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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惟慈:千里负笈记

千里负笈记

--作者:傅惟慈

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

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下,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

1942年秋季,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后来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等几篇科幻小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几处近似的地方,但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不值。

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厌腻,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我同他常常约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安排,找向导带路。是否辍学出走,我很长时间都犹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我去意已定,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却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走进人间

那位地下工作者给我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的一个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彼岸,就是我向往的自由天地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乘车到了新乡。天色已晚,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客栈安歇下来。夜里辗转不寐,生怕军警到旅馆查房。幸好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车站去买到沁阳的火车票。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大多是到城里找活儿的农民和闲汉,看见有人要乘车,就过去帮助你提行李,找不到活儿干,这些人就向行人乞讨。我在这里上了生活的第一课。刚在食摊上买了一块大饼,准备当早点,就有一只脏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把我的早点抢走。还没等我缓过味来,这人已经呸、呸、呸地在大饼上吐了几口唾沫,断绝了我追还的念头。我只好掏钱又买了一份,而且牢牢地把大饼揣在怀里。这次没有人来抢,却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向我伸出肮脏的小手,求我把大饼分给他们一点。我把买饼找回的一把零钱扔给他们,逃出重围。

这就是日本人占领下城市中的街头景象。几天以后,我已经过了黄河,走到仍归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我看到的惨景同样触目惊心。从洛阳西行到陕西西安,可以乘火车,陇海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修的,有名的“蓝钢车”(因车厢为蓝色得名)就在这条铁路上行驶。我经过河南西部的时候,中日对峙以黄河为分界线,日本人不断从黄河北岸向这边打炮,铁路路轨时断时修。接近灵宝县一段因无法修复,乘车的人必须下车步行几公里,到灵宝再换车继续向西。火车怕日本打炮,只能夜里行驶,人称“闯关车”(“关”指潼关)。我在灵宝车站看到簇拥在铁路边的人群中,除了农民、乞丐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伤兵,蛮横一些的强勒硬索,老实的伸手乞讨,形同乞丐。农民有的携家带口,实在吃不上饭,就在幼儿甚至十几岁少女的背上插根稻草,那是待价而沽的标记。只要你站住脚多看两眼,就有人——多半是人贩子——走过来替卖孩子的父母跟你议价。我经过河南的时候,河南老乡正经受三重苦难:蝗虫、洪水和汤(恩伯)军。同敌伪占领区相比,这边唯一的优点只是有钱能吃白面馍,而沦陷区的穷人却嗷嗷待哺,连吃混合面也困难了。

从新乡到黄河边,一路平安无事,向导背负着我的简单行李,昼伏夜行。白天歇脚休息,一般都在为敌我双方干事,但心里却倾向国军的乡保长家里。他们有的还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多月以后,我又穿行过这一地区(这次是为了想在大后方求学,冒险回家去取证件、书籍,并重整行装),这一段故事我将留在下一段记述。这一带还居住着不少回民,回民村落护卫森严,大多筑起围墙,甚至还建有炮楼,村口由几个荷枪的人严密把守着。经过这些回民村子,向导总是带我绕道而过。回民性格剽悍,他们是不欢迎陌生人闯进自己领地去的。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终于到达黄河岸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河,也是第一次看见一条雄伟辽阔的大河。河水有些混浊,尽管冬风劲吹,但波涛并不大,只见浪头一个接一个,滚滚而来,在落日照耀下,金波闪闪,似乎永无尽头。我登上一艘可载三四十人的摆渡木船,不顾凛冽寒风,爬上甲板。我要把眼前的景色永远收留在记忆里。祖国大地正遭受敌人蹂躏,但壮丽的山河却巍然如故,未受丝毫损害,这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过黄河以后,首先找到一家卖大饼的,花钱烙了一张大油饼,填饱在敌占区受了委屈的肚子。这里的渡口属河南省偃师县。在一家小店过夜后,次日就雇了一辆“架子车”(人力拉的胶皮双轮车,北京叫排子车),把我载到洛阳。两天后,又从洛阳到达西安。洛阳自东汉起不少朝代都定为国都,白马寺、龙门石窟遐迩闻名。西安古称长安,更是历史悠久的泱泱故都。但这都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我的记叙仍限于个人经历。在西安,仍是听从北平那位地下工作者的介绍,我投奔到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但是我只在“战干团”呆了一个月,就在发军服、理短发正式入伍的前一天,开了小差,离开了这个训练基地。西安扶轮小学的两三位老师早就劝导过我,经过考虑,我对自己的前途作了另外一种安排。

困厄与险阻

在扶轮小学教书的两个老师都是北平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初来西安时也都投奔过“战干团”,后来却相继离开了。由于他俩赴内地前就有教学经验,所以从“战干团”出来,很快找到了工作。这两人比我年纪大,阅历也深,对社会人情以至国内形势看得都清楚。他们说,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南部,是为了扼制共产党。“战干团”是胡宗南培植个人势力的“私产”,训练青年学生到他的部队中当政工干部,卖狗皮膏药,很难说是为了抗战需要。如果入了“战干团”,下一步就要逼迫你加入国民党,他们叫我最好不要趟这池混水。我年纪轻,根底好,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抗同战争打的是持久战,不愁将来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这两位老大哥的劝说很有道理,我听从劝告,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打点好,从营盘里偷偷拿出来,打定主意在后方继续求学。

抗战期间,从沦陷区到内地的学生可以领取政府每月发放的助学金维持生活,但是我离开“战干团”的时候,寒假后的新学期早已开始,所以必须等到秋天才能入学。这半年多的时间该如何打发,是个难题。我必须找到个饭碗,才能活下去。就这样,晚上我在小学课堂借宿,白天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寻找一个什么职位。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中学——玫瑰中学,名字很怪,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倒想要我,只是教数学课我无法胜任。另一所私立学校要我为人代课,可惜只上了两周,任职的教师销假回来,我就失业了。另外还有人介绍我去韩城当英语教员。韩城在黄河西岸,隔河是山西省。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家乡,也许应该去这座文化名城看看,我却嫌路远,也不愿意离开西安的伙伴,就放弃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已退休,终于去了这座古城,补救了当年失之交臂的机会。

时间蹉跎,我在外面已经混了一个多月,仍然找不到安身之所。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寝食不安的生活,再同两位学兄商量,他们说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陕西城固,校本部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设有分校,他们认识的学友可以解决我的食宿问题,等待分配入学。另一条路是再回洛阳。洛阳临近前线,有政府设立的战地失学失业接待站,收容从沦陷区来的青年人,分配入学或就业。我决定去洛阳。在城固我将来只能分配到西北大学,而在洛阳,则有可能到成渝等地某座从沿海城市内迁的名牌大学读书,虚荣心在我心里占了上风。于是我又背着行李登上住回开的列车。

为了省钱,我同许多农民兄弟一起爬上了车厢顶部,尝试一下露天坐席的滋味。春寒料峭,特别在日落以后,阵阵冷风吹得我瑟瑟发抖。正当我蜷缩着身子挤在一伙逃票者当中,力求稍避风寒的时候,突然一张棉被搭在我的大腿上。回头一看,给我盖被的是一位面孔红彤彤的大嫂,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子朝我这边挤了挤,又把棉被掖得更严实些。农民大嫂在火车驶入河南界不久就下了车,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我从心坎里感到她给我的温暖。我是不是已经走进“人间”,体味到劳动人民在苦难中如何相濡以沫了呢?但是且慢,“温暖”刚刚过去,我就吞下一块寒冰,连骨髓也冰冷起来。在灵宝换车,邂逅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我的行李一件不剩地骗走了。这人在车厢里坐在我对面,同我东拉西扯。当他打听到我去洛阳的目的以后,吹嘘他认识人可以介绍我去接待站,他所在的部队就在洛阳驻扎,即使接待站不收留我,我的食宿也都没有问题。我轻信了这人的话,到洛阳以后就跟随他走进城里。他先带我到一家茶馆,叫我把行李寄存下来,然后陪我去吃饭。饭后,这人叫我在饭馆里暂等一下,他要去找一个同接待站有关系的熟人。我在饭馆里傻等了一个多钟头,这人还没露面。我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开始发凉,等我再去茶馆取行李的时候,茶馆老板说,我那位“军人朋友”把行李拿走了。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撂到一个陌生城市里,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了。

我坐在茶馆里,对着老板为我倒来的一碗茶发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救济战地青年的接待站收留我,我也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也无法呆下去。去当兵?去流浪、乞讨?再去西安找我的伙伴求援?都不是办法。想来想去,我只有一条路,冒险再回北平,不是去辅大复学,而是重整行装,把自己配备齐全,再回内地来。我既然已经飞出来,就不能在遇到挫折后再折回老窝,我不能被人看作懦夫。再说,在外面流浪了三个多月,等于我在社会大学上了一学期课。吃了苦,受了训,但我学会了适应现实的本领,人变得比离家前聪明了。我一定要在选定的道路上继续闯下去。我数了数身上剩余的钱,还够三五天饭费。我摘下手上戴的一块表,在一家钟表店卖掉,作为路上花销,第二天一清早,直奔来时的偃师县摆渡口走去。

来的时候,我记得路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村长是个读书人,有爱国心,曾鼓励我到后方参加抗战。这次我要找他帮助我返程回家。今天我已经忘记他的姓氏了,但是六十余年前,却是这个热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在他家住下,给北平家里写了信,叫家人迅速给我寄来路费。这位村长在沁阳县有亲戚,他说可以介绍我去落脚,并找关系拿到买车票必须有的“良民证”。这个村子已属沦陷区,同北平通信应该很快捷,但不知为什么我给家里连续写了两三封信,却始终没有汇款寄来。后来我到家才知道,一个多月前他们刚刚接到我从西安寄来的报平安的信,三两天后又有信从河南寄来向家里要钱,便怀疑后来的信是别人假冒骗钱,不肯汇款。这就苦了我,日日盼款,真是度日如年。村长不许我出去,更不许我同别的村民接触,我只能像囚犯似的坐在屋子里,除了村长本人偶然走来同我扯一阵闲天外,唯一的消遣是翻看他撂在屋中的几本闲书。一本残破不全的《聊斋》我翻来翻去,几乎把其中几篇背熟。我的伙食当然只能勉强下咽,但我知道这在沦陷区已经是破格的招待了,有时候实在饿得慌,就摸出一点零钱,偷偷溜到附近烧饼店,买个火烧解解馋。有一天,这时我藏身村子大概已经快二十天了,村长又来同我闲谈。汇款不来,他也为我着急,问去北京的火车票大概要多少钱。我根据三个多月前的票价告诉他一个概数。他怪我为什么不早说,说这点路费他还是筹得起的,我在这里二十天的伙食费多半也不止此数了。他叫我准备好,第二天就可以借我路费启程上路。他的慷慨援助自然叫我十分感动。第二天,他派一个人送我走了一程,进县城必经一座炮楼。我顺利地进了沁阳县城,在村长亲戚开的旅馆里住了一宿,不在客房,而是后院锅炉房的一条板凳上。第二天,旅馆主人又带我去了敌伪县政府,靠人情也靠一点贿赂,我拿到临时的身份证和一张去北平的路条。但是直到车票买到手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我可以重回北平了。

上火车以前,我找到一家澡堂子洗了个澡,已经有个把月没有洗澡了。这家澡堂既无淋浴又无浴盆,进门是几张木床,供顾客换衣服,推开第二道门就是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澡塘。我脱衣进去,痛痛快快地洗掉身上的积垢。就在我还泡在水里的时候,门被打开,三四个裸体日本女人鱼贯走进来,毫无顾忌地跳进浴池。我早就听说日本有男女共浴的习俗,不以为耻,但面对几个活生生的白色胴体,我又惧怕又羞涩,连头也不敢抬,便急急忙忙跳出浴池,穿好衣服,落荒而逃。逃出浴室,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一条小街,这条街两边房屋虽然低矮,但是木制门面却小巧玲珑,每户门前都插着太阳旗,挂着招牌,理发店、料理店、咖啡馆不一而足。一队日本小学生身穿制服,足踏木履,噼噼啪啪地走过来。我目不邪视地急忙从小街另一端走出去,回到旅馆听人说,澡堂里的日本女人是县城妓院里的慰安妇,每天某个时间总是集体去洗澡。中国人知道她们这个习惯,无一不避开这段时间不去澡堂。日本人入侵中国后,大量移民,大大小小城镇都有日本人聚居,我国神圣土地已逐渐沦为殖民地了。在沁阳的所见所闻,又为我上了一课。

重返校园

我在北平家里大概只停留了两周。两周内我匆忙办妥几件事,首先是备齐一些证件,其中辅大的学生证很重要,这是到后方申请入学的有效证明;其次是路费和至少两三个月的花销;当然了,我还要还清好心村长借我的款项,备一份表示谢忱的的礼物。这次我不再怕旅途中检查暴露身份了,要尽可能带一些书。在后方买字典非常困难,而我志在学外语,所以手头必须有几本工具书。当时同村长告别时,我问他以后我回来需要给他带什么。他说他什么也不缺,只要一套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所以我跑了几家旧书肆,选购到一套大字本梁任公著作。上次带走的衣物既已被人骗走,家中剩余的也不多,便去了一次天桥,在估衣摊上添了几件质地坚固的旧衣服,买了一双牛皮鞋。我抽空见了两三个朋友,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的经历,还把沁阳县那位村长的姓名、住址留给他们。万一有谁也想长征,村长是可以送他们过河的。

一切打点停当,我再一次踏上征途。

一路还算顺利,应该略做记述的是我重返沁阳县境遭受困厄的村落后,把我的欠债、《饮冰室文集》和一点点薄礼送到村长手里,他又惊又喜,紧握我的手不放。他称赞我言而有信,说自己没有看错人。他留我在村子里多住一天,置备了几碗乡下饭菜款待我,还邀请了两三个乡佬作陪。这位好心人以后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我猜想他多半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可能还担任什么职务,但愿日后他能平安度过土改一关,没有遭难。

在洛阳城,我住进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填了申请入学表格,等待教育部分配到一所大学。这次吃穿不愁,逍遥自在,除了偶尔和几个同伴逛一趟龙门石窟,归途顺便看看传说埋葬蜀将关羽首级的关林外,每天就是看外语书。我已有足够的精神食粮,不愁日子难熬了。

转眼到了夏季,换上单薄衣服,但分配入学的指令一直没有下来。我又坐不住了,蠢蠢欲动。同三两个同伴商量,都认为与其坐等,不如进行一次远征,干脆到重庆去申请入学。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重庆,会很快就有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重庆会分配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主意已定,我数了数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去重庆勉强够用。准备南下的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姓冯的十三四岁小孩,是家中托一个商人把他从东路带过来,准备去内地上学的。小冯有个表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正找人搭伴上路。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照顾他,到了重庆,他的表哥会为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

六月底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拿着接待站开的请求免费乘车的学生证明,登上西行列车。陇海路我已经往返走了两次,可谓识途老马。在西安我并未下车,和几个同伴一直乘车到了宝鸡。从宝鸡再往南,当时没有铁路,只能乘烧酒精或木炭的破烂长途车,一路颠簸着坐到广元。中途汽车爬过秦岭,地理环境有了差异。秦岭海拔两千多米,是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即属亚热带区,不仅水资源丰富,草木葱茏,连风土人情、饮食衣着也与北方不同。这种差异越往南走越显著。第一次走进四川一个小镇,眼前景色叫我目不暇给。青石板铺路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古旧店铺,卖药草的,卖土织布匹的,打铁的,缝衣的……仿佛都已经在镇上伫立了好几百年。居民的住房是灰瓦覆顶的木结构建筑,没有窗户,房门大敞,老人坐在门前竹椅上,吸着长烟袋。再看街上行人,男人白巾缠头,妇女有的背着竹篓,竹篓里装的不是柴米,不是青菜,而是活生生的一个娃娃。如果碰上赶场的日子,那就更热闹了,店前摆满地摊,人群熙熙攘攘,几乎把路堵塞。我在一个饭摊上看见有人吃馄饨,也要了一碗。可是老板听不懂我的话,原来馄饨这里叫抄手。我又要了一碗炸酱面,发现面条是泡在半碗汤水里的。这些印象都非常新奇,以后一直印在脑子里。一年半以后,我又在四川南部当过半年兵,看到更多景物:竹林、水塘、梯田、淳朴的人民……我对这块古蜀地一往情深,永远也不能忘却。

从广元到重庆,如果走陆路,须先乘车过剑门关,绕道成都,再转车往南。这条路不仅购买车票困难,花销也非常大。幸好我们到达广元的时候,交通部门刚开辟了嘉陵江水远航线。我们赶上驶往重庆的第一班小火轮。偶然邂逅随船视察水路的一位航运局科长,承他热情帮助,我们买到船票。两天后,船就启程了。

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白天坐在船上观赏青山绿水,傍晚航船靠岸,到岸上打尖、寻宿,游览市镇风光。四五天后,经过阆中、南充、武胜、合川几个城市,我们在重庆小龙坎上了岸。小冯的表哥安排我们住进重庆大学学生宿舍。暑假里宿舍有很多空闲床位,找个歇脚地方并不难。上岸后首先要做的事是给教育部写信,再次申请分配入学。不知是因为我们的收信地址没写清还是别的原因,过了一个多月也没得到回复。八月底,我不得不亲自跑了一趟青木关(教育部所在地)。接见我的办事员凑巧是辅仁校友,给了我很大帮助。听从他的指点,我选择了浙江大学借读。浙大校址在贵州遵义,较之重庆、昆明等地,贵州物低价廉。另外浙大拥有不少名师,校长竺可桢是一位德望很高的学者,办学有方。唯一的困难是从重庆到贵州遵义需要一笔路费,但我没有为这件事发愁。当时我已经找到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长辈,他是先父在中长铁路工作时的同事。这位伯父的家眷仍滞留北平,我写信叫家中送过去一笔钱,伯父在重庆就能兑给我法币了。数目不大,却救了我的急。

1943年7月初至8月底,我在重庆大学困居了近两个月。重大校址在沙坪坝,与中大、南开中学同设在一条小街上。小街很热闹,除了茶馆、食肆外,还有四五家旧书店。我在学生食堂包了一个月饭,饭后就夹着书到茶馆泡茶、读外语。晚饭后在嘉陵江边洗个澡,再同北平来的同学聊聊天。偶然我也到重庆城内逛逛街(从沙坪坝步行至城中心近十公里),到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到中苏协会翻翻近期报刊杂志。归来的路上经过两路口,那里有市政府办的一家廉价餐厅,可以吃餐客饭,打打牙祭。有一回,走过两路口街头公园大门,看到大门前一张电影海报。设在公园里面的一家电影院正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地买票走进放映厅。整个电影放映期间,我一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脑后了。电影已经终场,随着人群走出大厅,我仍然舍不得走开。太美妙啦,我必须再看一场,但这时口袋里已经没钱,我只能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了。我绕到大厅后面,跳过不高的围墙,大摇大摆地又从正门进去,再一次陶醉在音乐里。第二场电影演完,已经到了午夜。我不敢惊动宿舍的同学,无法回重大,只能在公园的游椅上露宿过夜。

从外交部伯伯那里兑款以前,我常常挨饿。第一个月在食堂包饭,尽管饭食粗劣,还可以按顿吃上两碗干饭。第二个月因为凑不上伙食费,只好到街上胡乱买些什么填肚子,饥一顿,饱一顿,有一两次甚至一整天没有东西吃。有一回,经人介绍,为一家评论时事的杂志《时与潮》从英文报纸译了两篇短稿。拿到报酬后立刻去一家饭馆,同两三个同学开了一顿斋,那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享用的“丰盛筵席”。

从重庆去贵州的经历,过去我曾为浙大校刊写过一篇回忆。现在把其中一小段抄写下来,结束本文:

在重庆南岸海棠溪车站等了两天,终于搭上一辆往贵州运盐的卡车。但在买了车票后,我凑集的一点路费已经所余无几,多亏同车去浙大上学的卢莆英和另一黄姓女同学,慷慨资助给我食宿费用,夜晚我才能住进旅店。到遵义以后,得知一年级学生要去永兴场上课,还有近一百公里行程,我还需要一笔路费。幸好同我一起南下的冯姓小朋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介绍信,引见我到浙大以后认识一位在英语系执教的佘坤珊教授。我惭颜从素无一面之识的佘教授手里拿到一些钱。但是我想,这笔钱不能用来买车票,到永兴以后,我还得交饭费吃饭呢,于是我托卢黄两位同学替我带走行装,自己则安步当车,步行两百早路。

为了抄近,到湄潭以前,我走的是山间小径。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耳边听到的是海潮一般的松涛和远处传来的丁丁伐木声,除了头上偶然掠过一只飞鸟外,山间寂无行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世界。但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在湄潭住鸡毛小店,入厕时几只肥猪鼻息咻咻,在木条板下面有所期待地挤动。在饭摊上打尖,只付米饭费,六七种腌菜敞开吃,并不收费,对我来说又都是新奇经历。第三天上午,走到永兴,我报到入学。

再一次走进校园,又闻琅琅读书声。一个只身到内地求学的流亡学生,校园生活有很多事可以述说,但这已不是本文纪叙的范围了。只还要说一件事,一年多以后,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独山(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这是我再一次告别大学生生活。他日有暇,我将写一篇《从军记》,讲讲我怎样当大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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