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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耿谆的家与国

耿谆的家与国

--作者:张钧

君子遇险戏,此心坦荡平。

九十四岁的耿谆已经很少走出家门,二楼的书房兼客厅,和那间不大的卧室,差不多成了他活动的全部天地。

每天早上,他七点钟起床,此时二儿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饭,通常是菜馍和蛋茶——两种在河南襄城最普通的吃食。吃罢早饭,他开始读书看报写毛笔字。由于视力下降,老人读书看报都要借助放大镜,惟有写字一项,他的精气神却一点不输常人。写字时,他一定要站起来,不仅毛笔在手里握得很稳,而且落笔时笔锋也是丝毫不抖。

“眼神不好,只能写大字,而且写得也比以前少多了,只有别人要字的时候才会写。”耿谆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有云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湖北的。”说这话时老人看上去很高兴。自从他的书法作品在《书法报》上刊登以后,求字的信就络绎不绝。老人的字写得好,又是名闻中外的老英雄,自然得到很多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而耿谆老人也是有求必应,写好后,他会亲自写信封,装好,然后叮嘱自己的孙子耀波尽快给人家寄去。

在河南省襄城县干休所一栋普通的二层住宅里,耿谆老人平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晚年生活。阳光会透过书桌前的窗户照射在他的脸上,照亮他的白发,照出他脸上的皱纹。

与耿谆的名字如影随形的还有两个字:花冈。

花冈町,如今已改名为大馆市,位于日本东北地区大馆盆地北端,是一个以铜矿山为中心形成的小镇。从1944年8月初到1945年6月,耿谆曾经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不过让耿谆和花冈真正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是1945年在这里发生的那场劳工暴动。

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他们打死了四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逃出所住的集中营中山寮。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暴动的前前后后,有四百一十八名中国人被虐待致死,而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战后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BC级)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这一事件被称为“花冈惨案”或者“花冈暴动”。

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一个身份。

再次把耿谆的名字和花冈联系到一起的重要事件,发生在花冈暴动五十年之后。1995年6月28日,耿谆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现日本鹿岛建筑株式会社)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这一事件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

“花冈索赔案”的首席原告,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第二个身份。

因为由日本律师团代表中国劳工与鹿岛组达成的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为尊严而不妥协的老人,这是历史赋予耿谆的又一个身份。

把这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耿谆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这是一个时常身处大是大非的漩涡中而意志坚定的老人,无论是当年的暴动,还是后来的索赔,抑或是最后的抗争,耿谆始终处在整个历史事件最中心的位置上。

网上搜寻是在我的困惑中结束的,在对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和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的寻找中,我发现原来已经有那么多人向这个老人投去过了关注的目光:中日两国多家媒体都曾对耿谆进行过专访和报道;在中国和日本,出版的关于耿谆的传记、关于花冈暴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也都不止一本;在日本,有根据花冈暴动改编的舞台剧,在中国,有为花冈暴动专门拍摄、由大牌明星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

2OO7年3月,我第一次见到了耿谆老人。与之前在网上见过的照片相比,老人的表情中少了些坚毅和凛然,而多了份慈祥和亲切。还有,他比照片上要老些,毕竟已经有两年没有怎么参加公众活动了,而那些照片,最早也是他两年前参加活动时留下的。

尽管已经在大量的文字资料中对耿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第一次见面,他身上还是有一种气质强烈地吸引了我。眼前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我自然想起“旧式”或者“老派”中国人的样子。这种气质很难从我们的晚辈、同辈,甚至包括父辈的身上嗅到,而在耿谆老人的身上,我一下子就感到了它们的存在。

被吸引之后是我的窃喜,因为我所看到的是网上那些关于耿谆的文字中没有的。这意味着我的写作空间出现了。面对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更喜欢陶醉在宏大的叙事中,更喜欢把重点放在对起伏迭宕的事件本身的描写上,而很少关注身处其中的个人。

那一次见面,我们从上午八点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又从下午三点多谈到了将近七点。前前后后持续了六七个小时。怕老人疲惫,谈话中我曾几次对他说,您觉得累了随时可以停下来。老人说,你们从北京来一次不容易,还坐了一夜的火车。所以我尽量跟你们多说点。然后他又补充道:“你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都会尽量回答。”

交谈的内容有时并不愉快,对自己当年的惨痛经历,耿谆叙述时也会激动,会停下来喘息,但是老人没有太多怨恨。相反他总会把自己同当年那些牺牲在战场上或把遗骨埋在异国他乡的同伴比较。

“我很满足。”在交谈的过程中,这样的话,老人说了不止一遍。

尽管从年龄上讲,我们都可以算是老人的孙辈了,但是无论是我们来,还是走,耿谆都会站在二楼的楼口,拄着手杖,身体直直的,目光随着我们。在交谈中,老人坚持用“先生”称呼我和我的同伴,不仅自己这么叫,还让他的儿子孙子也这么称呼我们。

这种谦逊有礼的品质显然已经成了耿家的家风:那天中午我们在耿家吃饭时,老人的大儿子耿石磊一直在招呼我们吃饭,而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同时,耿家的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出现在饭桌上,任凭我们怎么招呼也不上桌。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形容耿谆老人现在的精神气质最恰当的句子了。这种从容不迫是装不出来的,那来自老人九十三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来自于他历经生死磨难后的大彻大悟。

差不多和所有来访者一样,我们的话题也是从六十多年前的那场暴动开始的。

对于当年暴动前后发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很多细节,耿谆依然能够脉络清晰地讲述给我们。事实上,自从1985年耿谆与日本华侨、当年花冈暴动时他的部下刘智渠重新取得联系后,关于花冈暴动的事情,他就不知道给多少人讲过多少遍了。

不管讲过多少遍,不管对谁讲,老人的认真和投入都是同样的,再说起来,依旧一丝不苟,字斟句酌。

在耿谆老人对花冈暴动的讲述中,他说得即使再少,有三点也是一定不会遗漏的。在他心中,整个花冈暴动中这三件事是最重的,因为它们最能反映中国人的品行和骨气。

其一,薛同道事件。

薛同道是耿谆的工友,在1945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被日本人活活打死,此事成为花冈暴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在打死薛同道的凶器中,除了木棍、皮带外,一条用公牛生殖器晒干做成的皮鞭引发了耿谆和工友们的怒火。

“日本人用这东西打我劳工,他们这样做有辱我中华民族的尊严太甚。就是在那时候,我下定了暴动的决心,就是掉头,也义无反顾。”在薛同道事件之前,从三月份起,耿谆就一直被要不要暴动的念头折磨着,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了,“由于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每天都要死去四五个人,前前后后已经死去二百多人了,而躺倒不能动的还有几十名。但是如果一暴动,就把所有人都推到了死亡线上,我实在不忍心。所以虽然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刻,我们还是强忍着。因为暴动其实就是去送死。我是一个千人之长,事情的好坏与我有关,事情做好了算是我做对了,没做好是我有罪,对不起我的国家我的难友,所以我一定要做好。”

当日本监工用手中公牛生殖器晒制成的鞭子抽在中国劳工薛同道的身上时,也终于抽碎了耿谆心中的犹豫。在他心中,士可杀不可辱,民族尊严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是必须用生命去捍卫的。

“这叫知耻而后勇。”老人总结道。

其二,为两名同情中国劳工的日本监工更改暴动时间。

在中山寮有一老一小两个日本监工,中国劳工背后管他们分别叫“老头儿太君”和“小孩儿太君”。这两个日本人对中国劳工比较同情。“‘小孩儿太君’年纪当时大约十九岁,曾经管过一段粮食,他心地比较善良,有时会偷出一点给饮事班,给饿病的中国劳工难友吃。而‘老头儿太君’带着劳工挖下水道时,会派人在远处放哨,看有其他日本监工来了,就让中国劳工干一会儿活,没人时就让大家歇着。”耿谆说。

暴动最初定在6月27日,但后来大家发现那天这两名同情中国劳工的日本监工全都当班,耿谆斟酌再三,决定冒着泄露秘密的危险,把暴动时间向后推迟三天。

不枉杀一个好人,这一点连后来审讯耿谆的日本人都非常佩服。

“是咱中国人就该这样。”耿谆看着我说。

其三,在暴动中约法三章。

由于暴动中有日本监工逃脱,他们报警后整个花冈町警报不断,原来耿谆“全体劳工饱餐一顿后再出发”的计划被打乱了。但是就在大家饥饿中仓促整队出发前,耿谆还是给队伍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入民宅,即便口渴了也要由小队长去要水;二、不准擅自离队;三、不准扰民。

耿谆对劳工们说:“老百姓没有罪,像小孩儿太君我们还去救他,我们不能杀一个好人,我们出去跟拿枪杆子的人拚一场。”在耿谆看来,冤有头债有主,跟无辜的百姓过不去实在不应该是中国人所为。

“咱中国人就不能做这事。”老人说,眼睛依然直视着我。

在讲述花冈暴动的过程中,“咱中国人”是耿谆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老人最满意的一点,就是这群长期吃不饱、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不仅在日本人的地盘上上演了一出以死抗争的大戏,而且在暴动过程中没有滥杀无辜、没有骚扰百姓。

说到花冈暴动的失败,耿谆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在人家的地盘上想杀出一条生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暴动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就是为了维持中华民族的尊严,没有想着活着。日本四面环海,是跑不出去的。别说七百人,七千人也跑不出去。但是我们就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辱。”耿谆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孔圣人的性格,也是积淀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性格。在愤死与苟活的选择中,中国人的一点血性、一点执拗,一点慷慨赴死的气概在耿谆等人的身上迸发了出来。

他们的计划也是自杀式的,“暴动的计划就是跑到海边集结,等着包围。等到日本人围上来,战死。”耿谆说,“没跑到海边,就被日本人抓回来了,算是第二次被俘。”

审讯的时候,耿谆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暴动是我策划的,指挥的,那些人也是我指使劳工去杀的。要杀你们就杀我好了。”审问耿谆的日本人怀疑他是中国的将官,是中国政府派到日本来搞颠覆活动的。后来他们把耿谆在花冈住的小屋搜了个遍,连地都刨了,也没找到他“勾结”中国政府的证据,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区区七百个中国人就敢在日本暴动。

一个看守耿谆的日本人对他说,你是英雄啊,居然暴动成功了。耿谆回答:“我不成功。要是我们在海边同你们恶战一场,慷慨赴死,那才叫成功。”

当年暴动失败后,耿谆很坦然,在他被抓回警察署,日本警察审讯他之前,他竟然趁着空闲在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椅子上打起了盹。日本人来查号,看到这情景觉得很惊奇,对他说,你都马上要掉头了,还居然能睡着。

“因为心里没有事了,我应该做的都做完了。人一放松,就睡着了。”耿谆对我说,说这话时他笑得很放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境中。

第一次到耿谆家里的时候,对于怎么来写这位老人,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直觉告诉我,详细记述发生在老人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不是我此行的目的。一方面,已经有太多关于花冈暴动的著作问世了,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任务已经被别人完成了;另一方面,对于勾勒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来说,仅仅采访耿谆老人也是远远不够的,那实际上是一个要跨越中日两国、涉及几十、上百人的浩大工程,而以我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来说,去完成这件事,短期内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采访开始,我就把目光的焦点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响事件的背后。在简单地讲述了花冈暴动的经过后,我们开始聊他的家庭、聊他读书写字做买卖的经历、聊他被俘前长达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对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在“花冈暴动”、“花冈索赔案”这些耀眼事件之外,还有着太漫长的幽暗岁月,它们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涉足。

而当我们穿过这幽暗的岁月后,才惊奇地发现,原来那里才真正藏着耿谆的秘密——之所以成为那个三重身份集于一身、在大是大非的旋涡中意志坚定的老英雄耿谆的秘密。

第一天谈话之后,老人执意要送给我们一行人每人一幅字。写字是伴随老人一生的爱好,也是他的待客之道。不管是日本政要还是普通的来访者,一生贫寒的耿谆送给的礼物都是一样的——他自己写的书法作品。

第一个向耿谆求字的是个日本人,名字叫□义春。那还是在1945年底。

□义春原来是日本军队里面的军曹,在中国作战的时候因为有反战情绪,被送回国内,判了刑并关到秋田县监狱。在监狱里面他做杂工,干给其他犯人送饭一类的杂务。他很敬佩同在一个监狱里领导了花冈暴动的耿谆,认为这个中国人是个不怕死的英雄,在生活上有时候就会给耿谆一点照顾,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悉起来。

到1945年底,日本战败已经几个月,狱方不再敢把这些中国人当成犯人了。按照耿谆的要求,十二个中国劳工住到了一起,他们的伙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看书。送书的时候,□义春会推着放满图书的小车,来到耿谆等人的面前,语言不通,他就拍拍书,意思是问他们要不要。给中国人准备的都是中文书,有中国出的,也有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耿谆在那段时间读了不少的书。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耿谆还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本吉田松荫著的《攘夷论》,书中有一首诗和当时他在狱中的心境颇为相似:“自从入狱泉,悉却尘内烦。手中把书读,读倦枕书眠。”吉田松荫是日本幕府末年的维新志士,主张国家要开放通商,因为思想不为当权者所容,被判处死刑,后来死在了监狱里,死时只有三十多岁。“我当时在狱中心情很平静,也‘悉却’了‘尘内烦’。”耿谆回忆说。

有一件事情能够反映当时耿谆心情的平静。他跟狱方要来笔墨纸砚,每天只要没有别的事情,就沉下心来一笔一划地写毛笔字。不仅自己写,他还让住在一起的其他中国劳工写。在他看来,写毛笔字是最能养性的一件事,心情是否浮躁,一落笔便见端倪。

与耿谆相熟的□义春最先发现了耿谆的字写得很好,于是希望耿谆能送给他一幅字。耿谆用楷书为他写了一首诗:“明月在浊流,不减月色清。孤松盘曲径,不灭松性贞。君子遇险戏,此心坦荡平。”

这首诗是清人陆文铭写的《拟古诗》。陆文铭,字书岩,江南吴县人,对于其人其诗,时人曾有这样的评价:“书岩甘于食贫,舅氏为荆山吴文恪公,居六卿之贵,无一语干渎,品可知矣。诗亦戛戛独异,适如其品。”耿谆在当时把这首诗送给□义春,也可以说是“戛戛独异,适如其品”。

后来,这幅字被秋田县监狱的所长□本看到了,很喜欢,从□义春的手里索去,裱起来挂在了办公室里。再后来,监狱里的日本看守就都知道了耿谆字写得好,纷纷向他求字。

读书和写毛笔字,是耿谆在1945年底到1946年5月离开秋田县监狱这段时间里做得最高兴的两件事,事实上,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两个爱好。这两个爱好的形成还是受到了他家世的影响。

191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耿谆出生在河南省襄城县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按照家谱记载,耿家是明朝洪武元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过来的,到耿谆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九世。耿家到第九世的时候开始发家,家族里出现了举人和进士,成为襄城县的望族。耿谆的祖父耿象震是前清的秀才,生前是私塾先生。他的父亲耿锡麒也是个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通易经,喜欢研究六爻课等数术。耿谆在家里最小,他还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耿谆七岁开始上私塾,念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接着就是四书五经。十一岁那年,因为襄城县城来了土匪,父亲开的茶叶铺被土匪一把火烧得精光,家道中落,耿谆也被迫辍学。离开私塾时,“四书”念完了,可“五经”却只读了《诗经》。

十四岁的时候,为了贴补家用,耿谆在县城里摆了一个旧书摊,收卖故旧书,每天卖书得来的钱,就赶紧拿到粮店用手巾兜点粮食回家下锅。收来的书大多残破不成套。残破的,耿谆拿回家粘粘补补,弄好了就去买,而不成套的就留心去找,等凑齐了再拿出去买。到十五六岁,除了摆书摊外,有时间他还会到县政府里去干些抄抄写写的活计,挣点碎钱贴补家用。

摆书摊使耿谆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生意清淡的时候,他会拿一本书翻看。收来的书种类多,他不挑不捡,什么都看。虽然书看得很杂,但耿谆也有自己的偏爱,他最喜欢读的是历史类的书,特别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像《名人传》、《名将传》、《名相传》这一类通俗的历史小册子,耿谆总是爱不释手。书中的历史名人大多具有中国传统中仁义礼信的品德,这些东西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耿谆。

从十四岁到十七岁,耿谆的书摊摆了三年,他把收来的所有图书都看了个遍。“没想到失学以后,我又有了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那时,我就好像拥有一个小书库一样。”到了晚年,耿谆回忆起自己当年读书的日子,还是一脸幸福。

另一个陪伴终生的爱好——写毛笔字,也和他当年摆书摊有着很大关系。在收来的旧书中,有很多字帖,他拿来仔细读,慢慢的也就看出了些门道。有时候,觉得写得好的字,他就拿根小木棍照着字帖在地上学写。后来,渐渐不满足于仅仅是读帖了,听说哪里的石碑上的字写得好,他都会大老远地跑去看。晚清襄城文人李廷聘写的挂在县城北大街苏家门上的“化雨春风”,三里沟一家挂的“品冠达尊”两块匾,还有许静写的挂在北街张家的匾额“三世司铎”,都让耿谆记忆深刻:“我曾经久久地站在那里看,有时一站就是很长时间。”

后来,耿谆临过欧阳洵等书家的字帖。不过,在历代书家中,唐代的颜真卿是耿谆最喜欢的。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奋力抗敌,最后城破殉国,是个大英雄。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1946年年初的某一天,耿谆把这首宋代朱熹的诗写下来,送给了秋田县监狱一个名叫吉谷的狱警。

1945年7月12日,耿谆因为策划和领导花冈暴动,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庭以“战时骚乱罪”判处死刑。在暴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另外十一名中国劳工,也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在宣判时,耿谆非常平静,其时,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或者说,更早,当他作出举行暴动的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甚至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样一次像模像样的宣判。

“在暴动失败,所有劳工被围在狮子森山上,我们马上就要被抓住的时候,我曾经自杀过。”耿谆说。当时,他对身边的工友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在暴动前,耿谆特意在自己的身上带了一把小刀,准备一旦失败就剖腹自尽。然而在他率领队伍向山上转移的时候,刀子跑丢了。无奈之下,他强令身边的李克金解下绑腿带,自己把一端系在一棵树上,另一端打了一个死结,套在脖子上,然后用脚蹬开了脚下的石头。但他没有死成,只是昏了过去。当他再醒过来时,已经又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后来,李克金告诉他,当时他面色青紫,鼻口流血,喉咙发出很大的声音,因为怕日本人听到他的叫声,就去拉了他一下。“不然,再有几秒钟我就死去了。”耿谆说。

被判处死刑后,耿谆回到了秋田县监狱等待最后的处决。到监狱的时候,为他开门的人就是那个名叫吉谷的狱警。耿谆问他处决的刑场会在哪里,吉谷写了两个字:仙台。“人死了还要上仙台,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当时耿谆想的是,赶快死,赶快了却一生。

让耿谆想不到的是,他已经死不成了。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战败。第二天,日本的内务省、警视厅等部门下通知,要求各地方释放所有在押的中国劳工。不知为什么,直到9月11日,日本战败将近一个月后,秋田地方法庭仍然对耿谆等人再次进行了宣判,耿谆的刑期由死刑改为无期。直到此时,耿谆对日本战败的消息还一无所知。

第二次宣判后不久,一个年纪约在二十四五岁的日本犯人走进耿谆的牢房,他匆匆地写了四个汉字:“世界和平”。没等一头雾水的耿谆发问,他就离开了。几天后,他再次匆匆出现在耿谆面前,这次他还是写了四个字,不过这四个字让耿谆一下子看到了自己活着离开监狱的希望。在这个日本年轻人离开前,耿谆终于问到了他的名字:小长光。

小长光这次给耿谆写的四个字是:日本战败。

此后,小长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耿谆曾向□义春打听过这个人,原来小长光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因刺杀东条英机未遂而被判处了十二年徒刑。日本犯人入狱后要做工,小长光做的也是杂役一类的工作,干活的时候会拿到一些牢房的钥匙,所以他才能悄悄溜进耿谆的牢房,成为报喜使者。耿谆没再见到这个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日本战败,作为反战分子的小长光当然就无罪释放了。

多年后,耿谆曾经托日本友人打听小长光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打听到。如今,这个人的身影依旧保留在老人的记忆里,依旧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

没有去成仙台,脱难之后,耿谆给告诉自己“仙台”这个美丽名字的狱警吉谷写下了本节开头的那首诗。

当耿谆在日本秋田县监狱里面读书写字的时候,远在中国河南襄城县的百姓们正在享受着刚刚到来的和平。然而对于耿锡麒一家人来说,这时的心情却很苦涩。1945年,耿谆的父亲耿锡麒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本该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可此时在他身边的却只有二儿子耿钦堂和三个女儿。他的大儿子耿琴堂二十多岁就因病去世,而三儿子耿锦堂和小儿子耿谆这两个当兵的孩子也都生死渺茫。

耿锦堂参军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是国民党军队征兵的时候应征去的。

耿谆参军则要早得多,1932年,国民军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在襄城县城募兵。不到十八岁的耿谆扔下手头的旧书摊,主动去报了名。那时募兵很简单,只要缺员,就立个小旗,写“招募新兵”,募兵的条件也不高,只对身高有要求,要够五尺,当官的看着这个人合适,就让他换上军装,一旦进了营门,就不能随便出入了。

“当时当兵也没有什么爱国思想,一方面因为家里太穷,当兵有饭吃,叫做吃粮当兵。另外我还有一种志向,认为人的一生要干出些事业。世道不太平,做旧书生意不是长久之计。天天读读写写也没啥作为。我敬重班超的为人,也要投笔从戎,做出一番事业来。”耿谆这样解释他当年参军的动机。

耿锡麒反对儿子去当兵,认为他年纪小,没有出过门,怕他在外面吃苦。但年轻人建功立业的雄心是挡不住的,耿谆最终还是打起铺盖卷,参了军。

耿谆的军旅生涯是从作二等兵开始的,仅仅过了半年,因为他识文断字,就被提升为上士,在部队里做保管文书,填报表册一类的工作。

二十岁的时候,耿谆向部队请假回了一趟家,这次回家他是要完成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此时的耿谆,已经当上了司务长。虽然官不大,在部队里管的也是服装、弹药、粮秣一类的杂务,但是当了官总还是让家里人很高兴。不过对耿锡麒来说,最高兴的事情还是儿子娶了媳妇。新娘名叫李惠民,比耿谆小四岁,是襄城县灵树村人,虽然不识字,但识大体,懂道理,耿谆也非常喜欢。

婚礼是在1935年1月春节前举行的,完全是按照当地的传统风俗办的,结婚那天,亲戚朋友都来了,非常热闹。

那一次耿谆在家里待了整整三十天,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蜜月。

虽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耿谆所在的十五军一直在河南南阳、临汝等地驻防、练兵,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家乡看一眼双亲和新婚的妻子。他下一次回家已经是在两年多以后了。那时,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耿谆所在的部队即将北上抗日,身为少尉排长的耿谆是回家来和亲人告别的。

不久,耿谆所在的十五军由河南到石家庄,沿同榆铁路线奔赴太原,在山西,日本鬼子在等着他们去打。

耿谆经历的第一次真刀真枪的战斗就发生在他和家人告别后不久。

1937年农历八月底九月初,十五军一部与日军在山西省雁门关外的怀仁县发生遭遇战。“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头顶上飞,扔了很多燃烧弹,当时咱们农村大部分都是草房,房子被燃烧弹点着了,成了一片火海,许多农民都倾家荡产了。”耿谆回忆说。那次战斗因为是遭遇战,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但十五军将士的士气非常高涨,特别是农民的村庄被日军轰炸,许多农民片瓦无存的惨状,更激发了耿谆等人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

在最初的几次战斗中,十五军驰援大同那一仗让耿谆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五军还没有到大同,大同已经失守,所以部队只得向雁门关内转移。“转移时农民跟着部队走,人多,行动迟缓目标又大,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俯冲扫射,扔炸弹,路上死伤的人很多,有士兵也有老百姓。死的人没人埋,就在路边;有的妈妈死了,小孩子还在妈妈身边趴着哭,其中有些还是不会走路的婴儿;有的人胳膊被打断了,没有包扎带,就是将衣服撕下来一缕缠住,盘起来还要跑”。

在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个人的生命显得如此渺小。然而对于只有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耿谆来说,在那一刻,他能想到的只有复仇和战斗。“那时候我已经准备把这条命交给国家了,其实从参军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是我的了。”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耿谆参加的最大一次战役。

据历史记载,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二十一天。参加作战的部队,中国方面有阎锡山的晋绥军、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参战总兵力共六个集团军计五十二个师(旅),达到二十八万人。日军则包括坂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大部,参战总兵力约合四个半师,共十四万人。会战结果日军伤亡近三万人,而中国军队则付出了伤亡十万人以上的代价。不过这次会战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的作战行动,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忻口会战中,耿谆在营里辅助营长作战,亲身参与了这场名闻中外的著名战役,也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过程。战役结束后,耿谆的营长因为作战勇猛被晋升一级,而耿谆也升为团部的上尉军械员,管理全团的枪炮弹药。忻口会战之后,部队转战中条山附近,“到这时候,部队的装备好了些,各连也都有了掷弹筒、高射炮和机关枪。”曾经身为军械官的耿谆直到晚年说起这些还头头是道。

1943年10月的某一天,耿谆在河南省陕州(现改名陕县,属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军营里见到了分别六年的妻子李惠民。能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在军营里和妻子团聚,对耿谆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部队在陕州休整期间,又补充了很多新兵,而此时的耿谆也从团军械官调任到五连担任连长。此前耿谆曾担任过排长,带过三十几个兵,这次他的手下有了一百八十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新兵,他可以好好地实践自己的带兵梦想了。步兵典操、射击教范、筑城教范,自从入伍后,耿谆就很注意这些带兵方法和知识的积累,现在这些东西在训练新兵时都派上了用场。

在很多新兵的眼里,耿连长是一个穷连长,连皮鞋都没穿过。当时军队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很多人当连长几年就能置地,俗话说叫“吃兵血”:当兵的跑了不报,吃空饷;不给兵吃饱,把多出的粮食卖掉,自己贪钱。耿谆当连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这个弊端,不仅不贪占士兵的粮饷,相反,当士兵中出现伤病时,他还会特意吩咐伙房给他们做点顺口的。后来有的士兵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耿善人。但是,团长和营长不喜欢耿谆这样做,他们告诉耿谆:善不养兵。

“人家的孩子参加部队离开亲人,连长就是他的亲人。连长应该带兵如带子弟一般,使兵安心。这样到了火线上才不怕牺牲。我有这个心,所以我带兵就这样。我被俘之后,我的兵都一直围着我不走。一直跟我到日本。把他们往北京的战俘营送时,我让他们跳车逃跑,他们都不肯走。我的小号兵叫王占祥,司务长叫李克金。他们一直跟到我日本。王占祥是回民,当兵时才十五岁,大家改善生活吃猪肉他也吃不成。那时当兵一个月才几块钱,我们都没钱,当时我家眷在陕州,我就叫他到我家吃饭。没有什么好的,我就给他买碗饺子。他从日本回国时到塘沽被解放军接走,后来当到营长,最后落脚在山西阳泉。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还来看过我。”耿谆回忆说。

耿谆这种善以待人的性格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耿谆的母亲姓宋,出生于襄城县候楼村,比耿谆的父亲耿锡麒小一岁,同样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叫宋清安,和耿谆的爷爷一样,也是前清秀才,教书先生。宋老太太是一个贤惠善良的人,一生都对穷苦人非常同情,她常常教育耿谆,不能看不起穷人,不能轻视下力人。平时遇到乞丐上门讨饭,她从不呵斥,而是宁肯自己少吃一点,也要周济给他们一些馍饭。对穷人如此,对自己的儿女她也是关爱有加。比如她从来不会打骂他们,但有了错误,她却一定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并督促他们改正。

母亲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耿谆,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带劳工在花冈干活,包括后来对待自己的儿女、朋友、乡邻,耿谆的处世方法几乎和他的母亲一模一样。

1943年底,部队马上就要离开陕州开赴洛阳,耿谆只得派人把和他在一起待了三个月的妻子送回家。离别之际,李惠民对他说:“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你只管去干你的事业吧。”

战乱时期,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分离。不知从多少中国妇女的口中,说出过这样的话语。

自从耿谆参军后,就从来没有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家里只能靠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李惠民平时也要纺花织布卖钱度日。经济拮据尚在其次,亲人平安的消息才是最让人牵肠挂肚的。1944年下半年,李惠民终于得到了一个关于丈夫的消息。有一个从外面回来的老乡告诉她,耿谆在洛阳阵亡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李惠民很平静——因为她不相信。不久以后,十五军来到离襄城不远的内乡驻扎,她专程赶过去询问耿谆的消息。耿谆所在团的团长和营长接待了她,但没人能告诉她耿谆的下落。尽管失望,可李惠民天生倔强,她坚信自己的丈夫还活着。她曾对村里的人说,耿谆是个好人,他是不会死的。

那时的李惠民年仅二十五岁,还没有孩子。

正像李惠民想的那样:耿谆还活着。

在洛阳战役中,他两度负伤,但幸运的是,两次都不致命。

洛阳战役是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的。耿谆所在的部队最初布防在洛阳郊区邙岭北边的聂家沟,后来战事吃紧,他们又被派到了洛阳西工,这里当年曾经是军阀吴佩孚的营房。耿谆的连队是前哨连,阵地就在洛河的边上,就是在这里,耿谆第一次负伤。

耿谆负伤的时候是中午,一颗炸弹在他的附近爆炸,他的左脚、后背、尻骨、耳轮等六处被炸伤。他就让人用刺刀将衣裤划开,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投入战斗,一直坚持到下午全连撤出阵地。由于失血过多,他没有走出阵地就晕了过去,是人们用门板把他抬下阵地的。也就是那时候,有人以为他阵亡了。在那次战斗中,耿谆的连队里有四十多人战死。

因为都是见血的外伤,所以在战地医疗所治疗了十几天后,耿谆的伤除了腿上还有点腐肉外,都已痊愈。这时恰好团长来看他,于是耿谆向团长请战,要求再次回到前线去。

回到部队后,耿谆带领一连人到洛阳东关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桥边防守。耿谆第一天赶到阵地,第二天敌军就发动了总攻。“我们战斗了整整一天,阵地被敌人摧毁,我又一次负伤。”子弹是从耿谆的腹部右边穿进去的,又从左边钻了出来。“当时感到腰部就像被棍子猛击了一下,我就躺到地上动不了了。”

在洛阳,耿谆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凡是重伤员,走不动的,都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多亏了小号兵王占祥、司务长李克金,他们搀扶着我走,不然那次我就没命了。”

李克金曾经两次救过耿谆的命,在“花冈暴动”中,也是他,在耿谆上吊自尽时把耿谆从树上救了下来。

耿锡麒喜欢易经,战争期间,想念儿子想得紧了,他就会用六爻占上一课。说来也怪,从卦象上看,他的儿子不仅没有死,而且禄马没有倒,官星还很旺。

那时,耿谆已经成了战俘,正在日本的矿山里做劳工。说他官星正旺倒也有几分道理,他当时是大队长,是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劳工的头儿。

1944年初夏,耿谆等三百名中国劳工从洛阳出发,经石家庄、北京,最后从青岛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运矿石的轮船。在船上,耿谆因为在所有战俘中军阶最高,被日本人指定为队长,管理船上的三百名中国劳工。到达花冈以后,又先后从中国来了两批人,最后耿谆管理的劳工人数达到九百八十六人。他也从队长变成了大队长。

耿谆等人做工的花冈町位于秋田县与青森县的交界地区,在日本封建藩主统治时代就以矿产资源丰富而闻名。1916年,人们在这里新发现了堂敷屋矿床,出产优质的铜、铅和锌,此后花冈矿山日渐繁荣。侵华战争开始后,这些矿产成了军工业的必需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军需产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花冈矿山被指定为军需工场,规定月产量为三到五万吨。

在花冈,耿谆等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劳工从事的是挖河道的工作。这项工程由鹿岛组承建。因为战争,日本国内的劳动力严重紧缺,因此他们就用从中国抓来的大批劳工做免费苦力,以弥补日本劳动力的不足。当时大约有将近四万名的中国劳工在日本各地的一百三十五处工地上,从事着修建地下仓库和开矿等重体力劳动。在花冈做工的九百八十六名中国劳工中,大约有四百战俘,是从北京一个战俘集中营送去的,其余的都是老百姓。劳工中,岁数最大的有五十八岁,岁数最小的十二三岁。

每天超过十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被日本工头儿克扣、无法满足身体基本需要的饮食,劳工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耿谆的大队长当得不容易。

“按年纪,我把岁数在两头的难友编为‘老头班’、‘小孩班’,做轻些的活儿。其余人做苦工。早晨吃完饭去干活,中午都是在工地吃饭。干的都是奴隶干的活。送的饭都凉了。”尽管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但在几次向日本人要求改善生活无果以后,耿谆也只好硬起头皮想办法,此时他在部队里当连长的管理经验起了作用,“我下命令谁都不准到一边吃饭,全体平等。大家都大眼瞪小眼,互相看着,大队长、中队长也不能多吃。饿死人的年代,日本人就给那么一点,咱自己内部要公平。我说自己平时没他们下力大,和他们吃一样多就已经嫌多了。以后有馍我就切下一块,拿到病号房,碰到谁给谁。要不是因为这样,在劳工里我的威信不能这么高。要暴动的时候大家也不会都跟着我走。”

就是这样,还是不断地有人病倒、死去。“当时总有病号找我,一见到我就声泪俱下,告诉我,队长我不行了,以后你回国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去。常常头一天还说话,第二天人就不行了,送到山上火化。很多人不是有病,就是饿的。到最后,一天死四五个。1944年8月我们到的花冈,到暴动的十个月后,都死去二百人以上了,还有病倒的。”

同时,日本监工对中国劳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开始用棍子打,后来用铁块打。”

作为九百八十六人的大队长,耿谆在任上最后一次行使职责就是发动了著名的花冈暴动,尽管人们都知道暴动的结果是什么,但所有中国劳工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跟着他们的大队长,没有别的理由,只有两个字:信任。

1946年下半年,耿锡麒一家忽然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让耿锡麒呆立良久,以为自己身在梦中。信来自东京,是自己的小儿子耿谆写的,随信寄来的还有两张日本报纸。而此前,自从洛阳战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自己小儿子的信。村里的人都认为耿谆已经在洛阳阵亡了。

耿谆还活着,而且去了日本,这消息让一家人都非常高兴。之前,耿谆的母亲常常会在睡梦中忽然坐起来叫喊儿子的名字。不过,对这消息最欣慰的还是耿谆的妻子李惠民,她这几年的等待终于没有落空。

1946年5月,在监狱住了七个月之后,在驻秋田县美军的护送下,耿谆等中国劳工从秋田来到了东京。

此时出现了一个插曲;离开秋田县监狱时,耿谆等人脱下囚服,换上的是日本人的服装,到东京后,由于没有翻译,他们被美军误认为是日本的犯罪分子,在中野区刑务所,他们的行动依旧受到限制。这让耿谆非常气愤,为了抗议美军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耿谆开始绝食,三天后,他的绝食引起美军的重视,才发现原来关错了人。

恢复自由后,美军给耿谆等人特意划了一块地方。住下之后耿谆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在驻地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接着,大伙也都换上了中国陆军的军服、穿上了皮鞋。“从此,我们才算彻底恢复了自由,成了战胜国的人。”耿谆说。

在东京,耿谆一住就是半年。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BC级)已经以虐待战俘罪向在花冈残害中国劳工的日本肇事者提出了指控,耿谆等人作为证人等待法庭的传唤。“这时,我国驻日代表团的人给我说,让我们出十个人,到代表团驻地做警卫工作,我就让刘智渠等人去了。”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留在了日本,“他们去到以后,都换了中国做的警服,可神气了。况且都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个个英姿焕发,日本姑娘一见都爱慕了,要不他们咋都会娶个日本老婆哩。”

多年后,正是客居日本的刘智渠带着日本作家石飞仁,到河南拜访了他当年的大队长耿谆,并力促耿谆访日,也由此揭开了后来耿谆等人状告鹿岛组的序幕。

但是,耿谆最终还是没有参加远东国际法庭在横滨的开庭。因为在花冈暴动失败被擒后,耿谆遭到日本军警的毒打,头部受了创伤,常常头疼难忍。为此,法庭批准耿谆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但因为在国际法庭中国科里耿谆是重要的证人,因此,法庭要求耿谆一旦接到出庭的通知,就一定要迅速返回日本。

1946年11月,经过几度辗转,耿谆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几年来九死一生的经历让家人和闻讯赶来的亲友惊叹不已。

这次回乡,耿谆待了不到一年,在家的第二年,他的大儿子耿石磊降生了。

然而耿石磊刚刚出生不久,1947年9月,耿谆就不得不再次告别妻儿老小,因为他接到了国际法庭的通知,要再次奔赴日本出庭作证。

让耿谆的父亲耿锡麒感到宽慰的是,在有生之年,他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小儿子。就在耿谆回来的第二年,耿锡麒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不过老人还是带着遗憾走的:他没有见到自己的三儿子耿锦堂,自从抗战爆发那年,耿锦堂应征当兵之后,就没有了任何音讯。

不过这遗憾也是属于耿家全家人的,因为此后耿家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耿谆再一次踏上了去日本的路,令耿谆和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离家,耿谆竟又是七年不回。

1947年9月,耿谆接到开庭通知后赶到上海。但是当他来到上海后才得到消息,他接到通知时已经很晚,法庭来接他的美国人马若逊已经走了。不久从东京传来消息,在日本的庭审已经结束。

日本没去成,耿谆被安排去了南京,在国民党陆军的后勤部待命。耿谆住进了陆军后勤部的挹江门过境部队招待所,在那里,他见到了从日本回国的与他一起在花冈做工的工友。

人们告诉了他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结果,当年欺压他们的鹿岛组花冈的负责人和镇压暴动的警察署头目,有的被判处绞刑,有的被判终身监禁。这消息让耿谆感到很欣慰。

此时内战已经打响,耿谆在招待所里滞留经年,其间他也从上尉升到了少校。随着战事吃紧,招待所也一路向西南迁徙。最后,在贵州省独山,招待所被解放军接管。耿谆成了解放人员。在解放军的部队里,耿谆服务了三个月,主要任务是招待战地散流的国民党官兵。

1950年初,拿着解放军发给他的解放证,耿谆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这次他也没能马上回到家乡。按他最初的打算,他本想从重庆乘船到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河南。但是,当他到达重庆后,正赶上军运,没有到汉口的客船。耿谆被困在了那里。很快,回家的路费也花完了,他只好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手表。

拿着解放证,耿谆找到重庆市政建设局,请他们帮助解决困难,在市政建设局的安排下,耿谆到市政建设工人队当了一名建筑工人,而且一干就是四年。“我们那个中队有四百多人,每天干的是开山、填沟、修路、建广场的体力活。”后来,中队长发现耿谆有文化,就让他管全中队工人的伙食;再后来,他又承担起了领发全队工人工资的工作。

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因为管帐目,又是前国民党军官,耿谆被关了起来,他的帐目也被仔细地查对。不过耿谆当时心里却很坦然,“我月月发工资,哪怕剩几毛钱几分钱,我都买成东西分给大家,他们查账后才发现耿谆原来这么廉洁。”他很快被放了出来。

到了1954年,全国各处的交通都恢复了正常,耿谆也能和远在河南的家人通信了。家乡有将近八十岁的母亲,有还没成年的孩子和为一家辛勤操劳的妻子,有荒芜的土地。耿谆动了回家的念头。

耿谆跟单位里的领导说明了情况,请长假回家。不久,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他搭乘从重庆出发的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这是他七年前想走而没能走成的归家路。再次出发时,他已经四十岁了。

2OO7年7月,我再次来到襄城,继续对耿谆老人的采访。

在出发前,我已经差不多看过了所有能够接触到的关于耿谆的资料。其中老人1954年回乡后三十多年的农民生涯,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身负“严重历史问题”的耿谆注定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而在我看到的资料中,对他的这段经历大多语焉不详。除了和老人谈以外,我还准备到当年耿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灵树村去看一看,在那里或许会发现一些当年生活的痕迹。

我到襄城的时间是2OO7年7月7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纪念日。去之前,我多少有些担心,怕在这样重要的日子里会有当地的领导来看望老人,让我的采访不能正常进行。三月份去的时候,我的采访就因为有一位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大学教授对老人的突然造访而被迫中断。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一天的采访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没有领导的看望,老人甚至连一个问候电话都没有接到。这和1995年6月26日耿谆作为首席原告,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日本法庭时的门庭若市简直有天壤之别。“那时候,隔长不短有人来采访我爸,有日本的进步作家,有新华社的记者,作家,河南本地的记者来得就更多了。”那几年,耿谆的大儿子耿石磊没少招待来自各地的记者,“大家问的都是当年花冈的那些事。”

耿谆不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有太多要求的人,到现在他在当地也不属于正式干部编制,每月的生活来源是河南省政协给的一千元和襄城县里给的四百元,全属于生活补助性质。老人非常满意:“政府这些年对我还是很关心的,以前县里给三百五十,郑州给五百多,一共将近九百。现在的条件好得多了。”耿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七次赴日本,是包括土井多贺子、伊东正义等很多日本政治家的座上宾,但是对他来说,最在乎的还是自己政府的认可。

“我爸太耿直,还是老思想。”耿石磊说。因为耿谆很有社会影响,前些年来采访的人也多,当时县里曾经考虑过给他改善一下住房条件。“县里曾研究决定,作为特殊照顾,给我爸找一个独家小院,房子稍多一些。但可能找起来不容易,好的不好找,不好的也不好交代,所以后来就没落实。父亲也没追,如果追他们一定会办。”耿石磊有点无奈地说。

房子没解决,县里便想给耿谆转成干部编制,但这一次老人却很干脆地拒绝了。“有一任县委书记曾经把我爸请过去,说今天当午让你来,给你定级别,定个副县级,在编制里,工资就高了。我爸不要,说现在的生活很好了。后来那个书记调许昌市了。这事也就过去了。”耿石磊说。

耿谆是抗日英雄,全国各地总有人请他去演讲。接待单位一般都会让老人坐软卧,也会给照顾他的耿石磊安排在软卧车厢。但是老人每次出门都只买硬卧票,而耿石磊则只能坐硬座。

与对生活待遇的随遇而安相比,耿谆更在乎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被认可和尊重。在说到对现在生活的满意时,老人一定要提起政府对他的承认:“国家给我的荣誉、政治待遇都够高了,襄城县政协副主席、许昌市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这是以前想也不会想到的。”

“我爸觉得最可惜的是前年,北京来通知,请我爸去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大会,他那时正好身体不好,没去成。那次去最重要了。后来奖章寄来,市长给带上的。如果那次去,中央领导人会给带上的。影响面大。”耿石磊说。

2OO7年7月7日上午,我来到耿谆回乡务农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库庄乡灵树村。在和老人进行谈话之前,我要先到他当年生活的地方走走。当踏上灵树村里那条穿村而过的大路时,我想,当年四十岁的耿谆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到在村子另一头的家的。

“我爸回来的时候我七岁,已经记事了。他进门我都不认识,我妈说,这是你爸,这我才叫了声爸。”在耿谆当年住的房子附近,耿石磊对我说。五十年代的房子多年前就扒掉了。

灵树村是耿谆的老伴李惠民的家。1947年耿谆再次离家后,李惠民就带着自己的婆婆和年幼的石磊回到了灵树村。“我妈不容易,我爸不在家,她跟她老娘家住一起,我的吃穿都是我妈照顾。”当时三十多岁的李惠民既要伺候八十来岁的婆婆,也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平时还要下地干庄稼活,个中辛苦不言而喻。“那时候她还要割麦子,套牲口,晒粮食,碾面。我妈对我奶奶好得很,虽然吃不上什么好的,但不让她生气。”说起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耿石磊很动感情。

“我是灵树村的上门女婿。”耿谆说起这个还有几分自豪。刚回来的时候,耿谆没有分到地,当时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没有地的耿谆要花钱买粮食吃。“没钱怎么办,就出去卖笔墨,拿个篮子,后来又拿个箱子背着,里面放着文具,串学校,摊子一摆,小孩买个铅笔,买个橡皮,一天赚个三毛五毛,有了这三毛五毛到粮店就能买几斤粮食,统销粮食,麦子五分钱一斤,就饿不着肚子了。”耿谆又做起了小生意,而且卖的还是和自己书法爱好有关的笔墨纸砚。

不管怎么样,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1955年,耿谆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耿谆给这个孩子起名硕宇,硕大的硕,宇宙的宇。

过了两年,河南农村开始成立合作社,后来又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期间,耿谆干过很多种活,“那时我当社里的记工员,白天写写记记,晚上在村里的夜校当扫盲教师,教人家认字。”耿谆最先想起的总是和文化人有关系的活。“我爸总干专业活,种烟叶,种菜。不管干什么,他都很实在,不拖活。而且不管有干部没干部都一样干活,庄上的人都很信服他。”说起自己父亲当年干活,耿石磊也像那些庄上人一样信服。

在耿谆三十多年的农民生涯中,他干的最长的一个活是种菜,一种就种了十几年。耿谆种菜是远近闻名的一把好手。他种的菜一是样数多:别处的菜园里是两三样,而耿谆这里,油菜、黄瓜、番茄、萝卜、白菜、葱,随便数数就是七八种。再一个,他的菜分得好。那时候,菜种好后是要分给大家的。别处都是种好就吆喝着分了。到了耿谆这里,他要把各家的菜都分成堆儿,然后弄些竹签,在上面写上各家户主的名字,然后插到菜堆上。人来了按签上的名字拿自己的那份。有规矩,一点也不乱。

“我上菜园都是五十多岁了,但我干一行爱一行,就想做好。那时,我就住在菜园的草房里,不回家,在那里做饭吃,那里离不开人,要防着猪,羊进去糟蹋,有时小孩也会偷菜。”当年种菜的日子显然给耿谆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多年以后,他还掰着手指给我计算了种菜的好处:“那时候是工分制,队里给买个小驴,用它拉水车浇水,喂个驴二分,在生产队里劳动,一般六十岁做一天八分,我能干,十分,加上喂驴两分,一共十二分。好劳力一天才十分。”说到兴处,老人又给我讲起了拾掇菜园的经验:“菜园的地不是收了这一季,随便犁犁就行了,要用锄下地锄,开门这一埙两三丈长,新菜吃完了不能白干着闲着,锄锄,该浇水浇浇,保住地理,粪上到里头,早晚该种什么种什么,很旺就长起来了。”

种菜的十几年,或许是耿谆一生中最悠闲快乐的一段时间,特别是他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书和书法朝夕相处。耿谆在菜园也没间断看书,看能看到的一切——《毛泽东选集》、介绍农业生产的小册子等等。像他当年卖旧书时一样,他能到手的书也常常是破破烂烂的,但没关系,“就是一篇文章,看了也能长知识。”耿谆说。

和读书相比,耿谆写字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甚至连个毛笔,连张纸都没有。“我那段时间没断练字。我门前有一棵树,树底下很平展,我就舀一碗水,把麻梳梳绑在棍子上当笔,写小字不行,就写大字,蘸水,在地上,写写干了,写写干了,再扫扫,那一片地平展展跟纸一样。”说到这里,老人眉开眼笑,“要不是那时候打基础,我的字也写不到现在这程度。”

在灵树村的时候,我曾特意去了老人当年种菜的菜园,然而那里都已经盖上了民房,当年的菜地已荡然无存。

在上次来襄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试图让老人给我讲述一下他在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受冲击的情况。但每次我提起这个话头,老人都会说:“比在花冈的时候好多了,而且咱国家那时候很多人比我惨多了。”

从灵树村回到襄城,再次和老人提起了这个话头。此前在灵树村我和耿石磊闲聊的时候,已经从耿石磊的口中了解到一些耿谆当年的情况。回来后,我把听到的情况跟老人先说了说,这一次老人没有再回避:“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我开始挨批斗。我当过旧军队里的连长,是‘历史反革命’。那时开大会的时候只有红卫兵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你啥你就是啥。他们就说我到过日本,里通外国,是特务。那时批斗的还是挺利害的,只要大队一开会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就得去,批斗别人也得陪着。”

批斗会上挨斗,下来还得干脏活,那时,耿谆干活挣不到工分,做的都是义务工。各家各户砌茅房时,五十出头的耿谆要去挑茅缸粪;下大雪的时候,他要上街扫雪;平时还要去灵树村北边冈上的医院打扫厕所。“那时候,他们给我爸糊了个刘少奇的大纸帽子,下地的时候都得拿着。干活时放在地头上,收工了再拿上。”这个情景显然给耿石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是国家的运动,牵扯的人多了,也不是光咱们。”耿石磊说这话的口气像极了他的父亲。

对耿谆来说,干脏活累活,挨批斗都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此时最让他揪心的还是自己的妻儿老小,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他们也都受到了牵连。

耿谆在外面挨批斗,但回家后却不敢告诉自己的母亲,怕老人担惊受怕。到了晚年,老人耳聋,倒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但耿谆最怕的就是人家找上门来,门外一有动静,他就会马上跑出去。

耿谆的母亲活了九十四岁,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儿子当时正在外面受着委屈。

送走了老娘亲,耿谆又被一个新问题困扰住了。自己的大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本来已经定了亲,但后来女方觉得他家家庭成分不好,就把亲退了。这让耿谆心痛不已。

“我是到了二十五岁才结的婚,这在当时的农村里算是很晚的了。不过我还算好的,能娶上亲,那时候因为家庭有历史污点而耽误的很多,地主富农娶不上的很多。”耿石磊是在1973年的腊月结的婚,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中后期。让耿谆一家感动的是,石磊媳妇进门前就知道他们家庭的情况,“主要还是冲着我们家里人好,所以来了。”耿石磊说。

耿谆的小儿子耿硕宇比石磊小八岁。耿石磊结婚的时候,硕宇也已经中学毕业,到了上班的年龄。“硕宇可惜,他脑子相当好,上学书一看全部都会,过目不忘,因为家庭有污点,读书再好也推荐不上大学。中学毕业,高中没考,就在乡里劳动了。要是依现在的条件,他考个大学没问题。”

当时,无论是石磊还是硕宇,都不知道父亲究竟身上是什么样的“历史污点”,“那时候我爸从来没给我们讲过花冈暴动的事情,当时来调查我爸的比较多,听得多了,我隐约知道我爸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还去过日本。”耿石磊回忆说。耿谆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讲当年领导劳工暴动的事情。他觉得,对自己的孩子来说,与其知道,还不如不知,可以少很多痛苦。

“那时候看着他们因为我受牵连,我真是死的心都有过,但是我不敢死,当时我母亲在呢,我死了母亲怎么办,妻子儿女怎么办?我得忍,得忍耐。”当耿谆老人说到这句话时,有一个问题突然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时候,当年领导花冈暴动但求一死的时候,当年被判死刑唯死一途的时候,耿谆为什么没有想过他死了家人会怎么办呢?而在“文革”中,为什么他就会因为家人而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呢?

“抗日那会儿就是想也没有用啊,国如果亡了,家还在么?活着又有啥意思?”耿谆老人反问我,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虽然乱,但国家没有倒,这时候,家就重要了。”

如果不是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花冈暴动的消息,也许耿谆就不会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一次次走出家门,离开襄城,甚至走出国门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耿谆被平反后不久,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农民生涯,和老伴李惠民一起重新搬回襄城县城。

1984年的某一天,耿谆从一张《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当年花冈暴动的报道。报道是日本的媒体写的,里面提到了他当年的部下刘智渠。“当时刘智渠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就写信,他们收到信后很兴奋,知道我还活着。过去他们以为我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湾。”第二年,刘智渠就和日本作家石飞仁一起从日本来到中国,“车接我去开封宾馆,在那里我们谈了三天。来了记者回去一报道,引起轰动。耿谆在这儿呢。”耿谆说。

1987年,耿谆第一次赴日。除了与日本的友好人士接触外,那一次,他还特意去了花冈。如今的花冈让老人感慨万千,当年中国劳工挖的河道已经没了踪迹,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茂密的山林。

此后,耿谆又先后七次去日本,也在襄城的家里接待了很多来自日本的友人。因为耿谆的社会影响,当地政府对他的住房进行了调整,老人住进了现在住的这个干休所。

此时的耿家已经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石磊、硕宇都已经成家,并都有了后代,孩子们常常围在爷爷奶奶身边,天伦之乐就是这样吧。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89年,三十五岁的耿硕宇去日本留学了。硕宇从小就喜欢读书,也喜欢书法,这两点与他父亲很像。“文革”中,由于受家庭出身的影响,他念罢初中就回乡务农了。后来,县城机械厂招工,他就到那里当了一名工人。文革后,他考取了北京的人文函授大学,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日语。硕宇得以留学日本还是一位日本华侨帮的忙。“有一次日本华侨陪着我,一看硕宇是学习的材料,成绩不错,就资助他去了,第一年的学费还是人家掏的。”耿谆说。

硕宇去日本后的第三年,和耿谆共患难五十余年的老伴李惠民去世了,只活了七十三岁。

说起当年母亲的去世,耿石磊还是心绪难平。“她的病要放现在就不碍事了,是输血输错了。胃的毛病,初二手术很成功,初六我要求再输点血,输了几分钟,身体就不行了,心里一急躁就不会说话了,再后来就不行了。那时候不知道,现在可以拿着输血记录去起诉他们。”

从1935年嫁到耿家,到1992年去世,李惠民做了五十七年耿家的媳妇,其中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她的丈夫不在身边,而且生死未卜。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在那时承担了一个耿家媳妇能够承担的一切。

“我老伴跟着我吃苦了,到了能享福的时候,她却走了。”耿谆老人对我说,眼睛却望着别处。

“母亲去世的时候,硕宇在日本,不知道,我们一直背着他,去信也不告诉他,怕他不安心学习,后来他要照片,老为难人了。用母亲的照片和父亲的照片拼在一起翻拍的。他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相信了,觉得不会假。后来,硕宇回国,我去郑州接他,接他也没跟他说,他问起就说身体很好,怕他当时知道了,太激动身体不得劲,后来进大门才跟他说的。”耿石磊讲起这段往事时眼睛也有些湿润。

我两次去襄城,耿硕宇都在日本,我也没能见到他。不过在之前我看的文字资料中,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花冈索赔案以和解告终后,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的中国人就是身在日本的硕宇。当时耿谆没有看到和解文本,尚蒙在鼓里,耿硕宇的反对很快被淹没在了中日两国很多人对他的声讨里,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和动摇,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此时,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意志坚定的父亲的影子。

耿硕宇在日本学的是中国文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关于中国宋代大诗人陆游的。今年,他在日本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五十二岁,去日本整整十八年了。

了解耿谆老人解放后的生活,是我第二次襄城之行最主要的目的。解放后属于耿谆最闪亮的时刻,无疑是1995年6月28日他把鹿岛公司告上法庭。在那时,耿谆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1945年的花冈,在那时,“国”这个字比天都大。

在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的那天,听耿谆讲述他参与“中日民间战争索赔第一案”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件会永远铭刻在心的事情。

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席原告的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将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告上了东京地方法院。耿谆等人在起诉书中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向当年在花冈遭到非人待遇的中国劳工谢罪;二、为死难的四百一十八人建纪念馆,花冈暴动所在地建一处,北京建一处,以教育后人;三、对当年在花冈的九百八十六中国劳工每人赔偿五百万日元,总计四十九亿四千万日元。

耿谆第一次去日本是在1987年,而与日本的鹿岛公司开始接触,以鹿岛组花冈强制劳动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联谊会的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正式发出公开信,提出上面三点要求,则是在1989年。为什么直到1995年才把鹿岛组正式告上法庭?耿谆后来解释道:“虽然鹿岛方面在和我们的接触中一直没有诚意,但因为一开始闹不清楚能不能索赔,政府已经答应不要了。后来听到了国家领导人1992年访日前的讲话,说政府的战争索赔放弃了,民间的索赔不限制。我们才动了打官司的念头。因为这个,到1995年我们到日本提出索赔,索赔的对象是日本企业。”涉及到国际间的问题,老人首先想到的是和政府的态度保持一致。

在打官司前,有日本律师跟耿谆说,按照日本的法律解释,十一个人索赔,官司打赢了只有十一个人的钱,耿谆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十一人代表九百八十六人,不是这样,不行。”在他看来,这也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我们十一个人,我是不会牵这个头的”。

官司进行得并不顺利,诉状递上后,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七次开庭,驳回了耿谆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诉讼期限已经过了。对此,耿谆表示坚决不接受:“二十年就没有控诉权了,但那是债务问题。这是犯罪问题,日本人欠我们的是血债,虐待死我们很多人,是犯罪问题,我们要的是谢罪。”
官司打到了日本高等法院。

“开庭后,代理本案的日本律师团到北京召集我们去开会,说,法庭提出庭外调解,不通过法律,调解达成协议后,法院负责,双方都执行。法院没有完全把我们的案子推翻置之不理,就是原被告坐下,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后法院执行。大家商量后觉得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这样也可以,只要接受我们的三项要求后就可以。再以后,律师团跟我们要权力,说跨国打官司不是一次两次就成了,来回往返不胜其烦。要我们给他们权力,大家一想也就是,以往我们去的开支,都是日本华侨出的钱,律师团也出一部分钱,他们把机票买好,接我们去。后来他们不想出这个钱,要我们给他们权,他们进行协商,我们想这也合情合理,就把权给他们,因为多少年,我们相信他们,就让他们全权代表了。”耿谆老人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在他看来,日本律师团利用了他们的信任,最后出卖了他们的利益。

2OOO年11月,日本律师团再次召集十一名原告到北京,对他们说官司打赢,协议达成,三项要求都办到了,就是钱少点,一共五亿日元,平均每个劳工二十五万日元。“我们同意由红十字会接管钱,登报找当年受难的人,按五亿日元往下发。当时我们很相信他们,钱虽然少了点,但承认谢罪了,大家也说就这样吧,毕竟官司打了这么多年。”耿谆当时和大家一样,对赔偿案的最终解决感到高兴。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只有当全部九百八十五名中国劳工或者他们的遗属都领到了钱之后,他才会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我就是第九百八十六个”。最后,应日方的要求,他还为“花冈索赔案”和解成功挥毫写了“讨回历史公道,维护人类尊严,促进中日友好,推动世界和平”的献言。

很快,他书写的献言作为受害者赞赏和解的证据,出现在了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主流媒体上。而就在此时,耿谆收到了从日本寄来的和解文本的全文。“那时我才知道咱们受骗了,律师团把咱出卖了,人家一样也没承认,说谢罪,是口头上谢罪,不负法律责任,没有形成文字,纪念馆根本没提,五亿日元是对中国人的捐出,成慈善家了。最可恶的是加上批语:此款不包括赔偿或补偿的意思,完全是对中国人的救济。”七年之后,说到这里,老人还是感到非常气愤。

那一次耿谆老人被气病了,在医院里挂上了吊针。“中国人最讲究个诚信,但咱们的信任被人家利用了。”耿谆最终没在和解文本上签字,这就意味着和解对这位当年的暴动领导者,索赔案中的首席原告无效。

老人最后一次对索赔案正式表态是在2OO3年3月24日,当时有媒体称他将去郑州领取由我国红十字会代鹿岛公司发放的补偿金。这让一向重视名节的耿谆非常气愤,为此他特意发表了《严正声明》。在声明中,他说:“耿谆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屈辱的和解,拒绝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的发放金(只限耿谆本人)。花冈受难者都有自己的权利,领与不领均由自己作主。”对于花冈诉讼,老人认为“彻底失败于和解之中,让人捶胸顿足如利刃刺心”。对于媒体传出的假消息,耿谆认为是某些人在给他施压,“本想宁己安人不再问事,孰料遭无耻者步步围攻,蓄意迫使接受丧失民族尊严的和解和领取可耻的鹿岛捐出金,耿谆严正警告围攻者,耿谆虽届九旬老朽,尚能奋臂痛击丧失人格人所不齿之徒。”

一年以后,美国华侨组成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找到了耿谆,为表达对维护民族尊严而拒领“和解金”的部分花冈受难者及遗属的敬佩和支持,他们与关注花冈索赔案的国内有关人士共同设立了“拒绝鹿岛‘和解’花冈受难者津贴基金”,设立者希望为拒领和解金的花冈受难者及遗属每人募集资金人民币两万五千元,这个数额与他们放弃领取的和解金数额大体相当。他们希望耿谆能够接受他们的捐助。但是这一次耿谆也拒绝了。他说:“这个钱我不能要,要了的话,之前做那些事情的动机就说不清楚了。”

现在,耿谆已经不再过问关于花冈索赔的事情了。

近两年,“花冈暴动”幸存者中拒绝领取鹿岛捐出金的人在石家庄成立了新的联谊会,人们在探讨向国际法庭和美国法庭诉讼的可能性。他们也曾经找过耿谆,想让他牵头继续斗争。

但是耿谆回绝了。

“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老人解释道。的确,精力和体力已经不允许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再出外奔波了。耿谆自觉地从花冈索赔的中心位置脱身而出。如今,他只是耿家这个大家族的中心。

耿石磊现在依旧住在他老娘亲的家乡灵树村,但差不多每天他都要到骑上十几里路的自行车,到襄城县城来看望自己的老父亲。六十岁的耿石磊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现在他也做了爷爷。 “我的孩子文化不高,但还不错,老大耀星在供电局,老二耀波在公路局。小娟在小学教书。按照地方说,工资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他的两儿一女都吃的是“皇粮”,这让耿石磊老两口很满足。

老二硕宇的媳妇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老公公的生活起居,丈夫去日本十五年,她就在家伺候了公公十五年。现在她的孩子也不在身边,女儿毕业于长春科技大学,在上海工作,并在那边成了家;儿子2007年考上了博士,这是他们耿家的第二个博士。也在这年,耿硕宇在日本也拿到了博士,校方邀请她去参加丈夫的毕业典礼,并承担她的全部路费。三月份,她去了趟日本。本来她可以坐飞机,但她还是从大连坐船去的日本,“因为这样可以给人家学校省点钱。”她解释说。这次去日本,有一件事让她说起来就乐:“我给日本人做菜馍,他们都没吃够。”

“看看,这是硕宇的来信,他今年大概就要从日本回来了。”耿谆老人这次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我看,信封上面是毛笔字,非常有劲,是魏碑,写的是“耿谆父亲大人 钧启”。
“硕宇回来可能不好安排,有年龄的问题,对口不中。如果学企业管理,或者电子类会好些。学文学,不好找。”老人说。

对于年过九旬的耿谆老人来说,现在,家差不多成了他全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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