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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再补
   
--作者:朱正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这个题目,我已经发表过的有陶冶公、孙福熙、李小峰、王捷三、傅筑夫、李世军、章锡琛、陆晶清、沈孜研、陈学昭、林楚君、宋云彬、张孟闻、张友松、王余杞、叶恭绰、董每戡、罗日豈岚、魏猛克、张松如、陈沂、刘惠之、李又然、储安平、黄药眠、穆木天、李长之、许杰、陆诒,一共二十九人。这里再增补徐祖正、钟敬文、黄源、陈子展、周颖、陆侃如、陈子谷七人。
   
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日本留学生。北京大学教授,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共同的朋友和同事,他又是《语丝》周刊的同人。在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有好几次朋友间的宴聚中都有他在座。

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鲁迅从八道湾旧宅搬了出来,当西三条胡同新居落成以后,1924年6月11日,鲁迅就回八道湾旧宅去取出自己的书籍等物件,和周作人夫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关于这一幕,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徐祖正当然不好介入兄弟间的家务事,只好退了。
   
1926年,北京大学的同事、《语丝》周刊同人林语堂要到厦门大学任职。朋友们要给他饯行。5月13日鲁迅日记:“与耀辰、幼渔、季巿饯语堂于宣南春。”
   
又,同年8月16日鲁迅日记:“下午以丛芜诗转寄徐耀辰。”那时徐耀辰正和周作人等人合办文艺刊物《骆驼》和《骆驼草》,这想必是韦丛芜托他办的事吧。十天之后鲁迅就离京南下了。
   
在1927年8月出版的《语丝》周刊上徐祖正发表了一篇《教育漫语》。鲁迅看了,就写了《反“漫谈”》一文,虽然说徐祖正发的是“迂论”,其实是深喜的。文章一开头就说: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鲁迅的这一篇,是对徐祖正的响应,也深刻揭露了官场运作的规则。
   
1929年5月,定居上海的鲁迅回北平省母,20日曾经去看望徐祖正。29日鲁迅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之后,沈尹默、马廉、张凤举、徐祖正邀他到森隆夜餐。
   
抗日战争期间,周作人做了汉奸。担任过伪北京大学校长。徐祖正和周作人的关系太深了,他跟着去做了伪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宣布:“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他重回北大的路是堵死了。估计他是在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之际被北京大学录用的。不久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这时他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不说别的,就凭他那个“大汉奸”的“前科”,他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
   
关于他最后在北京大学的情况,在2004年5月23日《中华读书报》上刊登的金克木《徐祖正教授的难得一笑》一文里可以看到一点点:
   
“文革”末,我去北大图书馆,到编目室闲看,见到地上堆着许多外文书,捡起一看,都是日本印的英国文学书,老古董,想到这必是新故的徐祖正教授赠图书馆的遗书。随后翻看几本,不料有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纸。一望那写得满满的毛笔字就知道是周作人的手迹,不免匆匆偷阅一遍。开头是“耀辰兄”,末尾是“弟作人”,中间是借书。周作人早年译过日本的《狂言十番》,这信正是借《狂言》,还说到一些作者和版本,可惜我茫然没记住。我看信后既不敢“私下腰包”,也不敢告诉编目的朋友,恐怕一声张就会遭到销没,甚至于抄检书籍,影响到徐氏赠书的命运。于是悄悄夹回去,不露痕迹。现在不知埋葬在何处等待“有朝一日”发掘出来供人考证了。
   
我与徐先生忝为同事,却一直很少接触。我少年时就知道他的小说《兰生兄弟日记》,以为是写姐妹兄弟的事。后来见到,也没看懂,未留印象。他来北大没多久就划了右派。他自己不承认。“文革”末期,我从江西乡间回来,不再是“五七战士”,搬在他住的宿舍园子里,才在清晨园外散步时见到他。有一次,我对他提到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教英文的几位中外男女人士,他都熟悉。当年那些人在我的青年眼光和他的同辈眼光中都各有不同趣味。我一提到,彼此所知的人和事一样而所见所感不同,四顾无人,不禁两人同时哈哈大笑。那一笑,对我是久别,对徐先生是稀客。很可能认识徐先生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个一向面无表情的老人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但我敢对天盟誓,这是真的。他的嘴咧得很大,声音很响。当然只有一次,而且他也没有失去绅士体统。
   
辛亥革命时,即我出生前一年,投笔从戎的少年,我认识的有两位,一是许德珩先生,一是徐祖正先生。徐家还收藏着退伍时的证书。“文革”初抄了出来,作为参加反动军队的证据。徐先生对我谈起,不懂对清朝皇帝造反怎么有罪?不是“造反有理”吗?他退伍后去了日本,学的英国文学。回国后起先教的也是英国文学。听说有一次他请周作人代课,周因为自己的英文发音是日本式的,竟上了一堂英文课而一个英文字不讲,书让学生念,他口头翻译,又提问题让学生讲,他修正补充。学生说英文,他说中文。这是上过这堂课的学生对我说的。当时我们不由得又好笑,又佩服。
   
徐先生终身未娶,他的妹妹也终身未嫁。两人“相依为命”,去世也相差不久,妹先兄后。两人都是基督徒,很虔诚,在心里。徐先生个子很矮,皮鞋是特制的高底,手里经常拿着一根西式手杖。我一见他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文革”时剥夺了他的皮鞋和手杖。他在“勒令”之下无可奈何,不能西装革履持手杖打扫厕所。到“文革”末散步时恢复了旧装,只除去西服领带。听说抗战结束时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路人当作日本人遭到辱骂,不知挨打了没有。徐氏藏书还在书库,书主人及其好友也在旧书中安息了。不要扰乱他们罢。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月22日他就和梁式、饶超华同去拜访。他在当天晚上写的《记找鲁迅先生》一文里有这样的记述:
   
鲁迅先生,他穿着一件灰黑色的粗布长衫。脚上着的是绿面树胶底的陈嘉庚工厂制造的运动鞋。面部消瘦而苍黄,胡须颇粗黑。口上衔着一支已经燃掉了半截的香烟。态度从容。虽不露笑脸,却自然可亲,不像他老人家手写的文章那么老辣。
   
大家一阵客气话过后,就随兴倾谈。鲁迅先生谈起厦大此次的风潮发生的内幕,深致叹于该校前途的绝望。先生又提到《现代评论》,说久没有看见该刊,不知它近来态度怎样。我答他,现在也渐渐赞成国民政府,像要革命起来了。先生笑话道:“这样善变,真没有法子呢!”
   
梁式请他今后常为《国民新闻》的副刊写文字。他说,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兴趣;二、新到和语言不通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见钟敬文《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不久之后钟敬文把鲁迅到广州以后报刊上刊登的一些材料编成了一本《鲁迅在广东》一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本书没有编好,鲁迅对它很不满意,在《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说到了这本书:“例如《鲁迅在广东》这一本书,今年战士们忽以为编者和被编者希图不朽,于是看得‘烦躁',也给了一点对于‘冥顽不灵’的冷嘲。我却以为这太偏于唯心论了,无所谓不朽,不朽又干吗,这是现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会有这一本书,其实不过是要黑字印在白纸上,订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罢了。无论是怎样炮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
   
1927年9月3日鲁迅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信中说:
   
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
   
下面,他对于这一本书向出版者提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
   
还有一层,我凡有东西发表,无论讲义,演说,是必须自己看过的。但那时太忙,有时不但稿子没有看,连印出了之后也没有看。这回变成书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终于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里面是怎样的东西。现在我也不想拿什么费话来捣乱,但以我们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许我实行下列三样--
   
一,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1934年5月22日鲁迅给《集外集》的编者杨霁云的信中也提出:不要把《鲁迅在广东》里面的材料收入《集外集》。他说:“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
   
钟敬文1978年7月20日给一个来问者的复信中说:
   
首先,我要坦白承认,《鲁迅在广东》这个文集在编辑工作上的草率。我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对于鲁迅先生的创作成绩和战斗精神,尽管具有很高的崇敬心情,但是,由于思想浅薄,经验鲜少,有多少夹杂着些个人主义的名利心,因此,在这项工作上所表现的态度是轻率的、潦草的。特别值得责备的,是没有把它送请鲁迅本人过目,争取他宝贵的帮助。虽然在当时具体的情况下(“四一五”广东国民党反动派政变之后,鲁迅先生隐居在白云楼,与外界很少接触,我们当时就不知他确实的住所。此外,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但是,从结果看,这总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后来,鲁迅一再对它表示不满,主要的问题是在那篇附录方面(尽管当有人责备我不该编辑那样的书的时候,鲁迅先生曾经相对地给它辩护过)。这是有理由的,也是值得我反省的。(同上书,第21-22页)
   
说到钟敬文和鲁迅的关系,还应该提到他和两三个友人计划和鲁迅办的“北新书屋”合并,办成一个“北新分局”的事情。后来这事没有能够得到鲁迅的赞同而作罢。这件事没有办成可以从鲁迅1927年7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得到解释。这信中说:“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之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鲁迅为什么会疑心钟敬文是“鼻(指顾颉刚)之傀儡”呢?
   
1977年仲春钟敬文给一个来问者的复信中作出了解释,他说:
   
鲁迅先生在信里怀疑我们的设立“北新分局”和写那样冒失的信,跟顾颉刚先生有关,这个责任,恐怕在我身上。因为当鲁迅先生初到广州,我和饶超华君等去拜访他的时候,我说的有些话,是足以引起怀疑的(虽然我当时并没和顾先生见过面,更不知道他们在厦大那种对立的情形)。其一,我说,不久前得到顾的信,知道先生就要到中大来了;其二(这是更重要的),当鲁迅先生说到当时厦大国学研究院那些从北京去的同事们的勾心斗角的情形时,我竟然插嘴说,顾是个学者,大概不会这样吧。记得鲁迅先生听了我的话,冷冷的回答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就好了。”这明明是有对我的话的反驳,但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到这话的真意和分量。(同上书,第18页)
   
1949年以后,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民内部矛盾,3月,他又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钟敬文是应邀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党外人士之一,他在《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里回忆当时的事,说:
   
不久,党中央在怀仁堂召开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除去多数党内的各级干部外,还特邀了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他们后来大多被划为右派)。我和同事黄药眠也被邀请出席。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作主要讲话。他老人家一面不断地吸着香烟,一面滔滔不绝地演说。他劝我们大家要做志士仁人帮助党除去三风,以利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进行。他还特别举出了章太炎先生在晚清闹革命不顾个人安危的例子,以激励我们。他当时给我的印象,不仅言词是雄辩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感动了我。我自以为已经把握了中央的整风精神。此后,在参加北京市各机关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都更加积极和痛切(我后来在脱掉右派帽子时,写过一首七律,它的次联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文公立意求佳政,坡老忧时有激言”)。我甚至对那些一起参加座谈会而发言吞吞吐吐的同事,加以讥笑,以为他们态度太稳重了,缺乏一种对革命事业应有的热情。
   
好!时间过去不久,“工人说话了”!形势陡转直下,昨天那些帮助党整风的忠诚言词,现在都成了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首先受到炮火轰击的,是那被认为有政治野心的“章罗联盟”。接着受到揭发批判的,是民主党派的秀才们的“篡权”科学计划。文艺界的所谓“丁、陈集团”也被重新端了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劫难逃的事情就要落到自己头上来了。果然,校刊上赫然登载了一则揭发我的罪行的短文,作者是科学研究部办公室的秘书(我的最接近的下属)。戏剧就这样开场了。
   
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见《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486页)
   
钟敬文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为鲁迅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增田涉的七万多字的《鲁迅的印象》译成了中文。1981年我把它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黄源(1906-2003),字河清,浙江海盐人。他最早和鲁迅的交往是在1927年。10月25日鲁迅到江湾劳动大学讲演,就是现在收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的《关于知识阶级》那一篇,用的就是黄源的记录稿。但是他们的交往真正多起来却是办《译文》杂志时候的事情。《译文》是鲁迅倡议创办,由他邀了茅盾和黎烈文两位朋友合作办起来的一个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1934年9月16日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由文学社的黄源出面编辑,但一至三期实际上是鲁迅自己编的,选用哪些稿子和插图,稿子排定的次序,标题的字体字号,插图制版的尺寸,他都一一标明之后交给黄源,第四期起才由黄源接编。他翻译的果戈理的《鼻子》,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西班牙巴罗哈的《山民牧唱》的部分内容,都是最先在《译文》上发表的。他为这刊物付出了不少的心力。也许可以说,《译文》是他晚年十分钟爱的一个刊物。
   
可是,这刊物只出了一年,到1935年9月,《译文》出了它的“终刊号”。《译文》停刊这事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那时,鲁迅正在翻译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在郑振铎为生活书店编辑的大型文艺刊物《世界文库》上连载。他一直是很喜爱果戈理的作品的,希望翻译界能译出一部中文版的果戈理选集。1934年12月4日他写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我想,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果戈理的]选集:1《Dekanka夜谈》;2《Mirgorod》;3短篇小说及Arabeske;4戏曲;5及6,《死魂灵》。”一天,鲁迅和黎烈文谈到这事,大家以为,不仅可以出果戈理的选集,还可以索性出一套《译文丛书》,包含各种选集。鲁迅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奋,就委托黄源去和出版《译文》杂志的生活书店商谈这件事。当时生活书店的主持人邹韬奋正在国外旅游,黄源同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接洽,徐一口答应,愿意接受出版《译文丛书》。8月29日邹韬奋回国以后,情况就变了。邹向黄源表示:生活书店正在出版《世界文库》,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了。
   
像这样毁约的事,鲁迅碰到过多次了,倒也不觉得怎样。只是他觉得这《译文丛书》的计划如果因此流产,总是可惜的。于是去和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居然一说就成。从此,《译文丛书》就成了文化生活出版社长期保留的很有声誉的一个品牌。为了商谈这事,9月15日黄源邀了鲁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等人在南京饭店夜饭,同席还有胡风和傅东华。席间谈得很高兴,很随便,并没有涉及生活书店什么。不料这一次晚餐竟引起了生活书店方面的强烈反应。9月17日,生活书店邀鲁迅到新亚公司夜饭,席间发动突然袭击:要求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鲁迅不能接受这种对黄源的缺席裁判,他很为自己的这一位年轻朋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深感不平。他听到这里,把筷子一放,拂袖就走。《译文》也就不能在生活书店出下去,停刊了。
   
9月24日鲁迅致黄源信中,谈到生活书店方面的一些动作:
   
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愈之]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1935年10月4日鲁迅致萧军的信说的也是这件事: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书我不想在《世界文库》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得总结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大约二十前后可完,一面已在排印本文,到下月初,即可以出版。这恐怕就是丛书的第一本。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1935年10月22日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中也说到了这件事:
   
《译文》合同,一年已满,编辑便提出增加经费及页数,书店问我,我说不知,他们便大攻击编辑(因为我是签字代表,但其实编辑也不妨单独提出要求),我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之说取消,但每期增添十页,亦不增加译费。我已签字了,他们却又提出撤换编辑。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我不承认,这刊物便只得中止了。

其中也还有中国照例的弄玄虚之类,总之,书店似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统制”案,所以不听他们指挥的,便站不住了。也有谣言,说这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我们想觅一书店续出,但尚无头绪。

我们都好的,请释念。《译文社丛书》亦被生活书店驱逐,但却觅得别家出版,十一月可出我译的Gogol作《死魂灵》第一卷。
   
几经周折,到1936年3月,《译文》才在上海杂志公司复刊。鲁迅写的《复刊词》一开头就引了《庄子》里的典故,说《译文》就是在“相濡以沫,相煦以湿”,“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他以为《译文》的同人就是一种“相濡以沫,相煦以湿”的关系吧。就是在《译文》的出刊和停刊的过程中,鲁迅和黄源的交情更深了。
   
没有想到的是,1936年8月2日,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这一封来信在攻击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时候,同时攻击当时同鲁迅接近的几位作家:巴金,黄源,胡风,说“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又说“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反驳说:
   
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月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对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吗?“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和“文化侵略”吗?
   
1938年黄源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党组书记、作协浙江分会主席等职务。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黄源被划为右派分子。11月10日《浙江日报》上刊出了一篇长文《黄源--鲁迅的叛徒》,作者署名袁卓尔。文章一开头就说黄源“从来没有忘记利用鲁迅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以鲁迅的门徒自居,无论谈天、开会、做报关,都言必称鲁迅,甚至于在这次反右派斗争里作检查时,也还没有忘记抬出鲁迅来”。文章接着说:“他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与鲁迅背道而驰的。黄源与鲁迅,没有半点相同的地方。”至于他有哪些具体错误,文章说:“黄源强调‘文艺的特殊规律’,取消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排斥了文艺工作的政治性。他曾明目张胆地说:‘共产党员不懂,就不要插手,让专家去搞。’”文章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时,他却居然在座谈会上当众哭泣,表示‘咎不在我而在省委’,表示‘我黄源也是一肚子委屈’,表示‘我在党内也是个被压迫者,对你们无能为力’。”在使用干部方面,文章说黄源“爱的是汉奸、开除党籍的坏分子,以及像姚水娟那样的右派女将。他与他们称兄道弟,恭维他们的‘才能’,对他们封官加爵,视同至宝。他在用人唯才的幌子下,招徕和重用一些对党不满的、隐瞒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而在另一方面,对组织上派去的党员同志,却很不放心,要考考他们的业务,甚至要一个做人事工作的干部也要会写剧本,才让他工作”。这一篇批判文章有一个特点,就是引用了十六条鲁迅的语录作为批判的根据,以坐实黄源是鲁迅的叛徒这个断语。
   
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名炳,字子展。笔名楚狂、达一等。是黎烈文编辑的《申报.自由谈》的经常撰稿人。鲁迅很看好他的作品。他在1933年3月13日发表了《正面文章反看法》一文,其中说:“总之我们读书做事做人,都不可认真一面,正面文章之外,须知有一个反面在。倘若你太认真一面了,小之则蒙不慧之名,大之则有杀头之祸。”鲁迅就写了《推背图》(收入《伪自由书》)和他呼应: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
   
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
   
陈子展的札记《蘧庐絮语》从1933年2月11日起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可是在6月9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
   
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说,那些恐吓作者的手段“也能发生些效力”,他认为陈子展中止《蘧庐絮语》的写作“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
   
陈子展在1933年9月27日的《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统之梦》里,说:
   
文统之梦,盖南北朝文人恒有之。刘勰作《文心雕龙》,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 小子之垂梦欤?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笔盒墨,乃始论文。可知刘勰梦见孔子,隐然以文统自肩,而以道统让之经生腐儒。微惜其攻乎异端,皈依佛氏,正与今之妄以道统自肩者同病,贻羞往圣而不自知也。
   
鲁迅看了,引起他联想到了现实。就写了《吃教》(收入《准风月谈》)一篇:
   
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在鲁迅日记里,没有出现过陈子展的姓名,在文学活动中,他们却是有交往也有交情的。
   
从1933年开始,陈子展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受到第一次冲击。1952年院系调整时候要把他调到安徽大学去,他拒绝了。由于他的声望,也不好强迫他,只得“让他赖在上海不走”。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陈子展拒绝出席会议,拒绝参加鸣放,可是还是被打成了极右分子,教授级别从二级降到四级。
   
1957年9月7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陈子展竟说要做一辈子右派”的材料,其中说:
   
政协座谈会开始以来,复旦大学教授、右派分子陈子展就没有到会。政协组织接受大家的要求,曾三次派人去请他来开会,他都拒绝了。前天,高教科技分组座谈会执行主席杨钦向大家报告三次要求陈子展来参加座谈会的情况。他说,“第一次,陈子展说自己身体不好,怕说错话,但认为孙大雨、张孟闻等人是进步的,对说他们是右派分子表示惊奇。第二次,陈子展说:‘报上说我是右派分子,这是新闻记者想入党。这样一来,我倒可以平平安安过社会主义一关了’。最后,陈子展说:‘你们真的要我来,我只好赤膊上阵,同归于尽’。第三次,陈子展认为党和政府对他是‘处处宽大,照顾周到’,但拒绝参加座谈会,说‘我不出席座谈会,政协委员可以取消’。”这篇材料最后说:“4日,政协第四次去请陈子展来参加座谈会……陈子展非但依旧拒绝出席,且拍桌大骂‘畜生’‘混蛋’,说‘要说上法庭去!’‘我不交代,要搞清楚杀我的头就可以搞清楚,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带到坟墓里去!’”
   
1960年1月3日新华社报道了各地第一批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有陈子展、陆晶清、陆侃如等人。
   
周颖(1907-1991),河北南宫人。聂绀弩的妻子。鲁迅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周女士她们所弄的戏剧组,我并不知道底细,但我看是没什么的,不打紧。”这里,“周女士”即周颖,当时她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戏剧供应社,专为演出提供服装、道具。1935年8月24日致胡风的信中说:“二二日信收到。我家姑奶奶的生病,今天才知道的,真出乎意料之外。”这里,“我家姑奶奶”也是指周颖,据《鲁迅全集》的注释,“当时她拟去会许广平,后因病未往。”从这里也可见周颖和鲁迅及其周围的人的关系了。
   
后来周颖到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担任了劳协福利社的主任,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拘捕,刑讯逼供。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朱学范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他找周颖到邮电部来做劳动工资处处长。周颖又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周颖在6月5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她联系邮电部的实际情况提了一些意见。她说,这次邮电部的同志们揭发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有些问题,比如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在党内揭发出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揭发呢?难道党员同志不知道吗?难道党员同志就没有意见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由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开展,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发扬的关系。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势必影响到党外也不能很好地发扬民主。
   
周颖又说,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员打冲锋,现在共产党员为什么“坐阵以待”?她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出马”。她还认为,共产党内有些重大问题被锁在“保险柜”内,这些问题必须党的负责干部出来揭发,必须党内外夹攻才能攻得出来。
   
周颖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应该作些什么呢?她认为在机关应该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民主党派参加。她说,在肃反运动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现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改变作风,该做的要勇敢地去做,要和共产党分担责任。这个组织要负责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处理的意见,监督共产党快一些解决问题。她还谈到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相当普遍认为,民主党派这几年干的工作主要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因此她认为,这次整风中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民主党派也负有责任。
   
这样,她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57年9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右派分子周颖是康泽的密友胡风的亲信》这篇材料说:
   
……
   
她曾和储安平的“党天下”一唱一和,在社会主义学院,在邮电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她一再叫嚣什么“看来就是一个人解决问题,以党代政,以人代党,不仅非党员无权,就是党员也无权”,她并狂妄地说:“这个问题根本上要从中央考虑。”
   
这个右派分子对伟大的肃反运动极其仇恨,她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发言中说肃反中的偏差“不是个别的”,她诬蔑肃反是“法外有法”,“肃反对象被斗错了的人就有百分之九十九”。她和罗隆基唱出同样的声调。罗隆基要组织所谓“平反委员会”,她就在民革中央提出要成立什么“群众性的组织”以分析处理群众中的意见。她还制造了一套极其荒唐的定义,说什么“不直接夺取政权就不能算是反革命”,说什么“胡风只是想在文艺界占点地位,并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她还厚颜无耻地到处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辩护,企图为胡风翻案。
   
这个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挑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她诬蔑说:民主党派几年干的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的事,她又挑拨说民主党派不应该“共产党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企图挑起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对立,“分庭抗礼”,尤其狠毒的是,她竟煽动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起义”,她诬蔑共产党内有“重大问题”,她要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马上站出来,立即出马”打开锁在“保险柜”、“保密箱”里的“大问题”,对党来个“内外对夹攻”。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疯狂的时候,也是祖国天空乌云乱翻的那几天,她兴高采烈地到处叫喊什么“真是全国兴奋像办喜事,真热闹……”
   
这个右派分子所以这样凶狠,不是偶然的。虽然她吹嘘自己是什么“进步人士”,但实际上她是蒋介石手下特务头子康泽多年的密友。早在1926年她在日本时期,就同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勾搭在一起,长期拜倒在胡风门下,成为胡风的亲信。直到1955年全国肃反运动开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反革命材料在报纸上公布以后,她仍同胡风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
   
196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出新华社电讯,说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最近又摘掉一批确有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有周颖。
   
陆侃如(1903-1978),江苏海门人。文学史家。他和他妻子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受到鲁迅的重视。曹靖华请鲁迅介绍中国文学史方面的读物,鲁迅1933年12月20日复的信中说:“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尽管说它“见解不正确”,只看他把它和王国维的《宋元词曲史》以及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并列,也就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档次上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鲁迅又说到了这一对夫妻: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以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衒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沈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表示希望幸福的婚姻生活不会妨碍他们创作出好作品了。
   
1957年陆侃如是山东大学副校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了。7月21日《人民日报》刊出的《陆侃如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这篇材料说:
   
陆侃如最热心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在青岛,他第一个喊出了“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口号。
   
6月2日,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讲话,一开头就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他说:“关于党委制我知道的不多,过去高教部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见正式文件”。又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因果。”他把党的领导,曲解为党委书记个人领导。所谓互为因果,即是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这个“高见”与“党天下”和“三害产生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谬论是异曲同工的。
   
……
   
经过多次追查,陆侃如才不得不说出这是根据一份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稿写的。而这份记录稿则是右派分子民盟青岛市副主任委员陈仰之介绍给他的。以后民盟市委送来刊有这一记录稿的盟市委出版的《学习简报》第三期。陆侃如也承认,当时他就认为这个记录稿“正中下怀”。
   
……
   
九三山东大学支社主编的《民主报》,是一个鲜明的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刊物,所载文章都是集中攻击党委和党委制,极尽其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发刊辞中说明了该刊的宗旨是:“揭露党群间的矛盾,以及三反、思想改造,特别在肃反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帮助和监督党作好平反工作和肃反总结,拆墙填沟,搞好团结;”“揭露党委制在我校所存在的缺点,讨论办好学校方案等问题”。试问这是一股什么气味?而在第一期第一页上印的正是陆侃如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院支社联合召开的所谓“民主办校”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原标题是《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陆侃如嫌他这篇得意杰作的标题不明确,曾亲笔改为《我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

可是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陆侃如的态度马上变得消极起来。猖狂一时的《民主报》停刊了。批判右派的事情,自从6月13日马马虎虎地开了一次分社委员扩大会以后,就干脆偃旗息鼓,保持缄默达半个月之久。就在6月13日那次所谓批判右派的会上,陆侃如竟然挺身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辩护,说什么“可以解释为‘天下为党’,也可以解释为‘党为天下’”。

这里说的“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稿”是怎么一回事呢?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表示了考虑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意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是兴奋,就在5月5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上作了传达。随即又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十五期上全文刊出了章所作的传达。其中有这样一段:
   
毛主席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这个《工作简报》下发到民盟各级地方组织,陆侃如从民盟青岛市委那里得到了刊有这一记录稿的刊物,觉得正中下怀,就立刻翻印转发。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就宣布这是“被篡改了的毛主席讲话记录稿”了。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就可以收回毛泽东说过的话了。这是当年教育界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件大事。
   
陈子谷(1917-1987),和鲁迅通信的时候署名陈子鹄,广东汕头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左联”日本分部的活动。1935年在东京“左联”的刊物《杂文》社工作。这时他在日本东流文艺社、文艺刊行社出版了诗集《宇宙之歌》,即将这本书寄给了上海的鲁迅。鲁迅1935年8月6日日记:“陈子鹄寄赠《宇宙之歌》一本。”次日日记:“得陈子鹄信。”我没有看到过陈子鹄给鲁迅的这封信,可以想象得到他是出于对鲁迅的敬爱才将自己的诗集寄去的吧。
   
1937年他到了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1939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里坚持斗争。1942年5月在茅家岭监狱暴动越狱,千辛万苦回到新四军军部。

1957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这时陈子谷是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有意思的是,在他们学院的座谈会上,一时他也成了右派分子重要的攻击目标之一。可是他却以一种理解的态度听取那些激烈的言辞。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他没有想到,他的这种态度使他自己被划为右派分子(据季音《狱友陈子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1958年9月22日《中共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列举了他的许多错误,如5月15日的讲师老助教座谈会上有右派分子攻击汇报制度,说“汇报不真实,层层上报转达不真实,领导偏听偏信,把汇报者看成第一号好人”。陈子谷说:“这我有亲身体会,的确如此。”“我在延安没有入党的时候,也吃过这样的亏,也有人在领导的面前说我的坏话。”5月18日陈子谷在大系动员会上作报告谈到学院的肃反,他说:“当时我在总务处工作,没有在肃反五人小组,后来我做党委书记,连肃反斗争了谁都不知道。”5月21日陈子谷在普通地质教研室座谈会上,在一些人发言提出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时,陈子谷说:“这就说明我们三害严重,特别是宗派主义严重。肃反是夏天搞的,我们材料不足就搞,侵犯人权。”5月29日的下一次座谈会上,陈子谷将他的朋友给他的一封信拿给人看,信的大意是:“我们(指他与陈子谷)是老朋友了,我是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的,本来也没有什么,但那些假积极分子们,今天有的高升了,有的入党了,这倒的确使人生气。”陈子谷对那些攻击肃反运动的人说:“你们的情绪我是理解的,所以才让大家看这一封信。”
   
《中共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最后宣布的处分是:“陈子谷属于一般右派,所以应按右派分子处理,他至今仍不认识错误,在事实面前狡赖。由此应按中央关于处理国家薪给人员右派分子的规定第四条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分配较低工作,按政府干部十七级待遇,党内开除党籍。”据前面所引季音《狱友陈子谷》一文说,尽管陈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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