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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听王光美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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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光美谈往事
 
--作者:高建国
 
2008年11月11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998年夏,我曾采访王光美,听她谈“文革”往事。我有责任写一篇文章,作为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纪念。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关于新中国第一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王光美的说法使我十分惊诧。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43、838页)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嘛”。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534页)总之,毛泽东这次大力支持了江青对文艺界的指责。刘少奇批评江青不留情面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名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的叙述,这里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0页)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299页)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按:王光美这样讲,大概是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方面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刘振德:《我给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271页)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文史精华》杂志,2004年4期)

更有甚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被江青指控与“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早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70、274页)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过:“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57页)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1页)

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684页),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放出的这两炮,轰破了“文革”前的政治僵局。《评〈海瑞罢官〉》,刘少奇事先并不知情我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我接着问:《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史料披露,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则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陈清泉等:《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475-479页)彭真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又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0、36页)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8页)

也许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9、1468页)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274页)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我确实不知道‘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王光美喃喃地一连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王光美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转全党执行的。”当《评〈海罢〉》使用诬陷造谣手段,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当代“海瑞”———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左派”犯的错误,也要进行一次整风。(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刘少奇于1966年2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2页)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认为此次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被迫作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由于毛泽东没有当场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中央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批转此件。刘少奇那时对彭真掌握的《评〈海罢〉》背景,究竟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

正当姚文元因“二月提纲”下发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中央“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并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通过中宣部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康生主编:《大事记》。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彭真这样严厉追究,因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中央书记处,曾于1965年上半年,针对江青在文化界的一系列过火批判,已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明确指示: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要赶快刹车(3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所作规定)。(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罢〉》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上海市委与华东局主要领导早已对彭真表明,支持“二月提纲”)?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罢〉》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罢〉》发表本身。(《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将在知情者中造成一种多么尖锐的政治局面?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3、1409页)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就能看明白了。”采访王光美后,我看到一些重要资料,颇能说明问题。特摘录如下: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引者注:指《评〈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628页)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王光美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经毛泽东及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毛于是下定决心,准备改造“你们的‘党’……假共产党”。(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轨道发生巨变,“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词汇“文化革命”),被毛泽东首次提出。而刘那时是中央惟一敢于公开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此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表明了使用军队力量之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党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尖锐批判“二月提纲”,悍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党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在沪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通知”以逐条猛批“二月提纲”的特殊方式展开),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19日,刘少奇回国。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开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6—1409页)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八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与会者包括一些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共约一百六十人),以“半合法”程序,勉强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彭真“文革”后说,他当时即认为“赫”不是指自己,是指职务更高的人)。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也被拒绝(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以后,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黄峥:《王光美访谈录》,第395页。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第288页。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19页)

于是,“文革”由它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许可下似乎如常运转。刘大约也认为,把他正式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第444页)等等以来,毛、刘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到“文革”前夜,彼此间各种观点与做法的分歧,已发生严重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68页)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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