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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

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

--作者:杨小彦
    
         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年轻时受到推崇的艺术风格,今天大概少有人提起,比如19世纪俄罗斯巡回画派。去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一个这个画派的展览,代表画家大致上都有,但作品却不是一流的。这可以理解。毕竟是俄罗斯的国宝,一般情况下,一流作品不会外放展览。即使如此,我还是情不自禁去了三次。其中有著名风景画家列维坦的两张油画,不算代表作,但还是他那典型的风格,远处的天际线划开天与地,田野起伏,泥路弯曲向前,灰色而多变的云层让人遐想不已。我驻足在他的画前,久久凝视。坦率说,以今天我对艺术史的了解,已经可以理性地看待眼前这个曾经被尊奉为俄罗斯第一流风景画家的实际水平。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世上有许多伟大的艺术,由于各种原因,并没和我发生关系,更没有影响我的生活,以致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无法“伟大”起来。相反,有些可能在艺术史上的确是二流的艺术,由于与个人经历发生过深刻的联系,反而一直都很“伟大”,受到回忆的青睐。对我来说,列维坦就是这样的画家。

        我不关心列维坦在艺术史上的真实位置,更不在乎他那今天看来多少有些陈旧的抒情风格。列维坦曾经是我青春岁月的偶像。那时我在农村,是一名普通知青。由于热爱绘画,整天浸淫在各类与绘画有关的印刷物中自得其乐。开工之余,便常常背着小油画箱,到田野寻找印象中的大师的影子。那时陪伴我的,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小书,叫《回忆列维坦》。书是借的,因为珍贵,所以始终要还。为了长久占有它,我花了不少时间,居然把整本书给抄录了下来。

        现在想来,那阵子热爱绘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知青们常常百无聊赖,用各种方式诅咒永远也侍候不完的农田,我却觉得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在自然中发现类似列维坦的原野,列维坦的落日,列维坦的云层,列维坦的小路和列维坦的河流。南方多丘陵,不可能出现俄罗斯那种典型的广阔而粗野的景色。不过这不要紧,把南方丘陵画成列维坦式的原野就可以了。今天学习绘画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那时的情感。我能够把一条普通得不再普通的泥泞小路,看得和列维坦的代表作《通向弗拉基米尔之路》中的那种伸向远处天际线的大路一样重要,一样富有意义。书上是这样评价这幅风景画的,说整个俄罗斯的希望都曾经在上面走过。因为这是一条通向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必经之路,俄罗斯众多的革命家和反叛者,都曾经被沙皇的警察押送着,从这条路走向流放的终点站。有时,天空会出现变化不定的云层,于是我又马上联想到列维坦的另一幅代表作《在寂静的墓地上空》。

        这说明充实和艺术有关。列维坦让我的农村生活过得充实,让我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观察自然的伟大。后来我考上了美术学院,幸运地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美术大学生,并从此跨进绘画领域,至今没再抽身出来。多少年了,我的艺术记忆的仓库装了数不胜数的大师作品,古今中外,杂七杂八。法国印象派曾经控制了读大学期间的艺术观感,后来又让现代主义稀奇古怪的趣味占据了个人情感表达的中心。因为缺少对传统艺术的了解,所以曾经花过不少功夫,学习如何辨别传统水墨与书法。再后来学习艺术史,学习建筑史,知道评判艺术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的理性精神,知道与其片面欣赏不如全面分析的道理,知道艺术没有绝对标准的真实含义。

        学习艺术,尤其学习艺术史,更知道情感世界对社会与人生的意义,知道艺术家的理想对于一个时代的重要性。毫无疑问,生活在19世纪社会急剧变革前夜的列维坦,虽然只是一个风景画家,但是他作品中那一份独有的忧伤,却让我的青春变得富有意义。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是什么,其意义何在?尤其是今天,艺术市场如此红火,艺术已经成为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著名艺术家已经腰缠万贯,对艺术理想的这一追问,就显得更有价值。

        我不想用理论来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回到历史中,回到我所接触的与艺术有关的事物当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去年,广东美术馆开展了一项名为寻找“失踪的艺术家”的工作。为此他们为一个叫谭华牧的画家开了展览会,为一个曾经当过“历史反革命”的画家梁锡鸿开了研讨会,正在筹备着为一个下半生成为真正的农民的画家赵兽做大型的回顾展。这三个人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留学过日本,并在日本学到了当时“先进”的“现代主义风格”,都在回国之初有过不俗的表现,并活跃在那个年代的艺术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失踪”了,淹没在历史的可怕洪流中,无人提起。谭华牧和赵兽终生不改风格,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被彻底地边缘化。当我有幸看到一幅标明是“1967年”的赵兽的抽象风格的油画时,内心涌动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涟漪。如果这个标年是正确的,那只能说明,在那个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可怕岁月中,艺术出现了奇迹;一个完全被生活抛弃的画人,居然在内心想起了毕加索!广东美术馆的研究员蔡涛就提醒我,要注意其中的真实性。他告诉我说,赵兽临终时念念不忘自己是“东方的毕加索”,他的后人也如此来定位这位寂寞了大半生的艺术家。这个定位既让我敬佩,也让我无奈。如果赵兽知道毕加索花天酒地的生活,知道他一掷千金的派头,以及十亿法郎的遗产,不知道这位“东方毕加索”真会做何感想。谭华牧在“文革”一结束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存世的作品还是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偶然发现,从几乎要被家人作为废品处理的关键时刻挽救回来的。呈现在谭华牧作品中的风格,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正因为没有关系,无名无利,于是我知道,他后半生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终自得其乐。梁锡鸿是三人中际遇最不幸的,虽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但历次运动却无法逃脱,从右派做到历史反革命。我记得入学时还看到过他,年岁已大,在模特教具科,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个人回顾展上,展出了标明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画于东京的油画风景写生。有关研究人员面对他的“写实”作品,却不免心存疑虑。从画面上判断,他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似乎不应该画出类似于50年代以后的“苏派”风格来。当然这只是存疑,没有多少根据。但如果事实却是如此,就只能说明,锡鸿在个人遭到厄运的时候,是如何渴望通过改变风格来挽救命运。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直到晚年,在邓小平时代,才给拿走。

        还有更悲惨的失踪者。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王道源,个人经历不乏神奇,抗战期间曾经作为国民政府的间谍呆在日本,参与把郭沫若从日本偷渡回来的行动。向往进步,参与广州刚解放时绘制大幅毛泽东头像的工作。最后结果是“反革命”,60年代初病死在湖北一所劳改场。如果不是阅读相关史料,我不会知道这个人。上个世纪20年代画家倪贻德曾经撰文介绍过此人,题目叫《画家王道源》。这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关于王道源艺术比较完整的文字。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形象也仍然很模糊,很暧昧,仍然呆在历史深处,发着无力的幽光,鲜为人知。而早已经被现在的艺术界忘得一干二净的周大集,生前也经历了右派的可怕日子。他还算好运,活到了邓小平时代,身体康健,精神爽朗,恢复老师资格,教了我所在的班级一年的素描,其嬉笑怒骂的性格,以及独特的教学方式,都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是失踪者和不知名的艺术家的个案,他们为了心目中的艺术理想,把生命都舍弃了出来,其人生挫折,甚至比他们的艺术更有历史意义。那么,那些已经成名的,甚至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际遇又如何呢?在这里,我要提两个人:一是林风眠,一是我的老师王肇民。美术史对林风眠的作用早有定评,他是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其余两人是徐悲鸿和刘海粟),26岁就被任命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成为这所江南有名的艺术学校的创办人。但是,就人生命运而言,他却比徐刘两人曲折多了。

        由史料判断,林风眠是一个木讷的人,具有广东人求实、不善交际的特点。他之所以在年轻时能担大任,和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有关,算是蔡元培慧眼识英雄的其中一个例子。到中年时,也就是41岁,林风眠就辞去校长一职,专心作画。中国是个重权势地位的国度,即使在危亡时刻也不曾有所改变。仅仅去职不久,林风眠就几乎被人遗忘。这当然和他不善交际的个性有关。及至解放,林风眠到了上海,进上海美协工作。50年代初他也希望能够为新社会服务,于是用自己独特的画风,画农田中劳作的农妇,浓墨重彩,画面质朴,只是不合革命艺术的规范与要求。有一个漫画家叫米谷,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说“热爱林风眠的艺术”,结果成了右派。林风眠日子也不好过,画受批判,人在美协也降格,只是工作人员,没有资格做画家。“文革”期间居然还坐了牢,作品则大部分放进抽水马桶,亲自搅烂,然后用水冲掉。“文革”一结束,林风眠只身到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跨过罗湖桥回来。上海美协及中国美协派人去香港探望,被拒绝。著名艺术理论家郎绍君到香港,只身闯进他的画室,呆坐十来分钟,林先生居然一语未发,双眼对视,郎只好悻然离去。当郎绍君向我描述这一段经历时,其唏嘘之声,难以言表。他看得出来,林风眠后半生的苦难遭遇,已经给刻进骨髓,内化为思想,其怨结难以开解,直到90高龄去世,无丝毫改变。

        林风眠是坚守个人风格的画家。他成名很早,中年因种种原因渐次离开美术主流。年轻时相信艺术本体论,以为“画无分东西,只有好坏”,并终生秉持这一信念。其画风具有一种别样的雅致,是个开一代风气的领军人物,却也仍然难逃厄运。林风眠到香港时,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术界反省半个世纪的革命,检点风云人物,才益发体会到他的价值。可惜斯人已去,余香仅残留孤岛,而让后人去体会艺术理想的代价与艰难。

        如果说,对林风眠,我还只能从一个后辈评论者的角度去揣摸、感觉、评说的话,对我的老师王肇民,我的感受则直接、深入得多。在去年(2007)广东省美术馆所举办的“百年王肇民”开幕式上,我作为展览的学术主持,对王肇民的艺术发表了三点意见,一、王肇民的艺术具有理想主义的力量,是对自然物象的热情关注,更是对昂奋向上的生命力的高度赞许。二、从王肇民的全部存世作品看,尤其从他的素描看,王肇民是一个有独立造型体系的人,视艺术为信仰,独持己见,我行我素,绝不随波逐流。三、王肇民终其一生,始终是个普通教师,普通画家,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行政职务,更没有借助权力抬高自己,而又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如今艺术界热闹非凡,许多所谓名家,不是靠资本操盘就是权力运作,用以制造名声,哄抬画价,相比之下,王肇民的气质与品行,可谓凤毛麟角,鹤立鸡群。

        我的发言当场受到欢迎。有不少从不相识的观众主动和我握手,表示认同。仔细想来,我借助王肇民的艺术所希望谈论的,其实是艺术的理想。我知道,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理想这个词每天都出现,都挂在不少显赫的人的嘴巴上,但除了假正经,除了官样文章,少有人愿意真正去谈论理想,更遑论艺术理想了。这既是对理想的嘲弄,更是对理想的丢弃。

        王肇民比林风眠略为年轻一些,但也生逢乱世,漂泊流离,饱经忧患:年轻求学时思想左倾,参加“一八艺社”,竟被学校开除。接着日寇入侵,激起巨变,全民奋起,举国赴难,王肇民也在家乡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不幸远在四川的父亲病重乃至逝世,孝心不忍,只好抛家弃子,独赴川渝,滞留内地,惟青灯做伴,诗草相陪。那时节王肇民更像一个诗人,见物生情,愁肠怨结,其心之苦、之绝、之凄,远非今人所能尽然理解。好不容易抗战胜利,家小团聚,接着去南京,赴武汉,以一普通美术老师身份维持全家生活。解放后,随中南美专并入广州美院,举家南下。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几天平静日子,专心艺事,却又因不合时宜,难与主流风格配合,结果整整30年被“冷藏”,仅以一基础课老师身份,教授低年级素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才稍微改变现状,逐渐为人所知。迟至90年代,终于名满天下,为艺术界高度认可,甚至到了无人不服其艺其人的程度。这个过程,几乎耗尽王肇民的一生,其中的寂寞、无奈、挣扎、奋起,难以一一道来,只言片语,全留在一生写作不辍的旧诗中。其独到的艺术观念,则凝聚成薄薄一册的《画语》,虽断章残句,所论所思,却发人深省。

        王肇民之前,水彩仅是小画种,如今因王肇民而有所提升,但似乎没有根本改变,难敌水墨画和油画的地位。同为“百年”,李可染显然就比同龄同学同乡王肇民要风光,虽然他们生前是密友,交往之多,交谈之切,从两位家人的回忆中已略见其详。其实,以王肇民之能力和大志,他选择油画或水墨,也许能成就一代“大家”。他之所以选择这么一个小画种,并且用平生气力,专攻一项,以达极致,既有主动一面,也有无奈一面。主动一面,大家谈得够多的了,他生前也多有解释,别人不为,他偏为之。但是,他也承认,那时经济不富裕,手头拮据,所以选择成本低的水彩。这显然是无奈的结果。后来,情形有所改善,但他仍不改初衷,一以贯之,终生不变,就不能用“被动”或“无奈”解释,而只能视之为“信仰”了。

        自从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西学进入,几代有为知识分子,均从西方寻找改进传统文化、救积弊已深之国学的方法,绘画概莫能外。其中引进最显著者,非“写实主义”莫属。但是,检索近百年中国美术史,“写实主义”之所以大张,与其说是因为源自“西方”传统、符合“科学”原则和适应“大众”观看,不如说是因为满足现实之需、创制视觉政治的“宏大叙事”,以配合社会变革及其民众动员。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美术中,没有比20世纪“写实主义运动”和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了,甚至到了高度合谋的程度。王肇民同属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倾向不能离其左右,内持忧民之思,外秉救国之念,自是常态。但是,王肇民后来的经历说明,他不属于那种大声疾呼领导群伦的人,不会,甚至不屑于左右逢源、四面讨巧。以我和他的有限接触,我觉得他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和自持的。同是追求写实主义,绘画界的主流是“雅俗共赏”,求取外表的优美与靓丽,以致滑向“歌功颂德”,使艺术堕入工具不说,还成为献媚的手段。独王肇民弃之不顾,深入到物象结构中,寻找自然生命激情的内在逻辑和绘画艺术恒长持久的本性。其实,以他的聪慧理性,追求宏大传统,加入歌功颂德的行列,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还能获取更大利益。但是,他偏独善其身,甘于寂寞,身处边缘而不惊,面对接连不断的运动和轮流登台的名家,不卑不亢。其中动力和根基,不是“理想”又是什么?如果不是有强大的内心信念的支持,如果不是深知自己处身在绘画探索的前沿,如果不是意识到己之所思所画,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一句话,如果不是对价值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王肇民纵然再自持,又如何能抵抗30年的“冷藏”,如何能不改初衷、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天?我始终觉得,王肇民淡然寂寞的一生,这一切,绝不是一般人,尤其艺术中人,容易做到的。如果人们有兴趣仔细观赏王肇民画于1997年的若干张水彩,深入了解与欣赏他对物象结构和色调的超绝把握,对用笔和意境的冷峻处理,同时,再想一下他当时八十九岁的高龄,就不得不惊叹其达到的成就。至少,在当代大家中,我至今还找不到一位同样年龄而能如此描绘的人。

        事实上,只要略为了解王肇民的艺术,就会明白,他是有自己的“宏大叙事”的。他把眼光从外表模拟和风格献媚走向自然物象的内在结构,试图从纯视觉的角度,把“形”作为切入口,来实现对生命激情的赞美和对永恒价值的追求。正是潜藏在王肇民作品中的这一品质,造就了他的艺术的理想色彩,同时,也把对“写实主义”的认识推向前所未有之高度。

        我至今不能忘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概是1998年吧,其时我正担任岭南美术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做任内最后一件工作,为王肇民编选一本新画册。为此,我去到王先生家,在他老人家亲自陪同下,用了整整一天,一张一张地欣赏了他的大部分存世作品。那时王先生年近九十,身体不太好,血压偏高,容易激动,而又不能激动。在观看每一张作品时,王先生常常不能自已,情不自禁地说:“你看,这多么有生命力!”弄得在场的王先生的女儿总提醒他不要太激动,免得有伤身体。我特别注意到他一再使用的“生命力”这个词,我发现正是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老人家对物象和自然的尊崇之心,昭示了他在艺术上求实求深的内在依据。如果不是对生命的尊崇,我很难想象王肇民一生的清苦如何度过。而一旦有对生命力的真情向往,清苦就不再是清苦,恰恰相反,而是乐趣,其中的力量,足以让他滋生强大的自我,用以抵御外界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自持以至终生。

        今天,我相信,如果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毅力,人们大概不会完全读懂王肇民的艺术,更遑论其中的真义。更重要的还不在这里。当艺术日益堕落为谋利的工具时,我所看到的艺术现实是,不少曾经有所自持的艺术中人,早已学会在权力和资本间巧妙周旋,大玩名声与利益交换的世俗游戏。对比之下,寂寞的王肇民,其艺术与人生,其所坚守的理想,就更加非比寻常。

        写到这里,文章已经够长的了,但是关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这个话题,似乎还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我没有给艺术理想一个固定的说法,我只是从个人经历的回忆到对那些不幸画家的人生的追寻,来发现与艺术理想有关的存在。事实上这理想是存在的,而且分量很重,让太多的人付出代价。但是,再大的代价也值得。艺术和理想既是二更是一。我很难想象没有理想的艺术,同时,我也无法理解没有艺术的理想。从事艺术创作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是,让内心充实才是诸多理由中的根本。想当年,列维坦陪我度过了迷茫的青春,其中所怀想的,恰恰是一种充实。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至少能给人以充实,精神与灵魂的充实。
   
      2008.3.10.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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