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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洁若:王任叔其人其事

王任叔其人其事

--作者:文洁若
   
我对1954年4月第一次见到王任叔(笔名巴人)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因陋就简,总共只有三排小小的二层筒子楼,坐落在文化部东院。与正院之间隔有一道墙,沿墙盖了一间平房。房内,四壁搭着几十把折叠椅,每逢召开全社性大会就派上了用场。平时,正当中摆个乒乓球台子,所以此房就叫做“俱乐部”。
   
其他社一级的领导初到出版社,从未开过这样的欢迎会。王任叔跟大家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见王金陵凑过去和他熟头熟脑地攀谈,看来她父亲王昆仑是王任叔的老友。
   
1955年年初,社里决定把我从三编室(苏联东欧文学编辑室)调到四编室(欧美亚非拉文学编辑室),从事日本文学组稿及编辑工作。我于1月底请了产假,预定产假期满就去抓日文。岂料叶水夫、许磊然伉俪光临舍下,苦口婆心说服我仍然留在三编室。萧乾刚好在场。他说:“当年我在外文局就听到过周总理的指示:‘必须重视日本这个国家,应该加强日本文学的介绍。’文洁若在苏联东欧这片儿不论干多久,充其量也是二把刀。”
   
说实在的,从长远来看,我也晓得自己应该钻研日语。我在日本小学念过六年书,那毕竟是我的第一外语。英语是十年寒窗,只因为起点晚了几年,不如日语。至于法语和德语,在中学和大学都学过,始终没过关。二十三岁才开始学俄语就更差劲了。然而我体谅许磊然的苦衷。她手下有三个女兵,曹苏龄奉名父(曹靖华)之命到大学攻读俄语去了。王金陵呢,社会活动极多,而那年头运动一场接一场。有个时期她跟我在一个办公室。不知道正在斗什么人,这位积极分子一有空儿就气喘吁吁地溜回办公室,自言自语:“疲劳轰炸!疲劳轰炸!”一旦放走了我,许磊然又怎么完得成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发稿任务呢?
   
产假期满,我到文化部东院去上班,在大门口迎面遇见了王任叔副社长。他停下脚步,跟我打招呼道:“你愿意留在三编室就照你的意思办吧。”不久之后,精通英、日两国语言的资深老编审张梦麟从中华书局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了。
   
我的岗位虽然在苏东室,仍经常向资料室借阅日文书刊。有一次,看到在王任叔的领导和支持下制订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中有《平林泰子小说选》,我就捧着那本白色封面黑字的《选题计划》,专程到王任叔的办公室,告诉他,平林泰子有“政治问题”,不宜出版她的选集。他要我把书面材料出示给他。我从资料室借了《赤旗报》和《新日本文学》(日共中央于1945年建立“新日本文学会”,这是其机关刊物),将相关资料指示他看。他予以首肯。1929年王任叔在日本住过十一个月。他精明强干,聪颖过人,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日语。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1日,该报上又出现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7月上旬的一个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王任叔在“俱乐部”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向萧乾开炮了。萧乾当然是在劫难逃。他的两篇“代表作”偏偏又发表在《文汇报》(《“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为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和《人民日报》(《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上。从此,萧乾注定苦熬风雨如磐的坎坷岁月,达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2月拿到一纸改正书,重见光明。
   
几天后,刚一上班,王任叔就派人通知我,写一篇揭发萧乾的材料,直接交给他。我立即用四百字一张的稿纸写了两页,破例晌午回家吃饭(那时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西口的作协宿舍前院,乘公交车往返,距出版社只有三站路程)。萧乾看了,只字未改。我返回出版社,叩响了王任叔的门。这位副社长满脑子都是二编室(古典文学编辑室)“独立王国”的问题,他默然朝着办公桌左角努努嘴儿,示意我把揭发的材料放在那儿。
   
此举纯粹是走过场。人家把他批得体无完肤,我这个做家属的完全不表态,也说不过去。反右有个指标:百分之五。光是古典文学编辑室揪出来的,已绰绰有余。
   
1958年1月5日,我作为下放干部到河北省丰润县唐坊附近的自然村张山庄去劳动锻炼。4月18日,萧乾作为右派分子前往渤海湾柏各庄国营农场第三分场从事“监督劳动”。我拜读了王培元先生的大作《在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书中第229页倒数第三段:“作协的‘右派’萧乾,解除了‘劳教’,也进来了。”“劳教”一词,与事实不符。
   
中国不愧为“文字大国”,在“劳动”二字上加不同的字,性质就有区别。五十五万右派大军,受的处分并不一样。萧乾是在《文艺报》当副总编辑时被划为右派的,在农场从事“监督劳动”。每月在农场领二十六元生活费,作协发给家属四十元津贴。加起来是六十六元。当时,大学毕业生每月的工资是五十六元。一年后转正,定为六十六元。起初已说好让他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译者”。后来改为发配到农场去劳动,连户口都迁到农场去了。1961年6月正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整个瘫痪了。“特约译者”(周作人、钱稻孙、傅雷、张友松、汝龙等)分文也拿不到了。我亲眼看见张友松(他的同胞姐姐还是一位烈士呢)被打瞎了一只眼,血淋淋地跑到出版社要求庇护,无人答理。因为他的编制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义务对他伸出救援之手。他的生命力着实顽强。1978年,我到朝阳区水锥子去探望日本文学同行高慧勤,偶然得悉,她和夫君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与张友松分享一个单元,罗新璋、高慧勤伉俪住大间,张先生孤身无靠,住小间。临走,我在高慧勤陪同下敲响了他的房门。七十五岁的张先生,正在整理旧译。若干年后,在报端看到他的消息。这位资深文学翻译家,最终被远亲接回原籍湖南,贫病交迫而死。
   
确实有一大批右派被送去劳教。李辉在《和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版)一书中,用五万八千字的篇幅写了杜高的坎坷经历。满纸都是“解除教养”、“右派劳教分子”、“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棉裤”、“教养队”、“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字样。同样是右派分子,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
   
言归正传。1958年11月24日,我被调回北京,在亚非拉室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那时张梦麟已病休。适值“大跃进”,为了配合形势,我夜以继日突击发稿。当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已迁到朝内大街166号。1959年4月的一天,下班后几个年轻人在王任叔社长的办公室开会。首任社长、长征干部冯雪峰竟然也被划为右派,从而王任叔接替了他。王任叔还兼党委书记,并进入改组后的《文艺报》编委会。有一位同事直勾勾地看着他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照片,感慨地说:“王任叔老年得女,爱如掌上明珠。”我们都凑过去看。王任叔用双手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女儿王高潮托在左肩上,父女俩灿烂地笑着。谁都不曾料到,仅仅半年后大难即将临头。
   
社长室房门的钥匙由校对科的广东姑娘劳季芳管理。王任叔用一万元人民币在宽街购买了一座四合院,主动让本社职工张柏年一家人和劳季芳免费入住,以便替出版社解决房屋短缺的问题。劳季芳没有成家,自发地为王任叔承担了一些杂务。
   
1901年10月19日,王任叔生于浙江省奉化县的大堰村(现在改为大堰乡),十六岁时由母亲包办,与比他大三四岁的表姐张福娥结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自传》中回顾了这桩没有共同语言的婚姻:“女人对族姑颐指气使,斥骂随之,为我所不满,因为之劝导,反遭白眼,因而相赌气,一个多月女人竟以自杀相威胁。”(见《巴人先生纪念集》第425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919年他参加了宁波的“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广州,受蒋介石器重,安排他在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工作。1927年2月,他把重要情报告诉了党小组介绍给他的一个青年(大约是黄平)。通过那个青年的关系,他得以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回忆道:“周恩来同志乃问我:‘既然你是蒋介石叫来的,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情报告诉我们?’我那时仅说:‘我是为革命而来,不是为蒋介石工作的。’但还不能确切地说出蒋介石已叛变的实质。周恩来同志这次谈话的印象,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我一生常记起他那黑晶晶的眼睛好像经常‘监视’我的行动,一到自己消沉和颓丧的时候我就想起这眼光的威力。”(见《巴人先生纪念集》第432页,第434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这一年他在宁波被捕,有人给他看了一封电报:“奉化共产党王任叔……”他知道已成死案了。亏得蒋介石的老师庄嵩甫从杭州赶来,将他保释出狱。他辗转回到大堰村,“待返回家后我又遭自己女人的白眼与恶骂,就只身单衣离开了家,从此几乎几十年没有回去。”(见《巴人先生纪念集》第432页,第434页。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930年5月,经组织介绍,王任叔与王洛华结婚。转年8月生长子克宁。1940年生次子克平。1941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携夫人和两个儿子赴香港。7月间,他决定去新加坡。王洛华不愿同往南洋,遂分手。她带着儿子们到了上海。
   
1950年8月,王任叔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单身赴任有诸多不便,组织上就替他物色了马兖生女士。
   
王任叔在1957年1月号的《新港》杂志上发表了短文《论人情》。他在文中指出:“我们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但这是矫情……通人情而能贯彻立场,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矫情’往往是失掉立场,也丢掉理想的……
   
“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愤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的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这种作品一送到阶级社会里去,就成为捣乱阶级社会秩序的武器。但是正是这些东西是最通人情的。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1959年7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义无反顾地批判了“左”倾路线。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自当年10月起,由康生定调,把写了《论人情》等十余篇针砭时弊杂文的王任叔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对他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展开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成了众矢之的。文化流氓姚文元接连炮制出《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等文,怀着刻骨仇恨对王任叔进行讨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王任叔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1年2月,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译所副所长。4月,调入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任编译室主任。萧乾是1961年6月被调到编译所的,与他失之交臂。蓝翎在《“双百”下的竞放--当代杂文史钩沉》一文中,两次将巴人与萧乾相提并论:“特别是1957年4月党中央提出整风以后,……这方面当时为读者称道的好文章很多,如巴人的《况钟的笔》,……萧乾的《“上”人回家》……”(见蓝翎《静观默想》第263页、第268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胡乔木还在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过一次小型杂文座谈会,参加会的有邓拓、林淡秋……萧乾、王子野、巴人……等等,笔者在一旁打杂。”(见蓝翎《静观默想》第263页、第268页,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版。)1958年4月,萧乾和蓝翎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农场去从事“监督”劳动。巴人尽管受到了文痞姚文元的批判(参看《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在反右运动中却安然无恙。然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的结局比蓝翎、萧乾惨得多。
   
王任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审查期间,总编室主任郑效洵曾交给我一项任务:将有争议的日译稿交给他审阅。我估计这是他本人提出的要求,一般来说,受审查者只消写交代即可,用不着给他们安排其他工作。他已经从社长室搬到走廊西头拐角的小办公室里了。不出半年,他对全部存稿一一写出精辟的审稿意见。我过目后,全部交给了郑效洵。他家境贫苦,二十三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清白,是我国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毕生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贡献。在这场运动中,对他的批判已铺天盖地,除了上纲上线,妖魔化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倘若看闲书,又罪加一等。写审稿意见练练笔,也算是替出版社做了点事,没有白领工资。
  
我跟王高潮有一面之缘。她生于1956年,与我家老三萧桐同龄。所不同的是,巴人给女儿起此名,是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我想的是纪念自己上小学时用过的“桐新”一名。1964年7月,文化部党委宣布,摘掉萧乾的“右派”帽子。我以为熬到了头,兴冲冲地乘公交车到王府井大街去,请中国照相馆将一大批旧照片放大。只见巴人牵着爱女的手,款步走来。我们站在街头聊了几句。那时巴人在亚非所撰写专著《印度尼西亚古代史》,萧乾正在编译所埋头翻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谁也没有料到两年后会人为地发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王任叔在自传中把自己与王洛华的婚姻破裂以及爱子之死引为平生二大恨事。
   
长子王克宁十四岁就参军,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痨。十八岁时,有一次请假来看望爸爸,不巧突然下起雨来,巴人让他遵守纪律准时赶回营房。儿子被淋得精湿,高烧不退。接着他又带着病出差,遂一命呜呼。巴人懊悔不迭……寻思倘若自己当初挽留了儿子,陪他去医院治疗,就不至于让儿子夭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残酷揪斗,1968年被“隔离审查”。1970年3月,被遣送回故乡浙江奉化的大堰村。延挨到1972年7月25日,孤零零地惨死,享年七十一岁。王任叔的悲剧,使我想起了刘心武的随笔《关起门来做皇帝》(《解放日报》1999年12月1日)。此文开头写道,有个朋友从新居里打电话告诉作者:“我关起门来做皇帝。”随后作者回顾往事:“‘文革’里……几个自杀的人,那外在的浩劫当然是主要的因素,但他们的家门里面,都出现了家人给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并有家人不管是出于真诚入魔还是畏惧自保,所施予的批斗、喝斥及讥讽……那是个个体生命最后一块‘独立王国’的覆灭,个体生命真正是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绝境,难怪活不下去。”
   
王任叔正是由于被逼到绝境,以致在精神上崩溃的。1969年11月13日,马兖生跟丈夫正式离婚,带着十三岁的独女王高潮扬长而去。11月15日、28日和12月12日,王任叔接连三次突然昏厥。1970年3月8日,他被押回故乡大堰村。由于贫下中农联名写信,他曾被送到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去,接受治疗。及至“造反派”发现原来这个七旬老翁是“罪该万死的大叛徒”,就把他轰出医院。咽气之际,他七窍流血,似乎在对那帮迫害狂进行无言的抗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王高潮于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可惜死于车祸。幸而巴人还有个二儿子王克平。1970年年初,落难的王任叔在北京陷入困境,贫病交迫,孤苦伶仃,身不由己;远在上海的王克平不顾禁令,赶到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面前,竭尽全力照顾他。巴人逝世以后,克平又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重要遗著接连问世。他的历史反思小说《莽秀才造反记》以浙东的农村为背景。主人公莽秀才王锡彤身上有作者本人及其二哥王仲隅的影子。1984年,这部长篇巨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6年荣获“人民文学奖”。
   
2010年6月13日,我在上海见到了王克平先生。他送给我两本书:《巴人先生纪念集》和《巴人之路》(戴光中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克平先生在赠书上为我盖了一方他父亲生前用过的印章。王任叔的音容笑貌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问克平:“你爸爸住在宽街的时候,他的书斋有斋名吗?”他说:“没有。”
   
萧乾去世后,我为他的书房起名“后乐斋”,我们的忘年交蒋伟国还把它刻成一方印章。我也为王任叔起了个斋名:“问天斋”。1979年6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巴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官方称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坚持党的革命路线。为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贡献,在文学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学者。他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我想起巴人这桩骇人听闻的冤案仰天叹息,情不自禁地问:“这是为什么?”   
     
201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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