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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循:在时代的大风潮中:赵超构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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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4年初,大雪稍停,老将雅兴,与文艺组部分记者、编辑在外滩公园合影。右起:张林岚、王潜芳、张循、毛绿嘉、赵超构、武璀、鲁正华、欧冠云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时代的大风潮中:赵超构与我

--作者:张循
  
  在老《新民晚报》,无论总编、看门的、剃头的,无论当面、背后,都尊称社长赵超构为“老将”。

  老将告别人间,不觉十又五载。几乎年年,不止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梦醒时分,偶尔想写点什么,但转念又罢——大凡写名人者,或谬托知己,抬高自己;或忌于种种,为尊者讳。如今吾亦老矣……

  我能读懂老将吗?

  我从复旦毕业后,分配到《新闻日报》,1960年8月《新闻日报》关门后,与冯英子等7人分配到晚报。当我踏进圆明园路50号那栋破大楼,坐在十几个记者挤于一室的办公桌前,当时的心态:此非久留之地也。

  老将的一个小小的合理要求,为什么会被轻易地否定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天,老将在走廊的贴报栏前,不无自豪地笑呵呵说:我在马路的报栏前,有时看到读者用自来火(编者注:火柴)一根根点火,读程大千的长篇连载。言者无意,却安定了我那颗浮动的心。

  作为记者,最大的安慰是自己的文章有人看。一次,我的一篇通讯刊在一版头条,并醒目地配了老将的一篇言论,一下子我似乎觉得老将与我这个新兵之间的距离缩短了。1961年我从记者调任编辑,自知古文基础差,就到复旦旁听《楚辞》,每周两小时。每天看完大样后的一段空隙时间,老将总喜欢到编辑组来聊天,一则上午写一篇言论,脑子需要休息,再则与编辑们海阔天空,有时可捕捉题材。老将考我:“《九歌》有哪些篇?”我答不上,就反考他:“《离骚》能背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哈哈。”背不下去,哈哈打住。老将对几位老编辑很尊重,常叹后继无人。他很欣赏陈亮的4版,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似苏州园林曲径通幽,小小版面,能囊括当天的大小新闻。他鼓励我向老编辑好好学习。

  1962年10月,全国第3次晚报会议在上海大厦举行,“新民”是东道主,我担任会议记录,老将在会上作如何写小言论的专题发言。我记录速度快,还把插言者的话记全了。会后,老将请我把记录整理成文,并请编委曹仲英润色,曹老总仅改几字,就以原稿寄新华社办的《新闻业务》刊发,稿费被几位老编辑、老报人敲竹杠大吃一餐,我应邀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与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流合席”。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寓哲理于心灵中,有时作些记录。一天我把《飞鸟集》中“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划下浓浓的蓝笔时,老将在背后朗读了这句,做沉思状。也许晚报编记、新老之间有些疙瘩,他鼓励我把每天看到、听到、想到的有意义的事写下来,总编束纫秋也常来聊天,认为此举不错。于是我每天在做完手头工作之余,就在当天的大样背面,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写一篇《学艺手记:看到,听到,想到》,张贴在走廊的贴报栏上,天天不断,时达一年之久。

  “手记”招来的矛盾和“杀身之祸”,几年后在“文革”中才有所领悟,当时我是沾沾自喜的。每天早晨走廊里热闹非凡,记者们都知道,我议的都是社长、总编、老编辑当天对稿件的褒贬之见,一时间,赞同的,异议的,反对的,在《手记》上“跟帖”,百家争鸣。

  我其实是“传声筒”,却自以为沟通了编记关系。

  大约1963年秋,老将应邀到复旦做报告(讲课),他请我一起去,为他记录。也许,反右的前车之鉴,让他感到有个记录备案,以应不时之需吧。没想到,某副总编(党组委员)当即找我说:“你不是他的私人秘书,他做报告,你去干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心里颇委屈,转身找党组书记兼总编老束,老束稍迟疑说:“那就不去吧。”老将听说我突然不去,半晌不作声,说:“这报告我不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周光楣感到很为难,她愿去为他作记录,但老将终究还是推辞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百思不解——社长的一个小小的合理要求,为什么会给某君轻易地否定了?身为总编、看似十分尊重社长的党组书记老束,为什么犹犹豫豫地支持了某君?平易近人的老将又为什么执拗了?

  我被戏称为“社长的女儿”,老将说:“张循不驯”

  我是1956年在复旦入的党,时年二十。高中毕业后我分配到闸北区政府,全国第一次普选,闸北区试点我在办公室掌大印,却没有选举权,区政府上上下下都称我为“小公民”。我到晚报编辑组后,老将也戏称我“小张循”,碰巧老将的次子与我的弟弟是交通大学同班同学,所以老将夫人生病我到瑞康里看望、吃饭,似乎工作关系之外加了丁点私情。一次豫剧《社长的女儿》在沪公演受到好评,报社一些好事之徒不嫌附会,戏称我为“社长的女儿”。

  老将长我26岁,我们谈话却很投缘。当时我对苏联变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三年自然灾害等问题有不少疑惑,有时问老将,他常听而不答。他欣赏独立思考,但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哦,他戏昵地评道:“张循不驯。”有时我好管闲事,他描画我的个性,随手在纸上写了4个字:“狗逮耗子。”老将教我秘诀:向老编辑学,要“偷”一手。我任文艺版编辑时看戏较多,谈起川剧变脸、京剧武功,老将很是兴致勃勃。当时青年话剧团演出《年青的一代》,我深受感动,老将也赞叹这样的好戏多多益善。晚报副刊登载董天野作画、陈振鹏赋词的《胆剑篇》长篇连载,我们几乎天天赞赏不已。老将赞赏记者冯小秀没日没夜泡在球场上的敬业精神,夸奖其体坛述评独具一格。他还夸奖记者毛绿嘉与越剧演员、京昆新秀交友,稿件写得生动。那时副食品紧缺,组织上对高干、高知有照顾,有时老将下午没事,招呼几个人到文艺会堂吃点心,戏称“鬼魂西行”(英国影片名),我也参与。

  大约是1964年秋,一天下午老将照例来编辑组坐坐,他刚在编辑组长的椅子上坐下,我问了他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问题:“老将,你到延安采访过,毛主席又接见过你多次。你为什么不入党呢?”老将一时语塞,稍作思考,似笑非笑地说:“我与你接触多些,有人批评我腐蚀青年党员,我,还能入党?”这句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常自问:老将德高望重,人所公认,“向老报人学业务”,是老束说的,怎么变成“腐蚀”呢?

  1965年初,毛绿嘉被调到一所中学,她本是两航起义(编者注:1949年11月,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香港的员工3000人,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怀抱,史称“两航起义”)人员,1956年由老将介绍进的晚报。其实那所中学并不需要教师,她坐了几个月冷板凳。老将为此默然。此前,另一位与老将谈得来的欧阳文彬在党内受批判,她的问题是“丧失立场,严重右倾,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后调离晚报。

  老将似有所悟,再不有说有笑了。

  1965年秋,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分配到金桥公社住进真正的牛棚,与农民同吃一锅,下乡7个月,思想、生活有了新的变化。

  我说有人议论“五人帮”呢,他正言道:“老人家有错误,但与他们不同嘛……”

  1966年4月,一天突然接到人事科长王玲的电话,叫我回报社看大字报,参加运动。报社俱乐部、走廊贴满了揭发老将、老束、老报人的大字报,揭发《学艺手记》点我名的大字报,辟成专栏,“名列前茅”。我看写者都是青年记者、党员,矛头通过“手记”指向老将。幸好我每天撕下“手记”原稿存放在抽屉里,那天晚上我把所有“手记”抱到人事科,交组织审查。也许是“四清”工作队员的经验,我每天早到、晚归,“看到、听到”之外,一言不发,看到老将彼此点头而已。我心里明白,老束已靠边,领导运动的是某君。我想:“手记”白纸黑字均在,何罪之有?

  “文革”十年,一场浩劫。在这鬼哭狼嚎的年代,多少罪恶借革命之名以行,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作了表演。

  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而《新民晚报》又是王洪文与徐景贤殊死争夺的要地。晚报除靠边者外,几乎都参加造反派,一是“毛泽东思想造反指挥部”,与工总司(编者注:全称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革”时期上海工人最大的造反组织)挂钩,一是“井冈山联合造反指挥部”,与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挂钩。“指”派以批“走资派”为主,“井”派以批“牛鬼蛇神”为主。两派与报社外的造反派都有联络,在夺权、出报、停刊,斗“反动学术权威”、斗“走资派”诸问题上,武斗不止,越演越烈。一批老报人朝不保夕,画家董天野被批斗,当场打掉门牙,后投江自尽;冯英子、乐小英被打得鼻青脸肿,苗进被梳子钢刺打得血流满面,张之江被打出逃。批斗老束、老将,更是两派的主课,相比之下,老束受苦更多;老将在群众中威望高,在密不通风的牛棚里,话不多,耳失聪,造反派有时明批暗保,较少找他麻烦。不过,在全市批斗会上,也免不了吃苦头。

  在晚报的“文革”十年中,令许多人惊讶的是:1969年8月20日上海市体育馆(今卢湾区体育馆)五千人参加的新闻、出版系统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当场将我逮捕入狱,轰动一时。晚报编委张林岚十多年后对我说,他当时一身冷汗湿了衬衫。有趣的是,由他执笔的晚报史对此一字不提。也许,人们真的以为我当初有“罪”?其实,就以“文革”时的标准,我也没问题:当时宣布的罪名是在“毛主席万岁”上打××,而事实是我作为编辑删去大段口号,用的是编辑符号,“井”派一名校对偷原稿以造假;其他罪名均系捕风捉影。我很清楚,一点也不屈服,高呼口号入狱。1968年12月23日“井”派头头何君(复旦同学)张贴了一张《把社长的女儿押上历史审判台》大字报,我在旁贴一小字报《奉陪到底》回敬。如今,真的在劫难逃了。

  性格决定命运。我死不认罪的强硬态度令主审我的晚报三结合干部某君束手无策,某君共审我9次,诱供,逼供,每审都要我揭发“反动权威”。其间,我被反铐半个月,我不出卖任何人,关押14个月零4天后,于1970年10月16日以“敌性内处”(编者注:全称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释放,送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老将,他仅说了一句,令我难忘:“少吃点,不要太油。”这是关切,更是默契。一个月后,我的丈夫某空军干部专程来干校办理离婚手续。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此刻,方体会到这冤案的分量!

  老将在干校,人称“这干瘪老头,劳动拼命呵”,他已逾花甲,肺有病,挑水满担。老束的劳动活是最重的,我与乐小英常搭档拉粪车。奉贤海滩边,晚饭后散步,看夕阳西下,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1972年2月13日,工军宣队宣布老将“解放”,事先要我在会上发言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其时我还戴着“敌性内处”的“现反”(编者注:“现行反革命”简称)帽子。

  不久,老将被安排到辞海编辑室;我于1973年10月被安排到二十四史校对组;1976年2月公安局撤销对我“敌性内处”的判决,1978年彭德怀平反,11月我“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党纪处分也得以平反。“四人帮”下台后,老将情绪颇佳,他、某编委、毛绿嘉和我4人每隔一些日子聚餐,谈各种小道新闻,议“四人帮”种种罪行,彼此无所顾忌,老将开心地说:“我们也是‘四人帮’!”他惋惜地对我说:“你的时间都在‘翻案’中度过,可惜了。”我说:“我不平反,死不瞑目。”

  老将在十年动乱中,表面上不关心他事,实际上对形势非常关注。当时他在车间劳动,对报社印制的各种讲话、材料都阅读无遗,所以对“文革”的发展轨迹,江、王、张、姚的罪行心里都有一本账。一次聚餐说笑时,我说社会上有人议论“五人帮”呢,他正言道:“老人家有错误,但与他们不同嘛,他发动‘文革’,也许是防修反修。”一次我们议论老报人为什么那么怕某君时,某编委说:“1965年姚文元著文批判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好几位老报人认为姚文不说理,更不懂音乐,以势压人,议论纷纷。没想到‘文革’中某君抛出一张张大字报,淋漓尽致,原来当时某君一边佯看大样,一边暗暗在抽屉铺底的纸上作记录。此事在牛棚里当作警世名例传颂。”老将说:“今后我决不与某君同坐一室,否则,天天胆颤心惊,一定少活5年。”

  终于,我向老将爆发了。老将被我问得面红耳赤,对我讲了心里话 。
 
  大约1980年初,晚报有望复刊,当时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与刚刚复出的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因稿件来往联系较多,他对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与我多次通信。一次老将要我陪他去看望陈部长,他想摸摸底,弄清由谁组班。我到辞海编辑室与老将一起乘15路电车到康平路100弄看望陈部长,陈从医院出来不久,躺在床上,见到老将很激动,欠身说:“应该我去看你,你长我几岁,我一直记挂着你呢。”彼此谈些“文革”遭遇后,老将问起晚报复刊的事,陈说此事由另一副部长分管。“不过,你有什么想法,我也可过问。”我们告别后,老将对复刊的事很少再议。

  在晚报筹备复刊阶段,一次老将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回晚报,你斗不过他们,晚报的派性阴魂不散。”我很不以为然,心想平反后我曾特地到辞海编辑室找老束,向老领导报告我是冤案,老束解释说,那时他靠边,不知情,他祝贺我得以平反,相信我今后会好好工作。所以我想:我在晚报定冤案,晚报复刊我理所当然该回晚报!如果老束、老将复职不请我回去,我决不找上门去,说不定《社会科学》总编还不放呢。

  令我生气的是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某君如愿以偿从电台调回晚报,且是老将提的名,真刺心!

  我不回晚报原本没意见,1980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思潮盛行,社科院的黄逸峰院长、《社会科学》的总编都是有水平的领导者,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写了不少批判“左”倾思潮的杂文、文学评论。不过,老将干嘛提名某君?

  其实,好长一段时间老将的心情颇为落寞。一次我到他家,他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是程十发新画的,原先的《锺馗捉鬼》抄家没了。他望着书架说:“这些书一本本买来,也算老朋友了,但今后我不会再看;东戡学电、刘芭学水利,他们也不会看,你喜欢什么自己拿,多多益善。”真的?我疑惑,于是,他帮我挑。我把最爱读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取下,接着挑选《战争与和平》、《简爱》等当时尚未开放的名著,由东戡捆扎成两大捆,我如获至宝拎回家。

  我为提名之事很生气,翻着老将的赠书,心里不是滋味。终于,我向他爆发了!

  1983年9月13日下午,我事先让刘芭约定拜访,老将已坐候在沙发上,他身穿圆领汗衫、短裤、拖鞋。我上楼,向他45度鞠躬,他问候老母好,我坐定就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向你通通气,免得将来又做糊涂事——我实在对你不大信任了。”老将哈哈大笑说:“我不要你的信任。”

  当我说到时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对我的冤案十分重视,又告知考察办两位同志向我了解某君,要求我写材料时,老将听得很认真,很兴奋。我说:“希望你不要像两年前那样,当我向陈其五反映问题时,你却提名某君回晚报,幸好我的冤案人所共知,陈部长不怀疑我。所以,你的做法实际上是出卖张循,讨好某君。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讲糊涂话了。”“我不接受你的意见——我是为你好,你到晚报肯定第二次被整。”“我不回晚报,并不等于要你推荐某君啊。”老将默然。我说:“我听你讲过3次以上,见到某君胆颤心惊,可如今每次回家,某君没上车你不开车——究竟是你改变了看法,还是一个两面派,背后说坏,当面捧场?”老将被我问得面红耳赤。

  我又说:“还有一事,你是十分错误的。你为什么给某君的爱人写序,他是反右先锋,王中老师挨整他带头,他写过许多吹捧‘四人帮’的文章,你为这样的风派人物写杂文集序,是否想到要对读者负责?”老将解释说:“他还是系主任嘛。”我说:“是的,说不定,他的系主任正是你的序为他铺了台阶!你不明白你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希望你,一言一行要对人民负责!”我又说:“我这两条意见你不接受,我也不期望你会接受,不过,我相信,深夜独自沉思时,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对你讲话尖锐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我永远不收回我的意见,假如你感到刺耳、难受,我可以向你表示歉意,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老将用手抚着胸口说:“假如3天之内,我心肌梗塞了,你将负全部责任啊!”我哈哈大笑说:“我这些话,归根到底你听了是舒服的。世界上谁不犯错,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今天仍然是信任你的,否则我就不来了。”老将连连说:“我不要你的信任,不要你的谅解。”

  停了一会,老将说:“你的话,站在你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你为我想一想,我的处世哲学是无德有才取其才,既然他们都要些这种人,还叫我怎么说呢?”说着,他激动起来:“你们共产党内,出了那么多的坏蛋,你叫我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如何抵挡得住?他们这伙人上下结成一块,上面还有后台——你可知道,晚报的筹备组,有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过当西哈努克亲王(意谓挂名),又不让我当,再三动员,我是没有办法啊!提名某君,还不是晚报老束、某副部长一再暗示?与其他们不好意思提,不如我来提,免得讲我不容人嘛!”他又说:“你想,我能不考虑考虑自己么?我每月260元,有儿有女,这么一套房子,我只求保全不求伸手,他们宣传我风格高,不要新房子,其实,什么时候给过我合适的房子?”我见他激动,又讲了心里话,赶紧说:“我的话讲过头了,你不要计较啊。”

  过了片刻,讲到戒酒戒烟,他笑笑说:“我如今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而是天天打太极拳。”他到书架拿出一本《太极拳术》给我翻阅,说:“我不仅天天学打”——他做出手舞的招式——“而且,我在生活中也在打太极拳,你打的是少林拳,咱们拳术不同。”最后,谈到某君问题,他表示不要过早乐观,“我比你阅历深,我现在要看看,对这样的人如何处理?”

  他送我下楼时,太陡的楼梯连我都怕,我表示向市里反映一下,老将说:“我的事不要你管,狗逮耗子!”他拖着鞋送我出后门,站立良久。

  这次谈话我们都动了真情,次日,我作了追记,内心颇歉疚。我感到,老将的为人历来是责己严对人宽,以德报怨是他的特点,我是否太过偏激?后听毛绿嘉说,老将向她提过这次谈话,老将说:“她有她的道理,我有我的难处。”1984年1月初,市委宣传部考察办经过大量调查,对某君在“文革”中所犯严重错误,报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会议由副部长龚心瀚主持,论定某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处以“严重警告”,令其办理离休手续;结论由副部长孙刚向其宣布,某君在接受处理的同时,要求给以“正高”职称。晚报许多老人奔走相告。此后我们再不提旧事。

  晚报复刊10年中,老将倾心投入工作。我们不多见面。

  我望着老将,突然感到他老了。

  1984年秋,一天老将与某编委、陈念云、徐鞠如来我家晚餐,祝贺我与某校长结婚,他为我高兴,真心地希望“文革”阴影在我身上磨灭,破例喝了点酒。

  我重返《新闻报》工作后,面临种种矛盾、困难,《新闻报》在夹缝里求生存,我个性强,所以不主动去看老将。

  长期来我对“文革”苦难紧锁心底,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推动了人们思维模式的转变,我与少数友人忆及“文革”时已能平静、自如。一次,老将听我说曾被反铐,他很吃惊,问:“那吃饭、睡觉怎么办”?我没具体描述,仅给他看手腕,说:“我骨骼小,当时比较瘦,还能对付,反铐半个月后开铐,手腕血肉模糊,腕上青痕一年后才消。”老将听了,摇头又点头:“难为你了,换了我,恐怕铐一天就要去见上帝了。”

  1991年7月1日下午,我没去上班,又不甘在家枯坐,先看望张伏年,他鼓励说《新闻报》办得比过去好,有味道。转身我去看望赵清阁,她是我的作者,晚年与保姆相伴,我常去陪她聊天。她多次说想去拜望赵老,我看她这天气色很好,劝她去,她起身想走却又说走不动,于是我径直到相邻的大楼看望久违的老将。老将坐在藤椅上,猛然见我,高兴得双手鼓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顿时我内心自责那么久没去看望他。老将随手赠我两册杂文集,翻开扉页问写什么,先生乎?女士乎?我脱口说:“老友嘛!”老将想了想说:“我同你相识31年,称得上是老友了。”当即写上“张循老友留念”,我高兴得拍手称好。他又拿了昨天一篇谈文字的杂文叫我评论,随后表示最怕得老年痴呆症,现在自己是全部“组合件”(指安装起搏器)了,临走他要我3个月看他一次,至少去看赵清阁时别忘了顺道看看他。老将的话让我感到淡淡的哀愁,我望着他,突然感到他老了。

  1992年春节,听说老将生病,我与刘芭约定一起去看她爸。大年初九,2月12日下午2点多,我们轻声进病房,见老将鼻子插管吸氧,平躺着,我心里有点难过。他见了我们就半身坐起,说不要紧,能坐。刘芭觉得老爸脸色比昨天好些,我们安慰他几句要他睡下。他睡了一会说,还是坐着舒服,他要我和他说说话。我说:“好,你不要说话,让我给你讲讲新闻。”他从枕下取出助听器自己塞了耳塞。这时刘芭有点事想出去一会儿,老将点点头。我把椅子搬到他床边。老将说:“强强的材料我已交给丁法章了。”我点头道谢,心想老将病重还念及我侄儿进晚报的事,而他最爱的小女刘芭想进晚报,他从不张口。我有点鼻酸,就想讲些让他高兴的事,于是,我告诉他《新闻报》已电脑排版,并有自己的电脑房,我国将发行股票,我买了认购证,我采访朱基时,他没时间,我急中生智向他提意见,朱市长当即让会议室的贵宾稍等,转身到办公室接受我近20分钟的采访,老将听得很有兴趣。我怕他累了,要他睡下,他觉得冷,还是坐着舒服,于是我坐到床边与他并靠着,用我的手捂他的双手,不说话,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刘芭回来了,已是晚饭时刻,我拿出保暖瓶的鸡汤,老将喝了汤,还吃了半碗粥。大约5点多,东戡来换刘芭。我们看他睡下,就各自回家。没想到,晚上9点不到,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老将不行了,我心如火燎赶到医院,正看到东戡给老将穿袜子,老将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旧的,他的脸很安详,如同睡眠。东戡、刘芭和我默默地跟随着,直到把他送进太平间。我们返回时,我看到束纫秋、丁法章坐在会议室,大家沉浸在悲痛中,我没与他们说话,与东戡、刘芭告别后独自回家了。

  追悼会上,我请社科院陈燮君写的挽联“想老百姓心头事,做普通人代言人”挂在墙角,我默立墙边,泪不自禁。我突然想起:1981年5月底老将生病住院,我去看望,电视播放宋庆龄逝世并于临终入党的新闻,我问老将:“你有没有考虑过入党啊?”老将回答说:“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在党外要比入党起的作用大。”我想:老将不愧为我们党的诤友,他与巴金呐喊着讲真话,意在帮助党消除些消极因素,他有时未能讲真话,是不愿与某些党的干部相对立。

  也许,我至今尚未读懂老将,但确实,难以忘怀。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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