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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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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一为作者之父王光辉,照片摄于四平战役前后 (王明珂/图)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作者:王明珂

自己当了兵后,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喝斥。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其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惟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20岁前惟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军官之一;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划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胡涂地成了军人。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14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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