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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饿乡”: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作者:苍耳
   
在瞿秋白旅俄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频频出现的一个核心词是“饿乡”。以前读到这个词轻易将它放过,只照表层意思来理解。这是读书囫囵吞枣的恶果。最近又读该书,仔细琢磨“饿乡”,发觉以前并未读懂,“饿乡”并非“饥饿之乡”那样简单。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解释道: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饿乡纪程》之五)
   
这段话是作者对“饿乡”比较集中的解释。据《史记?伯夷列传》说:“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显然,孤竹国王子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饿死的典故,支撑起“饿乡”这个词的意蕴,并让它罩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为了义,为了内在精神需要,宁愿赴“饿乡”而饿,而死!伯夷叔齐自孔子以来受到历代儒士推崇,韩愈更做过一篇《伯夷颂》。清代学者管同更进一步,他将首阳山称为“饿乡”,得到了瞿秋白的赞同并借来指称“俄乡”。他在跋中说:“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当时的中国同样充斥着普遍而严重的饥饿现象,何以不被他称作“饿乡”,原因正在于这个词被涂上诸如“革命”、“光明”等乌托邦色彩。而中国只配称作“睡乡”--“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蒙蒙  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正因为是“睡乡”,因而也就是“黑甜乡”了。他在绪言中写道: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这段话将“黑甜乡”与“饿乡”对举,并自比“疯子”,将“饿乡”视作“罚疯子住的地方”,足见“饿乡”在瞿秋白心中的乌托邦性质,赴“饿乡”也被抹上了浓厚的自我放逐或自虐式革命的色彩。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乌托邦则是指被统治者反抗性的集体意识,他们依凭另一种话语体系试图通过想象来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红色“俄乡”从体制到话语已建立起自身的意识形态,瞿秋白称“俄乡”为“饿乡”的原因,正在于“俄乡”对中国人仍是遥远的乌托邦,况且“赤俄”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大饥荒使它无法赢得民国百姓的好感,瞿秋白的哥哥就坚决反对他到俄国去。瞿秋白必须为自己的赴俄和士群移植“俄乡”找到充足的根由。于是他找到了最受“士”们追崇的“义不食周粟”,以此为自己“宁死亦当一行”减压和壮行。从“饿乡”这个核心词,我们不难发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其实都怀有很深的传统“士”文化情结。瞿秋白甚至认为此行是脱胎换骨:“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总之当时就知道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重轻),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
   
我毫不怀疑瞿秋白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探求文化真谛的精神和勇气,但称“俄乡”为“饿乡”不能不让人感到怪怪的,有一种病态的东西在里面。瞿秋白似乎也有同感,他说:“我‘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我总说不出来。”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按伯夷叔齐的方式,饿死在“首阳山”,成就一番内心道德意义上的涅槃,那纯粹是个人的事。司马迁说伯夷叔齐,“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歌辞的真伪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张扬的正是这种宁死不屈的士之精神。可是,让一国之民也像寒士一样在“饿乡”忍饥挨饿,并且还要高唱赞歌,那简直就是残忍和非人道。照此逻辑推论下去,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岂不类似于伯夷叔齐?红色“俄乡”岂不类似于首阳山?也就是说,俄国民众为一种主义忍饥挨饿是值得的,即便饿死也不必抱怨。因为他们身处“红艳艳”的“光明”之“饿乡”,而不是“乌沉沉”的窒闷之“黑甜乡”,他们理应感到别一种幸福,而不该有任何的怀疑和反对。瞿秋白及同行者正是为此“挣扎起来”而“往饿乡去”,“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这种张冠李戴式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从传统中为自己以及目标寻找根由,以便合理化和神圣化,这实在是现代“救世者”们的一个痼疾。
   
进一步追究下去,还可以发现“饿乡”仿佛无边无形的意识形态罩子,蒙住了这个最早赴俄采访的年轻记者的双眼,使他“成了半盲的人”--“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多余的话》),更妨碍他正视与思考哀鸿遍野的“俄乡”的饥寒与不公,反过来却将人为恶化的生存状态合理化,将一种深藏缺陷的畸形体制神圣化。瞿秋白踏进“饿乡”伊尔库茨克后,写道:“现在已经进了饿乡了,饿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我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个尝过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到每月四十五斤。”接下来,他问一个老工程师共产党党纲怎样,那人答道:“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又说,“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办事的人才有饭吃,……好罢,看着罢!究竟怎样?”对此,瞿秋白写到自己的感受:“在伊不过两日,只得一闪烁的印象,一切还留在我幻想中。社会的实际生活,卖书买面,极普通极平常,不如理论的深奥万倍,粗看虽只见‘黑面包’一极具体的事实,而意味深长,要了解他须费无限的心灵之努力。--反不如社会主义深奥理论的书籍容易呵。”伊市糟糕的境况和民意并未引起他的重视,仅仅引发了他的好奇心:“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能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呢?他第一次吃下去的“黑面包”,也因是“苏维埃的”而变得“意味深长”,似乎有了首阳山“薇菜”的味道。
   
到了“赤都”莫斯科,瞿秋白很注意搜集“正面”新闻,诸如“交通委员会出令准人民每人带五蒲食粮乘坐火车,莫斯科苏维埃令残疾者及孕妇得免费坐电车”,都被他观察到了(据《俄都记闻》1921年5月19日);而对饥饿状况则是轻描淡写,只是在《饿乡纪程》末章,记述了在外交委员会公共食堂凭“膳票”就餐的情形:“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餐的职员告诉他,“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此人还告诫他:“……你们通信,可不要写俄国的坏处呀……哼哼……”可谓一语泄露了天机。很显然,瞿秋白写这本书是有所顾忌的。我们看到,在整部《赤都心史》中,很少涉及俄乡民众正在经历的饥寒交迫的“炼狱”;即便涉及也是引用俄国报上的消息:“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引用也许是保险的,不必担心是有意“写俄国的坏处”。至于造成粮荒的原因,他在发回《晨报》的一篇报道中也是避重就轻:“每年春季辄有危机,今春尤甚,故至夏初遂有如此窘急之象。其原因乃在今春各地白党暴乱纷起攻击运粮车辆,烧毁库栈,一方面又因食粮课税法公布后,农民渐愿多耕,播种较多而存粮更少。”
   
如果将张国焘对同一时期俄国现状的回忆录与之对照,便可以看出瞿秋白在刻意回避什么。张国焘写道:“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地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而“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当时俄国平民陷入艰窘的两难境地:“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
   
按理说,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旅居“饿乡”三年,接触俄国现实的机会比张国焘(只待了四个月)要多得多,可是瞿秋白却很少触及“饿乡”的阴暗面。自从他到莫斯科后,“开始工作时,第一件事就是克洛扑德金逝世”。克鲁泡特金(即克洛扑德金)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科学派的领袖,出殡那天,“人山人海,各种旗帜招 着。……列宁批准暂释在狱无政府党参预殡礼的命令。”但接下来,瞿秋白对无政府主义者遭到苏俄政府打压、逮捕却只字不提。要知道,在信奉共产主义前,瞿秋白“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哩(《多余的话》)。而张国焘写道:“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我的回忆》)
   
在《赤都心史》写到“贵族之巢”时,瞿秋白有意回避苏俄政府枪杀末代沙皇、皇后以及五个孩子的血腥事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来到“饿乡”,只是为了“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当时莫斯科正在召开全俄华工大会,他竟发现这儿的华工与他奔赴“饿乡”的朝圣情感相反,“大家都想回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国问题’。”于是他发出悲哀的感叹:“只可怜饿乡里的同胞未必认所居地为饿乡呵。”它清楚不过地表明,“饿乡”在稍有常识的人们那儿并不受欢迎,而瞿秋白虽有新闻记者所具备的锐敏双眼,但却被“饿乡”的透明罩子所遮蔽,竟看不清常识中的基本事实。
   
“俄乡”一旦被赋予“饿乡”色彩,或者说“俄乡”与“饿乡”杂交在一起,便结成了一种极易被国人尤其士族接纳的奇特怪胎,瞿秋白称之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当时中国人被连年军阀混战搞得人心惶惶,在社会理想近乎焚灭之际,“乌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瞿秋白远赴苏俄的目的,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并最终将这个陌生(俄乡)又亲切(饿乡)的混血儿“带回”中国来。当然,这并非瞿秋白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在《苏俄六周》(1923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质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陈独秀大约不擅长说谎,可是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文字,实在连街上的妇孺都骗不过。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从“赤都”回到中国从事“移植”事业的心路历程,作了入木三分的痛苦解剖,呈示了他试图挣脱“俄乡”的精神束缚的矛盾和裂痛、幻灭和沉浮。那个热烈的圣词“饿乡”竟一次也没出现。原因很简单,乌托邦“饿乡”在瞿秋白心中近乎破灭,他的政治生涯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米夫和王明的残酷打击,不仅被排挤出中共领导层,连党籍也被开除,最后被无情地抛弃在白区,以至于身陷囹圄。他回忆道:“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那个无形的“罩子”一旦碎裂后,他才能将根因一直追究到“俄乡”那儿去。试想,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会写出这种无情解剖自己的文字么?
   
然而,“饿乡”并没有因瞿秋白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几经曲折后,“饿乡”被“成功”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从骨相到毛发都与“俄乡”版孪生般酷似!
   
作为一种社会变革试验,谁也不保证它一定成功。关键在于任何社会变革都应该有底线,即确保公民的生存权、话语权不受到威胁与损害。瞿秋白大约想不到,苏俄经历过的大饥荒四十年后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上演了。尽管官方顾忌“饿乡”之“饿殍”数字,民间研究者对此也存在争议,但仅安徽一省饿死五百万人是确凿的。据《张恺帆回忆录》,“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1)”  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编《安徽四十年》(2) 提供的数据核实,这个数字是接近事实的。那么,在这个数字下面究竟埋藏着“饿乡”哪些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场景?“饿乡”的权力机制又是怎样运行的?在饥饿的底层究竟发生了哪些不堪描述的人间惨剧?必须承认,这样的民间记忆已经或正在流失。既然耻辱和创伤已被新的“饿乡”所洗刷,那么它就不再是耻辱和伤疤了,它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在“一切向前(或“钱”)看”的主流权力下,它正在成为一场“好梦”的开始。
   
张恺帆回忆道: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到无为县,在石涧镇,他看到:“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在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他责问县委书记姚奎甲:你们收获粮食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怎么还有浮肿病人?姚奎甲狡辩道:“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后来张恺帆了解到:县粮食局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一本收十三亿斤。如果上交七亿斤,就意味着农民连活命口粮也没了。到了陡沟区,情况更严重。张恺帆看到农家门口晒着塘草、树叶(连古代的薇菜都不如),饿得趴在床上的农民告诉他,这是口粮。(3) 那么,高级干部在干什么呢?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饿乡”大兴土木:在岳西县石关修建豪奢别墅群,在董铺大建楼堂馆所。他对张恺帆采取紧急措施挽救饥民,恼羞成怒地加以指责:“你为什么到无为解散食堂?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安徽的盖子,你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实交待。”张恺帆旋即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遭到公开批斗和囚禁。“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史记?老予伯夷列传第一》)可惜像张恺帆这样的“清士”实在太少。
   
几千万无辜草民决非像伯夷叔齐宁愿为义饿死,而是不得不为主义活活饿死,他们甚至连“采薇”的权利都没有!可是仍有人群在高歌,文人们如伯夷叔齐那样幸福地“作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断言:“‘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他的反思倒是入骨见血的,只是他的预言未免有些草率了。
  
 后人们只是谴责斯大林主义,追究专断暴戾的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却很少深研它的根源。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被尘封的《政治遗嘱》中,揭露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普列汉诺夫在遗言中告诫人们:“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其实,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已出现了体制性弊端--导致苏联末期病象的种种因子。张国焘披露道:一九二○年,“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在伊尔库茨克,广大民众正遭受食不果腹、屋不御寒的苦痛,而俄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和军区主席施玛斯基却过着相当豪奢的生活,张国焘在他家吃过一餐饭,“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饭后返回途中,张国焘向维金斯基质疑道:“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七十年后苏联社会隆起一个庞大、贪腐的官僚特权阶级,我们不难从这里发现它最初的影子。
   
历史的诡秘之处在于,它有时不经意地应验了一个被忽略的“谶语”。
   
二○一一年元月上旬安庆

(1)《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44页。
(2)《安徽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3)《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46-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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