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随笔》 》总第197期 2011年第6期

陈思和:走路的回忆

走路的回忆

--作者:陈思和
   
一位有心的朋友读了我写的《看批判电影去》一文,来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这个“去”字用得多余。我说并不多余,因为加了这个“去”字,才强调了我当时住在上海东部杨浦区的地理位置。当时杨浦区是工业区,电影院里有没有放映过批判电影我不知道,我所去的电影院都是在市中心区,因为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在市中心,看电影的场所都在就近的沪光、和平或者大光明等电影院,上世纪60年代的市内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杨浦区在市民心目中已经属于近郊地区,我们孩子时代偶尔去一次市中心,告诉别人的时候会说:“昨天我去上海了。”言下之意,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在上海市区以外。我们去市中心区,只有一辆公交车从控江路直达海宁路终点站(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再换市中心的各种车辆,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印象里,大约是到了海宁路才有了市中心的感觉。那时海宁路在四川北路与吴淞路之间有四家剧场和电影院,其中胜利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解放剧场等都是很著名的剧院,我住在虹口、杨浦的时代,凡看戏和电影,或者家长们说要去“市里”逛逛,多半也是到那一块地区,就像农村赶集市一样。所以我说,看批判电影是要“去”的,有一种动态在里面。
   
那么,何以“去”呢?像我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只要不是与家长一起出行,不管是单独而行还是与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都有意不乘坐公交车,用双脚走的。那时去一次市中心,也不花什么钱购物,最多就是花八分钱在淮海中路长春食品商店(当时改店名为红旗食品商店)喝一杯酸梅汤,或者沿路买一根雪糕就很满足了。而这八分钱,往往就是靠两只脚走路省出来的。那时公共汽车以五分钱为单位计算车票,无轨电车是四分、七分钱计算,从我住的杨浦区出发,乘61路公交车是一角钱的车费,再换乘18、17、13、21等无轨电车通往市中心,大约是七分钱,加起来来回车费三角四分,或者还会多些,这笔钱对当时我们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不可能再有零用的开销,要零花就只能从车资上节省下来。再说,正因为去市中心的不易,偶尔有了机会就一定要“逛”的,所谓逛街无非是走走看看,如果都坐在车上挤来挤去,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见着,失去了去市中心“兜马路”的意义。后来我读我导师贾植芳先生的日记《解冻时节》,1970年代末师母还在山西农村居住,先生独居在复旦宿舍,每逢休息日外出为师母村里的老乡购物,总是步行到海宁路四川北路,来回行走也觉得很正常,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除了省钱以外,长途步行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的走路经历比看批判电影还要早些,不过也是从搬到杨浦区开始的。我的小学在另一个东部的地区叫虹口区,搬到杨浦后每天上学要换两辆公交车,还要步行一段十来分钟的路,来回车资大约是两角钱。我一般很少用足这两角钱的车资,至少是改乘一辆车,另一辆的车资省下来,往往也是买冷饮(当时棒冰是四分钱一根,雪糕是八分钱一根)吃掉的,但走路的乐趣却是用钱也买不来的,尤其是每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空才有曙色我就悠悠出发,那个时候马路上车辆不多,行人更少,我走过大连路上绿荫覆盖的两个著名公园,以及两个公园之间有一片农田,空气非常的好。在和平公园附近还有一个跳伞训练场地,我每天路过那儿时,总有运动员背着降落伞从高塔上徐徐飘落,让人心旷神怡。这种早起晨行的习惯我一直坚持到读大学,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淮海中路了。我经常回家住,第二天一早去学校,六点出发,搭乘六点半在西藏中路淮海路口停靠的一班18路公共汽车直达虹口公园,接下来我就步行走到复旦,大约是三刻钟的时间,那时大柏树一带马路边也是庄稼地,边走路边默诵古诗或者外语,这种感觉至今难以忘却。
   
居住杨浦的时代,真正步行到市中心去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环境下,十几岁的孩子浑身都是憋不住的精力无处发泄,一有机会就在外面乱跑,感受那油锅般沸腾的时代风气。但是在家里总也有家长阻止,尤其是外祖父在家的时候,是坚决不让我随便外出一步的,怕的就是时代风气把我“带坏”。“他们不会长的。”这是外祖父的口头禅。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听说他也是这么一句口头禅,所以他坚持不出去做任何事,宁可让我母亲外出做童工来养家,熬着最艰苦的日子,终于等到抗战胜利,他清清白白地走在马路上。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世故的毅力可恃,何况我身上还有父亲遗传给我的热血,外面的世界还是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除了看批判电影以外,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动,就是去看过一场公审大会。那种感觉与看电影是截然相反的,至今想起来还有一种令人呕吐的感觉。公审大会的制度,我没有去专门查阅过资料,大约是从“土改”时期,或者还要更早些,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如果要追溯历史,古代封建王朝的法场斩首犯人应是其源头,鲁迅在小说里描写过的这种场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处犯罪,而是为了在社会上发生威慑作用。“文革”前的太平岁月已经废除了这种野蛮形式,但是在“文革”中又重新流行开来。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在社会上兴妖作怪,把批斗对象戴高帽游街,敲铜锣自报罪行,学的全是电影里农民运动斗地主的镜头。后来游斗的层次渐渐提高了,最高级别的是市长曹荻秋被游街批斗。一头银发的曹荻秋被押上修电线的红色高架车顶上游街,脸色通红双目紧闭,头抬得高高不敢往下看。这么残忍的做法,无非是让一个市长在全市市民面前出丑。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写到“文革”中批斗会,说它就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有上刀山下油锅的恐怖感觉,这是真实的感觉,被巴金说了出来。我想曹荻秋被高高地押在车上游街示众时的心理,一定有身陷地狱万劫不复之感。曹荻秋是1967年1月“夺权风暴”中全国首当其冲的高级官员,当时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唆使下抓住他历史上曾经被捕的问题,欲把他置以死命,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一个参加革命四十年的市长的清白作证。曹荻秋不久就被关进监狱,后来他的“叛徒”问题查无实据又放了出来,但头上的“叛徒”帽子并没有解决,终于含冤死在“四人帮”集团被粉碎的前夕。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曹荻秋是我第一位面对面见到过的上海市长。我还住在虹口区时,住家对面是一所有点名气的小学(我在那里曾经读过一年书),有一次他陪同外宾参观这所小学,他穿了雪白笔挺的衬衣,风度翩翩;第二次见到他,就是他在高架车上被游斗的时候,我是走在淮海路上,无意撞见这震撼心灵的一幕。记得那一次回家我把白天看到的情景告诉家人时,我母亲,一个并不那么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市民,黯然流下了眼泪,嘴里轻轻地说:罪过罪过,真是无法无天了。
   
比公开游斗更进一步的就是公审大会了。那个时代公检法机构已经被“砸烂”,连公安局长也被抛出去揪斗,满街都贴着把他名字打了叉叉的大标语。那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伙已经控制了“市革委”,夺了上海市的领导大权,大约是为了维持他们夺权以后的社会秩序,不断用公审大会的形式来制造威慑力,强化他们权力的合法性,他们使用的工具,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古代小说里经常有一句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说的就是权力与暴行的关系。后来我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列宁说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时,我不用思考就明白了其中道理。所谓国家、政权等概念,其本质的意义就是与暴力、镇压、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文革”时代的“公审大会”,充分体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国家暴力。“公审大会”与现在意义的法庭审判完全是两回事,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公开的批斗会。开场主持人先要声势夺人地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来!接下来开始批判、控诉其所谓的“罪行”,标语口号声震屋宇,高音喇叭天摇地动,身处其境就如在杀气腾腾的屠宰场,接着就是宣判罪犯的死刑或者徒刑,最后又是公开游斗,执行枪决或者收监。一切都是公开的凶神恶煞,不仅有公审大会,有时还要电视转播,把整个上海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有一个事件,虽然不是我亲眼所见,但直接与我家庭有关,似乎值得一说。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我父亲年轻时代的好朋友,我母亲也认识他,大约是1968年4月的一次公审大会上突然出现了陆洪恩的名字,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决。我母亲好像是单位里组织看了电视转播,但她回家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几年,父亲回家探亲时,我听父母亲说话时说起了这个名字。母亲轻声地告诉父亲:这么神气的人,在电视里出现时,头发胡子全白了,神志也不清了,胸口还挂了牌子,真是可怜。他们说话时神情恍惚,如惊弓之鸟,我就留了心。后来才从几年前的过期《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报道,据报道“十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公审大会。“文革”以后我继续留心有关这个名字的消息,才弄清楚陆洪恩是在“四清”运动时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患精神分裂症,本来已经得到控制,但“文革”爆发后,他又一次发病,大约是犯了政治忌讳。一种说法是他公开为赫鲁晓夫辩护,还有一种说法是撕了领袖画像,如果是后者,当然就是死罪了。一个患了精神病的音乐家,就这样在十万人疯狂高呼口号中被枪毙了。
   
后来我进了中学,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公检法工作,有一次他拿来几张公审大会的票子,邀我们一起去看。如果外祖父在家的话也许不会允许我参加这种场面,但那时他与外祖母好像是去了北京我小舅舅那里,我的生活完全没有了束缚,对于生活在极其枯燥环境下的少年人,连这种残酷场面竟也会成为一种消耗精力的游戏。于是我们就结伴出发,照例也是两脚走路。那时公审大会都安排在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那个广场的前身是法租界里的跑狗场,在“文革”中发生过一次大火灾,烧死了十几个救火者。火灾以后没有认真建造,一直是用简陋的棚子搭成的大会场,可以容纳数万人,规模较大的政治活动经常放在那里举行。那一次的公审大会,对象是应功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应功九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身份是国民党地下“上海市长”,还有一个女犯人邓某,身份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什么特派员之类,名字排在应功九前面,罪行似乎比应功九还要大一些。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是一对夫妇,还有一大批人都押到台上受审,最后判决为当场枪毙。我第一次看到被宣判为国民党特务、身份又是“市长”什么的人,他们被押在台上神态都非常镇静,最后被押赴刑场时脚步也从容得很。这件事在我脑海里久久没有褪色。记得当年还把这件事认真记在日记里,现在再要找那本日记也找不到了,印象中的感受既不是愤怒也没有激动,倒是有一丝惊讶,依依稀稀地觉得看到了另外的一种类型的人。三十多年过去,我在整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史时无意中发现,应功九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上海沦陷时期,复旦大学迁校到重庆,老校长李登辉留守上海,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创办了复旦沪校(后改名为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正是应功九先生。关于这个人的资料甚少,网上传来传去流传两部著作,一部是正中书局出版的《建国教科书初级中学本国史》,另一部与人合撰的《翠岫庵诗》,应该是一部旧体诗集。我没有去购买这两部书,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应功九。最近又出现一个博客,在网上公布其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书法作品,其外祖父正是应功九,写的是唐人绝句集,吕曼云(外祖母)写的是古代小故事,都是儿童的读物,书法极为漂亮。我相信这个才是担任过复旦中文系主任的应功九先生,至于他怎么会在“文革”中被戴上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身份公审枪毙的,至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地方有过交待。我曾经在网络上查到过上海市公安大事记里有应功九案件的记载,但也是语焉不详,现在连那个网页也似乎打不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些心理是值得反省的。一般来说,人总是对于自己相近的人才有深切感觉。当我们隔壁邻居老方一家遭难(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因偷渡罪被判刑,肯定也经过这样的公审大会,只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我心里对这一家人抱有强烈同情,至今不能释怀;当父母亲的朋友陆洪恩被枪决遭大难时,父母亲的伤心程度我是决不能体会到的,我对陆洪恩案件的关心只是出于一种探究真相的驱使;曹荻秋市长仅仅是因为我孩提时代曾经见到过一次,有了印象,我对他的遭难一直耿耿于怀,胜过对其他落难高官的感情;而对于像应功九这样一个被身份为国民党地下“上海市长”的“特务”,我起先不过有一点点惊讶而已,直到有一天,发现他担任过复旦中文系主任时,一下子觉得我与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我毕竟见证了这个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实,对于我们这群身处上海边缘地区的少年来说,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审判的是什么人,不过是借了一个理由可以“到上海去”游玩而已。从杨浦区走到文化广场是不短的路程,我们虽然年轻力壮还是走得筋疲力尽。记得那一次公审大会的回来路上几个少年边走边说话,不知不觉走到了环形的人民路和中华路,绕来绕去走了一两个小时,才发现自己还是走在原地。我们自己吓唬自己说,大约是应功九的鬼魂跟上我们了。


文章版权归《随笔》所有,转载请与《随笔》编辑部联系
(Email:
suibi2005@163.com

文史 独立思考讲真话 定价:人民币8元
目录
总第221期 2015年第6期
总第220期 2015年第5期
总第219期 2015年第4期
总第218期 2015年第3期
总第217期 2015年第2期
总第216期 2015年第1期
总第212期 2014年第3期
总第211期 2014年第2期
总第210期 2014年第1期
总第209期 2013年第6期
总第208期 2013年第5期
总第207期 2013年第4期
总第206期 2013年第3期
总第205期 2013年第2期
总第204期 2013年第1期
总第203期 2012年第6期
总第202期 2012年第5期
总第201期 2012年第4期
总第200期 2012年第3期
总第199期 2012年第2期
总第198期 2012年第1期
总第197期 2011年第6期
总第196期 2011年第5期
总第195期 2011年第4期
总第194期 2011年第3期
总第193期 2011年第2期
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
总第191期 2010年第6期
总第190期 2010年第5期
总第189期 2010年第4期
总第188期 2010年第3期
总第187期 2010年第2期
总第186期 2010年第1期
总第185期 2009年第6期
总第183期 2009年第4期
总第182期 2009年第3期
总第181期 2009年第2期
总第180期 2009年第1期
总第179期 2008年第6期
总第178期 2008年第5期
总第177期 2008年第4期
总第176期 2008年第3期
总第175期 2008年第2期
总第174期 2008年第1期
总第173期 2007年第6期
总第172期 2007年第5期
总第171期 2007年第4期
总第170期 2007年第3期
总第169期 2007年第2期
总第168期 2007年第1期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