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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眼里的“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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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眼里的“大转折”

中央工作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十一届三中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设置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之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宣布这次会议头两三天讨论这个重点转移问题,整个会议准备开个二十多天。

陈云提出冤假错案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是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如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案,彭德怀案,“天安门事件”,康生问题等。别的组的同志同时也提了类似的意见。陈云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纷纷响应。会上提出了不少案子,只有刘少奇这个案件太大,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因此在会上还没有人提出。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1993年巢峰同志赠送我一本他主编的《“文化大革命”词典》,我从中看到这样的内容:“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引起我的思考。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些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这样说,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94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而这些说法,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华国锋讲话中所说的中央常委究竟是指华国锋本人,还是指他和汪东兴二人,或者还加上别的人,就不知道了。批准时肯定没有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在11月14日晚上才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国。

华国锋的表态

11月25日召开了第三次大会。会上华国锋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常委讨论通过的,这是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到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

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

汪东兴当时还在管几个中央机构:中央专案组、中央警卫局、警卫部队、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等。中央专案组同解决冤假错案问题的关系很大,对涉案者的生杀予夺起着极大的作用。所有专案组都是汪东兴领导的,他可以说了算。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认为不解决这些专案组问题,进一步解决冤假错案和处理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不可能做好。大量材料档案都在专案组,不由中组部掌握,解决这些案件的权力也在专案组和汪东兴那里,不在中组部。胡耀邦对此很恼火,在分组会第二天,就讲了一大通他知道的专案组的事情。12月7日,胡耀邦所在的西北组用全组名义向中央提了12条建议,其中就包括“中央办公厅的各专案组应将材料、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组织部,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包括片纸只字”。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

和邓小平一样,叶剑英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说:“在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个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他在讲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四人帮”的实质是封建主义。叶剑英指出,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的影响。叶剑英的讲话,语重心长,同邓小平的讲话是有分工的。不知道为什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没有收入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

邓小平批评简报工作

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了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人爱讲空话套话,二是许多实质性的发言都被“简”了。这次会议则不然。简报出得很快,摘录得也不错。能让人了解别的组的情况。这要感谢简报小组的同志。他们是这次会议的无名英雄。简报能办成这样,大概与小平同志的批示有关。会议一开始,简报还是比较单薄的。小平同志批示说:“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的问题。”简报上还刊登了批评简报工作的意见,这也是一个好的表现。

(摘编自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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