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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燕郊: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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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原来本赤心——悼念东平
   
作者:彭燕郊

   
    生命的存续是需要精神支撑的,人需要他人的支撑,生命运转中有些时候会格外强烈感到这种需要,于是想到一些人,你所敬所爱的人。在我,其中就有东平。

    最先读到的是“通讯员”,一下子被抓住了:革命原来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革命是很人性的,崇高的人性只有在革命斗争中才有这样自然、完整的展现。几乎很直觉地,我感到作者东平有那种我厌倦了的“革命加恋爱”框架以外的,我把它叫做“风骨”的艺术个性或风格特征,很内在的,流露在那沉着的铿锵的语言里。

    后来,读到更多些他的作品,多少知道一些他的生活经历,对于当初稚气地匆忙形成的对他的“风骨”印象式评价,比较安心些了,读者总是要从自己的阅读能力和爱好选择敬爱的作者的,上世纪30年代,承接五四新文学运动锐气,群星灿烂的新作者里面,我选择东平和萧红,我相信我没有选错,《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生死场》、《呼兰河传》,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它们教给我怎样认识一个人,人的尊严,人的无穷力量是怎样形成并且怎样在历史现实的要求下得到考验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战争环境里生活过来的,战争的火光和阴影总是交替着追逐我们,我们想更多些了解战争,我们读《西线无战事》,读《日日夜夜》,读《战争风云》,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战争,我们渴望读中国作家写的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我们终于有东平,我们的东平写了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战争。

    似乎从雷马克以来,还没有谁像东平这样写战争。《西线无战事》总是让我觉得现实主义少了些,自然主义多了些。《日日夜夜》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的严酷战争叫人喘不过气来。《战争风云》有浓郁的新闻报道气息。对于东平,战争不是一种题材,不是一种场景,一个故事,战争只是生活,即使是被扭曲了的生活,也还是生活。战争当然是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充满希望并被希望所照亮。在东平色彩深沉的话语里,有充沛的对人将灾难转化为非灾难的智慧的热情歌颂,但不是不入流的笨拙导演塞到荧屏上的那种战旗高举号声嘹亮高喊“冲呀!”的所谓的壮烈场面,战争甚至首先是平凡的劳动,平凡然而非常紧张的劳动。从事战争的人都是很平常的人,经过不同程度的训练但都还是很一般的人,有一般人的各种特性,这时候个体的这许多人成为一个人,可以更清楚看到那担当扭转被压迫受侵略可悲命运重任的人必然具有的安详,镇定,乐天,自豪等等不惊,无畏,甚至熟练地从事战争劳动的神情,而且可以让你亲切感到这神情当然来自一颗集中了无数颗心的大心。

    这就是东平战争作品传达给我的最丰厚最感动人的信息:这些人在引导你,教育你,鼓舞你,他们的共有名字叫做“兵”,他们以是否无愧为“兵”衡量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不索取,只付出,除了打好这一仗什么也不想,读东平的战争作品以后,我对于他的“风骨”,他的文学个性的看法渐渐充实起来,具体起来,已经不是笼统的“革命作家”,我宁愿首先把他看作一个兵,从他的作为一个人的风格到他的作品的风格都是兵的,行动着的兵,战争中的兵,行动,行动,时时都在行动中,被胡风称之为“质朴遒劲”的风格,“钢一样的笔锋才能写出的”闪着青冷的光的语言,给我以其中必定有钻石般坚硬的筋骨支撑,我觉得用“风骨”来说比他自己用“格调”来说好像更贴切些。

    想起东平,总要想到胡风《悼东平》里的那句诗:“傲骨原来本赤心”,总觉得他的一切,从人到文都来自这颗赤心,一个兵的火热,赤裸,殷红的心。在中国,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位像他这样用整个心拥抱战争的作家,知道什么是战争而且热爱战争,亲身参与战争的作家。绀弩在《东平琐记》里写到东平曾热情地劝他写战争,“写战争吧,我们都来写战争”。1938年春末,第一次见到东平,腼腆的爱好文学少年的我,在面对景仰的作家的幸福感里嗫嚅着回答他说我喜欢诗,在学写诗,得到他的鼓励就是:“很好,很好,我们都是兵了,都参加战争了,写诗,歌唱战争,很好。”很快,他入选先遣支队,冲过封锁线打到敌人后方,没有好久就印出一本报告文学集《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应该说是他的大写伟大抗日战争的雄伟计划的第一步吧,幼稚的我却只能写些浮浅的战地感受,但是通过阅读他的这些速写式的短章,让我多少能够从感受他投身于他向往的真实到全身心都在血与火中亲切感受战争的喜悦,并且能理解他的文学风骨的来源,那颗为革命斗争跳动的炽热的心。多少是直觉的明白为什么真诚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是1939年冬天吧,他回到军部,很匆忙的,住在刚搭起来不久的一座草屋,军部的招待所里,他说,他正在写长篇,很自信也很苦恼,感受能力好像差一些了,粗糙起来了,很想能够更深入,更深入。现在这样有一种走不进自己的作品的感觉,这是很悲哀的,应该能够在那里面走来走去。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比读文学理论书上说的得到更多启发。我更清楚知道,他是用真心写作的,因此才有他的这种格调,这正是我应该认真记取的。

    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才知道他在部队里还是个文化人,还在主持一个文艺学校,这不是他的初衷,他是想打仗的,应该让他担任个连队政治指导员之类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已不是“孤岛”,很有一些文化人到了苏北,大概是不习惯吧,好像没有好久有些人就出来了,诗人画家许幸之辗转来到桂林,问起东平,说是在当学校领导,“没有写什么东西似的,那里没有写作条件”。不知道所说的条件是什么,总不是书斋、书桌之类的吧,如果是,东平,包括许先生自己,都并不很在乎这些的。尤其在东平,这个总是在行动着的人,能够从枪炮声听到音乐,从火药味闻到酒香的人,把生命献给写作,以写作作为革命行动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悲痛中我写了篇悼念短文,表示我的景仰和愧疚,人与人之间竟有这样大的差别,他对我的勉励几乎全落空了,我能用什么来悼念他!接着还写了一首长诗,自己也觉得太长了些,不这样写好像不能尽情,其实也只能尽至多一半。我只能在“这边”呼唤他,而他是在和这边很不一样的“那边”。在“这边”,我们是自己国家里的无国游民,在痛苦的挣扎中期待明天。但我也还没有力量写出我的遗憾和惆怅,期待中的壮丽的抗日战争史诗的作者没有实现他的创作雄心就被敌人夺去生命,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文学多么珍贵的生命(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却说“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当作作家来看”是应该“为革命牺牲”的,但他也没有忘记把东平划进“他们那个小集团”里,“他们”中的人怎么会为革命牺牲?这和“三批材料”按语里的圣断“小集团成员是五种反革命分子”大相径庭,可能是说漏了嘴,却忘记了又会挨打耳光。

    这当然只是我的幼稚的设想引起的幻觉。

    胡风在《忆东平》里写到,东平曾这样跟他说:“我很惭愧,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什)维克”,胡风“感受到这句话底重量和他底真心”,绀弩在谈到东平时也说到他喜欢在作品中用布尔塞维克这个词,而且“不这样写不过瘾”。这种政治热情,那时候在向往革命的青年里很普遍,东平已经进入中年,而且有在30年代新进作家中很少有的丰富阅历,尤其在战争经验上,可以说独一无二的。他很知道布尔塞维克的含义,来历,以及它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吗?全面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义举被认为是“调皮捣蛋”的然而又不能用“军纪”处理,只好采取逐步消灭的办法调防到福建,最终导致“闽变”,这些,东平亲身经历了,应该有较深刻的思考,应该因此更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抗战,有两支不同的军队参加,各有各的内的和外的特殊性。东平,一个文化人,左翼作家,把自己的文学活动看做就是革命活动,然而懂不懂得革命是政治性行动,革命和政治一样现实,不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吗?战争不就是开枪的政治或政治在开枪吗?不胜则败,不死则生,现实到容不得一点浪漫。东平,有战争经验,写出高水平的战争题材作品,当然很好。认识不少文化界人士也认识一些政界、军界人物,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没有让他的傲骨和赤心蒙上最细微的灰尘而更显光芒,然而,在特定的政治环境特定的战争形势下,是会被认为“复杂”的,于是,也是胡风的悼念诗写的,“惯将直道招乖运”了。这经历,这个他自己称为“格调”的人格特性,在这支和他以前熟悉的军队有很大不同的军队里,将会怎样并且应该怎样用新的方式去适应去放射新的光芒,我相信这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一定是他所想所做的一切起点和终点,很自然的他想应该首先让自己布尔塞维克化,他急切地想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他知道对他的要求有多么严格吗?对他的重视和期待比对一般人更宽容呢,或是更严格?可以等待他“十年八年的长时间”,并且十分理解他的“痛苦的过程”吗?这是政治,不是文学,你那文学的浪漫主义先退让一步吧。东平知道这一切,身体力行,他坚持下来了,忍痛让自己的感觉“粗糙起来”,一时写不出理想中的作品,他不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而是必要的过程,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军队文化工作者,一个和普通兵士一样的文化兵,并以此自豪,他曾一再用这样的话勉励我:“我们都是打日本鬼子的兵,很光荣的一个兵。”

    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带领的一队文艺学院学员,有人掉队,他去救助,中弹了。我努力想象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极其崇高的那一瞬间。为他不能在两军阵前浴血奋战中痛快杀敌时实现为革命献身的志愿,我不禁有浸在热泪中的遗憾,我的悲哀里涌动的思绪,苍凉而辛酸,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竟然没有能让应该引为骄傲的优秀者尽展才华,眼睁睁丧失我们辉煌的文学史上应该添加进去的一部不朽之作。我始终相信能成为带领兵士一起冲锋陷阵的指挥员是他的宿愿,活跃在战场上对他来说远比带学生更有魅力,写战争比什么都更吸引他,那么,究竟为什么那位看重他的才能的儒将首长没有让他带兵,只好让他在根据地办学校带学生,他不是常和东平谈巴尔扎克吗。然而他也只能这样,我想,也许他以为这才是爱护东平,或许在那个很严峻的形势下,他只能这样。我也不敢说东平就已经“布尔塞维克化”了,什么叫“化”,是“里里外外,彻头彻尾”,东平,当然属于知识分子一类,是“身上虽然没有牛屎”,比起农人很脏很脏,要做到脱胎换骨,需要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你才好久?三四年吧。

    有时我想,东平只要把“一·二八”写够,就很了不起。“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只不过是“序曲”,已经给我们那么大的惊喜了。多灾多难的中国是一定会把历史感特别锐敏的知识分子、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卷进政治漩涡,战争漩涡,是不能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抉择的。有两种不同的理想主义,一种能够顺当地把理想交给现实,一种是再怎么也难放弃理想,再努力也还是叫人觉得很不一样,就算不说有“二心”,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让你“分心”,若是这样,十年八年也没用。坚决地干干净净地放弃吧,确实也很难做到。《茅山下》只开个头,相信东平还时时想着它,为它苦恼,相信写下去,会写成也许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全新的力作。民族精英的牺牲给全民族带来光荣也带来悲痛,对于东平的牺牲,除了悲痛,我们还不能不有深的遗憾和深的省悟。

    将近七十年,出现在我面前的东平的身影,依然傲骨,依然赤心,依然直道,炯炯的眼神里依然有那么一点壮志未酬的淡淡的悠远的怅惘,依然好像听到他在说:“我已经尽力做了你们认为我必须做的。”既然时代慷慨地为他提供如此丰盛的现实生活,为什么却要给他强加这么多限制!他没有欠我们情,是我们,是我们欠他,我们辜负了他。

    然而,我依然不能不把他以及和他同样的畸零人作为支撑,命中注定,我只能这样。
   
      2007年11月,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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