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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关于林斤澜

关于林斤澜
   
--作者:孙郁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林斤澜和汪曾祺的审美风格。那时候林先生还健在,看的材料不多,妄议的地方也是有的。近来偶翻林氏旧书,忽地发现他与汪曾祺一些片段,便又想起当年的老题目。八十年代后,北京作家的圈子在大的方向上略有变化,出现了峻急与平淡的两条不合主流的路,这两个人是各自的代表无疑。有趣的是并非彼此对立,且互渗互换,是彼此影响的。这样的现象在文坛不多,也可说是一段佳话。
   
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其情之重非一两句话可说清,他们的相识在五十年代初,都在文联工作,且年龄相仿。汪曾祺那时候文章不多,性格的温厚吸引了林斤澜。自然是一起喝酒,谈天的时候多。林斤澜的认识沈从文,也是汪曾祺的介绍。两人还到历史博物馆去看望这位前辈。据说五六十年代每年大年三十的时候,他们还一起到沈家拜年。在心里的深处,还是敬佩沈从文的人与文的。
   
他喜欢汪曾祺的原因很多,大致说来,都爱写短篇,走的是相近的路子;均带点杂家的趣味,对风俗人情、野史笔记有些兴趣;而且他们皆有点散淡或自由派的风骨,和时风多有些不和。林氏早年参加革命,作为地下党员潜入台湾,曾入狱一年。新中国成立后,干脆入了文坛,不再介入政治。认识汪曾祺,对他是个幸事,他自知自己在一些地方不及汪氏,比如学问,比如天赋,都有距离。也由于此,便倍加珍惜他们的友情。老舍当年看重这两个青年,说了些勉励的话,大意是,今后两人都会写出好的作品来,是很有潜力的青年。
   
汪曾祺离开市文联后,不幸成为右派,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也未能幸免。独有林斤澜逃过一劫,此事一直引人猜疑。何以林氏逍遥于外,未染杂尘?有天机的一面,据说鸣放时孩子生病,请假脱身;也有聪慧的一面,是决不整人,与人为善。那时候人们彼此揭发,互有黑白,林斤澜却逃脱了俗场,到矛盾外去自游了。直到“文革”,也决不写一字,怕的是被对号入座,招惹麻烦。世间的事有时奇怪,划为右派的汪曾祺,后来被江青看重,写起样板戏来。而林斤澜一直在政治学习、下放劳动中度日,并不见用于当世。有一次,林斤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汪曾祺与江青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报道,大为惊奇,兴奋呢还是惋惜,已不好猜测,但对这位友人的关注是持续的。在林斤澜眼里,能写出好文章与剧本的人,彼时不多,汪曾祺被选入台阁之中,不知是福是祸。
   
“四人帮”一倒台,文坛松弛了大半,下台的上来了,在野的换了主人面孔。作家要创新,走异路,于是乎热闹非凡,各路人等不甘示弱,林斤澜也进入了写作的最佳时期。但那时他最惦记的,是汪曾祺这个朋友。汪在北京京剧团,与文联的圈子远,而林斤澜凡事都要和他通气。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云:
   
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汪曾祺知道自己被友情包围着,离了这个就真的寂寞了。林斤澜对他太好,几乎尊为师长。他以为汪氏有点仙气,喝起酒来便悠然飘动,神光四射,有奇思涌来,洋洋兮如江潮涌动。其小说散文,如进入佳境,亦别有天地,神灵之舞与轻风之慰徐徐而来,真真是醉倒众人,林斤澜知道汪氏的才气,他想沾沾这些仙气,乐了自己,也乐了众人。汪曾祺后来暴得大名,最高兴的自然是林斤澜了。
   
而且他们嗜酒如命,每逢聚会,都喝得两眼红红。晚年外出,二人同行时居多,每餐不忘谈酒,举杯同笑,很有点酒仙之态了。林斤澜家中摆了各色酒瓶,成了收藏库,汪曾祺看到好的酒瓶,亦不忘送老友保存。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中有所描述,都很有趣。我在《林斤澜说》看到刘心武谈汪曾祺的片段,写出酒态中的镜头:
   
我们到达重庆时,正是三伏天,那时宾馆里没有空调,只有电扇,我和一位老弟守在电扇前还觉得浑身溽热难耐,汪老和林大哥居然坐在街头的红油火锅旁边,优哉游哉地饮白酒,刷毛肚肺片。我们从宾馆窗户望出去,正好他们收入眼底,那镜头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模糊。后来他俩人酒足肉饱回来,进到我们屋,大家“摆龙门阵”,只见酒后的汪老两眼放射出电波般的强光,脸上的表情不仅是年轻化的,而且简直是孩童化的,他妙语连珠,幽默到令你从心眼上往外蹿鲜花。
   
在他们的文字里,常常可以看到谈酒的趣味。人需要一种飘忽的状态,尤其是写作的人。古代士大夫有吃药为之者,有饮酒而至者,常常是后者,更诗意吧。三两好友,几盏酒杯,坐于林下,或是廊间,一时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均入酒中,谈笑间宠辱皆忘,如入无人之境。汪曾祺喜欢此态,林斤澜亦同等视之,想起陈独秀那句“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醉卧乡”,天下狂士,庶几近之。
   
汪曾祺去世后,林斤澜颇为伤情,有多篇文章行世。《汪曾祺全集》的前言,就出自他的手笔。这篇前言有点怪,是先引汪氏语录,后为他的补白。似乎是两人的对话录,精妙的地方很多。他们的精神深处共鸣的地方,我们这些后人读之,都很易生出幽情来的。
   
那一年他与汪家子女一起去郊外为老友安葬骨灰,回来后,写了篇文章《安息》,结尾道:
   
高楼远近也不见人,只听见大小回声,重叠合成一片天籁。洪荒大化,不知所之。
   
这真是妙文,作者写的是那天的感觉,其实也写出了生死之命。后来林斤澜去世的消息传来,不知怎么,竟想起他生前这段话来。汪曾祺之后,他是北京作家圈里最受人尊敬的老人之一。且不说他的人格,就其身上的神采而言,可及之者不多。先生一去,琴弦无声,草木暗伤。他和汪曾祺的形影一起“洪荒大化”去了。
   
关于林先生的文与人,早有文章谈及,兹不赘述。想起和他的交往,我们谈论最多是鲁迅。他对鲁迅的喜爱,都藏在内心,从不张扬。记得在九十年代,他在《读书》杂志写过一篇《故事新编》的心得,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看来是极为难得的作品。后来在一些关于短篇小说的讨论文字里,他多次以鲁迅为例,讲精神的独创带来的快感。那些话都有分量,是作家的偶得,没有文艺腔与理论腔,流动着蒸腾着热气的声音。我们的学者谈论鲁迅时,不免学究气与读书人的架子。他没有这样的问题,文字直观,含有余音。和他这个人一样是很好玩的。
   
林老谈论鲁迅只限于小说与一些散文,及《中国小说史略》。不太涉及思想史的内容。即从作家的眼睛打量对象。看到的是一些艺术的玄机。我觉得研究鲁迅的教授们,有时候不妨看看这样的老人的心解,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确乎不同。他的感受与概括力,都停留在知性的层面,有的只是灵光一显,而精妙动人。比如在《短篇短篇》一文里,他写道:
   
鲁迅先生专攻短篇,他的操作过程我们没法清楚。不过学习长篇,特别是名篇,可以说在结构上,篇篇有名。好比说《在酒楼上》,不妨说“回环”,从“无聊”里出发,兜一个圈子,回到“无聊”里来,再兜一个圈子,兜一圈加重一层无聊之痛,一份悲凉。《故乡》运用了“对照”,或是“双峰对峙”这样的套话。少年和中年的闰土,前后都只写一个画面,中间二三十年不带一字。让两个画面发生对比,中间无字使对比分明强烈。《离婚》是“圈套”,一圈套一圈,套牢读者,忽然一抖腕子--小说里是一个喷嚏,全散了。《孔乙己》在素材的取舍上,运用了“反跌”。偷窃、认罪、吊打、断腿,因此致死的大事,只用酒客传闻交待过去,围绕微不足道的茴香豆,却足道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只有小说家才这样谈鲁迅,真是好玩得很。不过这只是技术层面的话题。林斤澜其实更喜欢鲁迅的气质,这气质是什么呢?那就是直面灰色的生活时的无序的内心活动。他不愿意作品直来直去,而是在一个点上开掘下去,进入思想的黑洞里,在潜意识里找自己精神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写他的评论时说,其小说读起来有点费事,故意和读者绕圈子,大概是为了陌生化的缘故。比如“矮凳桥系列”,在小说结构上多出人意料之笔,意蕴也是朦胧不清的。这大概受了鲁迅的《彷徨》《野草》的影响,但更多是夹杂了自己的体味。在一种恍惚不清的变形里,泼墨为文,走的完全与传统不同的路,也是与当代人不同的路。
   
看多了他的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对人生的看法有点特别,那就是觉得人的未来的路,是不确切的。他不想停留在确切性里,而是直面不确切。仿照鲁迅的剧本《过客》,他也写了一部《过客》,内容几乎一致,只是对话略有改动。剧本是肃杀凄婉的,但过客的独白饶有趣味。我曾想,在境界上,他还不能超越鲁迅的文本,为什么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作品呢?也许是为了袒露自己的生命哲学也未可知。那篇作品,值得从文本上考量,似乎透露了他和鲁迅传统的关系。在精神的深处,他确是一个鲁迅党的。
   
但他绝不是在一个精神参照下的鲁迅党。他的理解鲁迅,就是不要成为鲁迅小说的奴隶。因为鲁迅精神与审美的过程,就是不断走的过程,一旦停留下脚步,生命就终止了。所以他说:
   
鲁迅先生塑造的典型至今高山仰止,他是从这条路攀登艺术顶峰的。不过这不是惟一的路,过去曾经“唯我独尊”,总是第一还不够,非要弄成惟一,作茧自缚。艺术的山不是华山,是桂林山水。
   
他谈论鲁迅的时候,多是在现代语境或者与另类的作家对比里进行着。在讲短篇小说的技巧与境界时,常常和沈从文、老舍这样的作家互为参照地来谈,别有意味。他十分喜欢汪曾祺,两人交往之深,已成佳话。但他和汪氏走的是不同的路。汪曾祺弹奏的多是儒家的中和之音。而林先生则是幽思里的颤音,直逼精神的暗区里无序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喜欢迂回婉转、翻滚摇曳的审美之风。如果说汪曾祺和王维略有相近,那么他无疑带有李商隐的调子了。虽然他们并不是王维与李商隐。林斤澜的审美快感多是从古代意味的作家那里得来的,但却没有古典作家的那些儒雅与静谧。倒是和卡夫卡、鲁迅同流了。
   
这同流的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直强调自己的困惑。他一生纠缠的就是各种困惑。比如现实主义流行的时候,他就觉出单一性的可怕,总在自己的文字里流露出叛逆的东西来。一般人写“文革”,声泪俱下。他却进入精神变形的思考里,搞的是古怪的断章。他虽然强调艺术创作要靠天籁,但却一直对未开启的精神之门有敲叩的意图。《隧道》一文就写出卡夫卡、鲁迅式的感觉,在一种荒诞与怪异里,自嘲己身。阴阳两界之间扑朔迷离的隐像,交织在作品里,有着几丝冷意与无奈。世间万物都在一种曲线里闪现着自己的姿容。林斤澜大概觉得,在直线里不能表现本真,曲线才合乎自己的目光。鲁迅式的思维给他的益处是,常常从表象看到相反的东西,不愿意被外在的东西所囿。比如谈到李叔同,人们说他完全超尘脱俗,可看到其死前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他就说“我相信那是真实,我佩服那是真实的高僧。悲欣也还是七情六欲,写下来更是要告诉世人,对世俗还有话说”。一次议论到对知堂的评价,谈到孙犁的观点,他就很是不解。孙犁说知堂这样的附逆之人写不出冲淡之文(大意),林先生却承认在知堂那里确实读出了冲淡。林先生很尊敬孙犁,但此处却各自东西,不一样了。他对世人的各种观点不都盲从,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觉。许多作品就写恍兮惚兮的意象。也许人们说那里有些混乱,过于晦涩,是非逻辑的。可是他认为真的世界不是语言能涵盖的。与其相信概念,不如认可感觉。对小说家而言,有时候飘忽不定的感觉才是作品之母。
   
晚年的林斤澜思想活跃,没有一点道学气。他那代人没有道学气是大不易的。原因在于读懂了社会这本书,和鲁迅的思想越发共鸣起来。鲁迅对他的影响,我猜想是人生观的因素第一,艺术理念第二。他赞佩鲁迅的小说惜墨如金,从不漫溢思想,自己呢,也恪守着这个原则,安于小桥流水,从不宏大叙事;他欣赏鲁迅杂取种种的开阔的视野,在笔耕里也不封闭己身,总在找突围的办法;他羡慕鲁迅笔下的谣俗之调,以为未被洋人的韵致所俘,找到了本土的表达式,多年来也学着从故土语言里生出意象。鲁迅给他最大的影响,大概是睁了眼睛打量世界,不被幻影所扰,强调的是思想的真与艺术的真。那篇回忆老舍之死的文字,含悲苦于斯,和巴金的文字庶几近之。他写过一篇散文《说癔》,在文本的背后响的就是《狂人日记》的声音,不乏智性的闪光。在记忆的打捞里,他从不回避苦涩,而是直面苦涩,咀嚼苦涩,其间亦不免残酷之色。既不回到老庄的世界自娱,又不和流行的东西为伍。思想与文字都保持了鲜活的气息。他知道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过文坛小草,失败的时候多,可是那是自己园地里的东西,杂花生树,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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