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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泥:姥姥

姥姥

--作者:舒泥

裹脚

我回忆姥姥并不觉得悲伤,姥姥虽然去世了,但我更觉得她是自已愿意离开的,虽然舍不得我们,可她也很想念她的妈妈了,她们分开有几十年,现在一定在天国团聚了,姥姥又可以变成当年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候的样子了。

姥姥还是个很小的小女孩的时候,就与众不同,那时候已经民国了,不过裹脚的陋习还在。要把一个成年人的脚扭曲成三寸金莲,这个工夫必须从很小的小姑娘下起。小小的孩子要把脚骨掰断,用布缠起来是个很疼的事情,现在很难想像,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受那样的酷刑。

那时候姥姥只有六岁。六岁大的小女孩就已经有了一肚子主意。姥姥有个姐姐,比她大三岁,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所以没裹脚,到她九岁的时候,家里决定两个孩子一起裹脚。姥姥于是有了同盟军。裹上脚,她疼得难受,就给姐姐出主意:“咱们不吃饭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两个小姑娘都躺在床上,声称脚疼,不吃饭。太姥姥狠狠心,觉得女孩子总要过这关,她毕竟是上一个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可是太姥爷不同了,他跑过外海,思想比较开通,他问:“孩子们怎么都不来吃饭?”

“咳,不是裹脚了嘛?”
“裹脚饭都不吃了?”
“疼啊!”
“疼就不裹了。拆了,拆了,不吃饭还行?”
“拆了将来没人要。”
“没人要当儿子养着。我的儿子不行,女儿就当儿子养着了。”

这是后来姥姥转述给我的太姥姥和太姥爷的对话,至少有两件事情让我睁大眼,第一,姥姥六岁就给姐姐出主意,而不是姐姐给她出主意,第二,太姥爷那时就指望姥姥长大了能顶事,可见姥姥自小就表现得很非凡。

这次造反的过程让姥姥叙述得很简单,但是很成功。姥姥后来有一双大脚,到晚年她带着我们玩的时候,在老太太们中间非常骄傲,因为她的脚比别人的都好用。不过最让她骄傲的还不是这个,她自己经常念念不忘的是她当新娘子时,穿着大红缎子的鞋子,人人都赞美她的脚漂亮。

家庭教师

要说姥姥的家庭教师,还得从姥姥的家世说起。姥姥的家乡在江苏连云港的海州城,这个地方外人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说当地的典故,想必人人都会知道。海州城附近有两个著名的典故,一个是花果山,就是孙悟空的老家,另一个是窦娥娘娘的庙。

花果山原来在海里,不知道过了多少代,海水渐渐退去,花果山就在陆地上了。姥姥小的时候,那里就算是当地的旅游景点,一直到她老了以后,还记得花果山上的滑竿,她还想再去坐一回花果山的滑竿。她对花果山的另一个印象是那里的毒蛇,盘起来就像一枚金币,贪财的人一伸手,就会被毒蛇咬住,很快就没命。

窦娥娘娘的庙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并不是关汉卿的那个《窦娥冤》,而是窦娥冤中的一句唱词“东海曾经孝妇冤”的故事,可以说是《窦娥冤》的民间原型。东海县是海州边上的一个县,姥姥家的农庄就在这个县上。东海县曾经有一个妇人叫窦娥,非常孝顺她的婆婆,她的婆婆病了,想吃枣,可是当时的季节已经过了产枣的季节,这个妇人四处找枣子,找也找不到,终于在狗屎上发现一个枣子,她想来想去,把这个枣子捡起来,反复洗过给婆婆吃了。她婆婆吃了就死了,于是县衙把她抓起来判了死刑,这就是姥姥讲给我的“窦娥冤”。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东海县是个女风很好的地方。

不管是海州还是东海,都是靠海的地方。我的太姥爷是靠跑外海发财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对外贸易。那时跑对外贸易不像现在有跟单信用证,就是自己驾着家里的货船去远洋。所以当地人流传着一句话:“跑外海就是拿性命跑的。”太姥爷跑外海发了大财,置了很多田产,成为当地重要的人物,但不是每个跑外海的人都像他这么幸运。

姥姥的家庭教师叫郑三姑,是个很美丽的知书达理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公公的原配夫人生的,那位原配夫人在他们结婚时已经过世了,她的公公也过世了,只有续弦的婆婆掌家,并且有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婆婆心思很坏,她看到郑三姑眉清目秀知书达理就动了歪心眼,硬逼着郑三姑的丈夫在新婚后不久就去跑外海。郑三姑的丈夫一去就没有回来,船翻了,船上的人都死了。婆婆于是在家办婚礼,准备把郑三姑嫁给她生的儿子。

郑三姑起初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看到家里热热闹闹的,就找人问是谁要结婚,“你呀!”邻居说,这才悄悄把她男人已死的事情告诉她,并且说:“你快跑吧!你婆婆打你主意呢。”

郑三姑连夜跑到太姥姥家避难。太姥爷在当地有权有势,郑三姑的婆婆也就无可奈何了。郑三姑跑来的时候已经身怀有孕,后来在太姥爷家生了一个男孩,并且抚养长大,她的儿子后来在抗战中干了传奇的事情,成了抗战英雄,这是后话。

郑三姑成为家里女子们的家庭教师,专教女红和女子们礼数,姥姥她们这些女孩子都接受她的教育。

郑三姑教的礼数很古板,脱衣服不叫脱衣服叫“宽衣”,睡觉不叫睡觉叫“寝觉”,姥姥她们学了就偷偷的乐,都当笑话学。郑三姑是个寡妇,这样的女人大多对旧礼非常保守,那是她们这些人的精神支柱。一个女子从年轻貌美时就守寡,她的一生靠什么来坚守,来自豪呢?就是这份旧礼。郑三姑自己的儿子去见他,都要在屏风外先禀告,经过允许才能觐见母亲。主人家家大业大,孩子见父母都没有这样的规矩。姥姥笑郑三姑的时候,还不能理解郑三姑的心情。实际上姥姥一生也没有理解过郑三姑的心情,她总是把郑三姑的教诲当成一个笑话,不过她不自觉的受了郑三姑许多影响,她一直教我们很多礼数,到老都把睡觉叫做“寝觉”。

后来家里的一个亲戚跟太姥姥说:“不能这样教,她们都是新时代的孩子了,不要教郑三姑那一套了。”太姥姥也就没再坚持。我听的时候很惊讶,姥姥那时候就是新时代的孩子了?我们也是新时代的孩子,这个时代怎么新个没完。我从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嫌我不知礼数,不像个女孩子,没想到姥姥也有反抗旧礼的童年。人生就是这样奇怪。

姥姥和姥爷初次见面

姥姥和姥爷做了六十七年夫妻,连钻石婚都过了,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甚至活不了这么多年头。姥爷和姥姥留在我的印象中的就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他们虽然是两个人,但是是一体的。他们的一生经历过大富大贵,经历过极贫极困,但总是携手在一起。他们给我的人生启示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故事的起点。一次有趣的邂逅。

姥姥的娘家是东海县首富,家宅气势恢弘,解放后那套房子被没收了,用来开了一座工厂,可见家宅规模之大。姥姥家的门口很高,有一串高台阶,台阶的两边是汉白玉的斜坡。这个斜坡是孩子们的天堂,因为斜坡很光滑,他们经常拿斜坡当滑梯玩。大门口的斜坡是不能玩的,因为总有人看着,后门口的斜坡就有许多孩子偷跑去玩。一大片尖叫的欢笑声。

姥爷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据说姥爷因为贪玩,在斜坡上反复滑,滑得裤子都磨破了。姥姥很老的时候说:“要是我看见,我就要轰了。”姥爷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就是偷玩一下。”我后来反复追问,姥姥那时是否见过姥爷,他们都不记得了。

“有记载”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定亲以后。那时候,太姥爷打一个官司,要找姥爷家的太姥爷作证,正好姥爷家的太姥爷不在,姥爷在,就负责接待了一下。太姥爷一下就看上了,要将女儿许配给他。姥姥是很不乐意的,至少嘴上是这么说。不过姥姥嘴上一向说反话,一辈子都是这样,比如她跟我说“你工作忙,不要来看姥姥”,就是想我了,让我去看她;她跟我妈妈说“你不用给妈钱,妈有钱”,我妈要是傻乎乎的没给钱,她就反复念叨这句话,直到我妈给了钱。姥姥说她看不上姥爷,是当时真的心高气傲看不上呢?还是晚年存心气气姥爷,这也不好说。总之,当时姥姥带着很挑战的心情,决定去看看她即将嫁的人。她站在姥爷每天必经的路上等他。姥爷那时是个年轻学生,长得也算精神,据说就是有点太瘦了。他从街上走过,看见一个穿着旗袍,打着洋伞,右肩上还别着一块缎子手绢的年轻女子狠狠地看着他,姥爷就知道那是他的未婚妻。姥爷于是念叨着:“胆子还挺大。”

我认识姥姥、姥爷的时候他们都很老了。他们熟悉彼此的一举一动所包含的意义。吃饭的时候他们互相夹菜,“老太太你吃这个”,“老头子你吃这个”,他们了解对方喜欢吃的每一样东西。到了更老的时候,他们都吃不动什么东西了,每天长时间地坐在沙发上,互相握一握对方的手,摸摸对方的手凉不凉。

我愿意相信,这个浪漫又艰辛的故事有一个快乐的开头,这个开头在几十年之前。那时候,一个八九岁大的有点厉害的小姑娘站在自家的后门口,一群孩子正在玩“滑梯”。小姑娘站在那大声说:“都别玩了,这不让玩。”于是孩子们小雀一样尖声叫着跳开了。他们还不知到这些孩子里将有一个人跟这个小姑娘相守终身。

发型

姥姥一辈子只梳过两种发型——大辫子和五四学生头。我们小的时候,姥姥很不理解我们为什么都那么不爱起床,每天上学都要人叫,急火火的被父母催到学校去。姥姥对自己少年时代清早的时光记忆得很清楚:她每天早起,先生来之前有很多时间,一条大辫子编了拆,拆了编。我想姥姥上学也许没有我们这么大的压力吧。

姥姥的大辫子很漂亮,油亮油亮的,那时候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洗头用去油的洗发液,像“飘柔”那样的,洗过头可以让头发随风飘起来。那时候可不是了,那时候,讲究头发油,油油的紧紧趴在头皮上才是最漂亮的。姥姥编辫子很麻烦,每编一个花,都要用油烙铁烙一下,让这个花又油又平。因为头发太油,会油了旗袍,所以辫子底下要衬一条长长的黑色平绒,和辫子的宽度一样,辫子多长,平绒就多长。烙铁烙完以后,就用一根小黑卡,把这个花卡在黑平绒上。这样每一个花卡一个黑卡子,再加上一条平绒和很多油,整个辫子就变得非常沉。

姥姥偶尔也会夸耀她的发质好,油黑的长辫子一直垂到后腿弯,我也相信这是真的,姥姥的发质一向很好,她真的有过一条足以骄傲的长辫子。不过姥姥更骄傲的是到了老家倡导剪发的时候,她第一个就把头发剪了,她说:“可算不受那个累了!”她剪了个五四学生头。

那时候盘发髻也很讲究,要把一根红绳子露出来,还要插三个小装饰品。姥姥对髻子的评价是:“那个难看,我一辈子没梳过那个头。赶我结婚就梳这个头。”——她在出嫁前剪的发。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用一把木梳梳着自己稀疏的白发,一脸自豪。想像姥姥那个时候,一头齐耳的乌发,甩掉了长辫子的累赘,一定很精神,很漂亮。在姥姥那个时代,赶时髦和干革命在有些时候也能协调统一。

不过这是姥姥的回忆,据我妈妈回忆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姥姥后来留过披肩的长发,把头发拧一下用卡子卡在头上,发稍在头顶上,现在还有很多年轻女子梳这样的发型。有一天,姥姥让妈妈帮她把发稍剪齐,妈妈就齐着发根把姥姥的头发剪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妈妈梳这样的发型丢人。那是五十年代,几乎街上所有的女人都梳五四学生头,穿着一样的衣服。在这种环境里,姥姥的发型常常被人议论,但是姥姥坚决梳这样的头。妈妈剪了她的头发后,两人大吵了一架,但已经没办法,只好把发型再次剪成齐耳的五四学生头。妈妈一直觉得她很革命,直到今天也觉得自己做得对,可是她一辈子不会审美。姥姥为什么再不提这件事?可能受了一辈子政治冲击,不愿再提那些事了。但姥姥本质上是个时髦的人,这和妈妈是不一样的。

老家的鸦片

姥姥的童年,正是中国毒品泛滥的年代,吸食鸦片都是公开进行的。姥姥的娘家并没逃出吸毒的怪圈,我的太姥爷就吸鸦片,但是太姥爷是那种少有的精神力量很饱满的人,前清的时候他曾经是个武秀才,也是民间的传奇人物了。他吸鸦片是年轻时学会的,后来戒不了,就一直吸着,但是不耽误打理家业。不过他这样的人当时真是少之有少。很多人家从前家财万贯,吸上鸦片后一家老小就什么事情也不做,家道就逐渐败落了,败落到最后,房子逐渐地出卖掉,最后一家人破衣拉撒地躺在一张大床上,还吸。

姥姥家有一户亲戚,这亲戚家就是人人抽大烟的。家里新娶的三少奶奶也抽大烟,和三少爷一起两人躺在床上对这吸。后来生下一对双胞胎,这两个孩子放在摇篮里,把鸦片向他们脸上吹一口,两个孩子就精神一点,不吹,两个孩子就迷迷糊糊的。这对夫妻侧卧在床上,一边吸,一边往两个孩子脸上吹烟。太姥爷发现这事以后很痛心,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给害了,不能再害孩子了。”于是让人把两个孩子挪出他们父母的房间,慢慢调养,后来两个孩子都没有吸上大烟。

姥姥家自太姥爷以下,再没有一个孩子沾毒品,也是太姥爷家规严格的结果。太姥爷活了六十多岁,比很多习武的人寿命都要短,若不是大烟,他本可以很长寿。

姥姥家有一套名贵的红木家具,这套家具的来由也和鸦片有些关系。当时,姥姥的家乡有五大家族很富有,当地的县令上任的时候都要到这五大家族拜帖,家族长还不一定见。姥姥家也是这样的。她家是靠太姥爷跑外海发迹的,按现在的话说叫“民营企业家”,但其他家族发迹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沈家祖上是翰林,在外做官的人在家乡置了田产,因而跟别家有很多不同。

有一天,有人来找太姥姥,说沈家不行了,他家那套红木家具问我家要不要。太姥姥说:“我家的家具好得很,要他家的做什么?”那人说:“大奶奶,您没见过,见过了您就知道了。”后来一见果然了得,就买了下来。这套家具姥姥家也舍不得用,收在库房里,请要紧的客人时才拿出来摆一摆。可惜这套家具后来土改的时候分了,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地被农民搬走,以后也就不知所踪。之所以说这套家具跟鸦片有关,因为沈家也是因吸大烟而败落的,或是因败落而吸上大烟,因而愈加败落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个黄赌毒严重泛滥的时代。那时的泛滥状况已经深入到社会的细枝末节,家家都难免与此有或深或浅的关系。关于老家的妓女,我听说的故事不多,姥姥只讲过一次,说家里来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孩子们还不懂,这个干妈、那个干妈的叫着,大概这事跟太姥爷的一次应酬有关。这些女人走后,太姥姥半认真半含酸地拿着香逐个薰她们坐过的座位,一边薰一边笑着说:“好好薰薰这地方,再让我们孩子坐。”姥姥才知道那些女人是一群受人鄙视的人。

赌钱之风在老家也很盛,有赌小的,有赌大的。太姥爷以前也赌钱,不过他后来戒掉了。太姥爷有一次从外面赌钱回来,那时家里正在修建一座墙。他回家就说,那墙不要修了。太姥姥就知道他输大了,也不说什么。太姥爷说他要跑一趟外海,太姥姥问能不能不去,他说不能。他们就不说话了。那时候,跑外海是很危险的事情,常常有人回不来,太老爷已经发迹,早置了田庄、店铺,不干那样高风险的事情。不过太姥爷那次又很幸运,不仅回来了而且挣到了钱,从此他再也没有去赌过钱。

我的太姥爷实际上是那个家里最了不起的人,姥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赌毒抬头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事,就讲给我。据我的舅舅说,太姥爷是个毅力超群的人,曾有一位县太爷要敲诈他,把他软禁起来,在一旁烧好大烟引诱他,一个有毒瘾的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一旦去吸,就以“禁烟”为名敲诈钱财,太姥爷居然抵御住了引诱。两天没去碰它。县太爷只好做好作歹地送他回家。

女孩们的悲剧

姥姥和姥爷都偏疼儿子,但是算不上重男轻女,老家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严重到草菅人命。姥姥给我讲过几个故事。

有一家媳妇生孩子,一生生了个女儿,她的婆婆在外面骂:“赔钱的东西!”这个媳妇的肚子还鼓着,过了一会儿,又生了一个,她的婆婆又在外面骂:“又生个赔钱的!”可是这媳妇原来怀的是三胞胎,到了第三个孩子,忽然生了个儿子。婆婆不骂了,媳妇也觉得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她的婆婆不允许她喂那两个女孩子,只准喂儿子。故事讲到这,姥姥就不讲了,我追着问姥姥:“那么,那两个女孩子呢?”姥姥说:“死当了呗。”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媳妇生下一个女婴,婆婆抱这女婴走到狗窝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她喊狗。狗围了一圈,老太太就把小孩放在了狗中间。狗看着小孩小手乱抓,小腿乱踢,没有一个去咬的,都伸长了舌头围坐着看。一个砍柴的老头经过这里,看了说:“哎,这点好事我做了吧!”就把孩子抱走了。这孩子在老汉家长到十八岁,老汉把实情告诉她,让她回去看父母,对她说:“这不怪你爹妈,这是你奶奶,现在你奶奶已经死了,你去看看你爹妈吧。”这个女孩于是回去看她的亲生父母,夫妻俩都哭得泪人一样。后来这女子就两边父母家跑着。这个女子应该比姥姥岁数还大,她有一次去姥姥家做客,太姥姥指着她对姥姥说:“看就是这个大姐,我给你们讲的。”

那个时候遗弃女婴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家里人把女婴绑树里喂老鸹,很长时间以后被人们发现,小姑娘都成了小人干。

姥姥和姥爷有一点偏疼儿子,但是我觉得不该苛求他们,他们是那样的社会里出来的人,仅仅是有一点偏疼已经是很好了。

救火

姥姥家有一套几进几出的大宅院,怎么形容这套宅院呢?前院、中院、后院,太麻烦了,而且我光听他们说,也没见过。有一次,我妈妈去山西旅游,走进乔家大院,妈妈感叹说:“久违了!”想想看,大概姥姥家的院子就是那样的。姥姥生长在那样的家庭里,但并不是个娇小姐,姥姥从小就是个挺厉害,挺泼辣的人。

姥姥家有个很大的后花园,姥姥叫它“后园”,这个乔家大院是没有的,那是姥姥童年的天堂。这个天堂姥姥一直到暮年还念念不忘。有一天,姥姥望着窗外,突然说:“朝今我们家呀,要不是我,那一回,葛家的小楼就烧了。”

葛家的后园里有一个小楼,三个两层的楼房连在一起的。那时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最怕火烧。那天,姥姥和她的一个表姐在后园玩,拎着水桶洗桃子,后园有大棵的桃树,结了桃子都是不卖的,自家吃不了的就留在树上,自然落在树下。姥姥从树上摘那成熟、饱满的桃子吃。正洗着桃子,姥姥忽然发现紧挨着小楼的工人住的房子冒着一缕青烟。姥姥大喊不好。拉着她表姐两个提着水桶跑过去。

一推开房门,明火见了空气就呼的着起来。姥姥姐妹两个,也顾不得工人的被子上有虱子、虮子,把水往身上一倒,就在床上滚起来。那火原来在屋子里阴烧着,在一个大通铺上蔓延,只是因为屋子关着门,外面的空气没有进来,火没有烧起来,其实好多工人的被子上都已经烧了暗火。姥姥姐妹俩奋力在床上滚,终于把暗火压灭了。

姥姥的英雄举动得到太姥爷的褒奖,“幸亏我这丫头,不然葛家的三个小楼就完了”。

姥姥讲这件事时,她已经离那三个小楼很遥远了。谁也不知道葛家现在的院子怎么样了,既开了工厂,恐怕早已拆改得面目全非。不过姥姥仍然记得这件事,这是她少年时代的一次英雄行为。

大哥的儿子梦

那会儿养儿子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很多青年人把它当成理想一样的东西,而女人则把它当作毕生的追求。姥姥的大哥和大嫂子也是这样。姥姥的大嫂子沈氏,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没怀孕,后来好不容易怀上了,特别高兴。大嫂子的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大家都盼着早点有个宝宝,当然得是男孩子。

到了大嫂子生孩子的那天晚上,一家人等在上房里,等着后院的动静,这可是长子长孙,一家人当然特别重视。大哥在堂屋门口来回踱步,一边踱步,一边搓手,口中念叨着:“菩萨保佑给我生个大儿子吧!”姥姥他们也被叫到上屋去等着,姥姥那时候还小,跟大人们的想法一点也不一样,她觉得今天晚上家里人都很好笑,想笑,又不敢笑。

天黑以后,大嫂子房里传出很响亮的放屁声,姥姥和她的姐妹实在忍不住就叽叽咕咕地笑起来,再看家里人脸色都变了。大嫂子连放了两个多小时的屁,肚子就瘪了,什么也没生出来。家里人都很难过,只有姥姥都要笑背过气了。

大嫂子放屁的事情,大家开始只当是怀了怪胎,后来硬逼问,才知道,大嫂子的父亲有梅毒,她母亲也没跑了,这点毒都到了女儿身上。娶了个有梅毒的人的女儿做儿媳妇,太姥姥和太姥爷都很失望,因为沈家也是当地豪门,不好说什么,但仍然盼着抱孙子。后来姥姥的大嫂子又怀过几个小孩,孩子生下来,小胳膊小腿一碰就折,没过几天就死了。

太姥姥同大嫂子商量让大哥再娶一房。姥姥家是商人,商人的家风都很严谨,并不是整天三妻四妾的娶着,而是很少娶二房的。但是大嫂子就是不同意,这事也只好作罢。大嫂子得的病本来是没治的,可她坚持要自己生孩子,生了五、六个孩子之后,终于把年轻的生命断送在生孩子上了。

姥姥家的长孙是姥姥的二嫂子生的。二嫂子过门以后每年都生一个孩子。她生一个孩子太姥姥就请一个奶妈,不叫二嫂子自己带,为得是让她再生儿子。二嫂子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身心俱疲,私下里跟姥姥说,让姥姥给她求求情别再生了。姥姥的大哥在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个,这才生下一个儿子,算作老四。也算了了他想要儿子的梦想。

姐姐的婚事

姥姥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在四姐妹中,姥姥的婚事是最好的。其他几个姐妹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姥姥的小妹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大妹妹的婚事也不顺利,这是后话。

姥姥的大姐很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事。有一天,太姥爷从外面回来,把一个金锁递给太姥姥,说:“给,这是大丫头的定礼。”

“哎呀!”太姥姥说,“你定给哪家了?”

“郭家。”

“哎呀!你怎么定给他家了?”太姥姥很着急,因为郭家是靠把军火卖给山里的土匪发迹的,当地人没有不恨他们的。

“哎,不要紧的。”太姥爷很不以为然,“到下一辈就好了。”

太姥爷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认为一个家族不管怎样发迹的,传到第三代就会好,就不会再做伤天理的事情了,所以他并不在意把女儿定给一个暴发户。这次定亲的仪式在老家叫做“换杯”,就是两家的父亲在酒桌上换了酒杯,这样就算是定亲了。太姥爷就这样在喝得微醺的状态草率地把女儿的婚事定下来。

很多年过去了,姥姥的大姐到了出嫁的年龄,郭家也准备来迎亲。这之前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郭家三少爷,也就是准备迎娶大姨姥姥的人,并不是个老实人。他在娶亲前,看上了自己家的丫头,并且霸占了她。当家里面准备好要娶葛家大小姐的时候,这个丫头已经怀有身孕。郭家知道这个样子没法娶葛家小姐,就把这个丫头赶走了。我姥姥提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妈妈常说:“这不跟黄世仁似的?”

姥姥的大姐嫁到这样的家里面,生活当然不会太幸福,她先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长安”,婆婆很是不满意,后来她一口气生了一对双生子,两个儿子。这下在婆家可算扬眉吐气了。但是大姐患有出血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血小板偏低症,本来是不应该生孩子的。生过这对儿子之后,元气大伤,养了不几日就去世了。

姥姥去乡下看她的外甥和外甥女,看见郭家人把两个新生的双生子系在磨盘的两头,说是怕孩子被她妈妈的魂带走,用磨盘赘着。姥姥很生气,天气那么冷,要是把孩子冻出病来怎么办?姥姥一气就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回娘家了。这三个孩子后来就放在姥姥的娘家抚养。

郭家三少爷后来又娶了一房。三少爷带着他的新媳妇来太姥姥家认亲。太姥爷当时已经去世了,太姥姥当家。新少奶奶给太姥姥磕了头,喊妈,太姥姥一时没了主意。这门亲事本来就不满意,现在又这样,明明是来巴结的,可又不好拒绝。姥姥在一旁说:“别这样叫,这样叫我妈心里不好受。”就这样把这门亲回绝了。没认这门亲倒不是姥姥多么有先见之明,实在是看不惯郭家。

新三少奶奶得了姥姥大姐留下的嫁妆非常高兴,很乐意抚养一个前妻的孩子。姥姥就把二双送给她。没想到养了二双几天,不知她是生气了,还是厌烦了,把二双哄到她跟前,把一勺热粥扣在二双头上。姥姥知道了就上门找他们打官司,要把粥也扣在那女人头上。被大家说好说歹劝开了。姥姥把二双带回家,再不让郭家的人带走。

二双的头伤治好以后头顶长了秃疮,头顶一直烂,不长头发。西医中医都看了,就是没效果。后来有人说了个偏方给姥姥,办法就是用麦子和白糖炒得滚热,粘粘地糊在头上,然后坐在太阳下晒。姥姥就照着做了。看见孩子坐在太阳下面,麦子的帽子逐渐变硬,孩子用小手指去顶,忽然一下子顶开了,麦子的帽子完完整整地脱落下来,秃疮不见了,头顶上绒绒的一层毛。

这个故事到这儿还不算完。郭家人后来在土改中被镇压了。三少爷赶走的丫头带着儿子来斗地主,成了三少爷的大罪状,郭家被定为恶霸地主,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判了死刑。当时大双和二双还小,得以幸免。他们朝姥姥要了钱,当时已经土改,姥姥钱也不多,给了他们一点。他们去街上买了张大饼,裹上肉。去牢里看他们的爸爸,管牢的看是两个孩子就让进了。三少爷接了饼狼吞虎咽的吃下去了。

据姥姥说,后来二双很不争气,经常气他姐姐,长大以后也说不上媳妇,姥姥摇摇头说:“哎,踩他爸的带子。”

姥爷去上学了

我的姥姥也上过学,念过很多书,不过和姥爷不同,她没有去洋学堂。我总认为姥姥如果去了洋学堂,一定是个激进分子,说不定会去参加革命。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姥姥说:“那敢是!那就跟毛主席跑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我拔腿就走。”她说这话的时候,姥爷很不满意地“哼”了几声。姥爷对这段婚姻和这个家庭特别满意,所以对姥姥所说的那些当年有可能威胁他家庭的话都很不满意。是呀,要是那样,姥姥肯定会反抗封建婚姻什么的,那我们这些人不是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们家出去上学的人是我姥爷,姥爷和姥姥的性格大不相同。姥爷家并不富裕,姥爷能去上学,是因为一个富裕的同乡家的孩子要去上学,那时的学校都在大城市里,老家是没有的。那个孩子比姥爷小好几岁,当时年龄太小,送到外地去上学家里人都不放心。姥爷当时已经十七岁了,他们家里人就和姥爷商量能不能一起去上学,相互有个照应,姥爷的学费就由那边出了。有这样的机会,姥爷也去考了学,考上了杭州的商科学校,为了将来学一门技能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姥爷上学的地点很不错,就在杭州的之江路上,六和塔的下面。他和姥姥定了亲,就按原计划去上学了。姥姥的姐姐当时也还没有出嫁,在家里跟她念叨:“杭州上学三年整。”这是《梁山泊与祝英台》里的台词。姥姥姐妹俩就叽叽咕咕地笑。

在杭州的学习生活很艰苦,也很快乐。那时候,姥爷那样年轻,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他每天读书上课,也经常走神溜号。那时钱塘江正在修大桥——中国的第一座大桥,他的教室窗外就可以看到。他看着大桥打桩,听着工人翻船的故事,在学校里度过很多时光。那时的钱塘江和现在也不一样,也一样。一样的江水漫漫的,江面宽广,不一样的是,那时江上有许多打鱼为生的人,打鱼的女子们摇着船,唱着渔歌,姥爷常常看得忘情,忘了听课。

到了周末,姥爷就去灵隐寺的山上看书,那时,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沿着台阶两侧,一层一层地跳下来。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他背着书包,带着干粮在山里走,走进一片竹林,又出来,看见四面的青山,就想起一句古诗:“只以一身穿万竹,赫然四面立青山。”

姥爷那个时代,杭州是个很时尚的地方,也有电影院和电影明星。姥爷印象最深刻的明星是秀兰·邓波尔。他当时没钱看她的电影,只是知道同学们都很崇拜这个小姑娘,和我们崇拜刘德华一样整天在宿舍里说。到了姥爷很老的时候,总算在电视上补上了这一课,看到了邓波尔的电影。

不过学校生活也不总是那么浪漫,比如经济问题就很棘手,姥爷平常出去读书只能带干粮。学校边,六和塔下面有专门卖给学生的饭,每顿一元,有饭有菜,这样的饭姥爷都吃不起。姥爷的故事讲到这,姥姥说:“咳,我要知道这个事情,当时我就拐点东西去看你姥爷了,我哪知道呀?”

“哈哈!”我们都笑起来。

“姥姥没有去看过姥爷吗?”我问,“当时要是姥姥去看姥爷说不定很轰动呢!学校里有没有哪个同学的女朋友去看的?”

“有啊!”姥爷打趣说,“有两个作用,第一个,看看男朋友有没有和别人交往的;第二个,贴个标签,说名情况,这个人是我的了,你们不要惦记了!”

“那姥爷有没有喜欢过别的女孩子呀?”我追问他。

姥爷笑而不答。

姥爷上学时没有去参加革命,他什么学生运动也不参加,就想学了文凭养家糊口。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军训,大拨轰地加入了国民党,后来这给一家人在政治上带来很多麻烦。不过姥爷就是姥爷,他对生活有他的信条。他看重的是个人的生活质量,一生都是这样。

西医顾师父

姥姥和我不一样,我从小有点儿小病小灾都是看中医的,吃点中药就好了,也曾多次领略过中医的神妙之处。可是姥姥不一样,姥姥那么大岁数的人一辈子不看中医。姥姥的家乡,当年中医还停留在江湖郎中的水平上,与此相对,初到老家的西医,都是有理想的外国医生,他们的医术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当时一支青霉素就能起死回生的年代,这些西医的医术给姥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有趣的是姥姥讲给我的西医的故事不是他们救死扶伤,倒是一些“花边新闻”。

西医顾师父是个美国人,高大,消瘦而且英俊。顾师娘也是个美国人,长得矮胖矮胖的。“哎,那个样子!”姥姥的感叹短促而强烈。顾师父在中国呆久了,就找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顾师母就疯了。顾师父只好想方设法把她送回美国去了。看来美国人对第三者插足也很敏感。不过也是,那是二战前的美国人了。

顾师母给顾师父生过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得活像妈妈,也矮胖矮胖的。这儿子有个毛病,手脚不干净,好拿别人的东西。顾师父发现以后,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的手段。他把儿子的手放在酒精灯上烤,受了伤,他亲自给治,但是一定要他受到惩罚。那个时代的美国也还是有家长权的,孩子不像现在这么打不得,骂不得。后来这孩子这毛病就好了,让他父亲用医学办法治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西医流传下来一些这类故事,大概西医在老家也是一种类型的明星吧。

姥姥的小妹妹有一天突然病了,按照姥姥的回忆,姥姥家有一个尼姑庵叫做“花园”,她小妹妹一定要去花园玩,到了那里,猛地看见窗户上有条蛇,就脸色发白,回家就病倒,几天就死去了。家里人都认为她是被蛇妖吓死的。我们后来分析过这位小姨姥姥的病情,其实,她得的就是阑尾炎,这样的病在现在是无论如何也不致要命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她并没有得到西医大夫的救治,可见西医在老家还是不通行。

余副官

姥姥信佛。我们很小的时候,舅舅找来一副观音像挂在家里,姥姥洗脚的时候就把脚盆端到了外屋,她说:别脏了菩萨。那时佛教不像现在这么有声势,北京的庙里几乎都没有像火,我们对佛也一无所知,看到姥姥这样都很惊讶。她相信人的善良会得到佛祖的保佑,但她不相信光靠拜佛烧香会得到保佑。她说:“我可见过那光烧香的,都烧那大香,可坏事做绝了,临了也没落好!”姥姥说的是老家的余副官。

余副官原来是个土匪,后来被老家的一个小军阀叫做白宝山的收编了。因为军阀需要这样一个亡命徒作为副官。余副官租下紧挨着姥姥家院子的一个小院住,成了姥姥家的常客。那段时间,也是姥姥家的噩梦。余副官动辄到姥姥家的堂屋来闹,主要是要钱,而且动刀动枪的。太姥爷就差人从后门出去请白宝山,白宝山司令来后就把余副官镇住了,余副官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太姥爷是东海首富,能有这么大的面子请白宝山司令,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大面子,所以被余副官欺负的人就不计其数。

余副官有三个姨太太,三个太太都是杀了人家家里的人抢来的,数三太太最漂亮。三太太刚抢来的时候想死,大太太和二太太好说歹说让她放弃了死的念头,三个太太同病相怜,处得像亲姐妹一样。他们还有一个保姆叫玲妈,姥姥他们叫她小玲子。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但是有一天,余副官带着队伍出去,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家三太太和小白子好。小白子是余副官队伍里的一个文书,上过学的。余副官也不问是不是真的,就把小白子杀了。然后离开队伍回了家。到了家,把枪顶在三太太的腰间,啪的一枪,三太太的血流下来,流了一地,玲妈弄了好多炉灰去垫都不够用。然后,余副官命人抬来一副棺材,把三太太放在里面抬走了。棺材一边往外抬一边听到里面三太太用微弱的声音喊:“我还没死,我还没死……”

那天晚上,姥姥听到侧门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是余副官的大太太和二太太,她们说,她们实在没法跟余副官过了,问这边能不能救他们。姥姥问他们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让小玲子看见,她们说:没有。于是姥姥家收留了他们。但是姥姥家不敢留他们住在家里,就问她们:“你们能出家吗?”两人齐声答:“能。”

姥姥家附近有一个尼姑庵叫做“花园”,以前是老家五大家族之一的杨家修建的避难的地方,那里道路曲折,房子上面都长着茂密的树木。太姥姥就差人把这两个太太送到花园去出家。后来,余副官来闹了几次,找不到什么线索,只好作罢。

就是这个余副官,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举着很高的香去菩萨面前烧香,跪呀,拜呀的,下人们对姥姥说:“嗨,余傻子又烧香呢!”

“那后来,余副官和那两位太太怎么样了?”我问。

“余傻子后来死当了,家里人才给两个太太送信,让他们各自回家去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姥姥说。

“余副官怎么死的呢?”

“给土匪弄去杀了。”姥姥说,姥姥说着,又有点犹豫,“哎呀,是给八路弄去杀了吧?”当时在老家八路军也被叫做“土匪”,城里人也有点分不清楚。

这就是余副官故事的结局,姥姥用它教导我们光烧香拜佛是没用的,一定要心善,不然菩萨也不会保佑你。

日本人来了

姥爷在杭州只念了两年书,到第三年抗日战争爆发。姥爷趁着暑假想赶回家中,可是老家已经沦陷,铁路断了,日本人来势汹汹。老家回不去,姥爷就跟着帮他去读书的那家的孩子(我们叫他张姥爷)去逃难。张姥爷年龄虽小但很有主意,经人介绍,他们躲到一家叫做“金三爷”的人家里。

这家大约在安徽到河南交界的地方附近。家里有个庄园,庄园有围墙,四面还有炮楼。金三爷的家远离交通干线,因此不是兵家必争之地,又远离城市,那时日本兵虽然来势凶猛,但是并没有力量占据农村,这样日本兵一来,国民党兵一走,金三爷家反倒成了没人管的地方。金三爷就靠着自己家的武装保护自己。姥爷他们就到那里避难。一直躲到日本兵在城里站住脚,不乱杀人了,姥爷他们才出来,想办法谋事。

姥姥家就不一样了,家大业大,没处跑,就在城里眼看着日本兵占领了老家。到了年根底下,日本兵没有给养,汉奸就带着他们到姥姥家来抢吃的。日本兵进来,看见家里什么吃的都拿,连家里上供蒸的年糕也给拿走。那年糕是专为上供蒸的,米都是半生不熟,上面摆着红枣和松枝,这样的年糕根本难以下咽,不过日本兵都抢去了。当然他们也抢了好东西,姥姥家过年,用海星菜包的包子,是一种难得的美味。因为海星菜并不多见,能收集足够多的海星菜包包子,也只有姥姥这样的家庭能够办得到。本来,太姥姥还指望日本兵不认这个,给他们留下。可是汉奸说:“太君,这可是好东西。”日本兵闻闻,就拿大布袋子都给兜走了。日本兵吃这种珍奇美味也吃不出什么好来,估计都当泔水吃了。

日本兵洗劫完后就走了,汉奸却还向太姥姥要了点钱,太姥姥也只好给他。太姥姥等日本兵走后,说:“咳,迎财神、迎财神,迎来一帮瘟神!咱们重新做,再上供!”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如果当时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听说这件事,肯定认为是地主家给日本兵提供了军粮,但其实并不是那样。

姥姥的故事里,太姥爷悄悄地消失了。姥姥从没给我讲过太姥爷什么时候去世的,只是以后当家的都是太姥姥,太姥姥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穿过抗战时期,国民党回来,土改,领导着这个偌大的家族经历各种风雨。

出嫁后的生活

姥姥老了的时候,整天忙着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东西,闲了的时候就捧着《三国演义》、《西游记》、《今古传奇》看,心里装的全是姥爷和孩子们,看不出什么泼辣劲。但她年轻时的做事风格,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姥姥定下亲,姥爷还在外地上学,很多年没有结婚。但姥姥已经算有婆家的人了。太姥爷生病了,想吃蘑菇,她就去街上买。当时季节不对,别家店都不是专营这个的,没货,只有姥爷的二叔公家有。姥姥就去了,二叔公看见姥姥很惊讶,说:“二姑娘,你怎么上这来了。”姥姥说:“别人家没有,您卖给我吧,别跟我婆家人说。”回到家,太姥姥问姥姥在哪一家买的蘑菇,姥姥说:“在二叔公家。”“你怎么上你婆家买东西去?”太姥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那个时代,饿肚子是很正常的事情,别说是穷人,就是有钱人也不能敞开了吃喝。这里有个缘故,并不是分配的问题,而是生产能力的问题。姥姥家的田地在东海县,他们的庄园多少年不曾饿死过人,可见不是分配问题,但是吃不饱却很常见。东海县现在也是江苏省重要的粮食基地,土地都是吨粮田,就是每亩地一年可以打一吨粮食——两千斤以上,但是当时,东海县的土地每亩能产一百五十斤就算是好地了。这样的生产能力,吃不饱就难免了,即使是富人也不能保证顿顿都吃饱。姥爷家就是当时吃不饱肚子的富人。

亲事刚定下来的时候,就有人跟太姥爷说:“你怎么定给他家了?他家是吃推磨饼的!”推磨饼,就是说吃饭的时候,烙好一摞饼,放在桌子上,一家人相互推让都不肯吃。这话的意思就是姥爷家穷,而且比较抠门。说实在的,姥爷家也真不容易,家里面攒的那点钱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据说太姥爷吃白薯都嚷嚷“留点水路”,意思是不要吃得太饱。姥爷家就是靠这样攒钱,攒出百十亩地来成了地主。

姥姥从大富之家,嫁到这样的家里,当然是很不舒服的。姥姥对那段生活的怨言一直很多。她常常说:“儿媳妇是什么?千人踩,万人踏。”姥姥说的那些千人踩,万人踏的事我听了听,不是什么大事,都是些生活琐事,对姥姥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自尊心上的影响。我们今天很难想像那个专门跟女人的自尊心过不去的时代。

姥姥在姥爷家吃饭,不能上大桌子了,在旁边的小桌吃饭,和她大嫂子、有智障的小叔子一起吃饭。姥姥老了的时候反复念叨这事,后来我才明白,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到一个中等人家的儿媳妇,还要在吃饭的时候低人一等,也就难怪她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了。

姥姥习惯对财物大手大脚,婆婆很嫌她败家。姥爷的大嫂是个寡妇,房头里没有钱,穿得破破烂烂的,姥姥看了就做针线给她,姥姥一直很擅长针线活,到老了,还给我们做棉袄、棉裤。她给大嫂做了新的衣裤,婆婆看了很不满意,问哪里来的,大嫂子不敢说实话,说她爸爸给她做的,谁听了都知道不是真话。姥姥却理直气壮地说是用娘家的陪嫁做的,不干他们的事情。

后来有一次,姥姥和婆婆发生冲突,婆婆让姥爷打她,姥爷轻轻地给了姥姥两个耳光,姥姥等回了房,还了姥爷两巴掌,就跑回娘家去了。害得姥爷受了夹板气,还得跑到姥姥的娘家去请姥姥。姥姥闭门不见,直到哥哥嫂子都来说情,才算见了。

不过这种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姥爷很快在外地谋到了事情,姥姥也一起跟他闯天下去了。

去延安的大姐夫

姥爷有个大姐夫,这个人和姥爷一样,也是定了亲就到外面上学。不过,他在外面上学期间,接受了革命思想,对世界的看法和姥爷可不一样。

他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就按父母的意思和姥爷的大姐结了婚。姥爷的大姐是个盘着发髻的小脚女人。这样的人和丈夫思想上差距可太大了。她的丈夫一开始想改造她,悄悄地用剪子把她的发髻剪开。没想到,她和丈夫大闹不止。后来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情,她的丈夫觉得这样的旧式婚姻没办法再生活下去,就逃走了。

我每次听到这一段,都会想起巴金先生的《家、春、秋》里兄弟三人的命运:困在旧式婚姻里的大哥最后毁灭了;和旧家庭斗争不止的二哥后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抓进监狱;只有三弟远走他乡,找到了一条出路。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影响一定很大,说不定也影响了姥爷的大姐夫。

大姐夫后来辗转去了延安,那是在1937年,一直到解放以后再次回了家乡,和大姐离婚,了断了这段姻缘。他成了将军,而且成为一个军事学院的校长,这是后话了。

姥爷的大姐一生非常坎坷。婆家呆不下去了,就回到娘家,后来一直由姥爷的三妹照顾,直到去世。她一直性情很倔,有那种烈女情怀。她最后是喝农药自杀的,因为自己生了病,她再也不想过整天麻烦妹妹家子女的日子,就一个人在小屋里自杀了。

姥爷的这个大姐夫,后来在“文革”中还受过冲击,风风雨雨都过来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报纸上还为他发了讣告。

一次屠杀

姥爷的大姐在日本人来中国期间,经历过一次屠杀。这次屠杀死去了三十多人,但姥爷的大姐有幸逃脱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日本兵抓了一些人,因为姥爷的大姐夫是共产党,他的大姐也被抓去了。一共抓了七十多人。这七十多人在十字街头跪成一个圈,没有任何审判或者执行死刑的命令,一个日本兵在中间举着刀杀。东杀一个,西杀一个,一口气砍倒了三十多人,已经砍得自己晕头转向。这时,一个中国司机从旁边路过,看到这种情形,就上前去,把日本兵的双手攥住,说:“太君,这样不行!”连拖带拽把这个日本兵拖到自己的车上去了。这个日本兵连杀三十多人,也杀累了,上了车就呼呼大睡。剩下的人就跑掉了。

就这样。日本人的一次屠杀是那样轻率,而中国人则很奇怪地毫无反抗,一个日本兵就可以杀掉三十多无辜的人,而一个司机就可以制止这场屠杀。这就是发生在抗战期间老家的真实故事,战争中的很多事今天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三十多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可以很长寿,可以儿孙满堂。但他们就这样死掉了,也许我们不该责怪他们没有反抗之心,中国人要是没有反抗之心,就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这场屠杀,只能说当时的生活太恐怖了,恐怖到那位司机在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时还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这个画面老是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大概是《辛德勒的名单》,在集中营,犯人们出来做早操,德国军官也出来,犯人们无精打采的绕着圈子走,德国军官远远的举起抢随便打死两个,这就是法西斯吧?犯人们并不是不反抗,实在是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沉默地死去是仅有的尊严。

现在的小孩有时盼着能打仗,打起仗来可以像李向阳一样,但是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无端的相残,无端的开始,无端的结束,就像那个杀累了的日本兵。

洋行

老家处于沦陷区,姥爷躲避的金三爷家也处于沦陷区。外面稍微消停一点后,姥爷就从金三爷家出来,返回老家。不久他在安徽省蚌埠市找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洋行里工作,也就是商店或者批发站的意思,姥爷在那里当了会计。

姥姥进了洋行,可是开心了,为什么呢?那洋行是给日本人办军用物资的,里面有好多好东西。抗日战争时期供应非常紧张,姥姥跟着姥爷出来那也算吃苦来了,吃的、住的都大不如在家。他们住的地方就在紧挨着火车站的一间房子里,不说比姥姥的娘家,就是比起婆家来也不如。不过有一条是老家比不了的,那就是自由,姥姥没了婆婆管着,就住着小破屋子也乐意。洋行有一间巨大的仓库,里面的物资都是准备随时上火车的。姥姥对其中的猪油最感兴趣。趁着日本人不在,她就支起一口大锅,把城砖一样的大块猪油化了,然后让街里街坊一人打一缸子走。那些街坊,都拿着大缸子,飞也似的跑来,舀上一缸又飞也似的跑走了。

抗战的时候,沦陷区的供应非常紧张,能有猪油吃可是太美的事情了。姥姥也不知道偷了日本人多少猪油,反正偷日本人的东西谁也不觉得亏心。几条街上的大妈们都和姥姥的关系好着呢。

大买

我的妈妈出生在抗战期间。在她出生以前,姥姥曾经生过一个女儿,但这女儿很小就死去了,连我妈妈都不曾见过她。姥姥一直到很老了,还记着她头生的大丫头。

因为有了这个经历,生我妈妈的时候,姥姥和姥爷特别担心,怕再遇到那样的事情。姥姥生产的当天,姥爷买了一个丝绸的包袱,里面包上好料子,站在门口把它烧掉了。姥爷说,这孩子就叫“大买”,是我买来的。

后来我妈妈出生了,他们又给我妈妈认了干妈。这干妈据说有六七个孩子,这样的人家,把我妈妈续上,算作他们家最小的。他们买了一块很长的红布,把一家的孩子都围在当中,把我妈妈也围在这里面,这样妈妈就是他们家的孩子了。她家孩子多,妈妈也就好养了。这干妈就是有一个毛病,常跟自己丈夫干仗,一干仗,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扔得满屋子飞,最后就都砸碎了。他们家不富裕,砸碎又没有钱买,姥姥劝了好几次,总也不改,最后夫妻俩只要一干仗,孩子们就一人抱着一个碗跑。

不过要说到砸东西,谁也不及我妈妈。我的姥爷,老了以后倒是不迷信,不过年轻的时候可不是那样。他生怕养不活我妈妈,听说砸破东西可以免除灾祸,就买了很多漂亮的玻璃杯给我妈妈砸。我妈妈砸杯子,我姥爷就看着她,把自己的性命都看进她身体里,一面说:“好,砸得好!”我妈妈后来想起这事一直觉得很罪孽,尤其是到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穷得连个玻璃凉杯都买不起,看到别人家凉杯上有五光十色的反光,我就羡慕得流哈喇子。我妈就提起当年的事情,恨不得把她砸坏的杯子都拿来送给我。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无常,不过富裕和贫穷我们都要走过罢了。

一个抗日英雄

日本鬼子在老家虽说呆了八年,要说站住脚那可是说不上了。别说老家的八路军和山里的土匪,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够日本鬼子喝一壶的。

老家有个剃头匠的故事。说,一个日本兵进了一家理发店,又打又骂,店里的两个伙计都不知所措,这时老板走了出来,用一条毛巾掸掸座位请日本兵坐下,给他剃头、刮脸,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日本兵就躺在理发椅迷迷糊糊的有点要睡了的意思,他的脖子伸得长长的预备让老板给他刮胡子的。老板手里拿着锋利的刮胡刀,刮着刮着,忽然一下子剌破了日本兵的喉管,把日本兵杀死了。老板于是站起来吩咐伙计:“去,抬到后院给埋了,谁也不许去报告,报告的话都有份。”伙计们于是把日本兵抬到后院埋了,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失踪一个日本兵是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理由,但是,等他们进了中国,三天两头找不到人了,他们也毫无办法。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故事,那是到抗战后期了。姥姥家有个伙计姓王,这伙计就是姥姥的家庭教师郑三姑的儿子,他到抗战时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离开姥姥家到一家日本人的洋行里工作。

洋行里有很多日本兵,都和这姓王的伙计混得很熟。日本兵里也不是人人都坏,很多人都是被迫卷入到战争中的,尤其是日本的学生军,都是好好的中学生、大学生,没有多少想打仗的。但是有的日本兵是蛮横不讲理的。有一天,有一个日本兵对另一个日本兵说:他要“杀王”,说王的良心坏了。另一个日本兵就把这事告诉了那个姓王的伙计。这位王大人听说了,立刻去找了一个他的日本兵朋友说:“太君,借枪用用。”那日本兵就把枪借给他了。他拿了枪就去找那个想杀他的日本兵,见了面二话不说,先下手为强,把那人杀了。

杀了日本兵还不算完,他拿了洋行里的提货单,自己写了长长的单据,到库里去提货,差不多把货都提空了。然后赶着许多辆大车,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海州城,去往离海州城不远的一处乡下。那里就不是日本兵的地盘了,用现在的话说那里是八路军的解放区,但是当时老家的人是不明白的,他们只知道日本人出城三十里就什么也管不了了。

这位王师傅用洋行里抢来的货物做底子,开了一家商店,解放后还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一个抗日英雄的发家史。

徐庄避祸

姥姥在抗战期间并不完全在安徽和姥爷住在一起,也经常回海州老家,都是敌占区,交通还通畅。

日本兵闹得凶的时候,太姥姥就带着一家人躲到乡下的庄园里去。姥姥家在乡下有三处庄园,其中两处已经叫八路军占了,姥姥家收不上租子来,租子都交给八路军,要不就是新四军,反正老百姓统称八路。八路军还给姥姥家留了一个庄子,不知道是因为抗战期间要团结地主阶级,还是暂时没有实力都占下来,总之,徐庄还给姥姥家留着呢。

徐庄有三千亩土地,庄园有围墙、炮楼,还有“护城河”,当然叫护城河夸张了,土话叫做“水围子”。因为是抗战特殊时期,家里有二十几条枪,还有小钢炮,都是为了护庄用的。一般情况下,庄园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不过,这点武装,要是对付有准备的正规袭击,那是没戏的。当时乡下的土匪活动很猖獗,四处打家劫舍,这些案子报到城里,日本人根本不管,他们说:“窝里斗!”还哈哈大笑,所以乡下只能靠自己。这也是日本人在中国站不住脚的另一个例证,他们并不关心中国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之类的问题,他们所谓的加强治安只是跟八路军、新四军过不去而已。当时老家新四军管理的地区社会治安相对好些,但是徐庄这种三不管地区就不没办法了。

有一天,姥姥一家正在庄园里,忽然有人来报,说:“水围子破了。”太姥姥连忙组织一家人上了一条大船,把值钱的东西都搬到船上,把船摆进了芦苇荡。那时的芦苇荡,几百里连成大片,人进去了,根本找不到。就这样躲过了一劫。
但是谁想到,土匪放火烧了徐庄。徐庄一个长工的孩子,叫做大铁的,躲在床下,可怜被活活烧死了。那孩子死的样子像一只勾起的干虾。家里人哭成一片。

还有一个重要的损失,姥姥的大哥收藏了很多古字画,有唐寅、纪晓岚等人的原作。满满的收集了几大箱,放在夹墙里。原想着土匪发现不了夹墙,没想到一场大火,所有这些画都碳化了,非常可惜。那时徐庄哭成一片,女人们哭大铁,姥姥的大哥、二哥就哭那些画,真是非常可惜,流传到今天的画都是文化遗产,但已经没有了,在战火中化为了灰烬。

轰炸

姥姥老了的时候,看上去是个普通的老太太,但是她的一生的经历却堪称波澜壮阔。像我们长这么大了,可能都没见过真的战斗机,更没见过空战,但是姥姥见过很多飞机轰炸,她能从飞机的声音和形态上判断出是美国飞机还是日本飞机。从姥姥身上我看到每个老人都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们看上去那么衰老、普通,甚至跟不上时代,其实他们才是真正见多识广的人。

姥爷工作的洋行所在的位置是蚌埠,老家又离徐州不远,徐州到蚌埠这一带土地平旷、物产丰富、交通四通八达,控制了这里,就相当于控制了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粮仓,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抗战期间,蚌埠多次遭到轰炸,有美国飞机的轰炸,也有日本飞机的轰炸。

姥姥告诉我,日本飞机比较笨,每次丢炸弹都要向下俯冲一下,炸弹丢下来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有一家夫妻两个打架,老岳母听着心烦,就领着外孙子出去了,才走不远,一颗炸弹掉下来,正落在这家,夫妻两个都没了,只有老太太和外孙子得以幸免。美国飞机,就比较高质量,它们丢炸弹的时候,就在空中停一停,炸弹就掉下来,炸得比较准。但是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有一次有个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正落在一家人的房顶上,把个家里人都吓得要死。

到了抗战后期,战事再度激烈起来,因为洋行靠近火车站,也是一个战略要点,经常成为美军轰炸的目标。那时,姥姥带着我妈妈,还有姥爷的一个侄女、妈妈的希芳大姐,姥姥还怀着一个小宝宝,就是我的大舅。一家三口躲在一个八仙桌下,姥姥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她想,要是能活,就一起活;如果一个炸弹下来,就一起死掉,不要留下一个在世上受罪。很幸运,她们一直躲过了各种灾难都活下来了。

日本投降以前,已经十分衰弱,他们的纪律还好,但是已经无心恋战。他们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列队,美军的飞机忽然来了,这次不是扔炸弹,而是俯冲扫射。一大排日本兵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成队地死在美军的机枪下。姥姥他们本来趴在床底下,躲过这场扫射,但是他们有一个伙计兴奋起来,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看到了这一幕,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报告。姥姥还一个劲地让他藏一藏。这就是日本人的末日了,接下来他们就要投降了。

兵荒马乱

以前从电视上看到过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形容抗战胜利以后,大接收的混乱局面。

在姥姥的故事中,日本人来了的时候,只是可恨和可怕,因为他们杀人,但一切秩序并不混乱,日本人到了后期,规矩尤其大,他们觉得在中国站不住了,更加建立规矩以收拢人心。有了规矩以后,城市里的秩序还是比较好的。至少姥姥从来没有用兵荒马乱来形容日本人。但是抗战胜利了,本来应该是举国欢庆的时刻,姥姥却管那时叫“兵荒马乱”。那时的接收跟抢劫差不多,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家门。

姥爷亲眼见过一个接收场面。日本人投降了,把汽车交给国民党,他们在空地上,把汽车停成一排,非常整齐,然后汽车兵立正,一一上车,把每辆车开一下,证明每辆车都是性能良好的,然后把车子交给国民党兵。但是几天以后,这些车子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留下几个破车皮,轮子也不见了。这就是抗战胜利时的接收场面,小小的汽车队如此,全国上下是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姥爷工作的洋行肯定是要关张了。姥姥收拾东西,准备回老家去,老家的亲人也很不放心他们这时候在外面。将要走的时候,姥姥在火车站,眼看着火车开起来,那是一列国民党的运兵车,一个人从火车上掉下来。姥姥上前去,一把把他抓住,塞到他们在车站的小屋子里。那个逃兵从火车上掉下来时,腿摔折了,他跟姥姥说,要拿支笔写点字。他怕姥姥听不懂他的话,但是姥姥能听懂,因为逃兵刚好也是海州人。姥姥找人给他正了骨,又送到当初和她一起偷猪油的一家人那里藏起来。这人在他们家把腿伤养好,听着风声过了,就悄悄地回家去了。

姥姥说,当时人心就这一件事是齐的:有逃兵,就要赶快救,救一个人就是一条命。老百姓并没有“打内战”之类的概念,但是心里都已经不再想为国民党卖命了,这种变化非常快,想想看,抗战胜利时间不长,连姥姥、姥爷都还没来得及在洋行关闭以后逃回老家去,大家的心都已经向着逃兵了。

“败家”往事

葛家是东海县首富,这样的家庭里,人们对钱财看得都很淡。姥姥一辈子都很大方,不计较小钱,即使后来经历了许多年穷困得吃不上饭的日子,姥姥仍然最看不起抠门。花钱不能说大手大脚,但凡事宁可做得富裕,也不会做得紧紧巴巴,甚至有一点浪费。在姥姥还能给我们做饭的日子里,姥姥做的饭永远是多出来的,她说她看到饭剩了就会放心,如果吃得刮锅刮碗的,她就会担心哪个孩子没吃饱。这还是姥姥变穷了以后的作风,富裕的时候葛家的所为就更令人惊叹。

姥姥经常将自己的东西送给下人,也送给乞丐。那时我大舅已经出生了,还是襁褓中的小婴儿,姥姥给大舅晒棉裤,晒好了以后走到街上看看,看见一个要饭的老头,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可怜大冬天的还光着腚。姥姥看见以后,赶快返回院里,把晒在绳上的棉裤拽下来,急火火地跑出来,塞给老头。这时太姥姥在后面喊:“你拿到哪去呀?你个败家的东西!”姥姥冲着要饭的老头说:“快跑,快跑,老太太来了。”那老头千恩万谢,赶快拿着棉裤跑了。

姥姥有个丫鬟,叫“杨丫头”,结婚的时候没有嫁妆,姥姥把她带到后房,打开自己的陪嫁柜子说:“你挑吧。”杨丫头拿了很多绫罗绸缎。做了上好的衣服,到她出嫁的那天又风光,又体面,整条街的人都跑出来看。姥姥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因为杨丫头太风光了,姥姥的婆婆一看就看出是得了姥姥的东西,果然,一会儿就在前院骂开了。姥姥只得偷笑,深怪杨丫头办事这么张扬。后来,老家土改的时候,姥姥家被扫地出门了,一家人睡在磨房里,半夜杨丫头翻墙来看他们,还带来裹着鸡蛋的大饼给他们吃。姥姥一直拿这个故事教育我们要积德行善。

有一年冬天,一早上起来,听见门廊里有孩子哭,看门去看,看见三个孩子穿得整整齐齐被放在门廊里了。太姥姥赶紧叫人抱进来,问他们是哪家的,孩子太小,也说不清楚。于是就命下人们把孩子养起来。养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来了两口子,来了就给太姥姥磕头。原来这是他们的孩子和外甥、外甥女,他们自己的孩子本来就养不活,亲戚死了,又多了两张嘴,没办法,听说葛家人心善,就把孩子放在门廊下。太姥姥又问,他们老公母俩在哪讨生活。两人都说没有生活。于是太姥姥就收留了他们,做了下人。说起来,葛家那些伙计什么人都有,有瞎子,有划头蝎子(就是划破脑袋,流着血跟人要钱的人),都是太姥姥这样收下的。

姥姥的妈妈也是个很大方的人,虽然自太姥爷去世以后,家境已经赶不上从前,但是太姥姥每年给穷人散粥散钱从不含糊。在她的观念中,葛家的钱是吃不光花不尽的,少一点没关系。太姥姥因为家里还有买卖,还有黄花船,对庄上的捐税也追得不紧。抗战期间,两个庄子让新四军占了,庄上的人还每年到家里来。来了就说:“大奶奶,这租子今年就不交了,那边收走了。”太姥姥就笑呵呵的说:“收去了就收去了吧!”不过说着是这样,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姥姥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姥姥,你的租子是让陈老总的队伍收去了。”姥姥愣了,在她心里收租子的人毕竟不是好人,可是陈老总是好人,她想了想说:“陈老总可是好人啊!林彪那个土老爷!”过了一会儿又说:“哎,他怎么不说一声呢?要知道是陈老总那还能不让他收?”呵呵,我觉得历史跟姥姥开了个玩笑。

酱料房

姥姥做饭非常好吃,而我的姥爷一辈子没下过厨房,不过他是个美食家,他一生吃过很多好吃的,我们都认为是他挑剔的嘴巴造就了姥姥优秀的厨艺。

老家靠海,姥爷和姥姥都很喜欢海鲜,不过不是广东人喜欢的那种,但也有个叫法,叫做“生吃螃蟹活吃虾”。姥姥还记得她年轻时候吃的虾咬到自己嘴里还在动。我听她这么讲就一直很想尝试一下。很多年以后吃醉虾,我挑了个没醉透的,用筷子一夹,小虾在筷子上一挣扎,吓得我当着好多人大叫一声,还把筷子扔了,真是没面子,不过我从此再也不羡慕姥姥的口福了。

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很多人去北戴河玩,那里卖一种很小的螃蟹,小姨就问姥姥怎么做。姥姥说的做法我们根本没法做。原来,姥姥家都是用大酱缸把小螃蟹用酒糟腌起来,封上以后过年吃。我们现在既没有那么大的酱缸也没有酒糟,更没有那么新鲜的小螃蟹了。

姥姥家有一条黄花船,就是捕黄花鱼专用的船。那时候海洋渔业资源还很丰富,每次出海都能带回满舱的收获。在那个时候,船上没有冰块,保存黄花鱼的方法就是往黄花鱼身上撒盐。捕到满舱活蹦乱跳的黄花鱼后,立即往上面撒盐。鱼被盐咸死,但可以保持新鲜。这样的鱼拿回家卖不掉的用泥封上,存在库房里。姥姥家的伙计有时会偷鱼来放在灶堂的热灰里,焐熟了以后,味道据说非常不错。

说到偷家里的东西,这里面也有不少趣事。姥姥的娘家有四个男孩子,每个孩子都有奶妈,奶妈和小少爷的关系都很好,不过毕竟不是家里人,也时常偷主人家的东西。有一次奶妈们偷咸鸭蛋,并且把咸鸭蛋也放在热炉灰里焐,她们带的小少爷看到了,当然不是去报告了,而是也学着奶妈去偷鸭蛋。他们把偷来的鸭蛋放在灶灰里,结果用的灶灰太热了,鸭蛋啪地炸开了,溅在小少爷脸上,把两个小少爷都吓哭了。

姥姥家有很多库房,最有意思的是酱料库。那时老家的酱油都是自己家做的,做酱油要先蒸酱油坯子,都是方方的大面包似的半发的面团,这酱坯子只蒸到半熟,然后拿到酱料库里去晾,酱料库里布满了大架子,许多酱坯子在里面发酵。一直发酵到酱坯子完全霉变了,连里面掰开都是丝丝拉拉的酶,这坯子就可以用了。据姥姥说,酱料房的味道可难闻了,一股浓烈的酱味。坯子被码放在一口大缸里,倒上盐水,中间放一个竹子编的镂空的抽子,从那中间打出来的就是酱油。所以我们今天卖得质量稍好的酱油叫做“生抽”或者“老抽”。不过姥爷一辈子看不上街上卖的酱油,但是也再没有吃到过老家的酱油。

小姑姥姥

我的姥爷有个小妹,姥姥嫁过去那年才十岁,所以在几个姑姥姥里跟姥姥关系最好。她慢慢长大,转眼就到了嫁人的年纪。

那时,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历史已经推进到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乡下都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但城里面还都是“党国”的地盘。姥爷家的院子一共三进,但是家道艰难,就把最外面的一进租给了国民党办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台长那时是个英俊的年轻书生。这可不是假话,我的小姑姥爷老了以后我是见过的,到老了还是个挺精神的老头。

小妹怎么和台长大人好上的,姥姥说不清楚,但她知道他们俩好了。小妹还没和她好到把什么心事都告诉她。那时,家里已经给小妹订了亲,小妹不同意,姥姥也死看不上那个人。有一天,小妹来找姥姥说:“二嫂啊,你今天可得给我吃饱了!”姥姥就知道她要逃跑了。当时姥姥生我三姨,正在坐月子,房间里有的是从娘家送过来的好吃的。姥姥就说:“你吃吧!”小妹饱吃了一顿就消失了。

台长可没有立即就跑,怕露馅,他把小妹安排到自己的老家先住着,自己却还在姥爷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姥爷的母亲脾气很坏,动不动就让家里人都出动去找。台长大人还在一边出主意呢!姥姥骂他说:“你别缺德了。”他就冲姥姥笑笑,示意她别说。

大约半年以后,台长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回老家和小妹完婚。后来他们移居到上海生活,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养育了很多儿女。我觉得小姑姥姥很英勇,也很传奇,那个时代是一个冲破旧式婚姻的革命时代,他们有那样的勇气选择婚姻,倒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瞻前顾后。

姥姥、姥爷后来很多年没再见过他们的小妹,那时亲人们相互联络真不方便呀!直到八十年代,他们老两口到北京来探亲,才又见了面,那时已经是我的小姑姥姥了,四位老人都已经儿孙满堂。姥姥很高兴,说小姑姥姥叫她的时候还和小时候一样叫“二嫂啊”。

小姑姥姥在北京住了几天,一家人陪他们各处去玩,长城啦,颐和园啦……他们很高兴。小姑姥爷可真是“贤惠”,一个大孙子带来了,忙前忙后地全是小姑姥爷照顾着,小姑姥姥倒很省心。姥姥和姥爷对他的表现都很满意。

聊天的时候,他们说起姥姥家的枕头很舒服,南方的枕头都是软枕头,不像北方的荞麦皮枕头清爽。他们走了以后,姥姥和姥爷居然到街上买了两个荞麦皮枕头给上海寄去,邮局的人都非常惊讶。

直到家家都装上电话,小姑姥姥过年打电话过来,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大家还很激动呢!从那时起,姥姥、姥爷才常常和小姑姥姥联络,他们老两口一辈子都过得很恩爱。

古道惨案

姥姥总说日本人是站不住的,因为出了城三十里他们都管不了。姥姥也常说老蒋是站不住的,因为什么呢?她说了很多,总结起来就是因为腐败。

日本人走了,老蒋回来了,老家也没有太平日子了,连姥姥家的堂屋里都住进了国民党兵。据姥姥说,一个连的国民党兵住在他们家里,堂屋全占了,在地上睡着一大排。可见葛家是败落了,当年太姥爷在世的时候,县令到葛家拜帖都只能等在大门外。到了这会儿可不是那样了,姥姥他们早起倒尿盆都要踩着这些国民党兵的中间过去。

这支队伍怎么样呢?对老百姓态度啦什么的姥姥是不知道的,但有一样是知道的,就是那一个连根本没有一个连的兵力,有一半的人是虚报的,不存在的。赶上上面来检查的时候,连长就把姥姥家的伙计、姥姥家周围店铺的伙计都叫来,插在队伍里,给每个人一个名字让他们背下来,等上级来点名的时候,他们就答“到”。之前那个连长反复嘱咐每个人,问他们“那名字背下来没有”,不能记岔了。那些伙计就说:“放心啦,早背下来了。”等到上级来了一点名,全齐,这就行了。

我问姥姥为什么这么做?姥姥回答说,为了贪军饷,没有这么个人,但有一份饷,连长就贪去了。这就是小官贪脏的办法。

不过这不是什么大事,姥姥还讲给我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说是,海州到新浦当时还要经过一段荒地,海州城里的生意都被建了火车站的新浦抢去了。当时人们就是买一包白糖也要下新浦,于是这荒地上的道路就成了交通要道。交通要道上有一岗楼,检查过往的百姓和客商。人们很快发现,很多有钱的客商进了岗楼就再没出来。后来听说,是因为所有的富人都被抢了钱财,用秤钩穿过下巴,挂在岗楼里了。这个事情被报到岗楼的上级那里。

这个部分的军长姓王,已经准备归共产党了,他开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自己的部队,怎么也想不到部队里会发生这种事情。于是,他化了装,穿上大褂,带上帽子和墨镜,扮得阔阔的样子,带上六七个随从,开上一辆汽车,往岗楼而来。果然,岗楼的人看了汽车眼冒绿光,拉拉扯扯,就要把王军长往屋里拉。几个随从一看紧张起来,就掏出了抢,亮出身份。这一来,岗楼里的人才傻了。王军长带人进去以后,发现那些死者悬在房顶下上,有些已经干了,样子十分恐怖。

国民党上层的腐败姥姥并没亲眼见过,只有姥爷听说过,但是国民党基层就已经这样了,可见有多么烂。于是姥姥说,老蒋是站不住的。

土改轶事

姥姥的娘家是东海县首富,土地改革当然少不了姥姥家的事情。姥姥家有个老下人,年龄很大了,人们叫他“肖二”。他有个儿子跑去当八路了,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解放军的军官。他进了城,派人把老爸接过去,给他老爸做工作,让他老爸想出葛家的不是来,只要当众说出来就是土改积极分子,自然就有好处,斗过地主还可以分地主家的东西。肖二当场大骂他的儿子:“你小子跑了这么多年,不管你老子,现在你老子都这么老了,谁家还要啊?那不都是葛家,不是葛家我早都要饭去了,你个没良心的!”这样被他老子骂了一顿,肖二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肖二回来以后,大家都开玩笑叫他“肖二太爷”。他也笑,笑着还骂他的儿子,大伙也跟着骂。

姥姥的娘家对下人一直特别好,正是积了这点德,土改时很少有人挨斗的。但是姥姥的大嫂子有个丫头,原来和大嫂子有仇。姥姥的大嫂子是原配过世后续娶的,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很小。有一次丫头带着小少爷,不小心孩子在桌脚撞破了脸,她就急了,非要把丫头的脸也弄破来赔她。这件事当时也是姥姥出面平息的。不过这个丫头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到了土改的时候,丫头就把这件事抬出来斗姥姥的大嫂子,要把她的脸也弄破。姥姥对这个续娶的大嫂也很不屑,一开始闹起来的时候,姥姥坐在家里不予理睬,但是很快就有人来找姥姥报信:“二姑娘,您快去看看吧!那边闹得实在不像话。”姥姥于是去后院,看见丫头正和一群外面的人一起冲着大嫂子又喊又骂。姥姥把丫头拉过来,让她别这样闹,并且给她出主意说,让丫头要大嫂子的东西出气。那丫头接受了姥姥的建议,改公开批斗为私下要东西。后来这丫头对姥姥千恩万谢,因为斗出来的东西后来都分了,而她私下要的东西就都归了自己。

新社会因为推行自食其力,不能人使唤人,所以要求解雇所有的佣人。姥姥家的佣人都解雇了,被解雇的佣人并没有欢天喜地地投入新生活,而是一副失业的愁苦相。有个瞎眼的老佣人甚至抱着门框大哭,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土改本来主要是分地,但是分了地还不够,地主家还有财产,这些财产革命群众看着也是不顺眼的。当时全国还处于内战状态,最需要的是军粮,于是军政府让姥姥家交粮食。土地已经没有了,哪里来的几万斤粮食呢?于是姥姥的大哥,当时家里年龄最大的男性被扣起来。姥姥带着人去打听,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是要交粮食。姥姥回了家。把家里人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首饰、体己拿出来。大嫂子起初不愿意,姥姥可饶不过她,她是要救大哥,别人不出到罢了,大嫂子不出可不行。大嫂子最后叫姥姥逼着也把耳朵上、手上的东西都摘下来。姥姥拿着一家人凑的金银去了黑市。姥姥后来形容,那个黑市在一个极隐蔽的场所,一个女人带着她走进一座小楼,左绕右绕,终于绕到一个地方,见到了那女人的丈夫,他们把粮食卖给姥姥。姥姥说,如果在那个地方被这两口子害了都不会有人知道。不过幸好黑市也有黑市的行规。粮食买到了,交给八路军,大哥被放了出来。姥姥带着人去接,孱弱的大哥站都站不起来。姥姥又一次发号施令,让大嫂子去扶。这才救回家来。

因为常年的兵荒马乱,姥姥家庄园里和城市里都有枪,八路军来了,这个当然不允许,就把枪都缴了,一开始只缴了钢枪,后来说土枪也要缴,家里人把枪都抬到后园,等着人来收。那时后园已经没人管了,我的大舅和四表舅年龄差不多大,就拿着枪互相比划,嘴里还“啪、啪”发着响声,忽然枪走火了。大家听到枪响急忙到后园去看。只见大舅呆呆地坐在石头上,旁边的石头一片黑,四表舅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却发现那孩子坐在城墙上,他说自己把弟弟打死了,也不想活了。大家赶紧把他哄了下来。幸好两个孩子都平安无事。

关于缴枪,老家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就是闹水鬼。水鬼是一种穿着白色衣服有长指甲的人。他到各家去敲门,据说可以勾魂。如果主人家害怕,拿出枪来对付水鬼,八路军就会知道这家有枪。所以后来老百姓都传说水鬼是八路军装的,但这件事至今也没有人承认过。

姥姥的娘家虽富,但从不是为富不仁的人,没有得罪过乡里,反而做过很多好事,所以土改虽然受了冲击,但是并没有出人命。但是姥姥原来的大姐夫一家就不同了,他们一家靠贩卖军火给土匪发家,发家以后一直很抖,欺压过乡里和下人,很多人恨他们,最后他们一家所有成年男子都被枪毙了。他们家有一个近支的亲戚,是兄弟两个,从不和家里有任何经济来往,靠磨剪子磨刀度日。全家被行刑的那一天,这兄弟俩把磨剪子的挑放在河岸边,跳河死了。我小时候很不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死,因为我觉得他们家人都是坏人,只有他们俩是好人,我想用阶级分析世界的人,也许都理解不了。

姥姥和一家人因为在当地的口碑很好,到解放军来调查的时候,查问了很多人没有人说姥姥不好的。解放军的一个干部后来跟姥姥说:“你们也够不容易的,日本人来了抢粮食,国民党来了占房子,赶我们来了,又把你们这点肉剌了。”他指的是土地,我一直奇怪他怎么这么说话,看来解放军当时也有政策水平不高的军官。

姥姥家没了地,没了经济来源,姥爷也不在老家,一连几年,姥姥也没有就业,完全靠变卖家产度日。有一次,姥姥拿了几条织锦的被面去买,走到一个拐弯,忽然发现腋下什么也没夹着,转过身,看见三个农民在街角说话,再问,谁也没有看到她的被面。她只好另外再取一些东西去卖。姥姥说,她的那点家底就这样抖搂光了。她一直说不在乎丢了那三条被面,但是一直到很老了,她还记得那三条被面。

上海往事

蚌埠的洋行倒闭以后,姥爷到上海找了一份新工作,他形容他的工作就“画圈”。我姥爷是个会计,老蒋垮台以前,他已经感觉到老蒋们的日子不多。原因很简单,他记账写的“0”越来越多。当时的通货膨胀太严重了,钱都是成百上千倍地贬值,所以记账的时候就在同样的数字后面不断地添加“0”,以追赶货币贬值的速度。

上海见的世面比蚌埠自然大得多,但是大城市只是更加混乱而已。那时洋行收来了钱,就必须立即买粮食,上午如果不买,下午就是另一个价钱了。不过虽然钞票贬值得厉害,但是银元并不贬值。姥爷说,那时街上专门有卖银元的人。各种不同版本的银元被放在一个小的铁笼子里,用钓线钓起来,卖给来买的人。这不过是老百姓面对金融危机时找到的一种小小的解救办法。至于真正的有钱人怎么做的,就不知道了。

姥爷一辈子对政治都很不屑。他虽然对在账本上画圈的工作已经很无奈,但是也不怎么高兴解放军进城。其实很多上海市民都一样,并不把这当成一个好消息,因为上海的小市民没人了解解放军,大家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疲沓了,也不知道换一个队伍接管城市,会怎么样。

解放军就这样进城了,战上海实际上硬仗并不多,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姥爷工作的洋行所在的街巷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他们趴在拱门的门缝,看着解放军列队走过门前,无法揣测什么样的未来即将来到。

第二天清早,门外静悄悄的,姥爷推开门,发现街道上睡了一地的解放军,他们中间竟然没有一个敲门要求睡在屋里。姥爷当时有点感动,他说这是解放军给他的第一个好印象。

大约三年以后,姥姥得到了姥爷的消息,他已经到北京工作。姥姥于是开了路条,带了三个孩子和简单的家当去北京找他,路条上写着“寻夫”。从此,姥姥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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