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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抗美:父亲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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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记者
   
--作者:李抗美
      
     父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39年刚进新华日报时说:“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际遇,有许多偶然性。也许我总会要做新闻工作的,甚至也许我总会要进新华日报的……”

    在我眼里父亲天生就是个记者。

    第一次意识到父亲是记者,应该是1961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的第一篇文章是《开国大典》,老师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是报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况,要求我们全文背诵。

    回家背书的时候,爸爸听见了,走过来问我:“背什么文章呢?”
    “《开国大典》,老师让背的。”说完我把课本递给他了。
    爸爸一看笑了:“这是我写的。”
    “真的?”我太惊讶了。
    “我那时候是新华社特派记者。”
    “那我还用背吗?”
    “不用了。”爸爸笑笑说。

    书当然还得背。那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文章写得好不好,只知道爸爸写的文章能在课本里是件了不起的事。

    父亲从1938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那年他20岁。1955年“肃反”,把他“肃”住了,从此再也没有从事记者工作了。可我还是有幸目睹并参与了一次他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工作。
    那是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人们压抑了多年的激愤,对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怒火爆发了。天安门前的英雄纪念碑被白花圈,挽联,诗歌,一张张纸条淹没了。父亲当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经常“泡病”在家。那些日子家里客人不断,电话不停。

    这天我下班回家,见到爸爸正在伏案写稿。已经很久不见他动笔了,他写什么呢?

    “内参,今晚上就要发。”妈妈告诉我,她正在帮爸爸看稿子。
    “改了又改,得重抄,你来吧。”妈妈说完又嘱咐一句:“这份东西将来要入档案的,字写得工整点。”

    文章写的是北京人民自发悼念总理的情况。是当时敢想,却不敢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我明白,父亲是要用他的笔说真话了。人们的愤怒,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在父亲沉重的笔下,深深地刻出来了。虽然这是一份内参,可更是一篇新闻稿,是真真实实地反映当前发生的事。在所有的报纸都千篇一律地高唱“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年代,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第一次感受到新闻的震撼力。

    后来我将其中的段落抄寄给了好几个朋友,深深感动了他们。可惜我留存的底稿丢失了。

    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次可贵的经历,使我理解了一位不曾相识的女士给父亲的来信。

    70年代父亲再版了《光荣属于民主》,书中收集了他在抗日和国共战争时期写的一些文章。那位女士的来信感人至深。她说能重读父亲当年的文章,心里异常激动。“文革”她被关押期间,时常回想起当年在报纸上读到父亲的文章,正是那些文章激励她参加了革命队伍。

    从后方记者到战地记者,从报道时事、军事到专题,就记者职业而言,父亲前后不过才干了16年,可他的采访生涯却没有停留在这十几年。应该说他一生都在“采访”。采访不再仅仅是为写一篇报道或一本书,而是他随时都会进入的一种状态。采访成为他一种性格,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1993年的一个冬天,我陪爸爸去看夏衍老先生,聊天中我问到张爱玲,于是夏公讲到1950年7月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的事。回家的路上,爸爸对我说:“今天夏公谈到张爱玲的事,你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访谈的文章。”我不会捕捉新闻信息,只记得谈到张爱玲当时穿着一身白旗袍,典雅出众,吸引了所有到会的人。还有夏公对她不久移居到香港的惋惜。其实我更深的印象还是夏公竟然那么喜欢猫。那只小猫一直舒服地趴在他腿上,享受他的抚摸,听着我们说话。而这些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一篇文章的。爸爸当时肯定把我当成记者了。
    或许正是这种“采访状态”使父亲无论在与人交谈、观察甚至读书时,对人,对事,对所不熟悉的领域,抱有一种热切的关注和兴趣,而这种兴趣使他思想活跃,敏锐。爸爸曾就我认识的人和身边发生的事,给我出了许多写作题目。有时候我随口说出来的事,在他看来已经构成文章素材了。他喜欢与各类人交谈,因为他可以从中抓住新闻,学到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探讨思考人生,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可以做文章。

    父亲常说,记者写新闻报道要简练,准确,新闻不是小说。应该说这也是父亲写作的风格。我最近读到他刚写的一篇1200字左右的文章《假如她是个男人……》,亲切熟悉的感觉让我禁不住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傻乎乎地说:“爸爸,是你的文章,简捷干练。”父亲写了一辈子的文章,文字是他的工具,武器,也是他精雕细刻的艺术品,他一辈子的“玩物”。

    有一年我要调工作,写了份申请报告。为了使报告写得有说服力,请爸爸给改了一遍。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他就来敲门,说报告中的两个字需要改一下。对文字他有种难言的感情和苛求。多一字,少一句,都是大事。我和妈妈太熟悉他的这个“毛病”,有一次,他正在电脑上打文章,有事走开,我就接着他的上下文意思往下打了两句,还和妈妈打赌。妈妈说:“他一定会发现的。”我说:“不一定。”当然我输了。父亲给出去的文章是不能改的。有一次南方的一家杂志认为他文章中的一些话太直,要删。父亲撤稿,他宁可不登。一家大杂志曾改了父亲文章中的一字,恰恰是将本来对的字改成错的了。爸爸说:“怎么能随便改我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的。”

    父亲说他不是个好的提问者,他认为采访中提问和把控主题是对记者才识智慧的一种考验,是需要下功夫的。而我相信爸爸绝对是个很好的“听者”。

    我和爸爸是好朋友,是什么都可以说的好朋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什么时候都愿意听我说话,无论是喜事还是烦事。爸爸“听”的那份真诚和兴趣,能让我将一件小破事说得津津乐道,让我觉得面前是一位认真采访我的记者。

    不知道究竟是记者的职业造就了父亲,还是他的性格,他这个人,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2007年9月于洛杉矶
   
     (文中的“父亲”指李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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