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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口述 石岩 贾思采访整理:研究蒋介石谁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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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今年72岁的杨天石,近年来的愿望是写一本《蒋介石传》

 

研究蒋介石谁出钱? 

--杨天石口述 石岩 贾思采访整理

周恩来指示编写《中华民国史》

我原来的兴趣是文学,理想是写诗、写小说。研究近代史之前,我是中学教师。踏入近代史研究所大门是在1974年。当时,近代史所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其中有一个项目是编南社的资料,就是柳亚子等创立的南社。我在1962年写过一篇涉及南社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参加工作。那时候叫作“协作”———我还当我的中学教师,业余时间和他们一起编南社的资料。

我最早接触到南社是在1958年。我们年级编写《中国文学史》。那个时候提倡大学生编书,全体同学都参加。我在北大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一开始工作的时候,让我当“隋唐文学组”的副组长。因为我和组里的一些同学有分歧,他们想把一大部分作家都划为反现实主义作家,比如李商隐等,我不同意,所以写完初稿之后,我就被赶到丰台桥梁厂去编工厂史去了。

在这之前,因为老革命家、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阿英同志提出来,写中国文学史,不可以不写南社。我就被临时抓差,去补写南社这个章节。

后来,反右斗争来了,当时北大前后揪了四批,划了好几百个右派。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右派,但一直不敢讲话,当我的下铺同学被揪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了。这个同学解放以前是地下党,一解放就参军了,从部队复员后又考上了北大。大鸣大放后期,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时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反右信号。上午广播毛的这句话,中午我这个同学马上找了一张黄色的有光纸,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写上,贴在自己的床头,应该说他的反应很迅速,跟党跟得很紧密。我用这个例子为他辩护,团支部书记说那是“假相”。后来,我就被定为“严重右倾、丧失立场”。

因为是“白专”典型,我被分配到南苑飞机场附近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是培养拖拉机手的,学制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我教语文。这时候我已经不想当作家了,我想做学问。从到八一农校的第一天起,我就想靠做学问得到社会的重视,从那所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调出去。

后来在大跃进中匆匆上马的八一农校关门了,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我给自己选的研究课题就是南社,这个题目没人做过,我要写一本《南社研究》。书写出来了,中华书局已经排版,看清样了。但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早春二月》等电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了,中华书局要我加强批判,理由是南社是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厉害了,再加强就是说违心的话了,我不同意。中华书局就把版拆了。

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本《黄遵宪》,“文革”起来之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了。直到1972年,我写了一本《王阳明》,出版了,发行量30万册。那是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发行量?当时,庐山会议批判“天才”论,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学点哲学史。中华书局闻风而动,找人写《王阳明》,他们找来找去,谁敢写啊。我并不是写这本书的理想人选,研究哲学史、研究王阳明的人很多啊,但没人敢写。

大学毕业以后,我业余研究哲学史,因为我感到研究文学,没有哲学思维,不了解社会思潮,做不好。要研究哲学,还要懂佛学,所以我看了很多佛学的书。当时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先生瘫痪在床,他想编一本《中国佛学思想文选》,我就给他当帮手。那期间,集中读了一些佛学、哲学的书,中华书局找我,我就答应了,书两个月就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本。后来我又写了第二本,叫《泰州学派》,第二本交稿后,又要求我写第三本《朱熹》……

从1974年起,我跟近代史所“协作”编写南社资料。编了两年就参加《中华民国史》的写作。我的任务是撰写《同盟会成立以后的革命斗争》。写着写着,近代史所上上下下就都知道我这么个人了。那时候,写作是没有稿酬的,“协作”也没有外快,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近代史所当了4年“苦力”。到1978年,他们就把我调进来了。

胡乔木曾反对写《中华民国史》

进入近代史所,我是从研究孙中山开始的。因为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的《同盟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一直写到1912年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不可能不研究孙中山。

写完第一编以后,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中华民国史》的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次主角换成了蒋介石。

我们开始写《中华民国史》的时候,胡乔木同志反对,认为写《中华民国史》有两个中国之嫌。上面有人要解散这个研究组。李新这个老同志有魄力,顶住了。他就说我们的任务是上面交下来的,要我们解散,拿文件来。1979年,乔木组织中国学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把李新选进去了。我就跟李新同志讲,乔木同志让你去访问美国,这不就是改变态度了吗,难道你还要乔木当面向你承认错误吗?

《中华民国史》我们从1972年一直写到现在,新材料不断出来,原来的一些“定论”也受到了挑战。前段时间,不是国家成立了个清史编纂委员会么,在这个形势底下好多人都想搭车。写“中华民国史”的呼声又起来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重写,这个我不赞成,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了,原来的基础不应该丢下,我主张修订扩编。几十年,几百个人参加过这项工作。最后没有人修订统稿,书肯定问题百出。

温家宝多次批示

在一次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座谈会上,我对温家宝总理说,希望您支持我们实现周总理和董必武等老同志的遗愿,完成《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温总理说:请你给我写个报告。我给温总理写了个报告,总理不到半个月就批示要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但此后很久没有下文。我又给温总理写第二封信,随信把我们编写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已经出版的各卷一起寄去。总理很快又批示了。新闻出版总署迅速给我打了个电话,图书司的一位司长约我去面谈。我写国民党史也是阴差阳错。上世纪80年代,上海有几位学者给胡乔木写信,建议编写中国国民党史。胡乔木批了一段话:“这种事情,以近代史研究所来做为宜。”当时社科院的院长胡绳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所在的研究室。但我们没有精力,《中华民国史》还没写完,就把这个任务推给我们所的“政治史研究室”,他们说他们的研究范围只到“五四”。皮球踢回来了,这是乔木布置下来的任务,我们只得做起来。

我们编写小组本来有四个人,一个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一个后来去了英国,另外一个准备去美国,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于是,只能重组班子,重新开张。我这个人做事有个毛病,总是贪大求全。我想完整的国民党史至少应该有六卷的容量:《国民党的思想理论》、《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国民党政权的内政》、《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的统治机构》。今年1月份,由杨奎松教授执笔的76万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已经出版,其他五卷书正在修改中。有多少经费?说来难以置信。6卷书三百多万字的大型著作,可使用的总经费只有一万五千元。好在我的合作者风格都很高,大家都不计较。

研究蒋介石,不是所有人都理解。2006年我去美国,向有关机构申请补助一张来回机票,有关负责人很奇怪地说:“研究蒋介石还要资助!”于是,我就起草报告,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蒋介石,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是发展近代历史科学的需要,也是建立两岸和平关系,实现民族和解、和谐的需要”。结果,有关负责人很快就批了。今年我向某基金会申请一个以蒋介石日记为主题的研究项目,但是,被淘汰了,也许是我水平太低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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