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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遥想当年毕业分配

遥想当年毕业分配

--作者:陆谷孙

从学校毕业走进职场,天经地义,历来如此。

我在一所国内还算小有名气的大学教书,教的又是当下“与国际接轨”时代应用性较强的“术科”(虽说主观上希望也是“学科”)英语语言文学,所以毕业生暂时尚未落得“毕业即失业”的下场,反倒是据说“供不应求”,到了四年级下学期,也许个别的还在忙着自我包装,自我推销,四下投寄履历,求未来的雇主“请自隗始”,多数往往已是“名花有主”,有的甚至已提前到就业单位开始工作,课也不来上了;有能耐的更是多个职业offers在手,挑肥拣瘦,举棋不定,为“选择的过剩”而苦恼。如个别佼佼者,先占好直升研究生的名额,“左契”在握,但“翅在云天终不远”,同时再谋出国、赴港深造或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机会。我笑他们像买紧俏货的主妇,在这边等待购物的队伍中放个小凳,占好地方,再去下一个目标寻猎。他们倒也并不生气,反说这叫谋于未然。我遂嘿然。

“选择的过剩”使我遥想起“选择的贫乏”。当年我们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不用个人煞费苦心,全由组织上大包大揽,名曰“统一分配”。记得五年制学业结束的那个初夏,毕业班全蛰在宿舍等待。除了已先期被派往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六人,余下的约五十口分别在各自的寝室里玩纸牌,聊大天,不时吼上两嗓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平素互有好感的男女同学忙着公开“敲定”,因为据说分配是照顾“鸳俦凤侣”的。至于有没有人以“表决心”的名义找领导谋肥差,一般的学生就无从知道了。那时,所谓的肥差好像莫过于留校,因为这意味着留在大上海,又说明你的业务能力出众,至于“近亲繁殖”之类的讥诮,当时还闻所未闻。焦躁等待中,也有偶尔呼朋引友去五角场吃喝一通的,类乎今日里的毕业宴。当重压得到释放的时候,酒精上头,也会眼圈发红,甚至嚎啕大哭。只是当年学生戒备心理的门槛比今天的学生高出许多,说话不敢出格,更何况分配去向尚不明朗,胡说一通,倘被汇报上去,分配方案一改,把你弄成“发配”,兹事大矣。

终于,有一天,通知下达,说是翌日开会,宣布分配方案。记得那是在今日第二教学楼底楼的一间教室。五十余口人齐齐早早坐定,气氛紧张中掺杂着期待。我想要是谁能发明一种“大脑活动探读仪”(mind-reader),这时开动起来,看穿每人的“小九九”,一定会很有意思。俄顷,从外面走廊,由远及近,传来木屐的笃笃声———那时还不流行塑料拖鞋,大家多穿笨重的木制拖鞋。那是支部书记来了。没有高调的开场白,他一清喉就读名单和分配去处:XXX,一机部;YYY,浙江省衢县教育局;ZZZ,右派分子暂缓分配……宣读既毕,最后说一声“希望大家服从统一分配”,会议结束。

走出教室,回到寝室,有人唱起哪一部旧电影里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呀欢乐,几家愁”,那凄楚悲凉的意味,今夜特别逼真。确也有几位随即去找支书,表示去指定地点就职有多少多少困难,更有异想天开愿意互换工作的;当然,也不出众人所料,那方案是“硬道理”,听党的话,不能打折扣,即便是鸳鸯也照样棒打分离。结果,全班无一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各自回去打点行李了。据说有一位去总支办公室领取报到证准备离校时,曾对总支书记出言不逊。为此,后来领导凡说到这位同学,总要加上一句:“临到毕业,个人主义大爆发。”那鸳鸯的结合,毕竟有些功利和草率,区区几年后就传来夫妇失和的消息。

人生如寄。我班1962年毕业的六十几号人,已确知不在人间的有六位。福寿康宁,固有天命,但强行派你背井离乡去做你不喜欢甚至不适应的工作,大材小用,选士失当,乱点鸳鸯谱,螺丝钉安错了位置,且不说对事业的损失,就个人论,是不是也减人寿?不知今日“选择过剩”的青年学子读了这篇小文之后会作何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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