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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记者范琰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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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因采访流沙河而受牵累的《文汇报》记者宦邦显(笔名范琰) 宦国苍供图

 

记者范琰与我

--作者:流沙河
  
  难忘1957,是这年春季,《文汇报》连载美国女记者安娜·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渴读之后,暗自惊恐,一时噤默,就像给大地震吓哑了的呆瓜。美好的印象要靠日积月累,经多年后而形成。残酷的真相却能爆炸于一瞬间,把美好的印象炸得稀烂。那些经过延安整风的前辈,黑暗面见得多了,或能秉其耿耿忠心,遇大地震而不动摇。我辈唱着《祖国进行曲》、《从边疆到边疆》、《莫斯科颂》、《斯大林颂》一心认为自己在革命的年轻人,读了这类揭露社会主义天堂真相的文章,能不惊恐,其可得乎?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第八章“大疯狂”,一批杀一批,正是“君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血腥透纸可闻。读了这样的文字,凡良心未泯灭者,莫不痛加反省。《文汇报》当时连载此文,供读者管窥真相,厥功甚伟。

  此年之前即1956年,我写《草木篇》时尚未有所反省,只是从感性出发,觉得机关生活中有些现象看不惯而已。到了1957年被《斯大林时代》震惊后,方才有所反省。幸好我为人胆小,不敢笔之成文。那时叫去“鸣放”,亦仅谈些对过火的批判文章感到不满罢了。就这样已经罪孽深重了,如果都倾吐出来,岂不要命。

  叫去“鸣放”之前,《文汇报》记者范琰从上海来成都采访我。他是奉命而来,并非特别青睐于我,更不可能由此和我“勾结”。他长我约十岁,是四十年代老报人,多所历练,为人严谨。文字功夫极其敏捷,当时采访尚无录音设备,仅凭我的漫谈,现场出稿,简明准确。如此高水准的采访,此生我见过的,惟此一次。他几乎不提问,由我滔滔汩汩。其间仅有一句插话,那就是我谈到本单位内部乱给我上纲时,他笑着说:“他们整我也是这样。”近视眼镜后面,忽有诙谐表情。这篇采访《流沙河谈草木篇》约三千字,态度平和,表达委婉,就事论事,真诚对党“交心”,殊不料会给范琰招来大祸。上峰官员当时只说“欢迎大家批评”,笑容朗然。时候一到,说变脸就变脸,竟借这篇采访作证,严重声讨“《文汇报》派人到四川放火”。

  想我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七八年间写了十余万字歌功颂德,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两本诗集以及若干剧本和曲艺唱词作证,一眨眼全都不认账了。一个《草木篇》加一次访谈,我的“狰狞面目”就足以定影了。幸好已经习得革命世故,养成奴性,何况内心明白,胳膊扭不过大腿,虱子顶不起被盖,所以及时低头认罪。不然我会愤怒申辩,抓去判刑,或是泣血椎心,活活气死。记者范琰先生那头,危乎安乎,也不敢去打听。既然已经“勾结”,我若再去打听,便有“攻守同盟”之罪上加罪了。

  在长达一年余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各地根据领袖指示,对大毒草《草木篇》必须“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就把这组小诗印成巴掌大的纸片,逢“鸣放”会,人发一片,叫大家谈看法。鱼饵真灵,半小时内当场就能钓出一篓子憨鱼来。大毒草那时候多得很,惜乎都太长,印成书费纸,读起来费时,皆不及《草木篇》之经济,合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

  体力劳作整整20年后,赶上最后一批摘掉帽子,已是1978年5月6日(差6小时满20年),身份变成摘帽右派,仍做我的体力劳作。摘帽右派,罪恶历史仍在,只是获得宽大之恩而已,其待遇自不同于改正右派。改正右派是上面觉得你原来不是右派,把旧有的结论给你改正了,即承认“搞错了”。我是只摘帽不改正,因为原单位四川省文联掌权者在省政协会议上宣布说:“流沙河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事情在案,不能给予改正。”倒是故乡县上不刁难我,调我到县文化馆工作。工作期间,已是1979年春,收到上海范琰之子宦国苍的来信。信上说他父亲在病中叫他写信问我得到改正没有,因为必须我改正了他那头的右派结论方能有望得到改正。万分抱歉,我只能告诉他,本人尚未改正,请求原谅。这是“痛脚连累好脚”,我觉得很没脸,害了这位资深的老记者。信上不敢对他说“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在案”,怕把他吓得彻底绝望。寄出信后,总觉得这样做太残忍,惴惴不安久之。一个受折磨20载的暮年之人,又展转于病榻,寄希望于我,翘首眺西天,以为将有白鸽衔橄榄枝飞来,殊不料飞来的竟是一只不祥的黑乌鸦,他那病躯怎经得起这样一击。此后,那头再无信来,一定是我给他添病了。

  这年秋初,由于百家首姓的某个领导人“询及刍荛”而且作了批示,中共四川省委以75号文件为我也为《星星诗刊》改正。我终于在年底调回了原单位。此事当时动静颇大,上海那头肯定也闻悉了。后来读海外的期刊,知道宦国苍早已出国,在美某银行任要职,为他高兴。由此可推测范琰改正了,心中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此后“相忘于江湖”,可以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了。

  奈何此时死神已到他的门前,老天不假年了。记者范琰兄亡故后,老嫂寄过历史材料来。读后我更敬重斯人,亦不过徒悲“佳人难再得”罢了。但愿《文汇报》七十年报史上面,勿忘写他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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