这样的话,难道我确是已经老朽昏聩到辞不达意,心口相违的程度了吗?除了以后多多经意而外(我也不会有几篇文章好写了),我倒想请你们转恳林先生写一篇堂堂正正鼓吹个人主义的文章,也可以了却我的一个心愿。
再就是《中国的道路》与我毫无关系,完全是不法书商擅自搜罗我发表过的文章编辑出版的。这点也请转告林先生,在他的文章的开头处删掉这个对我极大的侮辱的书名。我迄今还没有出过文集。
当荷见谅。专此。即请暑安。
李慎之
2001.7.17
   
林贤治的公开信,《书屋》合刊发表后,反响也很大。那是二〇〇一年七月八月的合刊。《书屋》自从创办以来,期期都是如期出版,也只有那一个合刊。可惜,那个合刊上,没有先生的回信。
   
不编《书屋》了,联系并未断,先生有文章,照旧寄过来。每次拜读后,启发都很大。
   
在编《书屋》的后半期,还与先生讨论过,如何宣传宪法的问题。当然是通过电话讨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般人却都很漠视,尤其是各级政府干部。本想能用一年时间,选择一些旧文重刊,然后逐步推至今文。可惜也因换人编辑,此想法也付诸东流。为此,写过几句话,寄给先生,表示遗憾……
   
想法是很书生的,遗憾同样很书生。
  
再后来,就是先生的“搬家通启”。这已是二〇〇二年六月份。通启写得很详细,令我看了很感动,当即回了一封信:
  
今天一上班
收到你的信
一张小小的迁移通知
邮编
电话
公交车站
还有附近的建筑标志
将我唤出夜的梦境
带我拜访了你的新居
于是,那些过去的日子
那些《书屋》里的日子
那些张扬思辨的日子
又一一浮现在我心里
使我心里充满感激
   
真的,感激,非常感激--慎之先生!慎之先生!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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