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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宜杰:末代状元刘春霖如何当国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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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春霖认为,从国家安危着想,国民代表应当直言敢谏,不能只知颂扬,这才是国家之福

 

 

 

末代状元刘春霖如何当国民代表

--作者:侯宜杰

近年见到两种张謇传记,书名均冠以“末代状元”的头衔,相关的书评亦然,实在令人吃惊。张謇中状元在1894年,其后科举考试还举行过3次。最后一次是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增加的一次恩科,考中状元的为刘春霖。1905年清政府应袁世凯等督抚奏请立停科举,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科举考试彻底废除。故末代状元只能是1904年的刘春霖,而不是1894年的张謇。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直隶省(今河北省)肃宁县人,诗画书法均有极高的造诣。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故他又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而别人则称他为“古代状元的谢幕人”。状元及第后授职翰林院修撰,可他没有在国内做官,毅然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任保定高等学堂监督。1909年当选为咨议局议员,继而又被议员们选为资政院议员。1910年10月4日第一届资政院会议开始,刘春霖出席。资政院是清廷在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锻炼议员的能力,为以后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议员由名额相等的钦选和民选(各省咨议局选出的议员)混合组成,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家最高立法和监督机关,或者说是一个过渡形态的混合型议会。刘春霖在参与讨论议决国家大事时是如何当国民代表的呢?

不畏强权,敢于弹劾军机大臣

刘春霖坚持依法办事,对违法行为进行坚决斗争。1910年11月8日,资政院上奏湖南巡抚杨文鼎发行公债,不交咨议局议决,侵夺咨议局权限,违背法律,应令其将原案交议,并量予处分。当日上谕颁下,说杨文鼎未交局议,属于疏漏,既然已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9日,刘春霖在会上发言说:“‘庶政公诸舆论’一语屡见于上谕,今资政院所议决的不能不算舆论,现在何以忽然不‘公诸舆论’呢?本议员想造成这个原因的就在军机大臣。”“推原军机大臣的本意,不过藉此稍示其端,且看资政院之权可以侵不可以侵,资政院之法可以违不可以违。若本院不复质问,便是默示承认,默认之后,恐军机大臣对于资政院侵权违法之事,必相逼而来。”(《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15号,第48页。以下简称《会议记录》)提出应要求军机大臣出席答辩。

有个议员担心如此做法,军机大臣心里很不舒服。刘春霖又说:“我们资政院必要求着军机大臣心里舒服,还成个什么资政院呢!”“现在议决的案军机大臣就不照行,将来无论再提出何等议案,一定是无效的,就是将来军机大臣侵权违法,也不过以‘疏漏’二字了之。还是请军机大臣来院答辩,问他到底是何意思,将来别项议案才能解决。”(《会议记录》第15号,第56页)他的发言赢得议员们阵阵热烈掌声。

其后,资政院上奏广西高等警察学堂限制外省籍学生案和云南销售食盐提高价格案,当日奉旨,分别交民政部和盐政大臣察核具奏。刘春霖认为全院议决的议案,应该由皇上亲自裁可,如觉不妥,可交资政院复议,不能另交行政衙门察核具奏。否则,国家何必花钱来办资政院!交行政衙门查核,是军机大臣企图嫁祸于盐政处与民政部,坚决主张弹劾军机大臣辅弼无状。

不畏皇权,敢于批评上谕

当时宣统皇帝幼小,由其父亲摄政王载沣当政,以皇帝名义发布上谕。12月18日,资政院上折奏请迅即组织内阁,明降谕旨,宣示军机大臣责任。载沣颁下两道朱谕(军机大臣回避,未副署),一为慰留辞职的军机大臣,二为不准资政院干预用人和军机大臣是否负责任及设立责任内阁。对此,刘春霖十分激动地指出:“这两道朱谕与预备立宪的时代不相符合。”“资政院虽然不是国会,其实对于军机大臣负责任不负责任是可以说的。今看第二道朱谕,对于资政院似乎绝对的不能说话。”“对于朱谕不能持积极主义,就得持消极主义,既不能说旁的话,惟有全体辞职。”“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会议记录》第27号,第62-65页)朱谕“不叫军机大臣负责任,而君主与人民直接立于对待的地位,于立宪精神很相背驰,将来立宪政体很不牢固,仍恐要变成专制的。”(《会议记录》第28号,第16页)“既然由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这个话是断断不适用的,还是请收回成命,明定出军机大臣负责任为是。”(《会议记录》第28号,第17页)一再声言上谕违背立宪原则,要求收回成命。

不留情面,指责奴颜婢膝的议员

资政院中有极少数民选议员很不自重,有意攀附当权亲贵。对此,刘春霖十分反感,几次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说:“有几个议员在政府里头平素多奴颜婢膝,而政府遂轻视资政院,这一种议员不但自失身分,并且说所谓全体议决其实并不是全体,不过几个人胡闹而已。政府觉得你不是全体,所以越发看着资政院很轻,致使资政院议案全归无效。”(《会议记录》第28号,第18页)这几个议员实在“不能为国民的代表,看他的宗旨,纯以趋附政府为宗旨。比如会场之上发出议论,不敢公然反对,每每用调停主义;出了会场之外,昏夜叩权贵之门。”“政府一看这个奴颜婢膝的议员,觉得这一般人就可以拿着势力压倒他的,并可以拿着利禄羁縻他的。”“我们议员中要保守自己的身分,才可以自立,以后对于军机大臣再不可有趋奉的意思”。(《会议记录》第27号,第64-65页)

难能可贵的认识

在庸俗之人眼里,刘春霖身为状元,理应对朝廷感恩戴德,百依百顺,歌功颂德。而刘春霖相反,发言坚守原则,直言无隐,毫无顾忌,从不献媚取宠,展现出令人钦佩的铮铮铁骨和人格魅力。其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对忠君爱国观念和国民代表、皇帝有着卓越独特的认识。

他说:“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会议记录》第28号,第18页)在他看来,不论是作为参预国家大政的国民代表,还是作为“受先朝特达之知”的状元,对皇帝和政府陈述意见均应直言敢谏,绝不可阿谀奉承。惟有如此,才算尽到了国民代表的责任,尽忠于朝廷,才是真正的爱国。

不仅如此,他还说:“自古圣帝贤王未有不以改过为美者,我们何必以谄谀之词上陈?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这个时候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危,不应作颂扬语。”(《会议记录》第28号,第16-17页)“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幸福。”(《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27号,第63页)认为皇帝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应当以纳谏改过为美德;从国家安危着想,国民代表可以进行批评,直言敢谏,不能只知颂扬,这才是国家之福。相比之下,那些奴颜婢膝的议员显得何等卑劣渺小,更不用说只会肉麻吹捧上司的大小官员!

1911年6月立宪派成立了合法政党宪友会,刘春霖被推举为直隶支部发起人之一。民国以后历任总统府秘书、直隶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27年辞职家居。虽然生活清苦,曾以卖字为生,但他先后严辞拒绝了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邀请,显示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受到国人称赞。194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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