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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歌:忆春台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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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春台旧友 *
  
--作者:彭歌

      
 仿佛是风雨交加的黄昏,匆匆忙忙赶路。路边有高高低低的树,偶尔出现迷离睡眼一般的幽幽的灯光。那些灯光照不到我面前的道路,可是,给我这踽踽独行的旅人一些说不出来的鼓励和安慰。那灯光,就像那一群朋友。

    可是,走着走着,蓦然发现,灯光在无声无息之中熄灭了,一盏一盏,没有预警,没有告别,只是悄悄地消失。“回首灯火阑珊处”,也还不对,熄灭就是熄灭,再也看不到犹有阑珊余晖,西风残照。支了的,永远不能再回来。

    老朋友一个一个相继凋零,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所谓“风烛残年”的萧索滋味。

    林海音的逝世,给我极大的冲击,不仅因为失去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更因为她平日爽朗乐观,精力充沛,永远不知道累,不知道烦恼,让人无法相信她会有倒下去的一天。

    以我们的友谊之深,总应该为她写一篇纪念文字,然而,几度提起笔来,心中一片茫然。一层顾虑,是何凡当时仍在人间。写得过于沉痛,何凡如何承受?他比海音年长,身体也已不甚健康。写信去安慰他,自己觉得“笔端似有哭声”。这种“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心情,从前没有想到过。

    大约一年多之后,何凡终于不起,在睡梦中与海音相从地下。海音83,何凡93,就以现代标准而言,都算得是长寿了。

    他们的次女祖丽料理丧事之后,从墨尔本写信来说,“我们在台北停留一个月,把父亲后事办妥了,把逸仙路的家清理打扫,捐赠的东西处理后,关门大吉。林海音家的客厅正式落幕。那种感觉是非常伤感,非常不舍……”

    海音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她的客厅被年轻人们称为“台湾的半个文坛”。所以,祖丽一声“正式落幕”,使我也觉得这世界格外荒凉。

    在伤感与不舍之外,祖丽特别致意,嘱望我们这老一辈的人,把当年往事写出来,为后世留下一些纪念。她问我可有保存着海音与何凡的旧信,她要在传记、纪念文集之外,再编一本“书翰集”。

    经过多次搬迁,旧信在手边的不多,反复诵读,好像有“这是上一辈子的事吧”那样的怅触。我深深怀念的不仅是何凡与海音,还有当时交往亲切、声应气求的一群好朋友。

    我翻译皮尔博士的《人生的光明面》,有一句话为“朋友”下定义:
   
    你最好的朋友,乃是将你内心中本来有的最好的东西引发出来的人。
   
    我很欣赏这句话。有些东西,是人本来有的,却常常是在朋友们互相切磋、互相鼓励之处才得提升出来。某种才能、某种观念、某种感情,最好的朋友,使你成为更好的人。

    那一群朋友,因偶然机缘相聚,由于是文学上的“同好”,交往便特别显得亲切。十几个人之中,有一两位年长的(当时也不过是四五十岁吧),已著文名;其余都还是二三十来岁、刚刚出道的“文艺青年”。社会上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我们自己也都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严重”。过了许多年之后,已去世的和依然健在的,都各凭作品建立起自己的声名,合起来算,著述翻译,总有好几百本。有些人身后有纪念文集,受到两岸的读者称道赞赏。这是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这个小之又小的文友集团,没有名称,没有组织,更没有规章,只是过一阵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诗人周弃子有一回为了小聚赋诗一首,说是“春台小集”如何如何,于是便沿用下来,称为“春台”,也许因为第一回聚会是春天,在台北,也可能跟这两者都无关。弃子说得好,向来中国文人的馆阁亭轩,都是从图章上做起。春台也者,便只是一个“象征符号”,连图章也还没有。

    我记得,第一回聚会,是在老中华路上的“真北平”,地方很简陋,都属于现在难以看到的“违章建筑”风格,但菜做得很地道。做主人的好像是司马桑敦和郭嗣汾。出席的是周弃子、潘琦君、李唐基、何凡、林海音、聂华苓、郭衣洞和我,大概就这十个人,算是“原始会员”。那回是因为司马或嗣汾拿了一笔比较优厚的稿费,所以请请客。那年头儿,大家虽说都很穷,下小馆儿的兴致还是高的,领取稿费仿佛是正常薪资以外的意外之财。约朋友共餐小叙,是合情合理、最好的用途。但坐下来吃一整桌的豪举,还要算是蛮隆重的。

    那一顿饭吃得很开心。几道北方菜,无非是糟溜鱼片、煎小丸子等,还有烤鸭,在当时算是名贵的了。那天好像是周末,一直聊到饭馆都没有人了才散席。向主人道谢时,记不起谁先提议,“这样的聚会蛮有意思,下次我来召集,原班人马,谁也不能不来。”

    就这样开始了“小集”,通常是每月一聚,或在饭馆里,或在家里吃自助餐,不拘形式,也不定讨论什么题目,反正话题总离不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谁读了什么好书,谁写了新的作品,都在边吃边聊时,交换交换意见,其乐融融。我的感觉是,每个人谈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没有敷敷衍衍,虚与委蛇,有什么就讲什么,也不作兴互相标榜什么的。

    这之后,成员逐渐有些增加。夏道平、高阳(许晏骈)、南郭(林适存),不久又有吴鲁芹、夏济安、刘守宜。这三位原来常常聚会,后来有一阵子与“春台”合并举行。居住在外地,偶尔来台北,赶上了一定参加的是台中的孟瑶(扬宗珍)、金门的公孙女燕(查显琳)。最年轻的一个是王敬羲。他还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梁实秋的高足。

    这一伙人当然谈不上谁代表谁,更非文坛上的某种宗派,而只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群的小小抽样,大家很诚恳地热爱文学,热爱人生,各自以勤恳负责的态度待人律己。对于眼前的种种艰困,不甚措意,对于未来,怀着无穷的希望(周弃子以“一团漆黑”形容他的心境,算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勉强要归纳一些共同的特色,大家都属于没有恒产的“受薪族”,有的是公务员、军人、教书匠,有的在文化界新闻界,在名义上的“本业”之外,对于写作都有几分狂热,甚至认为这才是我们“报国淑世”最好的途径。

    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学历经历,不同的人生观和宗教信仰,始终能保持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对于国家大事,好像总觉得“天塌下来,自有长人顶”;而且很乐观地相信,“有我们这股干劲,台湾不会垮”。

    那年月,没人想到“统一”,更没有人想到“台独”,现今吵得热闹的什么“统独之争”,根本不存在。不管个人有什么见解,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中国人”。

    当然,外在环境不断地变化,每个人、乃至人与人之间,也都在默默变化之中。春台这一小群朋友,各有不同的遭遇,有的人走得比较顺畅,有的人有些波折。回头来看,令人有无限的留恋欷。死去的仍留下音容笑貌,活着的也都已去日苦多。我有时会怀疑,“在那样艰难的时刻,我们真曾经过得那样快乐、那样勇敢吗?”

    近来读过不少时人传记、回忆录之类,也看到某些谈什么什么“事件”的报道,听朋友说,“某些人就是喜欢小题大作”。到了我这般年纪,就小题大作一番,也该说得过去了吧。

    “春台”集会从1950年代开始,后来我去美读书,1964年回到台北,情势已有许多改变。春台照旧办过几次,味道已大不同。我想,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更忙,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也更迫不及待地要写出些东西来。

    请容我从记忆中抽丝剥茧,对这些老友写出我对他们的印象和怀念,十多位已经作古,在世的还有五六人。这不是著史立说,不过我倒相信,这些朋友留下的作品,与已逝去的时代分不开,在文坛上已经各有他们的地位。

     高阳

     我和高阳论交,始于一首小词。他用钢笔写在中式信笺上,我保存至今。
   
    门外萧郎成陌路,无言未必无情。秋风蜀道暗兵尘,相逢才几日?愁怨起危城。
    是我负卿卿误我,寸衷欲剖难明。一离一死两吞声,不辞擎苦盏,寂寞了余生。
    右调临江仙,用琦君先生韵奉题彭歌我兄短篇小说 《苦盏》。
     高阳并志
   
    后面有两行小字是我的笔迹,“空军中一友人,填一小词见赠,情趣如何,请评定一番”。

    接着的评语,是周弃子的手笔:“此词声调尚可,作者情致亦好,可以学词。但此道已成‘绝声',早在十年前,即无法寻师。今日台湾,老实话,无一‘懂'者也(弟从来对于词自认系门外汉)。”这是典型的弃子口气。几十年后重读,情景犹在目前。

    高阳,本名许晏骈,浙江人。当年他住在冈山,是老虎将军王叔铭的文职秘书。他一到台北,我们就邀他参加了春台小集。他的小说已有很多读者了。

    我到美国读书的那几年,高阳在《中华日报》任主笔。中间曾应楚崧秋社长之邀,出任总主笔。楚先生后来告诉我,“这个安排有点儿冒险,但试验结果相当成功。”在我主持《中央日报》社务时,也聘高阳为主笔,常写有关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评论。他下笔迅捷,思路开明,是一把好手。

    但高阳为世所重,是他的历史小说。为了写小说,他对晚清历史下了很多的工夫。以慈禧当政为主线的《珠帘玉座》等系列小说,在台海两岸都拥有广大读者。而他自己引为得意之作的是《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一生成败,显示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适应并且改变过去的习惯,开创一套新的模式。当大陆刚刚开始对外开放时,也就是1980年代,《胡雪岩》这本小说竟成了“登陆”的中外商人有用的参考书。

    高阳虽然对于“商战”策略好像头头是道,但他自己并不是精打细算的人。他有好几部长篇小说在报章上连载,并成为畅销书,他是专靠写作的作家者,收入最高也最稳定的人之一,但他常常会感到钱不够用。直到结婚之后才稍有改善。

    从他的作品中也看得出来,他对饮食相当考究,喜欢也懂得欣赏美食。台北的江浙口味的饭馆,他经常光顾。有一家相熟的饭馆里的跑堂告诉我,“高阳先生胃口邪气好。”据说他即使中午一个人便餐,也会点四碟精致的小菜,喝一瓶陈年绍兴。后来他卧病,说不定因为酒喝得太多。我劝过他戒酒,他讲起酒的害处来,比我懂得还多,但真要戒就难了。

    我最后一次看望他,他是躺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虽然医生说他病势不轻,但他谈兴仍浓。告诉我有一本专谈烹饪艺术的杂志约他写稿,他很高兴。

    高阳是深度近视,眼镜像酒瓶底。讲话乡音很重。有一年夏志清自纽约到台北,文友聚会,高阳的杭州话和夏志清的苏州话夹缠不清,林海音说,“这是标准的鸡同鸭讲。”我们都听不懂。

    高阳行事潇洒,说过的话容易忘掉,但他对写作有关的事极为仔细认真。写民国初年蔡松坡与小凤仙一段交往时,打电话要口述号码:“西局六九四号”。到1930年代,北平电话系统仍是如此,童年时淘气,乱叫电话好玩。读到他的文章,那种早成历史陈迹的事宛在目前,我自己早已不记得东、西、南、北局叫号的方式了。

    高阳逝后,他的遗作依然畅销。大陆上历史小说名家二月河,写过好几部以清初为背景的小说,他在自序中说,他从事写作受到最大影响的,“便是台湾的高阳先生”。高阳如果知道,也许会说,“这个年轻人,好的好的。”

     琦君

     当我开始动念写“春台旧侣”时,琦君和李唐基仍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李家堡)。可是,当我写到他们时,琦君已经在台北病逝。我知道他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后再搬回台湾,是为了日常生活可以有人照顾;在琦君心中,可能也有“叶落归根”的意思吧,我不敢确定。

    春台群友中,琦君更有另一种大姊的风味,和海音不一样。海音是对我们如她的弟妹,事事乐于主动帮助,但遇到不对的事,她“真会说你”,一派“指挥若定”的气势。琦君则永远是轻言细语,对弟妹或对别人一概宽容。你如果真的做了什么好事,她会默默欣赏赞扬,只让你知道了就好。

    从年轻到老年,琦君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东方淑女”、“大家闺秀”,在生人面前有些腼腆,或者落落寡合。其实她很健谈,尤其是谈文论诗的时候。

    琦君原名潘希真,浙江人,之江大学毕业。和李唐基结缡之后,两个人都在公家机关供职。琦君在司法行政部(后来改为法务部),唐基在招商局(后来改为阳明海运公司)。

    我们初识时,正是经历着一种“写作狂”的经验期。琦君写作的态度十分矜慎,一字不苟;她所写的似乎以“身边琐事”为多,而且往往是另一个时代的某些小事情。故乡、家庭、她的父母、阿荣伯、夏老师。她写得那样生动,鲜活,举重若轻。她笔下的人物出现多了,我们都觉得似曾相识,她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夏志清称赞她是当世中文散文家的第一人。虽然她自己逊谢不遑,朋友们觉得她当之无愧。从第一本集子《琴心》之后,她作品一贯的风格是清明淡雅,温柔敦厚。

    她对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有天赋也真下过工夫。她的一笔行书可以称得上书法家。早年她写的信,常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

    她的散文写得好,短篇小说也很出色。在台湾出版界,早些年对这两者似乎界线很朦胧。琦君有一篇《缮校室八小时》的短篇,刻画基层公务员奉公守法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惟妙惟肖。她自己是公务员,体会最深。我觉得那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

    晚年的《橘子红了》,红遍海峡两岸,拍了电视连续剧,轰动一时。书,我已读过;录影带也容易找到,可是,看到归亚蕾的装扮,吓了我一跳,电视上想要出奇制胜,似乎走得太远些。

    春台小聚时,我们常常见面。琦君在杭州南路的寓所,正是“室雅何须大”,小庭内绿荫照人。女主人善于烹调,她做的“蝴蝶鱼”人人赞美。她说,“你们喜欢,下回再做给你们吃。”但吃过两回,不好意思再要求,因为照她形容起来,实在太麻烦,比写文章手续繁多。

    琦君埋头写作甚勤,对年轻文友提携教导,不遗余力,有时也会抱怨说,有人把整本整本的原稿要请她指教,她既不肯草率敷衍,也不愿一口回绝;我劝她不必拘礼,“到了我们这般年龄,不能有求必应了”。她说她会考虑,但后来仍是热心如恒。

    有一回,我发现她的来信,只写了一半,话没说完就没下文了。打电话去问,才知她因腿伤卧床,好像讲起话来不像往日那么清晰明白,头头是道了。

    他们决定把新泽西的家结束,2004年回到淡水养老;琦君于2006年6月7日病逝,享年90岁。唐基表示,日后会把她的骨灰和遗著等送回浙江温州,置藏在“琦君文学馆”。这是她的遗愿。

    琦君一生可谓平稳无波,与世无争,不求名而名自至。她似乎有些信佛,但不拘一法。著作四十余种,尔雅出版的《三更有梦书当枕》已印行71版,朋友们称她为“文坛的常青树”。在春台诸友中,她的读者群也反映着她的风格,温柔敦厚,历久不变。

    有崇拜她的文友为她写传,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我觉得,她的确是值得有一本很贴心的传记的人。

*旅美资深作家彭歌忆旧之作,本刊因篇幅所限,节选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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