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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随笔》 》总第191期 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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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后:深州访友记

深州访友记

--作者:王得后

我一定要去探望他。我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那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大联合”的时候。学校两大派红卫兵“回校闹革命”,“斗批改”,“军宣队”进驻学校,爆发了新一轮暴力与恐吓与利诱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我实在忍受不了肉体的和精神的折磨,以及无日无夜,高音喇叭突然响起,那指名道姓勒令报到的恐怖,决定自我了断,留下一点差可自我哀矜的清白。
   
幸,还是不幸呢?设计与实施三种手段,居然大难不死。三十多个小时后的深夜,我被从郊野子牙河边寻获,在颠簸的土路上,在三轮车中,我苏醒了过来,昏昏沉沉,断续听到要送进医院。医院的大堂摆满了临时病床,挤满了人。呼救、呻吟、呵责、嘈杂一片;白大褂飘忽于人影憧憧之中,救死扶伤的圣殿,至今在我的记忆里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呈现当时的情景。我被打了吊针。针头插上就没人再来理会了。我惊恐地盯着就要滴干的药瓶。我知道一旦空气进入血管就会危及生命。这时候,我不想死了。我渴望有护士来拔掉针头或换一瓶药水了。我请求守护我的同事呼喊护士。我的这一企求,日后也成了我“怕死”,是“假”自杀,真“顽抗”的罪证。
   
不记得在医院待了多少天,不记得怎样回到学校了。被激怒的“革命小将”将要有的报复我是预先估计了的。--十几年前“肃反”的时候,在我的大学母校北师大参加过一次肃杀的大会,会标是声讨、控诉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真是惭愧,那时居然不懂“自绝于人民”的奥秘。听了大会发言,心里暗暗叹服汉语的奥秘和伟力。因此,这次我才实施了志在必得的多种方法。——我被禁闭在教室走廊一头隔出的“杂物间”里。就是他在门前守护了几天,劝阻前来问罪的红卫兵。
   
他出身清白,根正苗红,敦厚正派,敬业爱生,没人要对他说三道四,也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借调”到北京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七月唐山大地震,我多次回到原单位第二机修厂,也是原先的学校。他是怎样防震的,毫无记忆。第二年我正式调到北京。“清理第三种人”的时候,学校来“外调”,要我指控:谁谁对我施暴?怎样施暴?一群“奉旨革命”的未成年或刚成年的中专学生,打你几顿,时过境迁,说什么好呢!--该清理的不是他们。--我什么也没说。--倒是问起他,和别的两三个怀着慈悲心的同事。后来听说他调到大港一个中学去了。我一直怀念着。
   
进入新世纪以后,怀念越来越强烈了。我知道不是新世纪给我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老了。偶得闲静,我常常回忆起许多人,许多事,许多地方,眷念不已,悬想丛生,有一股到那儿去探看的冲动。我着手打听他的下落。2008年特地回天津参加建校五十周年校庆,希望他也返校,得一小聚。他,没有来。我逢人就打听他的地址,谁也不知道。我敬重与铭感的董保德也没有来。我临时打电话强把他请来了。在呼朋唤友的乱哄哄场面中,他爱人见了我们,立即对他说:中午你请王老师吃饭啊。
   
中午叨光吃请的时候,同席六七个人缅怀已经故去的同事,竟然走了十多个了。最近一位就是董校长。这个“文革”中被打断两根肋骨--一说没有,但当时他在“牛棚”,我是“牛棚”的“工头”,他被打送进医院,传回“牛棚”是如此说法的;而且管理“牛棚”的红卫兵小将命令我安排他轻劳动,从此就固定在木工房做帮手了。我一直感念他,是听说刚刚开始贴我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向干部打过招呼:你们斗王某人别太狠了,将来还要用他云云。特别是我敬佩的刘东升老师也走了。仁者不寿,令人扼腕。席间又谈到故去同事们的子女,只有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没有他们新近的消息。人生就是这样:不知道怎样走到一起来了,又不知道怎样走散了:即使他们留下了哲嗣,也和他们的父执云散四方,了无音信了。我心里想起鲁迅多次引用的庄子的话,有一次还翻译了出来的,说是:“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我要骗人》)
   
事后我才听说:“你去天津,人家说不想见你。”原来如此!这令我回想当时的情景,似有所悟。这也令我无比惭愧。我熟悉鲁迅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可我并没有真正懂得。更不能应用自如。这时候我才体味到,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间存在的却是普遍的隔膜。你想见他,他并不想见你。你怀念他,他却嫌弃你。你爱她,她不爱你;她爱你,你又不爱她。古之圣贤也早就教导过:“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是战争经。知彼,是为了战胜他/她。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亲密无间?
   
又一年过去了。春节前,好人保德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回老家去了。只有他的电话。
   
我当夜给他打电话:

喂,喂,听得见吗?
听到了。你是谁?
是马振龙先生家吗?
我是马振龙。
振龙兄!我是王得后呀。(我们从来没有称兄道弟过。这种旧式称谓我也不喜欢,这是把人纳入家族制度中的玩意儿。“亲不亲一家人”呀,“血浓于水”呀,它似乎可以凝聚人,但只是一小部分,却拒绝了全人类:说到底,它是彻底排他性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现代版。改革开放以前,那时都称老师。严肃的场合就有选择性地称同志。现在的新时尚,日常称同志会是笑话,称什么呢?什么都很不习惯;或不以为然。)
您好吗?
还好。有点老年病。
告诉我您家的地址好吗?能收到邮件吗?我要寄几本书给您。
我们村就在县城边上。原来叫县,现在叫市。可以收到邮件。您写马赛收吧,他是我孙子。
   
就这样我们恢复了联系。第二天就用特快专递寄出两本旧作;都是学语文、教语文的,看书聊以代替诉说别后情况而已。用特快专递,固然是图快,但更重要的是希图比较的保险一些。“挂刷”不仅仅是慢腾腾的,更糟糕的还丢三落四,我已经饱受其苦了。有时特快专递也不行:也慢,也丢,因为他常常不“专递”给收件人,尽管邮单上有收件人的电话,而且印着醒目的提示“(非常重要)”!邮递系统真的不知道怎么夸它了。自从“收件”和“投递”分家,我不仅没有领受他的效率,却领受到更多的苦楚。这,当局和用户心里都明白,至少我就投诉过多次,还是在会议上。我曾被当过邮局的“社会监督员”,两次年会上,我都带上收据当面陈诉,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你有什么办法呢?我曾经用“挂刷”给广州的朋友投寄一本书,几经查询,三个月后,通知说那“挂刷”的书还保存在邮局!当收件人得到我的电话去取的时候,居然还开口要收取“保管费”。说什么好呢?

春节电话拜年的时候,我和他相约,等春暖花开不太冷了,我去看他。

六月九号,我登上了去看望他的火车。车行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路过文安,不禁想起“文革”中到文安支农的情景。我还对同座的一对年轻情侣讲:那时来拉耧,几个人一道,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休息一会,再拉回来,就吃中饭了。真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啊……
   
下了火车,我给家里打了个报平安的电话,出站慢了,待我走到出站口,一个健壮的老汉正堵在出站口边,背对着出站的旅客,和验票员谈话。我走过出站口的围栏,伸手接过车票,回头一看,竟然是他。
   
你怎么还是来接站了?不是说好别来吗!
人地生疏,你不认路。
我问得到的。
你变了。走在路上,我认不出你了。刚才就是问服务员,还有出站口没有。怎么下车的都走光了,还不见你!他说就这一个出站口。
我后头还有几个人呀。
他们走下边了。地上没看见人。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你可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胡子也白了。走在路上我能认出你来。我心里想:你的方方正正的脸型,原木样朴素,清风似作派,我永远忘不了。
   
他穿一件汗背心。这可是“文革”的“遗迹”。“文革”前一个教员是决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穿背心的。他完全是一个老农的样子了。壮实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额头深刻的横纹。我握着他粗壮的胳膊,说,你怎么穿背心呀?
   
我怕热。
   
你看:我还穿夹背心,我怕冷。

他在人群中找孙子,说开车来了。我说,我得先买回程票。他说,你可不能一天就走。我说,不。住三天,我星期天回。当知道不预售票,当天的票,要等到开车前才卖,我有点着急。我改变计划,说,我得提前一天,留个机动时间,万一当天没有车票,就回不去了。我周一还有事。他同意了。

真像他说的,他们村就在火车站旁边。小面包转两个弯,十来分钟就到家了。
   
这是一个有七间北房、三间东房的四合院。进门是一个总有七八米的门洞,几个妇女在门洞里整理冬青枝,用来做插穗。
   
中饭他拿出老白干、葡萄酒、啤酒和雪碧,问我喝什么。我说,我只喝啤酒,冰镇的。他夫人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来。他说,我买了一箱,尽管喝。而他是不喝酒的,说陪我喝一点。嫂子上桌了,我们就开吃,开聊。两天中海阔天空谈今说故,毫无顾虑,漫无边际,“不亦乐乎”!
   
我这时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老二和闺女都在大港工作。身边是老大和老大的儿子,去年得了重孙子。我说,按传统说法,你可是“四世同堂”了。再来个“五世其昌”吧。他不吭气。
   
我问他这个四合院有多大?够一亩不?他掐指算了算,连房子一亩多。院里有一大片园子,其中有七畦种着苗木,还有几畦种着蔬菜,茄子、辣子、豆角,多达八九种,其中一种叫“根打菜”的,还特地做了一盘,要我尝新。我确从来没有吃过。根打菜清脆,爽口;但没有特别的滋味和香气。可惜还没有结辣椒,不然我可以吃上亲眼所见的“绿色辣椒”了,破破城里“辣子不辣,黄瓜不香”的霉头。
   
他告诉我:他们村是沙土地,适合扦插。调整产业结构,就成了苗木繁育专业村。我想起进村的路口,立着一个牌楼,上书“某某苗木中心”。进村不远的地方是一个不小的广场,也是一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村口马路两边正盖连排的两层小楼。说是全省一百一十一个新民居试点之一。每栋十三万多。他要我明年他迁入新居的时候,再去他那儿住几天。说独门独户,毫无干扰,也尝尝“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我俩历数教研组的同事,谁还健在,谁已经作古,谁是下落不明。心里涌起“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伤感。他说:“文革”学《毛选》,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心里就明白了。他于是跟我讲抗日时期岗楼的情形,土地改革的情形,活埋人的往事,都是闻所未闻。原来村南一百多米就是公路,牛车道穿越公路处就是岗楼。他钻过地道,进过两个岗楼。岗楼里都是皇协军。鬼子根本不敢住在岗楼里。他们不信任皇协军。连城里的司令部都是两个,一个是日本司令部,一个是皇协军司令部。河北中部地势低,地下水位高,不能往深处挖。所以地道狭窄,低矮,只能膝盖着地,两手撑着爬行。主要是青年男女藏身的地方。他说:“我想给后人留下三句真言,一曰岗楼里没有日本兵;二曰地道不是作战设施;三曰爬行,不能直立。”我劝他写下来,他既有能力,又有阅历,不写,历史真相就湮没了。他沉默不语。
   
他还说到村里的土改,也是我闻所未闻的。是的,经历过这些,就知道“不是请客吃饭”的真谛了。
   
我想看看全村。他领我行走,走了一小部分,我走不动了。也不愿再走。道路毫无规划,宽窄不一,方向不一,颇显凌乱。院落是兴旺与凋敝并存:有的高墙深院,彩绘大门,有的已经是空巢,院子里长着荒草。心里浸入一种莫名的感触,兴趣顿失。他说这是历史留下的。
   
不过,新时代的标志是多见门前门里停着的轿车。他告诉我全村有几十辆了。他家是小面包,算是差的。

但是没见农机具,没见牲口,连一只鸡也不见,只看到几只狗。他家院子里就用铁链拴着一只硕大的土狗。它那不倦的护院的吼声至今令我心有余悸,一九五八年我领着学生在青海草原修筑公路的时候,一次路过牧民帐篷群,曾经与挣脱铁链奔袭我的一条藏獒搏斗,至今手掌上留着伤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曾经“被”恐惧的人,即使获得免除恐惧的自由,也还会留下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吧。但那四合院,振龙兄和嫂子待我的淳朴、体贴与随和,却是我度过的温馨舒畅的日子。又一次铭感,又一次难忘。

我坚持要住在市里,他坚决不让。说到了家,哪有不住在家里的。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他腾出了自己的卧室,床上放着新被单。直到傍晚,我说了个他不好不迁就的理由,才说服他。他叫来马赛的表哥,开车送我们到牛得草大酒店。我住下后,他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因为他侄子要去幼儿园接女儿,一起回家了。这是一座不错的酒店。有室内游泳馆,有网吧,有洗浴中心。服务一呼即到,迅速得很,比北京四星级酒店认真多了。我默默感谢他的安排。
   
这是一座老城不旧、新城崭新的市政府所在地。这个所谓的“市”是“市管市”。如今的行政区划市呀区呀的,一如它的“局”和部委的“局”的官阶名称,老百姓是莫名其妙的。不久前报载一个小科长贪污数亿,可正式的官名是“煤炭管理局局长”!鲁迅也想不到吧:汉字这“文字国”,汉人的“爱面子”,经过“辉煌六十年”的发展,也成为形象工程,处处可见,登峰造极了。倘若有朝一日像今天的追究“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起来,部长先生也会发出“三问”的;可惜的是:当局者迷,并不醒悟这正是领导的恶果。
   
第二天我在终点站乘九十九路公交车,从西向东横穿市区,并向南到达始发站,全程半个小时。新城是四车道马路,没见几辆车,真是一路畅通,好不痛快。老城不老,街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格式,可以错车的马路。熙熙攘攘,相当热闹。南北来不及观光了。
   
老城的终端是新城的起点。交界处是一个中心广场。广场有若干级台阶与环形马路区隔,中心是一个时兴的地标性城市雕塑,是一只照例夸张的蜜桃。从中心广场向西,是长江西路,笔直地通往城厢的一个村庄。马路两边排列着新建的几个政府大楼。土地局、税务局、环保局等。但并不比其间还保留着的“镇政府”大楼高,也并不大多少,毫无暴发户的奢华做派,这是很难得的了。靠西也有两所中学。打出的广告式横标是招徕学生。还有外地大学来招生的广告,那是在一家酒店。火车站就在长江西路尽头的北边不远。
   
新城马路的设计,从中心广场开始,像“丰收”的“丰”字。有两条还是三条南北辐射出去,看来是四通八达的。
   
公交车没有车站,也就没有站牌;是招手即停,随时上下,和北京十几年前的小巴一样。出租车有计价器,但又可以砍价。奇怪的是,我从大酒店去火车站,第一次砍价是十元人民币,第二次打表却显示十四元。第三次,我什么也没说就上车了,到站的哥要了十元。“入乡随俗”,也颇茫然。
   
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但没见交通警察。
   
毕竟是三级城市吧,房价是两千多一点一平方米;但我不知道当地工资水平,难以估计房价是高,还是低。物价的高低,是以劳动收入的购买力比例来计算的,并不能简单地以纸币多少来计算。在这里咬紧牙关,诚实劳动,二十年也许可能买个三居室,做到“居者有其屋”吧?希望还是有的。不过不能有意外。国家的意外,家庭的意外。
  
中心广场附近多的是宾馆和饭馆,以及小吃摊。新城少见商店。北边不远,据说是工业区,我也看见几家新盖的工厂。它将怎样地科学发展呢?

火车站是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据说原先规划是四百人,扩大为八百人。但候车厅的座椅,不到五十个。两天来往所见,颇多奇怪的特色。
   
一是车站的设计,出站口和入站口竟然合二为一。虽然说人少,但进的进,出的出,挤来搡去,太热闹了。如果真有所发展,不要说“八百人”,就是“四百人”,怎能不人为制造“拥堵”呢?这种简单的问题,设计师想不到?
   
二是我所见停靠的车次,没有一趟是正点的。真令我唏嘘不已。是我走背字,还是火车背呢?遥想“文革”后期,那样“文攻武卫”,几成“内战”,乱成一锅粥,一经“整顿”,也迅速提高了“正点率”。如今号称“盛世”,进入高速列车、“和谐号”的时代,怎么会这样呢?虽说不遵守时间是我同胞的痼疾,提高素质也高唱了三十年了,“辉煌六十年”后,连最讲究“时间”的火车也乱了套了,能不令人匪夷所思?不是有人早就警示过了吗:“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时间就是性命”是天经地义。启功老师还写了这样一首《踏莎行》:“造化无凭,人生易晓,请君试看钟和表。每天八万六千余,不停不退针尖秒。已去难追,未来难找。留他不住跟他跑。百年一样有仍无,谁能不自针尖老!”火车不“正点”,每天空耗了多少千百万乘客买不回来的光阴,浪费了多少人力资源,付出了多少社会成本啊。这是政府行为啊。“浪费就是犯罪。”有谁相信过?有谁认真过?只有老百姓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
   
三是不但不预售车票,其实是可以不买票。上车去补票。所以本地人优哉游哉!初来乍到如我,真是虚惊而又虚惊了。更奇怪的是,进得站后,我发现,火车上实际是很空的。我买了站票,怕站着到北京吃不消,补了一张卧铺,谁知道居然空空如也,一整车厢,就我和另外一个补票的。

车站门口的广场正在扩展,修建,看施工的模样,是颇可观的小花园的样子。如果明年我去祝贺他乔迁之喜,像他说的享受享受“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况味,可以预料,那时的车站正面,一定很像样子的了。幸福指数比北京高了。

没有想到,回北京的路上又闹了一场虚惊,不胜恐慌之至。
   
十二号清晨,为保险起见,决定赶七点多的火车,早早就起床,办理退房,赶到车站。站前广场正在施工,出租车进不去,只好远远下车步行。正深一脚浅一脚择路而行,见远远一个老汉笑容可掬向我走来,口里嚷嚷什么,我以为是一位善良的老农告诉我怎么走的,老眼昏花了。走近几步,才认出原来是振龙兄。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不送吗?
你来看我,又不在家里住,怎么也得送送吧。
你又不知道我坐哪趟车!昨晚没睡好吧?几点到的?
刚到。这是最早一趟车,估计你会坐这一趟。
   
候车室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我到售票口排队,是第一个。他笑我:不用排。这才几个人!我说,这样保险。他站到我前面,说,这张票得我买。只有三十多块钱,我也就不争了。等我的票一拿到,售票员说今天只有一张票,“啪”的一声,把售票口关了。我很庆幸,也自得,他茫然苦笑。我对他说,怎么样!车票的事说不清。首善都这样,何况深州。
   
环顾候车室,赶车的人们并不着急,或站或坐,谈笑自若,我很佩服他们的淡定。不料安检开始,大家都把行李往安检机上放,人随行李都进站了。
   
到了站台,车站服务员领着大家往前走,要求排成一队。我说,我有票,是八车厢,该站哪儿?跟着走,排队站好。车来了再找。排队的人七嘴八舌调侃他,他却笑嘻嘻,说,上车前要排队,有检查。
   
谁检查呀?
摄像头。
在哪儿?
那,你看。就是那东西。
   
大家四处张望,没人找到“那东西”。
   
站好,站好。火车进站了,还没停稳,队伍就作鸟兽散,各各奔向车厢。我找到八车厢,和振龙兄告别。找到位子,放好手提包,落座,一颗心总算安定了。打手机给家里报告行程。
   
车上广播,餐车有早点:面条和稀饭。到餐车,十块钱一份,交了钱。早点一份一份端上来了,我突然发现假牙没戴,忘记在宾馆了。顿时大为恐慌。生怕宾馆服务员清理房间,不小心把漱口杯的水倒掉时连假牙也倒掉了。换一副假牙要花几千元不说,等两三个月就够呛。立马告诉家里我要返回深州,别等得着急。立马给宾馆前台打电话,请他们问问假牙是否还在。告诉他们我的手机号。回话说还在,他们保管着,我谢了又谢。很感到幸运,很感到认真服务的温馨。我问餐车服务员火车还有多久到下一站,说十几分钟。我立即拔腿就走;他喊住我,主动退给我十元钱。我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不在钱,在他的诚信。
   
车停了。我直奔售票厅。人很少。我问回深州的票有没有。我买了一张。松了一口气。看票,这里是肃宁。再一看票,要十点五十五分才来车。还要等两个多小时。回到深州,赶下午一点多回北京的车就吹了。
   
站前广场有几辆出租车。我问:深州去不去?去。多少钱?你说吧。心想我哪里知道。重复问了一句,还是要我说。我看车上有计价器,知道和深州一样,这玩意儿不管事。我又问:要走多久到深州?他正琢磨,旁边几个的哥七嘴八舌答话了。有说要一百二的;有说要一百五的。有说走一个半小时的;有说一个半不定能到的。这时一位非出租车旁边的中年人说:一个小时准到。一百块。有人顶他:这赚不到钱。他说,凑合吧。我知道这是“黑车”。但师傅人颇老实的样子,车也不赖,是中档车,还挺干净。心想冒次险吧。没辙了。忐忑着上了他的车。
   
车一开,师傅就说他们是新手,公司是才开办的,没走过这趟道。有一条原先走的老路,正修路,卡车不能走,小车还行。走这趟道一小时就到了。师傅很健谈。路上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们一路聊开了。师傅告诉我出租车公司是怎么开起来的,老板怎样。不走这条路,就要绕五六十里,得一个半小时还不准能到。走这趟老路,就五六里不好走,走出去就快到深州了。一百块还能赚一点。我不敢说他是“黑车”,说:你不是公司的呀。他的回答令我大开眼界:“我是私营!”多聪明的劳动者啊。我开出租八年了。他们不到三个月。……
   
那条老路是原先的通道,现在在它旁边正修建一条快车道。工地上运送石料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把路面压坏了。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尘土飞扬。我说:修好一条路,压坏一条路。是赔,还是赚呢?他笑了。我说:新路修好了,这条路还修复吗?他说:谁知道头头怎么想?几个县打架吧。
   
我告诉他我住的大酒店,在中心广场西边,长江西路上。他说,那就走这边过去吧。当我看见中心广场上空的大蜜桃,心里完全轻松了。他几次说酒店离火车站不远,他顺道送我过去。我很感动。
   
车一停稳,我就奔向总服务台。服务员拿出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的假牙给我。我接手就戴上,连声道谢。看看表,差几分十点。好准时到达啊。我回到车边,付给师傅一百五十元。师傅说太多了。我说,谢谢您啊。您回去跑空。有的哥不是说一百二也不赚钱嘛。您拿着吧。我顺道送您到火车站吧。不了。还早。一点的火车。我先吃点东西。
   
一点多,我登上6440次回北京西站的火车。在车上补了一张卧铺票。整个车厢才两个人。一路上,我看着车旁飞快退去的华北平原,不是原先熟悉的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子,是水泥建筑,是树,是葵花把它分割开来了。三天来压在心上的问题,如波涛翻滚:苗木能吃吗?纸币能吃吗?我又联想起:据说80后和90后缺三千万新娘。据说西南边陲,和越南交界的地方,进口的越南新娘就很多了。我不知道,农业当局怎样保证十八亿亩耕地?我也不知道,民政当局,怎样保证男女正常的婚配?    
   
【附记】本文承蒙老友马振龙先生审阅,既改正实事,修正了个别观点,又润色了文字,谨致谢忱。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一日星期日
二〇一〇年九月五日星期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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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70期 2007年第3期
总第169期 2007年第2期
总第168期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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