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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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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1年,林穗芳在朝鲜

 

 

 

 

忆父亲

--作者:林梅村

2009年12月29日上午,我终于在北大第二教学楼讲完了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课。父亲病危,这些天一直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抢救。本打算一吃完中午饭,就去医院守护他。不料,中午饭没吃完,弟弟就从抢救室打来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让我赶快来。12点55分,就在我赶到医院之前5分钟,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样匆忙,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噩耗传来,一时难以自持。昊天不弔,哲人其萎。伤痛之余,努力写一点文字,借以悼念父亲一生的名山事业。

父亲一生翻译、编辑过16种语言的书籍,投入最大的还是他主持翻译的美国传记作家桑德堡的《林肯传》(三联书店,1978)。许多书乃至大学教材所用林肯的《盖提斯堡演说》,译文皆引自这本书,他的译文几乎成了这篇划时代演说稿的标准汉译。美国总统奥巴马亦为林肯解放黑奴所感动,甚至把林肯当作他的精神支柱。奥巴马就任仪式的主题“自由的新生”,就语出《盖提斯堡演说》。这本书讲述林肯如何从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文笔生动,内容感人至深,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多次再版,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最后发行了上百万册。由于该书译者用笔名“云京”而非林穗芳,无人知晓此书此文是他的杰作。

何枝可依

尽管小时候从未回过老家,但是从上小学起,每次填表都得写“祖籍”一栏,所以我很早就知道父亲是广东信宜人。别人都有爷爷、奶奶,我却没有。父亲九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在我出生前,奶奶也去世了。关于广东老家的陈年往事,父亲可能看我太小不懂事,从来不谈。

关于信宜林氏的详情,我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了解到的。2000年在香港讲学时,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请吃饭,问我老家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广东信宜,靠近两广交界处。饶公是潮州人,年轻时编过地方志,熟知广东人文地理。他听罢拉住我的手说:你们信宜林家可是岭南望族,名满天下,人才辈出。饶公真是博学多闻,讲了许多坊间流传的信宜林氏的逸闻佚事。原来,我家在中国政坛上的人脉如此复杂。民国时期,既有国父孙中山的卫士林树巍、广东省宪兵司令林时清、广东省政府主席、民国政府审计部长林云陔,亦有汪伪政权宣传部长、安徽省长林柏生;新中国成立后,则有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励儒。

听父亲说,我家在官场上主要靠林云陔这棵大树。林云陔主政广东期间,爷爷一直给他当差,先后供职于林云陔兼任厅长的财政厅、建设厅。2000年回广州,父亲特地带我去越秀区市府合署大楼、北京路广州财政厅旧址看前辈工作过的地方。爷爷去世后,奶奶又帮林云陔代收乡下地租,然后把这些稻谷形式的地租换成现金,从信宜汇到广州或南京。林云陔为官清廉,孙中山誉之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他之所以能在民国官场“出污泥而不染”,靠的是祖业--信宜乡下地租。

我问过父亲:你们一个国民党官宦人家,解放前夕干嘛不去台湾?他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痛恨国民党腐败,怎么会跟他们走。1949年风云突变,解放军进广州时天降暴雨,人困马乏的解放军战士就冒雨睡在大街上,秋毫无犯。这是他们亲眼所见,孤儿寡母就没走。常言道:大难避乡,小难避城。奶奶就带全家离开广州,到信宜乡下避难。广州解放不久,父亲就在学校加入了共青团;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参军,奔赴前线。

正如崔健摇滚乐歌词所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善良、单纯的心灵世界,永远跟不上中国政治社会的无穷变幻。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是不知“何枝可依”,生怕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犯错误。他年轻时就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几乎终生靠安眠药度过漫漫长夜。

新中国成立后,罗湖口岸并未封关,人们仍可以自由出入香港。父亲为了自谋学费,多次前往香港《华侨晚报》追讨他翻译的美国小说《唐人街》的稿费。他完全可以避难香港,但父亲是大孝子,不能丢下奶奶独自一人躲到海外。另一方面,他在广州遇见了伯乐--时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分局机关报的曾彦修先生。早在延安时期,曾老就做宣传工作,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大秀才,一生刚直不阿。1970年代末就是根据他出具的证明材料,“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案”才得以翻案。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0年……北京新闻学校在全国招生,广州地区委托《南方日报》代招。我当时还在中山大学读书,也报名投考。笔试通过了,还有口试一关要过,按时赶到沙面报社大厦等候。听说社长要亲自单独面试,不知道要考什么问题,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不久,一位身材颀长,比我们学校一些年轻讲师还要年轻的主考走进我正在等候的考室,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不超过三十,衣着朴素,同报社其他工作人员没有两样。真不敢相信来到自己眼前的就是当时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分局机关报的曾彦修同志。……口试就像谈心似的,从个人爱好、志愿,所学专业,以至家庭情况,是否团员等都问到了。他态度亲切,没有半点首长架子,我很快就不感到拘束了。《南方日报》刊登录取名单时把我排在第2名,可能是针对这一点,他解释说考第一的是香港《大公报》记者,我的考试成绩不如他是很自然的。他讲到在延安时的生活,在北方还要吃小米窝头,生活比南方艰苦,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他说,你喜欢新闻工作,不一定要到老远的北方去,现在就可以做,边干边学,问我是否愿意留在报社工作。我表示回去同老师商量。报社编委、副刊组长黄秋耘同志随后也来信邀我去帮助编副刊。

就这样,他从《南方日报》副刊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编辑生涯。父亲到北京工作也和曾老有关。朝鲜停战后,他调到丹东的志愿军转业干部学校教书。工作之余很快学会俄语,就给人民出版社写信,想找本书翻译。本来没抱多大希望,想不到竟然收到社长曾彦修的亲笔信,说他两年前已从广州调到北京,问我父亲是否有可能来出版社工作。父亲回信表示为难,说他现在已经拖家带口,若进京得调三个人。不久北京一纸调令,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于1956年从东北边陲小镇丹东搬到了北京。

好景不长,曾彦修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中共党内第一个右派,父亲自然摆脱不了干系,但是公布右派名单时却没有他。他明明写了大字报提意见,怎么没划成右派呢?许多年以后,他才解开这个谜。原来救命恩人是精通新闻出版工作、还通晓外语的新社长王子野。他曾经请我父亲从法文原版校订他从俄文版翻译的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深知我父亲的为人为学,所以把他从黑名单上划掉了。

曾老如今已是91岁高龄,对我父亲的关怀一直到他去世之后。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想不到遇见了曾彦修的秘书。他说曾老走不了路了,让他替曾老参加这个遗体告别仪式。父亲生前多次感叹:中国不乏人才,遍地都是千里马。我们缺少的是像曾彦修、王子野这样的伯乐,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名师出高徒

1948年,前辈林云陔在南京病逝。我家在官场上失去了政治靠山,父亲只能独立奋斗,打造自己的未来。他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第一名校广雅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又考入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当年的中国语言学大师几乎一半在中大执教。教过他的老师有赵元任、李方桂、王力、岑麒祥、詹安泰、商承祚等。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大许多老师调到北大。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兴致勃勃地带我去北大燕园拜见他的老师王力、岑麒祥及好友周一良、齐思和教授。3.jpg.jpg

图:1949年,林穗芳在中山大学

我父亲在单位的工作,主要是编辑出版与中国有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据统计,人民出版社从1950年成立至1985年35年中,共出版翻译书1500多种,译自22种外语。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几乎一网打尽。为此他一口气儿学了16种外语,其中包括11种欧洲语言(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和5种东方语言(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印尼语、马来语)。

英、法、德、俄等欧洲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学会其中之一,再学印欧语系其他语言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匈牙利语是欧洲少有的不属于印欧语系的黏着语,比属于印欧语系特殊一支的阿尔巴尼亚语还要难学。他掌握的5种东方语言之间完全没有亲属关系,学习难度之大,绝非常人所能。然而,只要工作需要,他一定去学,而且一学就会。我相信,如果非洲、阿拉伯、北极地区有社会主义国家,他一定能学会非洲的斯瓦西里语、班图语、中东的阿拉伯语、北极的爱斯基摩语。父亲似乎在中山大学得到了赵元任、李方桂、王力等名师的真传,凭借这个功底以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才易如反掌地学会了那么多外语。

一些记者把他通晓16国外语当作自学成才的典范报道,闹了许多笑话。比如“文革”结束不久,人民出版社为改善职工恶劣的住房条件,在北京外交部街建了一栋新宿舍楼。父亲榜上有名,而且优先选房。这年头儿,房子比什么都重要。朋友可以不要,面子可以不要,道德可以不要,但是房子万万不能不要。我父亲真是傻得不能再傻,竟然考虑别人比他更困难,不顾全家强烈反对,把这次分房机会让给了别人。事后,他还宽慰家人说,明年就盖好第二栋楼,分房小组信誓旦旦地说:新楼盖好后一定优先分给我家。且不说,这栋宿舍楼拖了好几年才盖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次分房小组换人了,分房标准也做了调整,结果他榜上无名。

父亲一生与世无争,和中国千百万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追求的是人的尊严、社会的公正与公平。他为中国出版事业几乎贡献了一切,怎么连本社一套房都分不到呢?为此,他到分房小组了解情况。原来这次分房重视学历,像他这类“自学成才”者,学历评分是零,故而失去了分房机会。父亲建议他们查查档案,然后告诉他应该搬到新楼哪一套房。就这样,我家费尽周折才搬进外交部街新宿舍楼。

《林肯传》出版内幕

父亲一生翻译、编辑过16种语言的书籍,投入最大的还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林肯传》。为什么该书译者署名“云京”呢?说起来,这还和1970年代中“四人帮”导演的一出政治闹剧有关。

1974年,有个在云南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给江青写信,说他翻译了世界名著《林肯传》,把译稿连同一封效忠信寄到中南海,请她帮助出版。江青让姚文元把这个差使交给了人民出版社,当时的“社革委会”领导就让我父亲处理这部书稿。他发现江青、姚文元都是不学无术之徒,这本《林肯传》分明是美国中小学课外读物,怎么成了世界名著,上海青年的译文更是一塌糊涂。他冒着“抗旨不遵”的政治风险,如实上奏。如果真要翻译《林肯传》,他建议用美国著名诗人和传记作家桑德堡的名著。

林肯的传记多如牛毛,只有桑德堡写得比较好,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原著在1940年获普利策历史奖。他花了约30年时间收集有关资料,1926年和1936年先后出版了两卷《林肯·草原年代》(就任美国总统以前时期)和四卷《林肯·战争年代》(就任美国总统以后时期)。1954年出版了一卷《林肯·草原年代和战争年代》,全书凡六卷。

江青的“圣旨”,谁敢违抗,姚文元就让人在云南组织了一个工农兵“三结合”翻译组,打算节译桑德堡的《林肯传》。工作流程是:我父亲先把英文版《林肯传》六卷本节选为一卷本,然后发给大家分头翻译,最后由他定稿,所以译者以“云京”(云南和北京)为名。在这个工农兵翻译组中,只有两位大学外语教师真正懂英文,但他们毕竟不是专搞文学翻译的,加上那些工农兵的东西,译文质量可想而知。父亲不得不三下云南,修改乃至重新翻译那些乌七八糟的译文,还得耐心说服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推倒重来。本来一年就该办完的事,一直拖了三年,真是苦不堪言。尽管这本书是“四人帮”下达的政治任务,但是该书本身以及翻译过程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无关。1978年,父亲付出三年心血的《林肯传》终于在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林肯传》为1970年代末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了解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及时提供了宝贵资料。有一次,那个上海青年写信要我父亲证明这本《林肯传》是他翻译的,理所当然地遭到严辞拒绝。

从开城到巴黎

父亲通晓16国外语,去过的国家可没那么多,他只去过朝鲜、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第一次出国是1951年抗美援朝,供职于志愿军第47军司令部侦察科、志愿军政治部等诸多部门。小时候我好奇地问他:你当侦察兵活捉过美国兵吗?他说,那个活儿轮不到他这个瘦小的广仔,他只管审问战友抓来的俘虏。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实际上是和15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父亲从小学英语,上大学又学了法语,所以他在前线还审问过法语国家的“鬼佬”(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戏称)。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他也被调去参加板门店谈判。他透露的一些谈判细节相当有趣,比如谈判地点最初在北方控制的开城市郊来风庄,美军谈判代表每次都是举着白旗走过军事分界线,到来风庄谈判的,1951年10月谈判地点才迁到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他说,板门店什么也没有,谈判会场只是一些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他那时年轻气盛,恃才傲物,有一次用两种外语舌战前来采访的西方记者。殊不知,这样做是违反军纪的,他反驳西方记者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可能属于军事机密,事后受到严厉处分。这么有趣的故事,他一直讳莫如深,还是妈妈偷偷告诉我的。

在这场鲜血淋漓的战争中,父亲只受到微不足道的处分,与他一同跨过鸭绿江的战友中却有18万人永远长眠于异国他乡。美军方面亦伤亡惨重。据朝鲜战争纪念碑统计,美军伤亡、失踪、被俘人员达17万人。1993年第一次出访美国,我特地到华盛顿拜谒林肯纪念堂前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这是一块黑色花岗岩纪念碑,碑上赫然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毫无代价的)!”

父亲第二次出国,是1979年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赴欧洲。代表团团长是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副团长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秘书长是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宋木文,先在英国访问了两周,然后经巴黎回国。当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无论什么书,只要一出版,几个星期就一扫而空,单是人民出版社一家的《毛泽东选集》就发行了上亿册。英国出版同行听到这些介绍,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关于这次欧洲之行,他在一封给约稿人的回信中写道:“我自50年代参加出版工作以来没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这样深,可以说这是毕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开始关注世界出版业发达国家的新媒体、新出版技术的发展,开阔了眼界,我的所有与出版改革、电子编辑有关的文章都是在这以后写的。”

一位负责接待的英国朋友得知他有个儿子在北大读考古,就送了一本英国麦克米伦公司新版的《世界考古学》,并在扉页上题了一行字:I thought this might interest your son(我想令郎会对此书感兴趣)。这是外国朋友送给我的第一部外文书,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的最初知识,也是他回国讲述的。父亲大概并不知道他这次出访欧洲对我的触动。规划完美的伦敦市政、以计算机编辑书刊为代表的英国现代出版业、欧洲先进的高速公路、新落成的戴高乐机场、古色古香的巴黎老街、香榭丽舍大道奢侈品商店琳琅满目的橱窗。看到中国与西方差距这么大,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发奋读书、努力工作的初衷,多少和父亲的欧洲见闻有点关系。

父亲一直工作到66岁,单位才让他退休。不知疲倦的父亲,退休后又着手研究汉语标点符号,并出版了《标点符号的学习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0)。这本书分理论篇、历史篇、用法篇三个部分,被誉为“中外标点符号史综合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本书还引起台湾出版界的重视,问世第二年他们就推出了繁体字版(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无论如何,该书成了汉语标点符号的权威性著作,如果你在“百度”或“谷歌”上查寻汉语标点符号问题,那么林穗芳的解释就是标准答案,他对汉语标点符号的定义和用法成了海峡两岸共同的标准。

父亲的遗产

父亲一生安贫乐道,生活俭朴。走在街上,没人看得出这个瘦老头出自岭南望族。可是买起书来,他却“挥金如土”。弟弟告诉我,他有时开车送爸爸去书店买书,每次都买好几千块钱的书。我家除了书,什么都没有;可谓空无长物,家徒四壁。记得小时候,他通过北京外文书店在国外定购了一本大词典,书到北京后他在外地出差。这本词典硕大无比,我和妈妈两个人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从邮局抬回家。退休后,他仅有的一点养老金,几乎全拿来买书了。我每次出国讲学或开会,他都开具一个长长的书单让我买。2009年春,我应邀到巴黎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讲学,他又开了一个大书单。这次出访巴黎特别忙,许多书没时间帮他买。对他来说,书比什么都重要,回国后不停地埋怨我。他那点钱哪儿够买外文书的,每次要的大部头外文书都是我给他买的,所以他并没留下什么钱财。然而,我们都为有如此可爱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此外,我的语言天赋应该算是父亲留给我个人的一笔无形遗产。

中学时代,我理科学得比文科好,考大学时父亲希望我读理工科,因为他知道儿子口无遮拦,怕他学文科会犯错误。儿子往往有逆反心理,不让他做什么,就偏要做什么,吾亦如此。可是学来学去,转了几个圈,又回到父亲的语言学领域。尽管如此,我仍心存逆反,专门学他不会的东西。大家都奇怪北大那么多学科,我当年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么冷僻的学科。就因为父亲博学多才,文史哲无一不通,但是他不懂考古,那么我就报考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考古。父亲不会梵语,我就学梵语,他不会中亚死文字,我就学中亚死文字。这样做无非是想让世人知道,我的学术成就可是靠自己努力,跟老爷子毫无关系。

1990年,经剑桥大学教授哈罗德·贝利爵士推荐,我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院刊》(BSOAS)发表长篇论文,成功解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新出土的佉卢文书。佉卢文是印欧语系最早的文字之一,素有“欧洲甲骨文”之称。世界上最早的佛经,就是用这种文字抄写的。即便像德国这样的语言学大国,也仅有极少数学者能解读这种文字。美国梵学家邵瑞琪教授就是在BSOAS上看到这篇论文,才邀请我去华盛顿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学术成就,和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对考古和死文字有兴趣,是因为小时候读了家中一本书,名叫《字母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1798年8月,拿破仑手下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塞塔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文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文草书和古希腊文刻写,这三种文字的排列方式说明三者内容完全相同。英军击败驻守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法军后,罗塞塔石碑以及拿破仑在埃及掠夺的大批古物全部落入英国人手中,并作为战利品运到伦敦,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库之宝”。幸亏法国人把这块石碑做了一个石膏复制品运回巴黎,并由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成功地进行了解读。在罗塞塔三语碑铭第一部分,埃及希腊化王朝君主托勒密的名字全画有方框,并且被反复提到了五遍,成为商博良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我一下子就对古文明着了迷,以后专找这方面的书看。

父亲好读书,不善交际,除了人民出版社的同事外,往来较多的朋友只有詹伯慧、唐作藩、袁运甫、马雍、周耀文等寥寥数人;因编辑出版《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父亲又和周一良、吴于廑成了好友。这些人无一不是大学者,父亲为我营造了一个“谈笑有鸿儒”的书香之家,我的许多知识是小时候听来的。父亲珍藏的众多语言学图书,则萌发了我对这门学科的特殊兴趣。尽管我千方百计地回避父亲的学术领域,但是神算不如天算,最后不知不觉,鬼使神差又回到我的“家学”。

父亲当了一辈子编辑,一直为他人做嫁衣裳,1995年退休后,才开始自己的研究。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搞了那么多学术研究,却从未拿过国家一分钱科研经费!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淡泊名利,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在崇拜权势、金钱的世俗面前,他却显得那么不识时务。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1月6日报道,父亲在“1988年获‘老出版工作者’荣誉称号,1990年获韬奋出版奖,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9年荣获‘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他在语言学界、翻译学界亦有诸多荣誉称号,不知他是否在意;我只知道他临终前,仍念念不忘汉语拼音的规范化问题,因为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字典,皆错误地采用拉丁体汉语拼音,并未正确执行1958年宪法规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目前已引发许多问题,继续下去势必造成更大的混乱。为此,他生前多次呼吁汉语拼音必须“重归罗马体”(详见周耀文《重归罗马体——〈汉语拼音方案〉字母体式问题亟待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0月23日第4版)。可惜他人微言轻,因无人理睬他的建议而遗恨终生。

2010年1月12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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