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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成: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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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伯苓先生(1876—1951)

 

鲜为人知的张伯苓追悼会

--作者:周利成

  1951年2月23日,曾创办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的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溘然长逝,终年75岁。美国、香港、台湾等地新闻媒体迅速发布消息、撰写专题,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于1948年5月,张伯苓曾短暂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问题尚无定论,所以在内地,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3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而对这位为天津近代教育奋斗了50余年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没有任何悼念的表示。同年4月8日在南开女中举行的张伯苓追悼会更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道这次追悼会。最近,笔者在查阅天津市档案馆档案时,偶然发现了详细记载这次追悼会的珍贵档案。
  
  与会350人 多为长者

  1951年4月8日下午2时许,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召开。尽管在张伯苓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赶来天津吊唁,并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的讲话,但大多数人仍在观望,怕受株连,因此,与会的只有350人左右,而且是“老年人多,青年人少,穿长袍、西服的多,穿干部服的少(约10人)”。南开大学校委会主席杨石先、秘书长黄钰生、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生物系主任萧采瑜、化学系主任邱宗岳、会计统计系主任丁洪范,以及外国语文学的司徒月兰、经济学院的袁贤能、杨学通等南大的教授是会议的主流。还有一部分南大的职员和20余名学生。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天津市副市长周叔、天津工商联主委李烛尘、恒源纱厂董事长边洁清以及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的代表也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上的花圈和挽联并不多,大部分是张伯苓的学生送的,挽联的内容多为赞颂张伯苓的爱国主义、终生为教育的精神。张伯苓生前挚友傅作义送的大花圈格外显眼。而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力子送的挽联有一句是“悔过知仁”,李烛尘在此后的讲话中也特别引用了这几个字。

  张伯苓的几个生前友好组成了招待组,他们的胸前一律佩戴一朵小白花和一张写有“招待员”的白纸条,冯文潜和黄钰生垂首站立门前迎接来宾。另有三五个工友为来宾引领座位、准备茶水。开会前,七八个南开女中的同学徘徊在会场门口张望,嘴里不时嘟囔着:“我们也是南开的一分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追悼会开始后,她们一直趴在礼堂的窗户上观看。
  
  会场凄冷 悼词精彩

  追悼会在司徒月兰弹奏的钢琴曲中开始,3分钟全体起立默哀后,追悼会主席阎子亨宣读了张伯苓的遗嘱,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讲述了张伯苓的生平事迹,最为精彩的当属黄钰生宣读的悼词。这篇悼词是由与张伯苓最接近、相处时间最长、曾执笔张伯苓遗嘱的黄钰生撰写的。黄钰生虽然是在读讲稿,但他的语调和表情中倾注着对挚友的深情,表达着对一代教育家的爱戴,寄托了对逝者的无限哀思,台下的听众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动了,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人们仔细聆听着悼词中的每个字句。当他讲到“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在天津的河北体育场开华北运动会,张先生任裁判长。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这时候,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起来了。这时候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上宾、日寇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立刻向天津交涉司提出严重的抗议......张校长把学生的领袖们找了来,头一句话‘你们讨厌’,第二句‘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下回还那么讨厌’”时,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当他讲到:“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时,黄钰生竟一时哽咽,讲不下去了。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原本是到北京参加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的,听到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消息后,他便匆匆地赶来了。他说:“我到北方来,未曾想到参加张伯苓先生的追悼会。”刚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摘眼镜擦眼泪了,当说到“但我看到这个追悼会如此凄惨”时,他已是泣不成声了。此时,台下也已是一片呜咽,悲痛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会场。他说:“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他当考试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希望蒋介石帮助。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李烛尘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天津有三个抗日的团体,那就是南开、久大和《大公报》,所以,日寇对这三个团体的手段也特别的狠。七七事变时,日寇首先就用飞机、大炮把南开炸毁了......张伯苓先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应该追悼他!”

  中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更为动情地说:“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他最后更是哭着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张校长培养了我,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杨石先的讲话很简短,首先批评了“过于爱护张校长的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爱护张校长就说他当蒋介石的官是对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张校长曾当了反动政府的官,就把他的成绩全否定了,左倾、右倾的偏差都是需要纠正的。”他说,张伯苓校长的事迹黄钰生在悼词中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追悼会进行到家属致谢词一项时,时任北京国华银行经理的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并未讲什么,他只是不停地给大家鞠躬,不停地说着“谢谢大家参加这个追悼会”。

  追悼会在哀乐声中结束了。正如中共天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在给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称,整个追悼会显得零落、寒怆,不热烈也不悲壮,会场显得很冷清,零零落落的,参加追悼会的人感觉这个会“规模小了些”。这个追悼会的召开也如悼词中所讲:“这个追悼会,适应许多人感情的要求;这个追悼会,今天在这里举行,更现实地说明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公允。”而一年后,在重庆主持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喻传鉴则说,虽是两次追悼会却是一样的凄凉。
  
  生前遗愿 终成现实

  由于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散会后部分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党支部称,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听了这番话,黄钰生不无情绪地说,现在南大代表着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张伯苓先生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后,他们夫妇两人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实现了张伯苓先生的最后遗愿,他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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