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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再看你一眼

再看你一眼

--作者:冯敬兰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的这片小胡同。

听说老家在拆迁,不行,得赶快去看一眼。

老家在哪儿?就在人民大会堂西边的胡同里。那是我少年成长的地方,是母亲去世多年而灵魂不散的地方。母亲的骨灰早已回到家乡与父亲合葬,可我只要梦见母亲,她总是笑吟吟地坐在老胡同的老房子里。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当着很多人说,冯敬兰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大院里长大的,你是小胡同——我接过话茬说——没错儿,我是胡同串子。他知道我的尖刻,被我抢白了,尴尬地使劲眨巴眼睛,准备听我更损的下文,可我闭嘴了。其实他也一样,是胡同串子,不过是“文革”中改从姨父的姓氏,出身家世重写一遍,成了革干子弟。我知道他心中深埋的隐痛,每说到此,就主动休战。

胡同里长大的人,真就那么低人一等吗?

今天我就要仔细串串胡同。

西交民巷的往世今生

从地铁前门站西出口上来,往西北方向走不了几步,一眼就看见了坐落在西交民巷口的那栋赭红色钟楼,从前它叫大陆银行,现今的东家是中国银行。自从1958年天安门广场扩建以后,这座西洋式大楼一直是广场西南角的标志性建筑。在以皇家建筑为主要特色的北京,这种西洋风格的建筑很少见。尽管毗邻巨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仍掩盖不了它卓尔不群的特质。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的金融街——西交民巷的标志。

我信步走进了西交民巷。历史的清风徐徐而来,轻拂着我的面颊。

紧挨着中国银行的,是中国古钱币博物馆,据说从前叫北洋保商银行,从天津迁来。再往里,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坐落在大清银行的旧址上。

1904年3月,由清朝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经慈禧太后批准,试办户部银行,1905年8月,中国首家官办银行就在今西交民巷27号院开办(户部即财政部,因古代征收赋税要掌握全国户口人丁数目,所以称为户部)。户部银行是央行,主要业务是推行银元取代银两,并筹划发行纸币。1908年3月,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1909年,大清银行发行了印有摄政王载沣头像的纸币,这是中国首次推出纸币。1912年1月24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

1928年6月,南京政府“二次北伐”,赶走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取消了北京作为北洋军阀政府首都的地位,将北京降格为“北平特别市”。此后,北洋政府各部纷纷迁往南京与南京政府合并,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也迁至南京,中国的金融中心随后转移到上海。作为中国第一金融街的西交民巷,渐趋冷落。即便如此,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西交民巷仍有银行十五家,钱庄两个。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入西交民巷,进驻前大清银行旧址。1969年,央行迁走,大清银行旧址成为职工宿舍。“文革”后,为扩建而将大清银行的老式洋楼拆除。那时候,我已经下乡去北大荒了。

胡同里很安静,不宽的马路,车辆和行人不多。从前,7路公共汽车在胡同里穿行,不知哪年也改道了。小时候,每到周末,我就从西交民巷穿过,去前门外鲜鱼口的澡堂子洗澡,那是每个礼拜日很隆重的活动。有一次为了送一个盲人回家,我和同学雅丽一直走到金鱼池,把那个大人送到家门口。那天我们走了很多路,没有洗澡,也误了午饭,可是心里特高兴。长大后才知道,盲人没有眼睛,用心是能够“看见”路的。今天,还有谁家的孩子以帮助盲人回家为乐呢?

走过几栋老建筑,和一栋半新的六层居民楼,也没有看见雅丽的家。想来她家住的那个整齐的大院子应该是银行的宿舍,怎么不翼而飞了呢?再往前,路南的一个小院,住着我的另一个小学同学小伟,她皮肤白皙,明眸皓齿,漆黑的头发带着自来卷,是个美丽的小姑娘。那时,她俩偶尔会在上体育课时请假,我们在操场跑得满头大汗,她们却在教室里提前把作业做完,她们享有的特权让我心里很嫉妒。后来才懂得,她们是来例假了。

西交民巷61号是居委会,一个“西交民巷地区历史文化展”刚开展几天。大量的图片骄傲地展示了这片街区的悠久历史及显赫声名。原来,明万历年间这里就是富人聚集地,居住着上上户九十九家,上中户三十三家,上下户二十九家。这里曾经怎样富丽堂皇过,不得而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里先后居住过许多皇亲国戚、商业巨贾、社会贤达和演艺大腕,知名的不下几十位。

西交民巷87号,就在西口附近,是一座大门紧闭、粉饰一新的四合院,听说是五星啤酒创始人张廷阁的宅院。五星啤酒最早是由双合盛啤酒汽水厂生产的,后者创建于1915年,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啤酒厂。张廷阁作为著名企业家,他的宅院也是名冠京城,整座宅院坐北朝南,几进几出,花园的假山石上还有乾隆、嘉庆二帝的御笔题词。当然不是皇上给他祖上的题词了,据说是圆明园的遗物。

早年在西交民巷内还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太常寺、銮仪卫等衙门。从前的京师看守所也在西交民巷,是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被捕后关押和就义的地方。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文华胡同的家里被捕,一直关押在这里,直到4月28日被处以绞刑。看着烈士的遗像,不禁想起以前常常听到的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胡同里捡拾往事

北新华街在西交民巷西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长街,北起西长安街,南至前门西大街。听说从前这儿是河道,清代称东沟沿。1913年填沟修路,1918年竣工。当时准备在前门与宣武门之间新辟一门,拟定名为新华门,这段马路就定名为北新华街,城墙外的则为南新华街。直到1926年,新的城门才打开,已经有中南海的南大门叫新华门在先,这座新城门就叫了和平门。

我站在西交民巷西口,隔着北新华街的马路往西看,那里是一个大工地,在建的是一片灰色的楼房。一看就是城里经济适用房的统一图纸,说是经济适用房,因为政府出让了土地,但是与中南海不过五百米距离,价格至少也得八九千元一平米,甚至打不住。看样子失去老家的居民们,基本上是别想回来了。一拨一拨的老北京市民,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故乡”。我的小学同学玲玲呢?她家从前就住在那片工地,叫松树胡同。

玲玲是我们班的中队主席,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住在松树胡同进口不远,朱红大门,厚重阔大,门洞里边是门房,门洞旁边是车库。门前有多级台阶,大门上又开了小门——这种门叫金柱门,是前清级别很高的门第。院子也大,种着海棠树,花坛里白的是玉簪花,黄的是美人蕉,红的是西番莲。正房旁边有个小侧院,里边的耳房就是厨房。房子很高,都带回廊。北房是宽敞的客厅,有阔大的皮沙发和厚厚的羊毛地毯。客厅两侧是卧室。我每次去她家,都会手足无措。玲玲让我坐下等着,她去父母的卧室翻书借我看。我怯生生地坐下,瘦小的我立刻深陷进沙发,心里纳闷她家难道经常开会或接待外宾吗?但我从来没有问过。

玲玲很快就找出了我想看的书。我在十三岁以前看完了玲玲家拥有的、当时最流行的革命小说如《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我常常为男女主人公因为革命不能终成眷属而黯然神伤,也会牢牢记住叛徒的名字,他们一般是女主人公的前恋人或暗恋者,长相清秀,白面书生。读这些小说,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玲玲朗读课文的声音特别好听。她经常穿一件粉红色灯心绒褂子,前襟的绒磨得斑斑驳驳,两肘补着补丁。如果不是班主任吴老师在六年级末的一次班会上泄露了她的家世,我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她的父亲是副市长。后来,我在中学也有很多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但像玲玲那样随和安静不事张扬的,却没有第二个。玲玲,你现在何方?

别了!松树胡同。

我走进前细瓦厂。这里明代就是细瓦厂了,提供了几百年的建筑材料,后来大概是因为城市中心的扩张才变成居民区的吧?据说这里曾经有尼姑庵,建于清道光年间,庵内有殿房二十多间,现在已是普通民居。个个院子都因挤满了搭建的房屋,而看不出品质与历史。前细瓦厂不是笔直的胡同,走不了几步就是拐弯和分岔,小时候我走在这里常常找不着出口,因自己的脚步声咚咚地追赶着自己,会害怕得落荒而逃。现在仍旧碰壁,走进两个分岔都是死胡同。问过路的年轻女子哪里是出口,蹦出仨字:不知道!

退出前细瓦厂,我沿着北新华街朝北走,不远就是后细瓦厂。后细瓦厂住着我的小学班主任吴老师。吴老师是个清高干练的女人,当时三十多岁,喜欢穿银灰色的列宁装,有时也穿旗袍(当时叫大褂)。她有点像外族人,皮肤白皙,头发棕黄,眼睛好像是灰绿色,那样的眼睛凝视谁,谁都扛不住。吴老师对调皮捣蛋和学习不努力的同学批评起来又严厉又刻薄,搁现在不知家长要和她打多少场官司。可当年,家长都巴不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摊上吴老师教。两年里,她又教算术又教语文,捎带着还教我们做手工,有时还临时代过音乐课,除了体育,她无所不能。二十年前我曾经来看过吴老师,她还是不苟言笑的样子。我以为是她终生未育,所以性情难以随和的缘故。没想到后来吴老师在信中为此再三道歉,说她一生最大的悔就是当年对我们太严厉。老师,为什么要悔?如今教育的诸多弊病,除了体制的问题,最大的坏处就是软弱,学校、老师、家长都软弱,对学生、对子女一让再让,直至放任。

我在一个破旧的大门口流连,拿不准是不是老师的家,因为那个地方只剩下两个大门,邻近一片成了简易楼房。再往里,住着我的小学同学小周,一个圆脑袋、大眼睛的男生,他是学校少先队大队主席,人见人爱的那种男孩。有一次学校在首都电影院包场,是个十字军东征的片子。里面有许多恐怖的场景,譬如把俘虏关在一个封闭的椅子形状的刑具里,还有用烧红的匕首烫瞎俘虏的眼睛,我都是闭紧眼睛捂紧耳朵看的。电影散场出来后,我问身旁的小周:看这么害怕的电影你有什么感想呀?他略微发黄的双眸直视着我,正色答道:我认为,凡是战争都是残酷的。

继续向前,是两条相距不到二十米的东西走向的胡同: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已故女作家林海音,二十多年前因电影《城南旧事》为大陆观众和读者所熟悉,她幼年随父母从台湾到北平定居,就住在新帘子胡同。每天下午,她从和平门外的师大附小放学回家,老远就看见女佣宋妈(郑振瑶饰)领着弟弟妹妹坐在大门口,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拍手欢迎她。如今的新帘子胡同和旧帘子胡同一般“旧”,一般老,胡同里那么清静,没有年轻人脚步匆匆地经过,没有小孩子疯跑着逮人和打仗,甚至,再也听不到那余音袅袅的叫卖声,看不见磨剪子镪菜刀的师傅和剃头匠了。可我却在冥冥之中,听到了宋妈和英子们的歌唱: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先搭棚,后结彩,羊肉包子朝上摆。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

再往北,是绒线胡同,我的小学就在胡同的中间。绒线胡同东口,就是人民大会堂。我的小学从前是个大庙。虽然大门洞的地基沉下去了,可是里面很宽敞,有三进院落,每个大殿都分隔成两个教室。我们五一班就在一进校门第一个院子右边,是一间后建的东厢房。吴老师带领我们,曾经成功地把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排演成木偶剧。第一步,吴老师教我们做木偶。先用泥巴捏出渔夫、渔夫的老婆、女皇、仙女金鱼等不同角色的头,再用报纸一层一层地糊,等到纸壳干透了,用刀子剖成两半,把泥胎取出,用白纸把纸壳重新裱糊好,用彩笔一上妆,就成为有鼻子有眼睛的木偶的脑袋。第二步,老师让我们从家里拿些布头,给木偶缝衣裳。我拿的是漂亮的提花绸缎,全是从母亲的针线笸箩里翻出来的。从前母亲的衣裳非常讲究,解放后不时兴了,她就毁了染了改成小孩子的棉袄夹袄,剩下的边边角角她都珍藏着。在华丽的衣裳里,木偶的头套立刻有了生命。第三步,就是剧情排练。我演金鱼,小周演渔夫,玲玲是讲故事的人。这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后来我参加了西城少年之家的木偶剧小组,经常在暑假演出。吴老师还允许我们班养兔子,在学校西边的一个旮旯,大队主席小周和几个男生用砖头和泥巴搭建了兔窝,养了好几只兔子。

严厉的吴老师其实很喜欢我,因为我是考试能手啊,总是一百一百的,简直是常胜将军。小学毕业又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学校并不是每届毕业生都有考上男四中或师大女附中的呀。不过,老师也批评过我一次,我至今未忘。是语文课,下午,吴老师一上课就严肃批评有同学在作业本上乱画,起初我并没在意,等到她把作业本举起来给大家看时,我才吃不住劲了,原来老师说的有我啊。老师大声念着上面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周某某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冯敬兰博士!然后让大队主席小周和我站起来。那年我十二岁,根本不知道公民和博士都是什么意思,见到小周那么写,我也照样写了。如今,大半生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遗憾的是,我没有念多少书,自然也不是博士,不知小周是不是?

小学的大门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在铁栅栏门旁边的墙上,“长安小学”的牌子置换了“绒线胡同小学”,校园里是几排整齐的红砖平房,像任何一所希望小学。还有一小块绿色的塑胶操场。从前的操场是沙土的,操场一边是吊在高架上的爬杆、爬绳,一边是双杠、单杠,跳箱、鞍马只在上体育课时才摆放在露天。现在什么也没有。在独生子女的天下,万一孩子磕破了头摔折了胳膊,家长不把老师打个半死,也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要学校赔个底朝天。所以,我们小时候热爱的那些双杠爬杆什么的,早就不见了。当然,连那棵树冠巨大的老垂柳,也退休下岗了。长安小学,和我的少年时代有什么关系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我的小学设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宗室觉罗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名为京师官立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民国一年又改称京师公立第八初高两等小学校,民国五年称京师公立第七高等小学校,1961年我在此读书时叫“绒线胡同小学”,1979年更名为东绒线小学,2001年7月东绒线小学与东栓小学合并,更名为长安小学。

往东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已经被拆得剩了半拉胡同的兵部洼,和我家毗邻的半拉石碑胡同。兵部洼的合作社、菜站、粮店、药铺、志成公饭馆……还有我的小学同学柴家珍的家,不见了,也可能早就不见了。新的拆迁计划正在实施时,以便给国家大剧院腾出更大的空间。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

看见国家大剧院时,离我的“老家”就不远了。

有媒体把法国人设计的大剧院叫做“巨蛋”,从高处看,在人民大会堂和一片灰色的民居之间,确实兀然趴着一巨大的半球。须知下这个蛋可真不容易,历经二十多年呢。

1983年,石碑胡同被一劈两半,东边那半身连同花枝胡同、花园大院在很短的时间被夷为平地,用红砖墙围起来。那时,居民搬迁没有什么麻烦,政府给家家户户提供了单元楼,都在三环以里。工地开来了许多大型设备,昼夜施工,挖出了巨大无比的坑,大门口还有士兵二十四小时站岗。地基挖好后,突然就停工了。十几年中,人大会堂西边,就那么守着一个巨坑。有各种传说,居然有一种说法,是某一届政府想盖议会大厦。

自1959年天安门广场的格局确定以后,东西长安街就形成了各自的风格。以天安门为界,东到东单叫东长安街,西到西单叫西长安街。天安门东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红墙里的南池子、南河沿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红墙结束就是百年历史的北京饭店、王府井大街、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影院、东单菜市场等。马路南是革命(历史)博物馆、公安部(安全部)、煤炭部、纺织部、外贸部、东单体育场,两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台基厂、正义路里有北京市委机关和北京医院等,民居很少。西长安街则不一样,天安门西是中山公园,红墙里是南北走向的南长街,然后就是中南海——中国的政治、行政中心,红色围墙一直到六部口,再往西,到西单也没什么显眼的建筑。路南的人大会堂西侧就是一色儿的民居,灰色围墙与红色围墙隔街相对,也延伸到六部口。灰墙后是错落的胡同和四合院,住着北京的普通市民,胡同一直抻到了西单。路南更不摩登,只有首都电影院、长安大戏院算是有点高度的老建筑。

大坑素面朝天,显露着一种举棋不定。没错,在这样的地方,盖个什么样的大房子能与周围环境相匹配呢?紫禁城和中南海把你的身高限制住了,你注定不能长成大个,人大会堂把你的款式又定在那里了,你再有范儿,能超过大会堂吗?用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民族味十足的人民大会堂,自有千年不颓的金刚之身,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唯一可以与欧洲那些著名古典建筑对话的中国建筑,它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与皇权威严的紫禁城交相辉映,足以压住场面。正因为此,旁边的巨坑该长出什么样的建筑,是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丘形……是华丽的还是古朴的,能有资格与人大会堂比肩而立?

大坑储存了多年的风沙和雨水,还曾经成为过兵站,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终于有人给它拿稳了主意。这个主意,就是用优质钢材和玻璃建造的丘形的庞然大物。从此,在恢弘壮丽的人大会堂旁边,半个月亮爬了上来。

这次拆迁,是为大剧院扩建马路。石碑胡同剩下的一半,又劈下一条子,于是,石碑胡同从此消失。

半个世纪以来,这里的胡同有的消失了,有的改名换姓了。我还记得它们的名字:旧司法部街、花枝胡同、花园大院、石碑胡同、高碑胡同、东文昌阁、西文昌阁、马神庙、兵部洼、绒线胡同、东拴马桩、西拴马桩、东小拴马桩、佟井大院、回回营……各个都有自己的来历。

我家房后,紧贴着灰色围墙的是安福胡同,本来一直延伸到西单,以北新华街为界,分为东、西安福胡同,西安福胡同现今已经拆得所剩不多了,拔地而起的是几栋巨大的玻璃建筑,比肩而立,方正敦实,一律戴着大沿帽,名字叫做广场什么的。东安福胡同中间坐北朝南原来有个三十米长的死胡同,叫回回营,据说乾隆皇帝的宠妃香妃的娘家人当时就住在里边。小时候,每当去西单路过回回营,我心里总是很紧张,不知里面藏着多少秘密,偷偷伸着脖子看两眼,就赶紧加快脚步离开,很害怕被什么人追上来。

1965年,政府对胡同进行了广泛的更名运动,回回营被取消了,(东、西)文昌阁改名为(东、西)文昌胡同,马神庙改名南文昌胡同,(东、西、北)拴马桩改名为语焉不详的(东、西、北)拴胡同,佟井大院更名为铜井大院。

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想到,清代曾为祭祀文昌帝君而在这里修建了文昌阁。文昌原是天上六星之总称,文昌帝君是天上掌管考试功名的最高神灵。元明以后,对于文昌帝君的奉祀逐渐普遍。各地争相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一直奉祀不衰。由此可见,当年我的老家这一带该是多么热闹的地方呀。或许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我打小就是考试能手,我的女儿也是。

以后人们再也不会想到,南文昌胡同曾经有过马神庙。明清时期北京城中的马神庙很多,据说当年明朝政府推行马政,百姓养马可以代替赋税,地方官有收马上缴的义务,因此大家都希望马匹健康、繁殖旺盛,各地都为马建庙,供奉马神,以求保佑马的健康。后来虽然马政衰落了,但是对马神的祭祀未减。清朝统治者在马背上打天下,对马更是顶礼膜拜,对马神的祭祀和对马神庙的营建,达到了鼎盛,甚至规定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为祭日。

以后人们再也不会想到,佟井大院,曾是佟姓家族的居住地,不仅有整齐规范的胡同、门楼,还有宽敞的公共聚会场所,一看就是建宅院之初特意留下的,是几丈见方的平地,老槐树巨大的树冠下,男人们下棋,女人们一边舞动着手里的毛线扦子,一边扯着闲篇。改名叫铜井大院后,再无人关心那个家族的繁荣与衰落,人们热心寻找的,是一口铜井。

这一片胡同,因为是给中央的“预留地”,周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这里却一直未动。这次拆迁,仅仅是国家大剧院对周边的蚕食。也许已有更长远的规划,所以,这一北京城的心脏部位,任其衰老下去,看不见一个被修饰一新的院落。

老家在胡同深处

我家住的小胡同,小到只能走三轮,四个轮的车进去连身也转不了。可是我家的地方显贵,东边是天安门广场和人大会堂,西边有音乐厅和长安大戏院,南边离前门大栅栏和厂甸琉璃厂特近,北边,隔着西长安街,就是中南海的新华门。早先每到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长安街就全面戒严。白天,我们在自己家里,就能听见广场上欢呼的声浪此起彼伏,就能感受到坦克和军车碾过长安街的震动。晚上,坐在院里能听见广场的欢声笑语,能仰望漫天的烟花五彩缤纷,白色尼龙绸的小降落伞有时就落在大枣树上。

从前的小胡同,清静整洁,很多人家的后窗户都开在胡同,高高的小窗口被碎花布的窗帘遮着,成为小孩子最好奇的景儿。胡同里由远而近一路响来的是“兵部洼”合作社和菜站送货车的铃铛声,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青菜萝卜、鸭梨柿子,应有尽有。上午没有,下午一准儿带来。售货员不是“老张”就是“小李”,和家家户户那个熟络,从说话的语气里就透着亲热。谁家有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就从外面拨开门闩,把货直接送到屋里。

胡同里的人家,不管是独门独院还是大杂院,邻里之间一说话,就能听出身份的不同。既有粗声大嗓的坦诚,也有彬彬有礼的客气。卖力气吃饭的人们,会跟着孩子称呼邻里“您张大爷”、“他李婶”,破落资本家的太太,碰见捡破烂的老赵婆子一定恭敬地称呼“赵太太”。而小孩子对大人说话,必须用“您”字,如果直接说个“你”字,不被笑话才怪呢!小院里温良恭俭让的气氛,是邻里和平共处的保证。

小院的宁静是被“文革”打破的。1966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家院门被砸开,一帮红卫兵冲进前院,把北屋的老三——二十刚出头的小学老师痛打了一顿。他们前脚走,后脚又来一帮,直接冲进南屋。南屋的许先生,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吊带西裤、腰板永远挺直的老人,被这群来历不明的红卫兵活活打死。接着,北屋老三家的老保姆“干妈”,一个旧社会无家可归的真正贫下中农,由于惊吓身染重病不治而亡;南屋许太太,终年以看自行车为生的、最能吃苦耐劳的“大婶”带着三个孩子被遣返回了老家;同院的另一对老姐妹,是“逃亡地主”,也被轰回乡下老家。在小院惊心动魄的巨变中,家家的房子被隔成一个个的单间,搬来了更多的红五类家庭,这时,轮到了我们这些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家各奔东西,作鸟兽散。小院从此开始萎靡不振,伴随着胡同走向衰老。

二十年后,等我重新回到北京,回到胡同里的家,我发现,一切都面目全非。胡同老了破了,墙皮斑驳,裸露的砖头都粉了,墙根底下掉一层面儿。胡同窄了乱了,私搭乱建的小房子东凸一块,西鼓一块。老街坊也不见了,下世的下世,搬走的搬走。难得碰到一个老邻居蹒跚走来,你叫不出他是谁,他呢,也根本不认得你了。那些独门小院早已换了主人,大杂院长起来的一茬子年轻人也不见了踪影。能搬走的都搬走了,房子还锁着,并不给别人住,留着拆迁要新房。搬不走的,也家家户户挂着锁,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

白天,我家的前院后院,就剩下母亲一个人。院子小了,前院变成了胡同,从前放当院的大鱼缸早没了,被红砖的小房子侵占。后院虽无私搭乱建,但种西番莲和夜来香的老人下世了,从前种花的地方堆着陈年的沙土和杂物。母亲的屋子矮了,纸顶棚上深黄浅黄的雨渍大圈套着小圈,夜里噼里扑棱跑着耗子。后墙是潮的,一碰就掉渣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塌下来。看起来,这院子这老屋,是再也不能住下去了。

母亲在坑坑洼洼的碎砖地上脚步迟疑,从后院走到前院,从前院来到胡同。她靠着有太阳的山墙,久久站着,茫然四顾,从眼前匆匆走过的人们,怎么就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孤寂中母亲又回到了小院,拐杖咯噔咯噔地响着,不是碰了谁家的泔水桶,就是被凸起的烂砖头绊了。母亲叹息着,在板凳上坐下来,一颗干瘪的枣掉在她的脚边,她用拐棍扒拉到了一边。老枣树龟裂的树皮里爬满了洋拉子,枝头挂的果实却是越来越少了。母亲叹着气,念叨着小院的从前。

不久,单位给我分了楼房。不由分说,我把母亲接到了新家。可是,楼房的闭塞和憋屈,使她很快就迷失了本性,她迅速地糊涂,把早晨当黄昏,把客厅叫院子,因为夜里“院子”太黑,她必须用椅子把自己卧室的门紧紧顶住。老房子虽破,老胡同虽窄,却是她熟悉的家园。在搬家一年后,母亲就去世了。

如今,母亲已经过世十三年了,每每梦见她老人家,都是在西长安街那个小胡同里,母亲坐在床上做针线,目光从老花镜上面不时地看我一眼,笑吟吟地说着话。母亲的灵魂始终在胡同深处的小院里,在她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我知道,母亲魂归之处,就是我永远的老家。

与中南海隔街相望的这片小胡同,因四合院的集体破落而衰败。这些衰败的小胡同,就是无言的历史。近百年中数不过来的“运动”中,它们见证过多少气势恢弘的大世面,亲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啊。如今,它们年老力衰,也许用不了多久就统统下世了。和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老人们,以及老一代坚守的道德、礼节、风俗、习惯和价值观。

关于城市的历史,也会随着胡同们的消失而变得支离破碎,灰飞烟灭。

在新生代的心里,北京,将成为另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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