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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遗札盈箱有泪痕

遗札盈箱有泪痕

--作者:朱正
   
小芬师妹来电话,希望我将她父亲孙用先生给我的信件送给她。我就从箧底将这一包信件寻了出来。我想,在交还之前,我应该把这些信件,这些每一封都是计算着日子、盼待邮局送来的信件,最后重温一遍。我就一封一封把它打开……
   
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12月27日写的。我不认识孙先生,也没有写信给他,忽然收到他的来信,很觉意外。看了信才知道,他是受冯雪峰先生的委托,寄还稿子给我。他在这信中说:
   
昨日往访雪峰同志,他因身体不好,嘱我将大稿《正误》及《管窥》两种,先行寄还,不久当由他直接写信给您,略提意见。又《补注》一种,他说是否可以转给出版社看一看,请他们提提意见?
三种大稿,我都从雪峰同志处借来看过。《管窥》比较专门(语文),我不能说什么。《正误》所指摘的几处,也都凿凿有据。回忆文的可议处,大都由于写作者年纪比较大了,记忆难免模胡,有时就难免以意为之。《补注》稿,我还未看完,因手边另有工作,时看时辍,以致迟迟,实在抱歉。等看完后,我一定提出鄙见,向您请教。
我现在在家工作,很少去社;也因年纪大了,我比雪峰同志还大一岁。
   
这里,得插说一下这事的起因。1975年,我将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的部分书稿,以及另外两种文稿,寄给冯先生请教。这件事,现在这么平平淡淡叙述就行了,可是那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这就是一件颇有一点风险的事情。例如,《正误》书稿中有一篇《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那时瞿还被诬为“大叛徒”,我在书稿中也不敢写明他的姓名,只用“何苦”这个名字来代替。冯先生当然一看就知道这“何苦”是谁,也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谨慎。事实上,他也同样(或者说:更加)谨慎,才托孙先生寄还稿子给我。
   
我收到孙先生挂号寄还的稿子之后几天,收到了冯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6年1月5日),他写这信之后二十多天就去世了。信中他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托孙先生退稿的事:
   
当初我收到你这稿时曾在几天之内分几次翻阅过一遍,因为身体关系,看得很粗略,但也得了印象,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不以为然。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而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而且一方面,我想我只要一提,你就会感到,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这是我觉得更加值得你注意一下的。我当初有这样感觉,孙用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同他谈起,认为你做了很好的“正误”,但你的“口吻”有缺点,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所以我先不请人去看,却请他看看,是否也有同感。他看了,对我说他有同感,也觉得容易引起反感,不如先寄回你自己,口吻上加以修改之后,再给人看。于是两人商量之后,我就托他寄回给你了。孙用同志同我是至交,在这件事上他又显出对于你的爱护,虽然他不认识你。其次,你有这稿子寄给我,有好几个人知道,都想拿去看看,向孙用同志要,孙用同志回复说必须得我同意,于是又来向我要,我先回说等孙用拿还给我,让我看看再给;但如第二次再来要,我就不好回复了,于是和孙用商量结果就决定先寄回给你,对别人则说是你来信要立即寄回去修改的。果然第二次又来要了,我也就这样回复了。你能明白这经过并谅解我们的“用心”吗?
   
这“经过”,其实这信中并没有全部写出来。后来我听孙先生说,才完全明白了。当时急于想看看我这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同事杨霁云先生。冯先生和孙先生考虑到,那时杨先生和周海婴先生交往甚多,不愿意生出些事来,就由孙先生把稿子寄还给我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发生过,弄得不好,这一部书稿也就足以取祸了。知道了这个细节,我更明白了两位先生爱护我的用心。
   
孙先生第二封来信(1976年1月31日)却是一封我极不愿意收到的信:
   
先报告一极坏的消息:雪峰兄已于本日(1月31日)上午11时40分去世。关于鲁迅研究,他的死,实在是极巨大的损失。
“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我能够感觉到这八个字包含了多少悲愤。
   
冯先生是在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把我介绍给他的至交孙先生,托他接着照看了我好几年。
   
2月16日,给冯先生开了一个没有悼词的追悼会,我去参加了,并且趁这机会拜望了孙先生,从此,和他之间信件往来就多了。那时我的政治身份是“现管四类分子”,社会职业是一名测量工,远离学术界,就连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也没有。除了一部1956年至1958年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我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书籍了,想做一点研究,真是寸步难行。孙先生不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成员,那时还是鲁迅研究室的八位顾问之一,原来就富有相关的藏书,还不断获得新的书刊资料。如果他得到的是两册,就一定分一册给我。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出版,他收到就立刻给我寄了一册来。他1977年6月19日的来信中说:“《鲁迅研究资料》最近出版,前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二册,兹将其中的一册邮上,即以奉赠。对于鲁迅研究,我自认已经无能为力,而您则前程万里,对今人和后人是一定有所贡献的。”他给我这样大的鼓励,是要正处在困顿中的我不要丧失信心,不要放弃努力。接着,孙先生在信中提出: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向这个刊物投稿的事。他说:“《研究资料》编者的话说,欢迎投稿。您如果有兴趣,不妨整理一些旧稿和写一些新稿寄去。这是我同意河清兄(朱注:即杭州的黄源先生,孙先生介绍我和他通信)的,但我不赞成《正误》中涉及许广平先生的几篇。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些大约还要过一个时期再予考虑。《资料》(1)中也有好些许广平先生的回忆,我还没有看。我离群索居,消息迟钝得很。总之,给《资料》寄稿与否,由您决定。”在这封信里,孙先生还谈到了我的《鲁迅手稿管窥》一稿,表示“这一本稿子我是很欣赏的”。
   
在孙先生的鼓励下,我还真寄了点稿子给这刊物。以我当时政治贱民的身份,碰个钉子可说是意料中的事。后来我在这刊物发表文章,那已经是我恢复了正常人的身份以后的事情了。
   
我买到了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出版的周建人著的《回忆鲁迅》。其中有价值的回忆资料可说是绝无,谈到鲁迅的事情,就是肆无忌惮的歪曲和编造。书中多次出现“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类与鲁迅绝无关系的字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书中涉及鲁迅生平事迹的妄说,可是又想为这位高高在上的作者开脱,说是别人冒他的名的骗局。我把这稿子寄给孙先生看。1977年9月12日他回信说:“关于《鲁迅回忆》的一篇的内容,当然与《正误》诸篇,同是费力之作,不过‘引子'中的说法,私意觉得似有问题。这书的题签系由作者自署,内容一定看过或至少听过,而且有几篇也在近来的报刊发表过,所以说是‘冒名’的‘骗局’,似乎难以置信,您以为如何?这篇文章,如果是指定题目的约稿,那就没有问题了。”他信中还说:“您又说起,是否寄给作者请教,基于以上所提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要胡说一下,所谓伟人,总是莫测高深者居多。但如果写一下正式的‘正误’,则的确‘怕不方便’,所以也只能等以后的机会了。不知您又以为如何?”周建人的这本书后来也不见再有人提起,可说是毫无影响。我这一篇如果发表出来,就是无的放矢,当然也就不必保存了。孙先生提醒我不要去招惹莫测高深的伟人,又一次表明了对我的爱护。
   
当时王世家先生在黑龙江省爱辉县教师进修学院工作,他出版了一种《读点鲁迅丛刊》,在出版界一片荒芜的年月,他这刊物在国内“鲁研界”一时颇有影响。1977年11月2日孙先生的信就是谈这《丛刊》第一辑(1977年7月出版)的:
   
我的亲戚先看了《丛刊》中唐同志的文章,觉到其中提到冯先生时,用语似乎不太好,我也有同感!五卷(朱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出版)出版后,冯又成了被斥的对象,最近《解放军报》上也有读五卷的注释文,对冯先生很不客气(我没有见到此文,是别人告诉我的)。这不过使我们生气而已,冯先生如果活着,他也会毫不介意的。因为有位以前骂过他的人,在他去世前不久,又去访问请教他了。别人给他指出来,冯先生却很平静地说:“没有什么,他只好骂呀!”唐 同志的文章,我不大看,尤其是近来发表的理论性的文章,武汉出版的《读点鲁迅》第二辑,还有一篇他写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不知您见过否?我最怕趋时(或趋炎)的文和话,因为它早晚市价不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好之故。
   
在这封信里,孙先生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昨日王仰晨同志枉访,我给他看了唐同志提及冯先生的话,王即说:如果冯夏熊见到,一定要生气的。”
   
孙先生这信中提到的唐先生的两篇文章,当时我就看了的。现在各摘引几句,读者看了就知道孙先生为什么如此反感了。在爱辉版的《读点鲁迅丛刊》第一辑有一篇《唐 同志关于学习鲁迅的报告》(1976年7月20日),其中是这样说到冯先生的:
   
1936年1月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提出的时候,鲁迅就觉得阶级观点不鲜明,正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1936年4月下旬二十几号的事情,冯雪峰由延安(朱注:当时冯不是从延安而是从瓦窑堡出发的)到了上海(当时党派他到上海,这个人后来变成右派,现在死了),向鲁迅传达了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
   
孙先生信中提到的唐先生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是他1976年10月28日在福建师大中文系师生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在发表前,“唐 同志对记录稿重新审阅并作了详尽的修订和补充”。孙先生是把它作为“趋时(或趋炎)的文章”标本提出来的,值得仔细看看。通常人们认为,学术的进步,就在于提出和解决前人没有提出过、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唐先生这篇文章的说法却不是这样,他说的是:
   
首先,主席论鲁迅,这是我们主要的指导思想,其他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评论,也要考虑。我们感到特别幸福的就是毛主席直接谈到鲁迅,这是我们作为讨论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语费解。马克思主义经典,即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二位了。后来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于是经典作家又增加了列宁、斯大林二位。我没有听说过马恩列斯这四位经典作家评论过鲁迅。是不是指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呢?总之我猜不出。
   
怎样根据主席的指示来研究鲁迅呢?毛说过:“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从这句话,唐先生演绎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在前期,鲁迅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鲁迅思想有前后期之别,因为这是主席说了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见他的“鲁迅研究”,不过是把鲁迅剪裁到一个预设的模型里面去。这种文章的命运如何,我只知道这两篇都没有收入十卷本的《唐文集》。不要做趋时(或趋炎)的文章,是孙先生对我最重要的教诲。
   
1977年11月25日的来信中,又涉及了唐先生。信中说:
   
最近,鲁编室新增加了三位领导:林默涵及冯牧、秦牧,据说是主持鲁迅著作出版事宜的,还发表了相关的顾问八位,他们是郭沫若、茅盾、周建人、周海婴、王冶秋、李何林、曹靖华、杨霁云。没有唐,我想到,如果冯先生还健在,也不会有。
   
这封信中还说了一件事:孙先生将我缺的《文艺报》分作三大包邮寄给我,信中说:“我觉得此刊物,还可以参考,那时的文坛动态和人物升沉,总能查到一些。不过,这对于我已完全无用,看起来又吃力,你也许可以利用一点,只能请你哂纳了。”
   
那时文学研究所编了一本《鲁迅手册》。孙先生和我都看出了书中不少毛病,在通信交谈对这本书的批评。1977年12月5日的来信中说:“我以为意见以校勘性质者最实用,其它即难免词费。对于《手册》,我也写了二页正误表去,只指出了六七点明显的错误而已。这正误表,以笔名一部分为限。”孙先生在这信讲的一件事,就是寄出了七种书刊给我的事,“这些你慢慢看不要紧,不必着急还我。”
   
1978年7月8日,孙先生又寄了一包书给我。附信说:“我的旧译《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最近重印出书,他们送我几十册,现在交邮寄上一册,请你指正。此书英译原本节得太多,而我的中译文又诌得太差,实在是不值得重印的。同时寄上《契诃夫小说选》上下二册,你大约早已见过,给你的孩子们看看吧。南京师院寄来《资料简报》本年第4、5期,亦一并寄上。”那时我们小小测量队正在岳阳造纸厂工地测量,我把这书带到工地上去了。读完之后,我就写了一首诗寄给孙先生:
   
何来妙手巧移栽?天竺奇花震旦开。
息达多情甘粝藿,腊玛有志弃琼瑰。
译得史诗真史笔,能传诗史自诗才。
客中得此共晨夕,酷暑吟哦亦快哉。
   
到了1978年,政治空气又有了一点松动。6月16日我的右派分子帽子被宣布摘掉了。那是根据中央十一号文件《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摘掉的。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孙先生。他8月28的来信说:“在这以前,仰晨兄和我谈到你的事,总是不胜惋惜,但亦感到无能为力(这仅指仰晨兄而言,我则从来没干过比较重要的职务,如组长、主任之类),徒唤奈何!希望不久可以发表的新结论能使你满意,其实大势所趋,一定要如此的。”这不只是给我安慰,孙先生确实看到了清理历史旧案的“大势”。
   
1978年12月15日的来信,孙先生又写下了对我的安慰和鼓励:“您二十年来的生活道路,真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愿‘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纸短情长,不尽欲言。”在这封信里还谈了一件我投稿失败的事,我把《鲁迅研究资料》给我的退稿信寄给孙先生看了,他回信说:“退稿复信之意见,也就是不用的意思:一是性质不合,二是资料欠足。其实如果资料太多,一定还有不用的理由。回忆资料固然多多益善,但如果未经核实者多,则未免越多越混乱,因为记忆不很靠得住,而况回忆作者大都是老年人乎?所以,您写的《回忆正误》,就显得有益而且有用了,可惜又无处发表,奈何!”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新文学史料》,我在1978年除夕收到了孙先生寄赠的创刊号,很高兴。连夜读完,就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除夕得孙用同志寄赠《新文学史料》创刊号,书此致谢:
又值人家祝福时,灯昏室静雨如丝。
家贫喜有新书读,身废唯馀长者知。
述志尚存千里梦,酬情聊寄七言诗。
欣然展卷忘忧乐,不觉人间岁序移。
   
我在复信中表示,希望能在《史料》上读到孙先生的文章,并且出了两个题目:一、《勇敢的约翰》中译本出版的前前后后;二、冯雪峰同志二三事。1979年1月17日孙先生复信说:“你给我出的文题,我是很乐于接受的,但第一题写起来,难免抬高自己,而第二题又难免侵犯别人,总不如不写之为愈也。”后来他一直没有写这两个题目。
   
这封信中还谈到:“对冯先生的翻案问题,大约可以通过。据说我社各部门都分别讨论过,意见是一致的。一般的主张是推翻以前的结论和恢复党籍等。”
   
在这信里还有这样一段:“周楠本同志的《索引》稿已寄来,我复信说到二月底以前寄还他,我大约也提不出意见。他下放十年,还能从事此种工作,实在使我有佩服之感!”周楠本是我的老友周艾从的儿子,这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好读书,鲁迅著作读了不少。我看鲁迅日记有索引,而书信集没有索引,就请他做了一个,并建议他寄给孙先生请教。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正在着手准备新版《鲁迅全集》,有意借调我去做一点工作。孙先生和王仰晨先生(鲁编室主任)交谈这事。1979年2月18日的来信中,孙先生通报了一点交谈的情况:“借调事不知结果如何?我曾于日前致函仰晨兄询及,他来信说‘借调事以工资问题无法解决而无进展',现在不知进展得如何,念念。”反右派斗争中我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这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谁承担我的借调工资。不过到了这时候,这问题也接近解决了。
   
1979年3月我这右派分子的问题终于“改正”了,分配到湖南省出版局上班。这时我就着手整理《正误》书稿,准备付印了。我想起孙先生对这部书稿的关心和帮助,现在得到了正式出版的机会,就想到应该请他题签作序了。3月26日孙先生复信说:
   
最可喜的是您有了新的转变,这真是好事,可喜亦复可贺!上了新的岗位之后,如能来京查阅资料,我们即可快晤,非常欢迎!
   
谈到我请他为《正误》出版题签作序的事,他说:
   
您给我的“差事”,我无以应命。为什么呢?
第一,对于许先生,我还抱有相当的敬意。解放前,我的那本《鲁迅全集校读记》,是由她介绍出版的,她当时还送我两部全集。解放后,我的参加鲁迅著作编刊社,也是由她推荐的。那时我和冯先生还不相识。尊稿《正误》的大部分,都是针对许先生的《回忆录》而发的,如果由我题签、作序,总觉于心不安。
第二,先说几句自己。我自十七岁投考邮局,到四十岁退职,其后在浙江乡间教书或失业,颠沛流离,到解放为止。我读书不多,友人极少,文坛名人,几乎全不认识,真正是离群索居,孤陋寡闻。解放后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编辑,不久即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冯先生先是鲁编社的主持者,后来是人文社社长)。一九五二年以后,人文社陆续出版了我的好几个译本,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太好了,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隔离审查了六个月。我生性不会发言,又没有真才实学,就使我更不敢说话。等到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自动申请退休以后,才算还我故吾,心安理得地过着退休的生活。一两年前我还诌了一首小诗,唱出了我的心情:
域中海外亦喧 ,徒负虚名实可哀;
二十年间春去也,高高兴兴下坡来。
基于上述情况,您一定可以原谅我的有违尊命了吧。
   
孙先生不肯为《正误》题签作序,我当然有一点失望,不过从这件事情上,确实显出了他“有古人风”。
   
我恢复工作以后,湖南省出版局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编辑室”,由我负责。为了组织书稿,由出版社的领导李冰封先生和我二人到北京、上海去跑了一圈,中间也去拜访了孙先生,说定将他的《鲁迅全集校读记》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我正在处理这部书稿的时候,忽然接到他1979年8月25日的信,提出推迟进行:“这部书其实不出也不要紧,如果要出,一定要等到新全集出版以后,那才及时而且也许有用。”这意见当然很对。于是就等到新版《鲁迅全集》出版之后,每一条校记注明的都是新版全集的页码,到1982年6月才印了出来。可见孙先生对自己著作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1980年这一年,我是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距孙先生的住处红星胡同不远,当有趋前请益的机会,这期间当然就不用写信了。
   
孙先生给我的信很多,我在一封一封重新展读的时候,仿佛又回到那岁月去了。“身废唯馀长者知”,那时,除了他之外,再没有一人这样看重我,关切我,帮助我了。我读它们还像当年第一次拆阅时一样的感动。屈指算来,他去世已经二十六年,我现在已经是他那个年纪了。他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两首挽诗,略抒了我的感激之情。现在抄下为本篇作结:
   
道德文章并世尊,老成人去典型存。
应无遗憾目长瞑,犹记弥留手尚温。
万里难修师弟谊,十年负尽死生恩。
从今请益知何处,遗札盈箱有泪痕。
   
饱看沧海变桑田,八秩文星返九天。
劳动纪勋来域外,校仇绝学出灯前。
丈人慷慨推知友,贱子沉沦结胜缘。
厚谊高情无可报,惟将余日事丹铅。
   
诗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上文都简单说过了。只有孙先生曾获匈牙利政府授予的劳动勋章一事,是上文没有说过的。
    
200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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