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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峻:董作宾携女友外出调查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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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6年夏天,董作宾熊海平夫妇与孩子董敏摄于南京

 

 

 

董作宾携女友外出调查风波

--作者:岱峻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各门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猎的范畴有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直接观察法”,使研究不再停留在传统的“书斋”。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也有夫妇协作调查的,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就曾和先生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与外界的维系是当地一个美国海军基地。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和种种不适。

在国外,夫妇俩或男女同事一起相伴做田野调查并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

1934年夏天,丁文江(在君)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的激烈反对。两人在国际语言学界都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面对赵、李的坚决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元234-9;以下简称“傅档”)这种事最好的办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傅斯年的性格又做不到。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傅档:III:202)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傅档:档号III:205)

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任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甚是难堪,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挖人”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告终。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此是后话。

此后,赵元任也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

董作宾携女友同行

孰料一年之后,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旧称彰德)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发掘了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一十一座,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4月初,董作宾(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的元勋,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傅档:元23-32)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傅斯年怒不可遏,自请“革罚”

事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指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1934年夏,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其时,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而傅斯年游学任职在外,两人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女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与他们相识。此事自然引起一场风波,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昭”,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如”字疑为“尚”字之误),代理所长职者,弟也;(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3册,245-246页)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4页)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傅档:元23-33)。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指北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傅档:考4-6-11、12)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丁文江出面调解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7-248页。)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责在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傅档:考4-8-5)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者是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49-252页)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181-182页。)

然而,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对傅斯年犹有怨言。4月24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盂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253-259页。)

丁文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傅档:元23-35、36)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傅档:元16-1)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他后来回忆此事谈到丁文江说:丁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国二十四年,那时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写长信去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宾:“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爨文丛刻》”,载《丁文江这个人》183页)。

那年,董作宾四十岁。1940年,避难昆明,他为自家在龙头镇皮营村的斋号取名“平庐”。五十岁后,董作宾号“平庐老人”,在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中也常使用“平庐老人”的印章。董作宾夫人名海平,有人臆测。平庐者,爱妻之心也。

(本文参考了潘光哲《丁文江与史语所》一文,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10月出版,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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