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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顺: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容庚与郭沫若的交往与隔阂

--作者:夏和顺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郭沫若被迫于1928年2月24日逃亡日本,蛰居千页县市川町真间十二番地,化名佐藤和夫,开始十年海外流亡生涯。十二番地坐落在千页县市川市真间山脚下,这处住宅坐北朝南,屋内有一间四席半容积的小书房。郭沫若东渡日本十年,学术成果斐然,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就是在此完成的。1952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学术代表团访日时,重回此地巡视。市川市当局将此宅保存下来,还在门前竖起“郭沫若故宅”石牌,以示纪念。
   
遁迹日本乡间的郭沫若,转而“在日本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下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他试着从《周易》、《诗经》、《尚书》入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社会和历史,写出《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等论著。他发现自己据以研究的古代文献,大多经过后人作伪和加工,材料真赝杂糅,可靠程度有限,于是把注意力转到未经古人窜改的甲骨文和金文上。
   
郭沫若也就是在此时与容庚开始书信往来的。从1929年8月至1935年11月,郭给容庚写过56通书信,容庚说,“五十年来,我一直把郭沫若同志的书信看作友谊象征,郑重地珍藏起来,期间经历连年战乱,白色恐怖,加之人事变迁,举家南移,家藏图书器物,不无散失,而郭沫若同志书简得以完好保存,实在值得庆幸。”(容庚《怀念郭沫若同志》,《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容庚给他的信估计也不少于这个数。同样值得庆幸的是,容庚次子容瑶后来与郭沫若之子郭和夫同事,他从郭处得到其父写给郭父的13通信札(含上世纪50年代所写3通)。1979年郭沫若去世后,曾宪通奉容庚之命将郭沫若信札结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文物出版社又将容庚、郭沫若往来所有书信影印出版。曾宪通说:“至此,郭老和容先生之间现存的论学手札已基本集齐。虽非完璧,亦堪称遗珠,弥足珍贵。”(曾宪通《郭沫若容庚书简.前言》。)这批书信为我们研究容庚和郭沫若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最先接触的是罗振玉著《殷墟书契前编》,打开一看,全是甲骨拓片,他觉得除有些白色线条可以断定是文字外,其余全是墨色。但郭沫若毕竟学识基础深厚,很快找到解读甲骨文和古金文的方法,迅即产出成果。1929年8月,他的《甲骨文研究》一书初稿录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亦已脱稿。
   
随着研究的深入,郭沫若渐感资料匮乏,亦乏学术研讨之友。他从王国维为商承祚所作《殷墟文字类编》序文中,知道当时有四位治古文字的年轻学者:唐兰、容庚、柯昌济和商承祚。四人中除容庚外,住址都不知道,唐、柯二位更是连著作也不曾见过。
   
郭沫若说:“我从1928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求教。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的主编,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沫若文集》第八卷《海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
   
1929年8月27日,郭沫若给容庚发出第一封信,信中说:“曩读王静安先生《殷墟文字类编?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复推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又说:“仆因欲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近亦颇用心于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他并就《金文编》中绅敦的十二朋合文及宜字的释读问题请教容庚。他最后说:“此外欲磋商之事颇多,惟冒昧通函,未经任何人之介绍,不敢过扰清虑。上二事乃仆急欲求解答之问题,如蒙不我遐弃,日后当更有请益。”信末落款署“未知友郭沫若”。

容庚对郭沫若虽不了解,但却被他的诚恳感动。这位“未知友”身处异邦,仍致力于研究祖国古文字,容庚十分敬佩,于是立即复信,将他需要的绅敦与秦二公敦二器铭文录示,并谈了自己的看法。《颂斋自订年谱》载:“1929年(己巳)8月27日,郭沫若自日本来书定交。”

自此以后,容庚与郭沫若虽云海天涯,重洋阻隔,仍频频通函,在甲骨文和金文的研讨上彼此息息相通,结成亲密的“文字朋友”。他们在信札中交流甚广,甚至涉及生活琐事及身体状况。容庚在1931年3月10日信中有关于自己牙痛的描述,郭氏20日回信指出:“齿痛已痊否?如系龋齿,当以拔去为宜。”郭沫若早年学医,容庚深知他懂得医理,接信后即将智齿拔去。
   
容庚是个热心人,对郭沫若可以说有求必应。1929年9月间,郭沫若三次致信容庚,称急需使用《殷墟书契》。《殷墟书契》是罗振玉编著的甲骨文大型资料专辑,分为前后二编,为治甲骨卜辞者必备之书。他恳请容庚代为设法购求,或者借用。
   
9月19日,在第二封信中,郭沫若写道:“兹复有请者,《殷墟书契》前后编二书,余自去岁以来,即托京沪友人求之,迄未有得,就足下所知者,此书不识可有入手之法否?余新居乃乡间,离东京尚远,为此书之探研,须日日奔走,殊多不便。罗叔言先生闻已徙居大连,屡欲肃书请教,惟恐不能相容耳。”
   
《殷墟书契》印数有限,绝版后更加难得。容庚回信告诉他此二书价格,郭沫若受到经济能力限制,只能买下缺页的后编。10月3日,他在信中说,“前编需二百金则囊涩无法也”。后编由郭的朋友从上海寄钱,请容庚设法购得,寄往郭处。10月31日,郭沫若复函称“《后编》收到,甚感谢”。
   
12月4日,他在给容庚的信中又写道:“《殷墟书契前编》因弟手中无书,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殊多不便。拙稿(按:指《甲骨文字研究》)之不易写定者,此其一因。兄能设法假我一部否?期以一月,务必奉赵。此乃不情之请,诸希鉴宥。”
   
出于对朋友研究工作的支持,容庚决定将自己所用《前编》远寄日本,借郭沫若使用。郭沫若使用此书,大大超过他原计划的一个月期限。自1929年12月郭沫若收到容庚借出的《殷墟书契》前编,至1930年12月将书寄还,前后正好一年时间。
   
容庚不仅尽力帮助郭沫若,还在朋友圈内帮郭广为搜罗资料。1929年10月31日,郭沫若在信中问容庚:“李济安阳发掘是否即在小屯,发掘之结果如何?可有简单之报告书汇否?”容庚将此信息转告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等人,郭于是很快得到大龟四版及“新获卜辞”拓片,并将这批资料共22版全部录于其新著《卜辞通纂》中。据说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仁因郭沫若“有失学范”而十分愤怒,傅斯年直呼“某某某,他凭什么”,甚至扬言诉诸法律。
   
1931年3月20日,郭沫若又收到容庚寄去的一批铭文拓墨资料,及《燕京学报》第七、八期,十分高兴,他在信中写道:“今日奉到三月十日手书并蒙示各器,快喜莫名。召伯虎二前人未得其读,弟颇有别见,拟作《如伯虎二铭与江汉篇之比较研究》一文以论之,恨目前为糊口文字百忙,毫无寸晷耳。”
   
由于容庚的支持,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得以顺利脱稿。1930年9月1日,郭在《甲骨文字研究》初版《一年以后之自跋》中写道:“《殷墟书契前编》闻久已绝版,有之者珍如拱璧,鬻之者倚为奇货,故余始终未得二书也。去岁蒙容君希白远道见假,俾于检索上得无上之便宜,作者甚感其厚意。”多年后,郭沫若在《海涛集》中又重提旧事:“我得感谢容庚在资料上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宝贵的《殷墟书契前编》和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
   
此后几年间,举凡郭沫若研究工作之所需,容庚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有关图书资料及新发现甲骨文、古金文拓片和摹本,以供参考。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由容庚提供了不少资料。1931年9月9日,郭沫若致容庚信中称:“《大系》近已录成,本拟先寄兄一阅,唯恐出版处催稿甚急,只得待出书后再请教。以上未经著录诸器即欲插入该书中,务望兄玉成之。”郭沫若在此书初版《题解》中,再次提到容庚曾为该书提供图版帮助。
   
容庚还曾表示对郭沫若研究成果提供发表便利。1929年10月31日,郭在给容的信中称:“拙著全部约二百余叶,大抵于月内即可清书竣事。能得贵校代为刊行,甚善。惟仆拟以清书之手稿影印,不识能办到否?”郭沫若此著即《甲骨文字研究》的初稿《甲骨文释》。
   
同年12月4日,他在信中称:“拙稿如采登《学报》时,请司笔札者别录一份,免致污损。惟国内古文字著作之铅印者实不美观,司笔政者不知有法改良否?”1930年2月6日,他在信中称:“又沪友知弟有此著,屡次来函欲为印行,弟因属稿未定,又因兄前来书言燕大有代印之意,均已谢绝。今复得敝友来书(原函奉阅),似神州国光社之意颇挚,弟今已将全稿奉上,虽尚未能写定,然大体已可见,不识贵校究有意否?又如敝友所述一节,亦不识有当否?望便中示及,以便答复前途也。再拙稿全部(前后二册)因须再作一次最后之推敲,无论贵校有意无意,望兄于审阅后赐还。”
   
大概燕大代印此书有困难,几乎与郭沫若上信同时,容庚告诉他已将书稿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甲骨文研究》一书可由史语所出版,但不用郭沫若的本名而用笔名,遭到郭沫若拒绝。1930年2月6日,郭沫若在致容庚的信中说:“更名事本无足轻重,特仆之别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不日即将出版,该书于《甲骨文释》屡有征引,该书系用本名,此书复事更改,则徒贻世人以掩耳盗铃之诮耳。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谨致谢兄之圣意,兼谢傅君。”
   
《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经过,郭沫若在《海涛集》中有一段补述:“原稿寄给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给过其他的人看。有一次他写信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希望把我的书在《集刊》上分期发表,发表完毕后再由中央研究院出单行本。发表费千字五元,单行本抽版税百分之十五。这本是很看得起我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可算是相当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洁癖,铁面拒绝了。我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说‘耻不食周粟'。”
   
容庚南下岭南后,于1947年7卷2期《岭南学报》发表《甲骨学概况》一文,他在其中追述这段经历道:“民国十八年,郭氏在日本移书定交,寄示《甲骨文研究》,余欲为介绍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郭氏自比孤竹君之二子,耻食周粟,故不果。”
   
1931年6月,郭著《臣辰盉铭考释》与《汤盘孔鼎之扬搉》二文,即在容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9期刊出,署名郭鼎堂。郭著《甲骨文释》,容庚又拟在学报上逐期发表,但由于燕大编委会成员有不同意见,遂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出版,后因“更名”之事而搁浅。1930年8月18日,郭沫若在信中也曾提到此事:“弟费月余之力,已写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二册,约七八万字,已与沪上书店约定,可于年内出版。书太长,录登《学报》恐非所宜。又贵校衮衮诸公,意见似颇复杂,弟亦雅不愿以个人交谊重累吾兄也。”
   
郭沫若的另一著作《金文辞通纂》(按:即《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亦曾联系过傅斯年商谈出版事宜。此书脱稿后,碰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郭在1931年4月19日致容庚的信中说:“弟有友人由此间缧绁中出,患盲肠炎,经入院行手术,药石之费,苦无着落。曩岁兄曾言孟真(按:傅斯年)有印弟《甲骨文释》之意,今欲将近著《两周金文辞通纂》相浼,署名用‘鼎堂’,愿能预支版税日币四五百圆,望兄便为提及。该著大体已就,仅余索引表未成。如前方能同意,弟当即走东京制成之也。”
   
容庚接信后即将所需款汇上。但傅斯年称经费无着落,出版因而被搁置。容庚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顷打电话与孟真,他对于大著极所欢迎,惟此时款项支绌,尊分无从支付,嘱道歉意。”(容庚致郭沫若,见《郭沫若致容庚书简》,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版,P151。原件藏广州博物馆。)傅斯年不愿出版郭著,大概还与那次使用大龟四版及“新获卜辞”拓片有关。郭著于1932年1月转由东京文求堂印行。事隔二十多年后,1958年郭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在国内重印时,郭从稿费中汇出人民币500元还容庚,以践前约。
   

容庚与郭沫若的神交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前,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容庚有求必应,关系融洽亲密。但1931年《燕京学报》书评事件发生,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后经弥补不至破裂,但感觉生疏了很多。后来学者评论此事,称他们之前发生了“误会”,其实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笔者以为,他们间的“误会”实属必然,因为两人在志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存有很大差异。容庚是较纯粹意义上的学者,而郭沫若是政治家,他研究学术是为政治服务的,1941年郭沫若在重庆操办五十大寿,周恩来评价:“十年内,他的译著之高,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再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重庆版)。]半个多世纪以后,余英时在评价郭沫若时也说过:“我曾严厉批评过他袭用他人研究成果而不坦然承认,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然而我并未对他一笔抹杀。不过从现代学术的规范来说,他逞才使气有余,而史学的纪律则远为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和上述二陈、吕思勉等不同,其志不在学术,而别有怀抱。”(据李宗陶《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
   
容庚与郭沫若同为古文字专家,两人通过书信除交流研究资料,沟通海内外学术信息,相互研讨,彼此获益。容庚在《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说:“我对郭沫若同志的帮助是很小的,我只是根据他研究工作的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寄给他一些图书资料及新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的拓片,供他研究。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器物的辨伪、断代,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等等,我虽然也提出些意见供他参考,毕竟于他裨益甚少,而我从他的书信中却获益颇多。”
   
郭沫若通信中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许多精辟见解,确使容庚获益不浅。《金文编》初版录有绅敦之十二朋合文,郭沫若连续三次提出质疑,疑绅敦为伪器,后确认其为伪器。容庚接受其指正,《金文编》增订时将此铭删去。
   
容庚在《宝蕴楼彝器图录》中,将族氏文字一律称为“文字画”,郭沫若信中指出:“余疑姓氏者不仅此,凡殷彝中图形文字,余疑均是当时之国族,犹西方学者所称之图腾。尚有他证,暇将为文明之也。”随后郭沫若写成《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提出著名的氏族图腾徽号说。容庚接受郭氏见解,在编著《武英殿彝器图录》时采纳郭说,将文字画各节加以改作,并指出:“此等图形文字,昔人多不得其解,吾友郭沫若谓‘乃古代国族之名号……',其说是也。”此后,《金文编》增订时更将附录所集族氏文字径称为“图形文字”。
   
如此心平气和的研讨并未能维持太久,两人终因志趣与学术观念的不同而出现隔阂。《燕京学报》第9期出版后,两人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两人书信递减,称谓也有变化,郭称容庚为“希白先生”或“希白足下”,信末自署“郭沫若”、“沫若”或“鼎堂”。而此前他一直称容庚为“希白吾兄”,自称“弟沫若”。
   
究其直接原因,是《燕京学报》余逊、容媛辑“国内学术消息”载郭沫若两部著作的介绍激怒了郭沫若。郭著《臣辰盉铭考释》与《汤盘孔鼎之扬搉》二文,也发表于此期学报,因此他对这一期《燕京学报》至为关心。9月9日,他在致容庚的信中问:“《燕京学报》九期已出书否?”9月27日再致信:“近复承燕京学报社寄来拙著二种单行本一百份,著中承兄插影,感激感激。”“《学报》第九期除拙著二稿外尚未得窥全豹,兄对弟二旧作所论列者尚未拜览,稍暇拟往东京一行,在东洋文库可借阅也。”
   
问题就出在他往东京看了学报之后。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二卷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二卷均由大东书局出版。《燕京学报》的书评,前者不足500字,但评论是肯定的:“郭君治社会学,知家族进化之历史,血族群婚,亚血族群婚,乃婚姻之演进一定之邮程,故直言而无隐。此种新解识,于甲骨文字上实有相当之贡献,要之郭君所释诸字,未必遽为定论,然而眼光之敏锐,有使人倾服者焉。”后者近2000字,有肯定也有批评,而其批评,则以商榷面目出现。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自序中说:“曩岁已成《甲骨文释》一书专辑考释甲骨文字者以为一编矣;今复就平时于金文中所略有心得者,费一阅月之力成文凡十有六篇,以集成此录。”学报书评称:“此书长处,在独出心裁,不拾前人牙慧。如图形文字,宋以来解释皆支离破碎;近人解为文字画,亦有未安。此书谓:‘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不可谓非较佳之解释。然《陶斋吉金录》(卷一)禁上十一器(一器无字),具七种不同之族徽,则又何说。他如‘钲铖’、‘丹柝’之解,可为定论,姑不备举。举所欲与著者商榷者。”比如书评称郭著于古文字喜于声类求其解,但实际上并非声同者便可通假;对于书中《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一文,书评提出五点商榷,“王子婴次卢”出土时在地上一层,可能与其他器物非属一器,郭以“残丰”为此器之座,“未经目验,遽作肯定之词”,书评认为可商榷;王国维据许慎书以为此器为饭器,而郭以其为燎炭之炉,值得商榷;等等。可以说书评中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无可厚非。书评最后说:“此书用西文横行式左右书写,而用中国书本式前后装订,右半叶由左而右读完,复转左半叶,颠倒费时,此虽或书估无识之为,亦足令人生不快之感,故附及之。”
   
此文当为容庚所撰,容庚曾在致郭信中言明,故郭有“兄对弟二旧作所论列者尚未拜览”之说。但郭沫若在东京读到此文后相当不快,以为是自己在著作中对容庚学说有所批评而遭到的报复。
   
1932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一期“国内学术界消息”中,有关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的评介,称郭所撰两书“时有创获,颇为时流所称道”,“此书目的在求年代与国别之条贯”。书评认为,郭著中“年代则常有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者”,并举出三例,由此判断“故年代大部分,可云失败”。评论最后说:“郭氏谓‘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惜郭氏于此书,未能如所言以事推求,故其所得未能尽满人意耳。”
   
1932年12月,《燕京学报》第十二期介绍郭沫若《金文丛考》,对郭著有所批评,称郭沫若考订年代“必曲意求之,此真所谓一手掩尽天下目矣”,“又戎本作戎狄字,又因不合郭君之说,则曰:假为镛。古钟之大者曰镛,未有称编钟为镛者。若以为钟之通名,则该铭文自有钟字,何用假戎为之?郭君之滥用假借,类如此。”评论最后进而批评道:“总之,郭君之长处在富于想象,勇于假设,故其所得每有为人所不能及者。而其失,亦往往有颠倒黑白之事。‘我辈考古,在降心以求真,非好胜以产异’,窃愿与郭君共勉之。”该文后署名“松”,松与颂同音,当为容庚无误。经数年文字交往,容庚对郭沫若已十分了解,“富于想象,勇于假设”切中肯綮。
   
郭沫若著《卜辞通纂考释》昭和七年(1932)五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容庚于《燕京学报》第13期发表书评,称:“郭沫若氏前所为《甲骨文字研究》一书,本刊曾有介绍。论其所创获,颇有前人未能及者。而其中亦往往有自求立异之处,吾人不敢苟同,具如前评。今兹郭氏有《卜辞通纂考释》行世。按该书类集现存甲骨文字之较重要者凡八百片,影印一编,又附别录百二十一片,撰为‘考释’三卷,附于编后。其书之重要,出其所著诸书之右。”在列举了郭氏于甲骨文“重要发现”及“所发明者”后,容庚又对其进行补正,并指出数处“最不能同意者”。

容庚这篇书评曾寄郭本人寓目(估计其他几篇也都如此)。郭读过书评原稿后甚为不满,1933年2月17日,他在致容庚信中写道:“希白先生:复书及大稿均拜读。《卜辞通纂.序》末段因有激而发,请读罗君《古玺文字征.序》,当知其对象为谁也。‘责人过严’‘不可思议’语亦均有所激,前者因兄匿名,后者因兄乾没。今既知皆有所为,则知妄言之罪矣。尊评多悻刻语,于弟虽无损,似觉有玷大德。如能及,请稍稍改削之;如不能及,亦请释虑,弟决不因此而图报复也。”容庚收到此信后,果作“稍稍改削”,发表的书评中并没有出现“责人过严”、“不可思议”等语。

容庚对郭沫若的批评本属正常的学术探讨,1931年9月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大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可否寄弟一阅,或有可攻错处。”容庚心口如一,对郭氏的批评他在信函中也有表述,我们抄录一函可见一斑:“近于都肆此戈(描述图形),与程氏所撷之古戟正同,索价百余金,以其太贵,仅照了一八寸片,既以其一寄兄去,器不寄。马蹄形足之鼎在《博古图》及《西清古鉴》又见二器,铭文为图形文字。兄成书太易,故证据多不充。公伐斜钟鼎均伪,罗子期来信亦以为言花纹统系。所见越多立言越不易。弟心目中原有一系统,近见矢数器发生矛盾,遂不敢轻言。弟近来少作文多发表材料,以有材料则人皆可以作文,不必自专其利。”
   
学术批评目的即为“攻错”,但郭以为容庚所写书评是挟私报复。1933年1月30日,郭沫若致容庚一函:“希白先生惠鉴:久疏笺候,隔阂殊深。拙著本责备贤者之例,对于大作多所指摘,时有太不客气之处,闻足下颇引为憾,死罪死罪!唯仆亦常读大著,见于拙说或录之而没其源(如‘五十’、‘食麦’诸义),或隐之若无睹(如戈戟之别),颇觉尊怀亦有未广。学问之道,是是非非,善固当扬,恶不必隐,由是辩证始能进展。闲览欧西学术史及思想史,其所由之路率如是也。尊著内史鼎释文(见《颂斋吉金图录》)亦大有可商之处,如足下乐闻其说,当于次函略布所见,以广大闻。”同年2月13日,郭沫若致函容庚:“示悉。足下慷慨释疑,至欣且慰。”由此可见,郭容之隔阂起于郭而止于容。经过容庚解释,两人似乎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但内在的隔阂无法消弭,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
   
容庚并未就此停止对郭沫若学术观点及治学方法的批评。郭沫若著《古代铭刻汇考四种》昭和八年(1933)二月由日本文求堂出版,容庚所写书评载《燕京学报》第14期,指出:“郭氏自信甚坚,故其著作之佳处在善疑,其缺处亦在善疑。”又有“吾人于此,只有倾佩郭君想像力之强,未敢置信也”。
   
学术之外容庚与郭沫若的最大隔阂在对政治的看法。容庚自称一向不问政治,曾在信中劝郭沫若专心考古,不要参加政治和革命活动。郭沫若回信表示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他说:“蒙箴戒数语,甚铭感,往已悠悠,来事亦殊寂寂,特此耿耿寸心,欲一本至诚,为人类社会多少做些善事而已。古文字之学,最系心事之一,惟惜资料过少,恨无用武之地。”
   
容庚南归后,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对郭沫若有一段精辟的评价:“其想像力极强,文笔优美,日近长安近,皆能言之成理。余于其说之确凿可据者固多采纳,而间以献疑之故,招郭氏之不安,甚且以为遭受敌视,而函札遂疏。去年春,相见于重庆,问以新著,举《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两种相对,剧谈二小时,知其兴趣在政治而不在考古,将如退院之僧矣。”“日近长安近”语出《世说新语》。东晋明帝司马绍少时,有人从长安来,父亲元帝问他日近还是长安近,他答“日远”,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第二天上朝,元帝再问他日近还是长安近,他答“长安远”,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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