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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涤: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

--作者:孙涤
  
  我当时猜想,莫非莎士比亚经历过英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成,否则他对群众的了解何以如此入骨?
  
  过了鼎沸的1967年,学生都必须返校参加“文革”,随着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法纪”的执行变得严格起来。1967年整年我行了几万里路,遍及大半个中国,把革命烽火全然置于脑后,若没有“大串联”的难逢时机,要体验祖国的壮阔山河,断无可能。本人所在的中学乃上海的市重点,极端讲究阶级路线,几乎没有“异类”能够入读,全班约四十人,除一个“资产阶级出身”,我则以“准黑九类成分”名列倒数第二;加之学校“联动”猖獗,理应受到同学专政的管制,1968年我被逼回学校宿舍,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不久我就发觉感到枯索的绝不止我一个:宿舍里不少同学在偷读“闲书”,从封存的学校图书馆里散落出来的。经央求,我交换到一本李丹先生译的《悲惨世界》第二册,从第二部“珂赛特”开始。读后的感受只能用“震慑”两字来名状。雨果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内伊元帅的铁骑冲杀酣战,康布罗纳将军对英军劝降的轻蔑回答,都令我大为震动:文字竟能有如此魔力。此前我喜爱的小说都是传统的,如“三国”、“水浒”、“说唐”一类,对仅读过的“勾里奥老头”也印象不佳。傅雷先生上世纪卅年代初译巴尔扎克,文气滞塞,尚未入味,与五六十年代的传神译笔不可同日而语。从此对洋文学敬爱有加。雨果描绘冉阿让携珂赛特逃脱围捕,越墙遁入修道院的一幕令我终身难忘:沙威一伙像猎犬般步步紧逼,在厉声喝阻和重重黑影中,冉阿让背贴墙角,用自己的手肘和脚跟奇迹般地攀登十数尺的高墙,从黑暗势力的包围中升华……以后再看凡是由巨作改编的影视片《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等,包括关于滑铁卢的,都觉得徒成蛇足,不看也罢。

  工军宣队不久就觉察到学生“私读”的暗流,派出纠察队四出清剿,被查处的学生十分狼狈,非但要认罪受罚,还得检举书的来源。当时的宿舍极为简陋,除了几张上下铺的铁架床,几乎一无所有,纠察队的突查,使任何东西都无所遁形。我以一个“天才的发明”来应对,至今暗自得意。宿舍房门上原有一小窗,磨砂玻璃早已被捣碎,钉上了木板遮蔽。我在门的里侧安一方木板,但不钉死,这样两层木板之间便形成一个小暗箱,可存放二三本书。一闻不善来者的声响,便立即跃起,滑动里侧的小木板,将书藏在暗箱里。在暗箱的庇护下,我用了3个月读完朱生豪先生译的“莎翁全集”。这套书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的珍藏,劫后余烬,辗转借阅,自是弥足宝贵。我小心翼翼,每周换一册来读。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恺撒大将》,剧中勃鲁图斯对罗马民众解释他用死亡惩戒恺撒称帝野心的原委时说,“有谁愿自甘卑贱,不愿做罗马的自由民,而愿做恺撒的奴隶?”民众颇为所动。然而他刚离开,同为恺撒部将的安东尼一边称自己既无智慧,又无口才,一边却大肆忽悠群众。他最有力的一招是诡称恺撒留下遗嘱,要在死后把产业分送给罗马民众,每人可得75元。民众顿时被激成暴民,狂呼为恺撒复仇。最具点睛之妙的是接下来的一幕:诗人辛纳在路边被暴民截住,因为他和谋叛者之一辛纳同名,便不由分说被就地正法。《恺撒大将》写在四大悲剧之前,但在朱生豪的译本里几乎排印在最后,我读此剧时已接近“莎剧阅读工程”的尾声,至此对莎翁佩服得无以复加。我当时猜想,莫非莎士比亚经历过英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成,否则他对群众的了解何以如此入骨?莎士比亚是不是这些伟大戏剧的真实作者,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谜。当时就有人质疑,以莎氏的经历教育,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超凡的眼界和深邃的洞察力,写出诸如《恺撒大将》这样的作品,人们怀疑幕后的作者应当为牛津伯爵德威尔。

  1969年学校彻底关闭,年轻人顶着“知青”的名义被驱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我不巧(或适时)得了急性肝炎,等到返回上海治疗时,GPT已高达1600以上。住院后一天,就有一病友因GPT过高而病故。回想起来,当时使我能够坦然面对死亡阴影的是带到病房的、高植先生翻译的《战争与和平》第三卷。恐怕已受到传染病毒的沾染,书主已断了索回的念头,因此它陪我度过了几个月的病榻生活。在反复诵读中,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战争与和平》从第三卷开始,有托翁对历史动力和权势互动的大段夹议,曾引起不少人的非议。福楼拜对此就哭笑不得,以为全属累赘;托尔斯泰本人也曾游移不定,在书的各种版本里几度取舍。后来我才明白,按以赛亚·柏林的著名论文《狐狸和刺猬》的见解,托翁是一头多智的狐狸,尽管他愿意自己是只深邃、执著、追求单一目标的刺猬。我以为,即便托翁本人有心成为刺猬,也必不局促于一只作家刺猬,他的终极关怀和博大胸襟必不止于文学,小说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我特别喜爱他的议论,也从中汲取了莫大的力量。托尔斯泰在对历史伟人(以拿破仑为典型)的评述中认定帝王们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权威越高,越受制于各种力量的摆布,越不自由。而他的论断“历史,即人类的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的生活,利用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钟作为达到各自目标的工具”,也一再得到历史的验证。当时的我所要追究的固然不只文字的伟力,而当时的处境,又何尝允许人们憩享文字一端呢?从《战争与和平》开始,我对托翁的文章可说是有一篇读一篇,引为精神的北辰,他的“天国在你的心里”成了我的座右铭。终其一生,托翁致力验证“上帝与人父子般的关系,人与人兄弟般的关系”,假如没有天父,何来人和人的兄弟般的关系?总之,在父子反目、夫妇成仇、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陷罪以求自保已成为通例的当时,人莫可奈何地堕入到无赖的境地,托翁的文章,给我以莫大的安慰。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书尚有几本,再举一例以为追忆。开放前的信息钳制真如铁桶般严酷,稍不慎,即可堕入囹圄。偷听国外新闻,所谓“敌台”者,一遭猜疑,即有牢狱之灾。而在乡间务农,地处偏远,能逃避城市里的严密电波干扰,所以知青中有不少自制短波接收器,来突破障碍获取信息。我当年自制四管(晶体管)的收音机,并绕制了一个短波线圈,以便在农村的宿舍里收听“美国之音”之类的“敌台”。因为是众知青合住的集体户,惟恐室友觉察,故意把短波线圈少绕数圈,靠手捏紧一根拖线才能补足电容校准到目标电台,手一松,电容随即变更。夜阑人眠时带上耳机,捏紧引线,“美国之音”就清晰传来;一有状况只需手一松,电波便跳回“无产阶级专政”的波段上去了。如此这般,在“文革”中的几年里,竟能持续接收“反革命信息”而未遭祸害。我打着哆嗦听到的诸如“林彪元帅在外蒙坠机”和“毛泽东的遗孀在政变中被囚禁”之类的特大消息,都比大众早得多。

  “美国之音”每天晚上在教授“英语九百句”之余辅以阅读节目,由何立达女士朗诵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汤姆为了逃学被波丽姨母拔掉牙齿,到诱人刷墙赚取利润初具领导人气质,到与哈克一同和印第安人斗法,到获得意外之财被法官收养,最精彩的是哈克在密西西比大河上遨游和探监老父亲,在在令人神往。何女士清新曼妙的声音至今历历在耳,我也曾因之遐想她皎好的面容。后来到美国留学,才有人告知,何女士已是六十上下的老妪,觉得颇为有趣。但不经意间,我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1981年底留学,在美国补考TOFEL,我的考分几乎到了六百,在同校百余名大陆留学生里是仅有的高分,不能不说是远程电子教学的副产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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