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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森: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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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

--作者:庄森
 
  
  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令人敬佩,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民主与科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文科学长陈独秀。所以,北京大学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公函中的履历不尽确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虚假的成份

    
  蔡元培与陈独秀同是老革命党人,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下斗争情谊,也打下了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汪原放当时和陈独秀同住在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全文如下:

敬启者:

  顷奉函开,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恳祈鮞核施行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学

             中华民国六年一月附履历一份

  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326-327页)

  这份公函1月11日发出,13日范源廉就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15日,北京大学张贴第3号《布告》,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5天之内,蔡元培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极高。而且在贴出《布告》的同一天,陈独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蔡元培急急忙忙办理陈独秀的任职手续,一方面,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工作急需学长,另一方面,也是有点心虚,怕教育部不同意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因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均不尽确实,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不曾毕业于日本大学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时间都不长,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更没有在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

  1901年10月,陈独秀首次赴日留学,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陈独秀初到日本,因语言等缘故,主要生活在留学生圈子里。“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人,在一部分老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名‘励志会’,只是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此会。”(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至1902年3月回国。陈独秀这一次东渡日本,主要是学习语言,而且时间仅仅6个月,没有进入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

  回安庆后,陈独秀以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并“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为当局所忌恨,不久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6-47页)这是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和时间的描述。

  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台湾的学者还有另一种说法。“1902年,壬寅,此时清廷又推行新政,公私费赴日本留学者不少,独秀亦去日本留学。”(王健民:《辛亥革命以前的陈独秀》)两岸的史学家对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本的原因虽有分歧,但对时间的表述是一致的。1902年9月,陈独秀与潘赞化相伴到日本,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陆军科。陈独秀与同学汤尔和都关心时事政治,遂结成好友。汤尔和尤为赏识陈独秀的胆识和为人处事,埋下十几年后推荐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伏笔。

  陈独秀这次赴日本学习军事,与受帝俄侵占东北的刺激有关。国家,打击帝俄,收复东北。“1903年,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独秀亦是其中成员。未几,日政府循清廷的要求而勒令解散义勇队,大愤。”(沈寂:《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陈独秀把对清政府的愤怒,发泄到了清政府走卒———学监的身上。在成城学校,学监姚煜(文甫)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而且生活腐化,陈独秀等人决心好好教训一下姚煜。1903年3月31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5人闯入姚煜的房间,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并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煜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方,4月初把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送回中国(章士钊:《疏〈黄帝魂〉》)。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的主要情形。陈独秀这次在日本虽有近8个月时间,但因是被迫逃亡日本,而且是在成城学校学习陆军军事,用心在革命活动上,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没有丝毫关联。

  1906年暑假,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与苏曼殊结伴,纯属暑假旅游。暑假过后,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回国,在皖江中学任教。陈独秀利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77页)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而且也是“被迫”。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和章士钊、苏曼殊共住一室。“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第29页)陈独秀晚年曾描述过这次在日本的生活。陈独秀说,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即几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说一人一个性格,他自己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学,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他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他对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一下,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陈独秀这次在日本的时间虽较长,但也只是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或是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语,主要是边学习英文、梵文,边参加反清革命,根本没有进任何正规的全日制普通大学,更没有进入所谓“东京日本大学”。

  1909年9月,陈独秀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上海。1914年7月,东渡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

  陈独秀一生虽到过日本5次,但没有进入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完全不可能“毕业”。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说陈独秀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肯定是假学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陈独秀的生平,也没有发现陈独秀进过“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只肯定陈独秀进入过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第37页)。蔡元培替陈独秀伪造了一个假学历欺骗教育部,让陈独秀有一个“体面”的学历,顺利获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

  
  陈独秀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

    
  蔡元培还给陈独秀伪造了“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任职,以此证明陈独秀的行政才能。陈独秀确实和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更没有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安徽公学的前身是安徽旅湘公学。1904年冬,迁回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陈独秀是迁校的积极倡议者和推动者,热心推动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改办为安徽公学,“所以后来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1905年2月,安徽公学正式在芜湖开学,校址就在繁华的‘二街’上。”(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49页)安徽公学开办之初,陈独秀并没有在校内任职。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已积极投身反清的暴力革命活动。1904年10月,陈独秀应章士钊函请到了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陈独秀与蔡元培因此相识并结下友谊。1905年1月,暗杀活动失败,陈独秀回到芜湖。1905年暑假后,陈独秀才到安徽公学担任国文教师,但仅过一个学期,陈独秀就离开安徽公学,创办徽州公学。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没有陈独秀任安徽公学教务长的记载。

  陈独秀也没有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1912年1月初,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主持安徽的实际工作,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以新政权施展政治抱负。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由李光炯接替了。陈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任校长”(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54-55页)。胡明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同,指出陈独秀在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时,“还在安徽高等学堂里担任教务长一职,校长邓绳侯即是孙毓筠都督任内秘书班中领衔第一的邓艺荪。邓之前的校长为马通伯(共昶)。”(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第68页)由此可以肯定:陈独秀是安徽高等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但因为时任都督府秘书长,忙于安徽全省的实际政务,不可能用心于一间学校的行政事务,所以,自学校创办开始就只担任教务主任,从未担任过校长。

  陈独秀也强调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1916年12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决定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从北京回上海后,曾对邻居岳相如这样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陈独秀的自述是最权威的说明。陈独秀强调自己“没什么学位头衔”,即明确没有在全日制普通大学大学毕业,也强调“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肯定也就不可能担任过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蔡元培为什么要这样写?

     
  蔡元培之所以要拿这么一份不确切的履历递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证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因为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出名。……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67页)。蔡元培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55页)。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次第执行与蔡元培商定的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办法(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罗章龙:《椿园载记》)。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逐渐改变了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还表现为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规模日见宏大,教授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如果陈独秀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肯定不会在北京大学文科。伟大的五四运动恐怕也就不会发端于北京大学了。

  陈独秀不尽确实的履历,若放在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是造假,但对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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