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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平:我的“武大”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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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3年秋,本文作者与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坐者)

 

 

 

 

我的“武大”情缘

--作者:刘双平

我离开武大,一晃已过十载,但美丽的珞珈山仍是我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我的家仍安在武大,家里人曾想搬家,但就我总不愿意,因为武大留下了我的青春和激情。由外地返回武汉,只要车进武大校园,我马上就有到家的感觉,珞珈往事也会不断涌上心头。

(一)

1986年7月,我从武大哲学系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学校是“卖方市场”,每到毕业的季节,来校要人的单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超过于生源数。我们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不愁找不到饭碗,只是担心被分配的“婆家”是否称心如意而已。由于分配是由领导“包办”,系里掌握分配大权的领导简直就成了我们心中的“皇帝”,大家都想在他面前图个好表现,留个好印象。按那时的标准,最令人心仪的分配去向是“北上南下”,要么去北京“从政”,要么去南方特别是深圳“从商”。我们班综合实力排名居前几位的叶美金同学主动提出去新疆“支边”,引起全班轰动,《武汉大学报》头版头条报道,叶美金同学还应邀进京参加了全国“支边”典型座谈会,受到万里副总理的接见。当叶美金同学从北京带回与万里副总理的大合影时,全班同学竞相传看。

按综合实力排名,我也属班上前几名。因为我既是全班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之一,还与同寝室刘辉平同学合作编写《中国婚姻风俗》并因此荣获过哲学系的最高奖项——“李达哲学奖”,我对自己的分配情况比较乐观。记得有天下午,系里管分配的领导找我谈话,领导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先是表扬我一大通,然后又说了一大段哲学系的毕业生素质如何高如何受欢迎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刘道玉校长要找一位秘书,校长办公室主任说哲学系的学生素质高,要我们推荐,我想推荐你去,你有什么想法?”一听说要留校到刘校长身边工作,我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

在198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刘道玉校长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头上有好多耀眼的光环:新中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第一个自己培养的重点大学校长、新中国高等教育“学分制”、“导师制”等的首创者、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在他领导下的武汉大学,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独特气质,空气中弥漫着改革创新的气息,各项改革举措皆走在全国前列,媒体上充满着对他和对武大的正面报道,武大人洋溢着空前巨大的自豪感。在我们这群充满激情、充满幻想的年轻人心中,“刘道玉”三个字是英雄的代名词。

没过几天,系领导通知我去学校古香古色的行政楼见了校长办公室牛太臣主任,身材高大的牛主任热情地欢迎我,随后又带我见了刘校长。我与刘校长紧张地说了三五句话后,牛主任就带我离开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刘校长面对面谈话,由于我的普通话不甚标准,感觉他听我说话很费劲,眉头皱得紧紧的。不管是牛主任还是刘校长,对我的“验收”都极为简单,总算是通过了。过了没多久,我就正式到校长办公室上班了。

到校长办公室上班后不久,我才知道“给刘校长当秘书”这句话充满挑战和考验。刘校长当时身兼“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两个职务,而校党委书记依旧空缺,刘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党政一把手。校长办公室与党委办公室这两个重要部门在行政楼二楼门对门办公,但刘校长的办公室却在党办这一边,让人感觉刘校长更重视党办,再加上党办一位副主任已明确为刘校长的秘书,校办明显感觉“受冷落”。于是,校办领导想通过各种努力提升校办的地位,让刘校长更重视校办。

刚到校办工作时一头雾水,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尽快熟悉学校情况并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而不是考虑是否给刘校长当秘书。校办领导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管理“红头文件”,我马上全身心投入工作。“红头文件”分两大类:一类是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是教育部给学校的来文,我要先登记,再送校领导批阅,再转职能部门办理;另一类是校内的“红头文件”,由学校职能部门起草的公文稿,先要送校办审核把关,再送校领导审签,再以“红头”上报或下发。有人说机关的特点是“文山会海”,的确如此。学校每天的“红头文件”也成堆,管理“红头文件”被认为是校办最基础、最繁琐的工作,不是人人都有兴趣,但我却干得津津有味。通过“红头文件”,我能及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学校各项工作的进展,明白了政府和学校主要是靠“红头文件”运转的“游戏规则”。更高兴的是,每天都能看到刘校长及其他校领导对文件的批示和对公文稿的修改。刘校长的政策水平很高,有的公文稿经他修改几个字,高度和意境大不一样,令人拍案叫绝。凡刘校长在文件上的批示特别是对公文稿的修改处,我都认真琢磨,反复推敲其中的奥妙,收获特别大。

虽说是高等学校,但武大各个职能部门起草公文稿的水平仍参差不齐:大部分职能部门起草的文稿都非常漂亮,稍加修改就可以送领导签发;也有部分文稿不仅语句不通,字迹也极为潦草,看清一个字要“考证”半天。为了减轻刘校长的工作负担,凡送给他审阅的公文稿,我都反复修改。那时电脑还没普及,全凭手写,每份公文稿修改后我都重抄得整整齐齐。有时需要改、抄的公文稿多了,上班时间干不完,我就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加点。有一天,刘校长在一份退回给我的公文稿上突然批示:“小刘抄稿,用心良好,不能没完没了,退回职能部门重抄。”这批示让我感到特别温暖,可能是刘校长看到我每天抄、改的公文稿太多,担心吃不消,有点心疼我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刘校长以思想解放、鼓励创新、珍惜人才著称,那时的武大被誉为“高校里的深圳”,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机关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以追求“创造性思维”为时尚。对于各种“奇思怪想”,刘校长总是从正面真诚鼓励,循循善诱。大概是1986年的9月,我获悉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坐船从重庆到武汉,马上想到能否请他来武大做一次讲座。那时的聂卫平如日中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屡获奇胜,已成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的传奇英雄。如果能够把聂“棋圣”请来给全校学生做一次讲座,一定会大受欢迎。但要邀请到他,必须以刘校长的名义才有可能。我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想法向刘校长说了,他还没听完就说“赶快以我的名义去找省体委”。我据此找湖北省体委出面协调,很快就落实了这事。这是我上班后经办的第一件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那天聂卫平在陈祖德九段的陪同下来武大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能容纳2万人的小操场人山人海,场面之火爆至今仍历历在目。聂卫平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怕热、特别爱出汗,在陈祖德演讲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聂卫平大汗淋漓,我递给他好几次湿毛巾擦汗。

(二)

到了1987年夏天,我留校工作即将满一年。有一天,校办牛主任突然找我谈话说:“刘校长决定派你去担任讲师团团长,到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改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锻炼一年。”我毫无思想准备,压根儿不明白讲师团是做啥的,感到很突然。牛主任解释说讲师团主要是支教,中央给经济欠发达地区派了支教讲师团,省里也要派。省里指派由武大牵头,由6家省直单位和高校抽调二十多名青年骨干组建鄂西分团,到鄂西支教一年,分团团长由武大委派。

牛主任看我一脸的迷惑,便带我来到刘校长的办公室。这次刘校长很重视,让我们两人坐下谈,他说:“小刘啊,你在我身边工作快一年了,你的理论功底很扎实,思维能力和文字能力很强,但你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协调能力要加强,普通话的水平要提高。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做法。有的领导总是把自己喜欢的人留在身边,舍不得放出去;有的领导则爱把自己喜欢的人放出去锻炼后再调回。我属后者,准备把你派出去锻炼。”

我都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啥话,只记得牛主任说:“小刘工作未满一年还没转正啊。”刘校长皱着眉头说:“马上转正啊。”牛主任又说:“省里要求团长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刘校长立刻说:“马上给小刘提一个副科长啊!”就这样,我很快就成了校办的一名副科长,又摇身一变成了“湖北省87届支教讲师团鄂西分团团长”,没过几天便率团第一次离开了美丽的珞珈山,坐长途客车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来到湖北西部山清水秀但经济欠发达的鄂西自治州首府恩施。

讲师团团长这一特殊的岗位让我脱胎换骨地“早熟”了。二十多人组成的年轻队伍,分成5个支队,分布在恩施、来凤、咸丰、宣恩、建始5个市县支教,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张罗。我经常坐长途大巴颠簸在险峻狭窄的盘山路上,奔波五地检查指导工作,每天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工作的磨炼让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成熟,我特别感激刘校长为我提供了这么一个特殊的锻炼机会,更觉得不能给武大和刘校长丢脸。在这一年期间,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三)

鄂西的历练让我成长、让我变化,母校武大也在变化,最大的变化是1988年春节前后刘校长不再担任校长了。这个消息不仅让我震惊,在国内引起的震动也不小。等到1988年夏天我回到珞珈山继续在校办工作时,再见到刘校长已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他家里了。刘校长尽管已不是校长,但精神状态依然很好,对我非常关心,问了不少关于工作和生活的事。

武大校领导班子换届后,明显感觉学校的元气受到了巨大影响。但对我有一个难得的“利好”是,著名哲学家、我大学期间的系主任陶德麟教授担任了常务副校长。我又十分有幸地在这位领导兼恩师的身边工作了多年。陶老师是我们哲学系最受欢迎的大教授之一,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条理十分清晰,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哲理,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陶老师曾在党的“一大”代表、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教授身边担任多年的学术助手兼秘书,深得李达校长真传,在哲学上造诣精深,建树颇多,特别是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及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李达老校长字鹤鸣,湖南人,与毛主席是同乡好友,毛主席对他十分尊重,在给他的信中习惯尊称他为“鹤鸣兄”,在武汉东湖宾馆长住时常约他去喝茶聊天。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与毛主席曾在东湖宾馆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口号的对错当面争论起来,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不欢而散。李达是中共元老中的“硬骨头”之一,当红得发紫的“副统帅”林彪拼命鼓吹”顶峰论”时,他坚决反对,认为“顶峰论”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文革”爆发后不久,他惨遭批斗,含冤去世。李达校长是武汉大学的骄傲,更是我们哲学系学生心目中敬仰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楷模。但因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他的贡献宣传得还非常不够,陶老师一直为此遗憾。

陶老师对李达校长的感情非常深,我能感觉到他心中总有“李达情结”。1990年是李达校长诞辰100周年,武大积极策划推动在北京举办一次纪念李达校长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弘扬李达校长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对他的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陶老师是分管此事的校领导,按照陶老师的安排,我和校办的两位同事多次跑北京筹办前期工作。在我心目中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是最崇高的,作为晚辈能参与筹办李达校长百年诞辰座谈会应该说是极大的荣幸,所以我每天有使不完的劲。没想到,在座谈会能否在北京召开这个问题上却碰到障碍。我们3人便积极做工作想办法,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很快联系上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邓力群同志的办公室,并争取到了向邓力群同志汇报的机会。邓力群同志在听取我们3人的简单汇报后,很快便批示同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座谈会。陶老师又亲自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汇报,得到了胡绳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共同发起,由武汉大学承办,于1990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成功举行。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胡乔木同志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与会的重量级人物不少,如胡绳、张友渔、任继愈等,济济一堂。

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说:“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为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自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先驱和榜样而自豪。”胡乔木同志的讲话让我热血沸腾,感觉酣畅淋漓。陶老师坐在会场的一个不太显眼处,外表平静,内心可能比我还激动。会议结束时,与会的中宣部领导建议把胡乔木同志的讲话稿交《人民日报》发表,我便去找胡乔木同志要讲话稿,他十分客气地说要适当修改后再发表为妥。可能胡乔木同志因工作忙的原因,此讲话后来未能修改发表。我觉得此讲话非常重要,便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记录稿,收录在我后来编著的《漫话武大》一书中。

(四)

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正常是四年一届。到了1992年10月,武大的校领导班子又换届了,陶老师由常务副校长升任校长,成为国内重点大学中少有的“哲学家校长”,也是武大历史上继李达校长之后的第二位“哲学家校长”。过了不久,我也被提升为副处级的“校长秘书”,成了被校友们戏称的“李达秘书的秘书”。

陶校长是一位待人宽厚的长者,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道德文章、人格学问都令人肃然起敬。他的思想睿智而深邃,他的思维严谨而缜密,逻辑性极强。他分析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理性辩证,处理问题总是有条不紊、不急不躁,让我极为敬佩。可以说,辩证法的精髓、哲学的智慧,都能在陶校长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在陶校长主政期间,武大上下、内外空前和谐,又开始走“上坡路”。陶校长对自己的讲话稿要求很高,我费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准备的讲话稿,他采用得很少,但他不会要求我重写,总是自己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家弄,所以凡学校开大会,陶校长前一天晚上基本上是没时间睡觉的。

1993年是武大建校100周年,筹备“百年大庆”成了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对武大的校史很有兴趣,想配合百年校庆活动写一本通俗版的校史——《漫话武大》。我把这一想法向陶校长汇报后,他极为支持。于是我便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就埋头撰写《漫话武大》,基本上每晚挑灯夜战到半夜,大概用了半年多时间,顺利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书稿完成后,我又请曾任中顾委常委的武大杰出校友伍修权将军作序。该书在武大百年校庆前由武大出版社出版,受到了校友们的广泛欢迎,我也因此多了一个“武大校史专家”的头衔。

在《漫话武大》一书中,我对武大校史做了很多考证,查阅了武大档案馆和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大量资料。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校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考证,如“蔡元培与武大”、“胡适与武大”、“蒋介石与武大”、“李四光与武大”、“毛泽东与武大”、“周恩来与武大”等,第二部分精选辑录的主要是各界名流、武大的老校长和名教授在不同时期精彩的讲演和报告,这些名流包括胡适、陈独秀、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朱光潜、李达等,我特意把胡乔木同志在纪念李达校长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收录进去了。《漫话武大》把武大百年历史上大家感兴趣的很多轶闻趣事作了系统的整理,后来被广泛引用。

轰轰烈烈的百年校庆活动结束后,学校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我不太习惯学校周期性极强的安静生活,总想折腾点有意义的事。太大的事驾驭不了,太小的事又难引起激情,我琢磨良久,终于找到了一件适合做的事——收回东湖边被部队占用了几十年的武大三亩多“失地”。我有信心做这件事的简单理由是:武大的杰出校友伍修权将军对母校非常关心,对母校托办的事总是高度重视;“十四大”之后,与伍老同属湖北老乡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老将军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伍老找刘华清副主席协调肯定有戏,只要刘华清副主席批示同意,这事就能推进了。

说到武大东湖露天游泳池边的这三亩多地,又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常到武汉小住。毛主席在武汉固定的住处是东湖宾馆的“梅岭”,“梅岭”是毛主席除中南海外居住次数最多、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控制东湖水面,8341部队便在与东湖宾馆隔湖相望的武大校园内(靠近武大东湖露天游泳池)设了一个流动哨,后来流动哨变成了固定哨,固定哨又变成了一个班,一个班又变成了一个排,一个排又变成一个连。部队的主管部门也先后由8341部队变成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警湖北省总队。毛主席去世后,警卫任务随之结束,但部队却在此安营扎寨了。

陶校长非常支持我运作此事,我就不声不响地干起来。事情的进展与我预想的差不多:在伍老、刘华清副主席的关心下,武警总部、湖北省政府、武警湖北省总队大力支持,又处处碰到热心校友帮忙推进,此事于1995年5月圆满解决,学校成功地收回了滨湖的这三亩多宝地。此后几年,武大在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收地”运动,收回了上百亩失地,而我理应是武大“收地”的先锋。学校后来为此专门发文对我进行通报嘉奖,这也是我在武大工作10年期间获得的最高奖励。1996年夏天,经陶校长和校方同意,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母校调北京工作。在对母校满怀感恩之余,想想自己对母校最大的贡献,也就是收回了这三亩多宝地。

(作者现为本山传媒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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