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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历史背面的断忆--悼念贾植芳先生

历史背面的断忆

             --悼念贾植芳先生

作者:陈建华
   
那个晚上打电话给祝克懿老师,想和她商量关于学校之间建立教育合作的事,回话说:祝老师去医院了,贾植芳先生病危。
   
好久没再打过去,守着静默。
   
几天之后看到《南方周末》刊登的悼念“硬骨头”贾先生的文章,我对自己说:“又走了一个。”声音轻到自己也没听见。
   
没过一个月,又走了王元化先生。2008这一年里发生了好些大事,有红的,更多白的,脑际不断盘缠“命运”两字,一时还难以领悟其涵义。
   
屋里有一个书架,专放师长朋友们的赠书。取出贾先生给我的,共六本,在1996年到2002年之间,先生的题签历历在目。
   
摸它们的书皮和书脊,竖起来,一本挨着一本;横放,一本叠着一本。书与书紧贴着,但中间隔着时间,像记忆一样,连贯不起来,其中却流淌一道清澈之泉,像一根蓝色的线。
   
有一回陪一个朋友去赤柱游览,一个女孩手制工艺品,用丝线在打辫子,彩虹般的各色交织中,有一条蓝色的线,引起我注视,好似五味杂陈的人生之中,有了天,有了海。
   
1996年秋,师妹谈蓓芳来哈佛,访学于燕京学社。她给我带来贾先生《狱里狱外》一书,传话说,贾先生得知我在哈佛跟李欧梵先生读书,很高兴。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反应的,大概是诺诺而已。可能是我木讷的积习所致,内心却搅动得厉害。
   
去国已八年了,游荡了数年之后,又回到学院之中。先是去了洛杉矶加大,只知道那里有李欧梵。得知我来自复旦,说他认得贾先生。又知我是古典文学的博士,他另眼相看,却于心不忍,说不如继续专攻古典,对我的前途更为有利。当时面临一个选择,如果留在加大,就会跟艾尔曼先生从事明清思想史的研究,然而抵不住“现代”的诱惑,还是跟李先生去了哈佛。还有个实际的想法,不管怎样,哈佛给两年的全额奖学金,至少可以不必教中文了。
   
在哈佛岁月悠哉,出了校门,便是哈佛广场。三日两头去那里,逛书店,然后坐着喝咖啡,看书。一连几天包包里带着《狱里狱外》,读着读着,腰板直了起来。翻开第一页,贾先生谆铮寄语:“我在这个世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和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历史拉近了,心情沉重起来。从包里取出另一本书,詹明信的《语言的牢房》,赶紧读,课上要讨论的。书里讲20世纪的西方“语言转折”,从结构主义到形式主义,读得一头雾水。
   
放下书,向天空寻思,从一个牢狱到另一个牢狱,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巧妙而无奈的譬喻,时空的界线模糊了,交融为一体。语言的牢笼里,行动的主体在悲泣,而故土的过去却远为真切实在,铁窗里壮士在击筑歌吟。
   
我起立,惊起桌上的两只鸽子。正是诗歌节,某个诗社在广场上竖起一块沙面玻璃板,谁都可以在上面留诗,谁都可以擦去。我留了两句:
   
一个孩子奔向坠落的风筝
线攥在手里
   
有时和小谈在哈佛广场喝咖啡,听她娓娓道来复旦的人和事。她给了我一本她翻译的《尼采传》,令我惊喜。24万字的译文,文笔铿锵流畅,赞叹之余,不禁好奇:专业于古典文学,为何在外语上下如此苦功?对尼采情有独钟?正如她在《后记》中说的,此书是贾先生推荐的,且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他的悉心教示。也如章培恒老师激情洋溢的序言所示,尼采的“个人主义”经由王国维、鲁迅的承传,在中国现代精神的形塑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章先生说尼采“所宣扬的是一种进攻型的个人主义,却又伴随着深沉的悲剧精神,这就更能引起当时那些处于孤军作战的困境,却仍坚持着绝望的抗争的中国先进文化人的共鸣”。这“共鸣”,我想,也为贾先生的推荐此书,等于下了一个脚注。
   
我在复旦读书时,时常听章先生提到贾先生。他们同属“胡风集团”,数十年里风风雨雨,相濡以沫,这为人熟知。在我的理解中,他们分享着一种宽广博大的人文精神,在急切呼唤姗姗乍到的中国现代性之时,带有某种洞达历史的悲怀。我缅怀在复旦的日子。那时在古籍所里,人人是酒仙。有一回在贾先生家里吃饭,所里一些学生去了。章先生带过来不少酒,当时号称有十三大名酒,好像就差一种,全都齐了。贾先生兴致很高,杯酒在手,说起金圣叹,临刑时砍头落地,耳朵里滚出两颗小纸团。捻开一个纸团,上面写:“砍头真痛。”另一个写道:“喝酒有花生米、豆腐干,味道绝佳。”
   
在大洋彼岸,世纪末风气的课堂里,我们被罗兰?巴特宠坏了,沉迷于文本的欲仙欲死,教授们花拳绣腿的大耍理论修辞,不乏情色的隐喻。
   
目睹《狱里狱外》,油然生一种自我揶揄之感。不过我相信,浸透着血与泪的文字,不会转换成比喻。
   
常常做梦,梦见从前的街景,在晨雾里赶搭厂车,总是好像上班迟到的恐惧,被巨掌猛击的恐惧。
   
1997年吴格兄也来哈佛访问,对我说,贾先生看到我和李欧梵先生的访谈录,颇加奖誉,并和出版社联系,希望在大陆出版。
   
李先生提起贾先生,说他当初研究鲁迅的时候,去上海拜见贾先生,怀着一份朝圣的虔诚。
   
吴格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学有所用,回馈家乡,先赐我一个“文化大使”的衔头。我揉揉眼皮,眨眼朝他看,他像是“红色交通员”,给我传达了指令。
   
第二年回国,在外一晃十年了。吴格带我去见各路好汉,古籍出版社的赵昌平、文艺社的陈征。他们伸出手,像伸向一条浮出水面的沉船。果不其然的,我也逼得交了卷,不久,在他们的关照下,《“革命”的现代性》和《去年夏天在纽约》相继见了世。
   
在复旦的寓所里见到了贾先生,6月的汗暑顿消。
   
那次回上海,只觉得城市在巨变,天天换脸。走在街上,各种撞击声从四周发出,擂鼓般扑面而来。只觉得人气比天气热,到处是建筑工地、钢架、憧憬和喧嚣。
   
跟我的记忆里没什么变化,贾先生精神奕奕,问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问起李先生。我问东道西,他顺着思绪侃侃而谈,带着山西口音,就像对一个文学青年,或日常来往的学生,聊及时事或文学掌故,时时夹杂诙谐,发出爽笑。
   
贾先生坐在面前,和蔼而淡定。抿紧的嘴唇凝聚着忧愤和坚毅,当眼角向魍魉投出鄙夷的一瞥时,他的唇角微扬,尘世的荣辱随之抖落。他抽烟的姿势和常人不一样,用拇指和食指握住纸烟的一端,一支接一支的样子,令我想起“文革”中抽八分钱一包的“生产”牌。
   
他送我一本《暮年杂笔》,书中收入他近数年写的文章,回忆故人旧事,无不有关文坛沧桑,也有许多为推奖同道或学生而写的序言。在《前记》里贾先生自嘲倚“老”卖老,成了“写序专业户”。
   
年过八十,抽得动烟,写得动文章,能为“人瑞”亦为“文瑞”,天若有幸焉。作为一个屡戒屡不爽的烟民,我开玩笑说(“环保不正确”的歪理,不足为训),假如有一天我不吸烟,倒不是戒了,是因为身体有病,吸不动了。
   
《历史的背面》这本书赠我于1999年,记不清是谁给我带来的。我即刻给书名抓住,仿佛看见在牢狱之上撑起了灰色的天幕,想起一年前见到贾先生而顿生的凉爽。并非躲避历史的正视,先生在扳动历史,使它转过身来,让文化别开生面。“历史无情而有情”,贾先生在《代序》中写道。从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到鲁迅,文学的精神长存,经劫难而弥鲜;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枭雄,到头来落戟沉沙,灰飞烟灭。
   
对于“历史的背面”的体认,有谁比得上一个四进四出牢门、青春被黑暗和血腥所淹没的人?面对政治和命运的播弄,换来一份淡定,不悲观,也不高调乐观,对生活仍抱着如此热爱,对文学仍怀着如此执着。
   
2000年夏,陈思和教授来到哈佛,我们谈起周瘦鹃。他对“鸳鸯蝴蝶”文学的关注,多少使我惊讶,其实是我的寡见。他早已在“历史的背面”工作,从策划“火凤凰”丛书到主编“潜在写作”,即为显例。
   
在哈佛上李先生的课,讲现代文学他不按牌理,开了一门新课,主题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报纸期刊、印刷文化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学期论文我做的是周瘦鹃主编的《半月》杂志,李先生的批阅评语说,可把周瘦鹃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从此我像庄生一样,在梦里不觉化身为蝴蝶。
   
李先生叫我不要放弃古典文学,又说研究“鸳蝴派”,对我也合适。想来惭愧,他说他原先是学历史的,研究现代是“半路出家”,而我跟他学现代文学,却绕过“五四”,更是偏锋了。
   
“偏锋”投李先生所好,也是一种文化取向了。在课上他自称为“边缘者”,正在足之蹈之地从事“上海摩登”的研究,始料不及的是此书后来在大陆几乎成为时尚启蒙读物,这一点他自觉很有反讽的意味。
   
“历史的背面”何止在中国。哈佛校园里有一批教授,像李先生一样,大多来自第二第三世界,对西方主流文化取“边缘”姿态。我喜欢的一位是非裔教授亨利?盖茨。他在《松弛的典律》一书中声称他“对于学术的热情首先在于发现和编辑‘遗失’的被忽视的文本  应当发觉自己为那些问题所左右”。
   
2000年6月,我有幸参加在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主持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国际会议,宣读了周瘦鹃与“紫罗兰”的论文。那真是一次盛会,章先生、李先生都在,还有钱谷融、严家炎、吴福辉、王德威、叶凯蒂等海内外数十位学者。
   
贾先生作了《为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的发言。在会上发布了范伯群先生主编的《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史》,上下两厚册,是范先生和他的团队十余年的努力成果。从贾先生的序言《反思的历史,历史的反思》中看出,其实他一直在支持和鼓励,不啻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灵魂”。
   
此时贾先生85岁。有些事稍细想一下,便令人震动。
   
这次会对于“重写文学史”来说,颇具象征的意义,也是历史反思、心灵自由的盛宴。看到大家聚集一堂,超越了雅俗之间的隔阂,共同扛起“历史的背面”,进行着为后代铺路垫石的思想工程,贾先生应当为之感到欣慰。
   
7月里我又见了贾先生,他赠我两本书:《解冻时节》和《写给学生》。前者纪录了他和妻子任敏的风雨同舟的深情,后者是一本可爱的小书,是他和学生们亦师亦友的写照。
   
后来在2002年夏,我最后一次在复旦寓所看贾先生时,他送我一本《贾植芳致胡风书札》,线装书版式,王元化先生题的字。
   
这六本书多少反映了贾先生晚年的精神之旅,它们带给我、还会带给我许多启示和勇气。
   
历遭劫难,童心如初。贾先生只是一颗平常心,充盈着温馨和睿智。
   
贾先生没走,伫立在历史的灰色里,只见他渐渐消失的背影里,转过头来点燃了一支烟,蓝幽幽的火苗映红他捧着烟端的拇指和食指。
    
200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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