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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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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用弹弓打麻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作者:应星

  
  麻雀麻雀是与人类伴生的鸟类,栖息于居民点和田野附近。白天四出觅食,活动范围在2.5-3公里以内。翅短圆,不耐远飞。鸣声聒噪,主要以谷物为食。当谷物成熟时,爱结成大群飞向农田捡食谷物。平时在粮仓、场院和居民点啄食晾晒的谷物或地上的遗粮。繁殖期食部分昆虫,并以昆虫育雏。繁殖力强。在北方,3-4月开始繁殖,每年至少可繁殖2窝;在南方,几乎每月都可见麻雀繁殖雏鸟。麻雀在中国有2个亚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第933页

  
  事情的起因很偶然。我们在重庆市云阳县进行1950年代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访谈时,开始关注的焦点是土改、合作化和建立人民公社之类的“宏大事件”。1958年2月开始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运动,在贯穿着政治运动的1950年代中,只是一个小插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云阳县大事记》,还是《云阳县新县志》,对此都未着一墨。也许是因为它实际上进行的时间较短,也许是因为它的政治影响不够深远,总之是被遗忘了。

  然而,它却以笑剧、闹剧的形式深刻在村民的记忆中。许多村民都记不起当年其他政治运动的经过,但对这场“吆(四川方言,“赶”的意思)麻雀”运动还有不少鲜活的记忆。即使是那些说不出太多细节的当事者,在一提起它时,脸上也顿时会浮出一丝会心的笑容。这使我们意识到:“吆麻雀”看似小事,却恰可借以透视1950年代村庄的日常社会生活。

  其实,在推出“除四害”运动的当初,还是很隆重盛大的。“除四害”的要求首先出现在1956年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央发出的一项专门指示开篇即说:“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形成”,继而又提出与“四害”的斗争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它“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的伟大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提高劳动效率、发展工农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任何忽视这一斗争的意义,认为是无关小事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这一运动再次成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项议题。在同年8月29日中央发出的一份通知中,又提出在经常努力的基础上,一年要在几个节日到来之前搞几次突击。

  1958年3月18-20日,云阳县一连开了三天的三级干部会,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部署在全县开展以消灭麻雀、老鼠为主的“除八害”运动。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央的正式提法是除四害,而到了下面就又加上了几害。如四川省说是“七害”,云阳县又说的是“八害”,还有的地方说是“九害”的。这可能就像“放卫星”一样,是地方向上级表明工作积极性、主动性的一种方式。但提法归提法,在实际的除害运动中几乎又都是以打麻雀和打老鼠(尤其是以打麻雀)为中心的。这可能是因为其他几害的主要罪恶是传播疾病,而麻雀却是因为与人争抢粮食而招嫌的(老鼠则兼而有之)。当时是这样来算账的:1对麻雀,1年能孵出10-40只小麻雀,而1只麻雀1年就要消耗4斤粮食,如果按1人4只麻雀的比例计算,云阳县就有320万只麻雀,每年就要消耗1280万斤。如果1人1年平均吃400斤粮食,麻雀消耗的粮食可供3.2万人吃1年。

  打麻雀成了除四害的主要节目,这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最易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蚊子、苍蝇之类,只能是几个人的分散行动;而只有对麻雀,才可组织起全民皆兵的集体行动来。有规模,有声势,才有对上级拿得出手的成果汇报。也只有打麻雀是最易使官员的政绩表现为可以相对精确量化的统计数字——当时要求将麻雀腿上交以供上级清点战果,但对蚊子、苍蝇、老鼠则是由上面对下面自报来的数字大致打一个折扣后加以认可。

  县里当时在布置打麻雀时提了几个要求:首先,人人都要有武器,火枪、弹弓、竹竿都行;其次,发动的人要多,麻雀到哪里,哪里就要有人轰,这样才能达到使麻雀没有休息的机会;再次,要有严密的组织,而且人人都要有一个岗位或阵地;此外,队伍、枪支要分布均匀,要坚持早出晚归的原则,以便使麻雀尽快地疲劳。

  3月23日-25日是全县与邻县一起行动围剿麻雀的日子。当时提的口号是:“不让麻雀吃食、休息,使它无藏身之处,无立足之地,饿死它,累死它。”全县10岁以上的少年和成人都一齐动员,用疲劳战术来全面围剿麻雀。

  我们在访谈中,农民们回忆说,当时宣传大家一起去吆喝,用竹竿去捅树枝,用锣鼓、脸盆去敲打,不让麻雀在树上歇脚。麻雀在天上飞累了,自然就会掉下来,大家就能活捉它们。实际上,连续搞了3天,根本就没有一只麻雀掉下来。一个名叫黄雨林的漏网地主笑着对我们说:“麻雀飞走就是了,怎么会自己掉下来呢?何况你白天赶,它晚上还照旧歇。那纯粹是涮坛子(当地土话,意为瞎胡闹、不认真)。”

  倒是用枪打麻雀别有一番乐趣。1958年曾一度任过村支书的晏和勋是当时的打雀高手。他回忆起当年的麻雀歼灭战,说他曾用火药枪一枪打下过18只麻雀,后来仅他一个人就上交了二三百只麻雀腿,麻雀肉则被他烧来吃了。他那时打下来的一种当地叫“猫耳童”的鸟还治好了他老婆的昏厥。zaop53(06).jpg

图:儿童也上阵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要说这场运动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男孩子与游手好闲者。在乡间,打鸟一直是男孩子的一项主要的娱乐活动。如果一个成年人整天也爱打鸟的话,以前总会被目为懒汉、二流子一类的人。云阳县有位区委书记总结的一句话是:打麻雀“吃的是大人饭,做的是细娃(方言,小孩)事”。但捕雀运动的到来,使他们赢得了合法性,娱乐成了正业。当时县一中有个老师很爱打麻雀,他一个中午用小石子就能打下十几只麻雀来。在除四害中,他以熟练的技法和辉煌的战绩摆脱了“落后分子”的帽子,获得了县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

  这场运动还有一个影响,那就是加大了弹弓的推广。现在已很难考证弹弓的发源了,但可以肯定,打麻雀运动使弹弓派上了大用场,并大大得以普及。村校的付老师当年只有10岁,他对自己用弹弓打麻雀的事还记忆犹新。

  当然,与打麻雀相连的也并非只有笑话。就在打麻雀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好几起麻雀没打着、因火枪走火而伤人的流血事件。云阳县灭雀工作的第一号通报就是关于安全工作的:两位农民为打麻雀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手指和腿脚。

  尽管1960年3月以前仍在号召打麻雀,但已很少有这方面的材料记载了。村民记忆中的打麻雀的乐趣也仅仅是那么几天。1959年后生存形势日益严峻,乡下已顾不上打麻雀这个乐子了,此时也不再是什么麻雀与人争食的问题了。如果说以前仅仅是不让麻雀来吃粮食,那么此时人已饥饿到了不得不以麻雀为食的地步了;如果说以前人用鸟枪是来打麻雀的,那么此时则已恐怖到了不得不将枪对准人类自己的地步。柳坪村的复员军人邓绪大在打麻雀运动中是个骨干,他用一杆鸟枪看守着生产队的大片田地不被麻雀所蚕食。但在1959年的饥荒时期,他因偷了点粮食被当时大权在手的马连长发现了,马威胁他第二天去区队部“说清楚”。这位马连长曾亲自动手或指使积极分子将5人当场打死或打后致死,打残2人,而村民中挨过他不同程度打的有59人之多。邓深知马的淫威,深惧打手的毒辣。等马一走,就用那杆打麻雀的枪结果了自己。同年,云阳县看守所一个叫薛文彬的犯人因肚饿,就把死麻雀捡来吃,不久他染病发肿死去。

  1960年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里面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麻雀是益虫,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打了。”此后“除四害”的提法依旧,只是其中的麻雀被臭虫悄悄代替了。据云阳县“除四害”成果统计,1957年共消灭麻雀2.2万只,而1958年-1959年这两年间消灭的麻雀总数已达485万只(由于那些年也是统计“大跃进”的年份,这个数据只能当作误差可能在50%以上的参考)。

  我们在访谈中,不少人都很奇怪:当年并没有多少麻雀掉下来,怎么现在确实很少见到麻雀了。我手里正好有一张《重庆日报》,其中一篇题为《麻雀·草坪·高楼宇》的文章里讲到:

  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对住房需求的急剧增长。近几年来,全国各大中小城镇,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鳞次栉比地矗立起来,大量园林绿地被侵占、蚕食,水泥森林不断延展,各种生物及生态系统相继遭到人类更大的冲击和破坏。1997年,本市遭遇一场黄桷树大面积虫灾,就是一个突出的个案。当时,由于城市建设不断地扩展,使园林面积有所减少,使鸟类因失去繁衍生息的场所而不断减少甚至消失,以至虫害泛滥、树木枯萎。
  这里说的虽然是城市,其实,因人口过分膨胀导致与自然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况在农村更为普遍。
  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时候,连人的基本生存都是一个大问题,麻雀失去了它们得以栖息的生态环境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咒麻雀
  
  郭沫若(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小档案

  --应星
  
  灭麻雀大事记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与部分省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17条》,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其间,中国科学院鸟类学家郑作新曾表示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相当有益的。不应该消灭麻雀本身,而是应消除雀害。

  1956年1月23日与25日分别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是:“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首先发言的生物学家朱冼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的叫声,且偷吃果子,就下令悬赏灭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的害虫没了天敌,果树已结不出果子来。后来,大帝被迫收回成命并从国外引进麻雀。朱冼认为,我们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1956年冬至1957年春,《文汇报》刊出了一些学者为麻雀说话的文章。

  1957年5月,苏联生物学家赫罗夫访华并在答记者问中说对麻雀的有益或有害,不能一概而论。

  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修改后的纲要草案,其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提出在10年内消灭四害。同年3-4月在全国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北京市和上海市3天内就分别捕杀麻雀40万只和50万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4月21日发表了《咒麻雀》一诗。到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1959年春夏,上海等地城市树木发生大面积虫害。
1959年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因为)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以朱冼为代表的一批生物学家尖锐批评上海市不执行关于城市不要消灭麻雀的规定。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给毛泽东报送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报告,其中扼要介绍了朱冼等人的意见。毛泽东批示将此报告印发给中央杭州会议的与会者。

  1959年12月29日和1960年1月9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召开了麻雀问题座谈会,后于1960年3月4日成立了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央向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说:“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1962年朱冼因病谢世。1966年“文革”开始后,朱冼被认为是在麻雀问题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坟被掘,碑被砸,尸骨被曝于荒野。

  1978年11月,朱冼被重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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